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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多数人债务判决对案外债务人的效力
【作者】 陈晓彤【作者单位】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
【分类】 债权
【中文关键词】 多数人债务;判决对案外人效力;既判力扩张;预决效力
【期刊年份】 2019年【期号】 5
【页码】 180
【摘要】

多数人债务中,针对可分的给付,债权人可分别起诉不同的债务人,作为被告的债务人获得的判决对案外债务人产生何种效力,是一个重要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它既影响相关主体的实体权利与程序权利,又受到实体因素与诉讼因素的双重影响。对此我国学理研究较少,实践中存在既判力扩张与预决效力界限不明的现象,无法给予当事人合理的预期,有损害其程序与实体权利之虞。不妨采取实体法与诉讼法相结合的研究视角,在分别考察影响判决对案外债务人效力的实体因素与诉讼因素基础上,将二者结合起来作类型化的分析,并提出概括性的理论解决思路,以便在多数人债务语境中,将判决对案外债务人产生既判力扩张与产生可推翻的预决效力这两种情形区分开来。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78270    
  
  

目次

一、问题的提出

二、影响判决对案外债务人效力的实体法因素

三、影响判决对案外债务人效力的诉讼法因素

四、实体与程序相结合视角下解决问题的思路

五、结语

一、问题的提出

多数人之债是指债权人与债务人一方或双方为二人以上的债,其中多数人债务在实践中尤为常见。[1]针对多个债务人,若给付不可分,即需全体债务人共同为给付,债权人必须提起共同诉讼。给付可分时,债权人可选择提起共同诉讼抑或单独起诉其中部分债务人,[2]债权人首先起诉部分债务人并获得生效判决后,基于法律关系的相对性与独立性,未获实际清偿的债权人还可起诉剩余债务人要求给付。前后诉被告虽不同,但由于债权人要求给付的利益具有同一性或密切相关性,前后诉诉讼客体存在紧密关联,前诉判决对后诉可能产生某种效力,笔者拟通过两个真实案例对此加以说明。案例一,债权人先诉主债务人获得胜诉,后起诉连带保证人,保证人对主债权有异议,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第9条规定生效裁判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需证明,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因保证人无相反证据推翻,故认定主债权存在。[3]案例二,债权人先诉一位侵权按份债务人,法院判决确定了该债务人的责任份额及事故中各方的责任比例,债权人对剩余按份债务人提起后诉时,法院认为前诉判决已确认各方责任比例,生效判决具有既判力,后诉应作出相同判断。[4]这两个案例中法院对案外连带债务人与按份债务人分别适用了不同的判决效力——已决事实无需证明的“预决效力”[5]和“既判力”,既判力是禁止对既判事项重复起诉或重复争议的效力。[6]在后诉中,预决效力可推翻,既判力不可推翻,对联系更紧的连带债务人适用预决效力,却对联系较弱的按份债务人适用既判力,说明我国法院就判决对案外债务人效力问题,不存在统一合理的判断标准。事实上,实践中法院针对该问题大多在预决效力与既判力之间徘徊,存在较多同案不同判的做法,无法给予当事人明确的预期。

这一亟待解决的实践问题有其理论根源,即预决效力与既判力主观边界不清晰,更确切地说,是既判力主观范围不明。自我国相关司法解释规定预决效力且其适用得到广泛关注以来,学者对预决效力与既判力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有的对预决效力持否定或批判态度,[7]有的则致力于明确预决效力与既判力之间的界限。[8]批判预决效力的学者亦承认,已决事实会对后诉产生某种可推翻的证明性影响(“证明效”),[9]在这种效力与既判力之间当然存在界分的必要。我国“预决效力”将证明效予以制度化或许存在一些问题,但在既有制度框架下,为解决实践问题,理应研究如何区分可推翻的预决效力与不可推翻的既判力。现有文献在判决理由效力——即判决效力客观方面着墨较多,产生不少有益成果,[10]但却较少探讨判决效力主观范围。因此,判决对哪些案外人产生既判力(“既判力扩张”)、对哪些案外人产生预决效力或证明效,在学理上尚无具体明确的答案能够给司法实践提供指引。[11]多数人债务中判决对案外债务人效力问题恰好提供了一个分析既判力扩张与预决效力之界限的具体语境。这个语境带有强烈的实体法色彩,与一个债务人有关的事项之“涉他效力”受实体法律关系统一性要求的程度不同,从而影响判决对案外债务人产生的效力。

判决对案外债务人产生何种效力,在实体法上涉及与一个债务人相关的事项之“涉他效力”,在诉讼法上则属于判决对案外人效力问题的子集,故应结合实体法与诉讼法因素对其进行深入研究。本文首先考察影响判决对案外债务人效力的实体因素,通过对多数人债务实体类型的梳理,分析不同种类多数债务人不同程度的彼此关联性如何影响判决效力。接下来探讨诉讼法因素,将本文欲解决的问题置于判决效力主观范围理论之下,研究多数人债务中判决对案外债务人可能产生哪些效力,以及如何划分这些不同效力之间的界限。最后,将梳理过的实体因素与诉讼因素“组合”起来,为解决多数人债务中判决对案外债务人的效力问题提出一个符合逻辑的理论方案,确立相对明确的标准,尽可能实现实体法秩序统一性与诉讼法纠纷解决相对性原理之间的平衡。

二、影响判决对案外债务人效力的实体法因素

多数人债务类型构成影响判决对案外债务人效力的实体因素。不同的多数人债务类型中,债务人各自应向债权人提供的给付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结合”关系,与此相应,债务人彼此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关联,影响着一个债务人获得的判决对其他债务人产生效力的强度。对于这种难以用数学方法精确测量的“强弱度变化空间”,以类型为标准进行考察有助于明确其中的层次性并简化理解。我国实体法中的多数债务人制度借鉴于德国,但有自己的特色,对不同实体类型进行对照分析,有助于画出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以及债务人彼此之间关系强弱的“光谱”,从而可在诉讼法的前后诉关系视角下,确定不同类型案件中前后诉主客体之间关系的强弱。

(一)德国法中多数人债务的基本类型

我国多数人债务类型大体上借鉴了德国民法的规定,不妨先回归到德国法对其基本状况予以介绍。《德国民法典》仅规定按份债务与连带债务,但学理将多数人债务分为按份债务、连带债务及以不可分给付为对象的共同债务。此外,连带债务中存在一个特殊的亚类型,有的学者将其称为不真正连带债务,有的则称为“不纯正或表见的连带债务”。共同债务(或我国学者所称的“不可分之债”)以不可分给付为对象,[12]债权人必须将多数债务人作为共同被告,与本文要讨论的主题——判决对“案外”债务人的效力——关联不大,下文中不再多作涉及。老婆觉得我剪头发浪费钱

按份债务的特征恰好与共同债务相反,即给付是可分的。不过,并非所有给付可分的情形均构成按份债务,给付可分时还有可能成立连带债务与不真正连带债务。在德国,给付可分时成立按份债务的情形极少,仅在数人基于合同分担向债权人提供可分给付义务且根据当事人预期可断定各人承担按份责任、法律规定同亲等数个亲属承担按份扶养义务时,成立按份债务。在其他给付可分的情形中,总是由于债务人彼此之间已存在特殊法律关系,债权人可要求数个债务人承担连带责任。

德国连带债务的特征,除给付可分外,最重要的是债权人“给付利益同一性”,即债权人对多数债务人享有的请求权在给付目的上同一。债权人可要求任一债务人为全部或部分给付,由实际给付超过自己应承担份额的那位债务人向其他债务人追偿。不过通说还认为,连带债务除“给付利益同一”外,还需满足各个债务人“给付义务具有同位阶性”条件,即每个债务人均需在最终意义上承担一部分真正的责任。

若给付虽然利益同一但不具有同位阶性,成立的是不真正的连带责任。不真正连带责任是指,虽然债权人对数个债务人要求的给付在利益上同一,但在数个债务人内部有些债务人仅为另一些债务人承担从属性或替代性责任,因此仅前者可向后者追偿,后者不可能向前者追偿,并非每个债务人均在最终意义上承担一部分真正的责任。[13]

综上,不同多数人债务类型基本特征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债权人与债务人外部关系和多数债务人彼此之间内部关系的“组合”。按份债务是意定或法定由数个债务人分别向一个债权人承担的数个债务,这数个债务之间存在微弱的关联,且数个债务人内部不存在法律关系。而连带债务与不真正连带债务则是数个债务人彼此之间本有牵连,各个债务人对债权人所负的债务还结合为一个统一的给付,并由于一个债务人对债务的履行而在债务人之间产生新的追偿关系。连带债务与不真正连带债务在债务人与债权人之间关系上无差别,但在债务人内部关系上存在差异,即连带债务各个债务人应承担的最终责任是均等或平等(按照特定份额)的,而不真正连带债务人则存在从属性、补充性或替代性。

(二)我国多数人债务类型的特殊性

我国多数人债务制度虽借鉴了德国上述基本概念类型,但具有自己的特殊性,除按份责任(《民法总则》第177条等)与连带责任(《民法总则》第178条等)外,还规定了相应的责任(《侵权责任法》第9条第2款、第49条)和相应的补充责任(《侵权责任法》第34条、第37条第3款、第40条)这些“混合性”形态。此外,我国实体法学者亦承认给付存在层次性的不真正连带债务。[14]我国多数人债务类型对应的具体情形,也与德国存在多处差异。

我国按份债务情形比德国多,主要是出现在一些多数人侵权的案件中。对多数人侵权,德国通说认为均构成连带债务,以便保护受害人,将受害人找不到部分加害人或部分加害人支付不能的风险分配给侵权人一方来承担。[15]而我国《侵权责任法》第11条规定,无意思联络且每个人行为均足以造成全部损害的,数人承担连带责任,若并非每个人行为均足以造成全部损害,数人应按照各自份额承担按份责任,债权人仅能要求债务人分别给付特定份额的损害赔偿。关于多数人侵权中连带责任与按份责任的区分标准,2009年《侵权责任法》第11条规定的是“各人行为是否均足以造成全部损害”,而2004年开始实施、现行有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人身赔偿司法解释》”)第3条规定的则是“数个行为是直接还是间接结合造成同一损害后果”。这两项标准在表述上不完全一致,但均十分抽象,需由法院在个案中综合判断,适用中难免出现不一致。

连带债务在我国的适用亦相当广泛,规范并不区分学理中的真正连带债务与不真正连带债务。事实上,我国实体法学者对是否有必要承认独立的不真正连带债务类型尚不存在统一观点。[16]或许在连带债务与不真正连带债务之间完全划清界限是困难的,但其中一部分债务人并非在终局意义上承担真正责任,而是替代性或从属性责任的情形,如连带保证人、加害人与责任保险人、加害人与社会保险机构、销售者与生产者承担的连带责任中,债务人内部关系与一般的连带债务确有不同。在考虑判决对案外债务人产生的效力时,债务人彼此之间关系是重要的影响因素,故在我国亦有必要考虑一般连带债务与不真正连带债务的界分。

《侵权责任法》还规定了相应责任与相应的补充责任,这两种形态与连带责任存在差异,因为债权人对不同债务人享有的给付利益不完全同一。在相应的责任中,债权人可要求部分债务人提供全部给付,但对另一部分债务人则仅能请求承担与其过错或原因力相应的责任。在相应的补充责任中,债权人亦仅能要求部分债务人为全部给付,且仅在这部分债务人不能全部赔偿时才可要求其他债务人承担与其过错或原因力相应的责任。至于应承担全部给付义务者与仅承担相应责任或相应补充责任者之间是否可追偿,我国法律与司法解释并无规定,学者对此亦不存在统一观点。[17]笔者以为,相应责任与相应补充责任者承担的均为自己的责任,且未超出其应当承担的份额,故不享有向可被要求提供全部给付的债务人追偿的权利;反过来,损害结果是由可被要求赔偿全部损害的债务人之行为与承担相应责任或相应补充责任者的行为(如违反监护义务、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等)相结合造成的,如债权人要求前者承担全部责任,前者应当可以向后者追偿。由此可知,相应责任与相应的补充责任具有混合性特征。

(三)多数人债务类型与判决对案外债务人效力问题的连接点

在不同的多数人债务类型中,“债权人—债务人”之外部关系与“债务人—债务人”之内部关系各有其特色。民事实体法也颇为关注一个债务人与债权人之间关系中的某事项是否对其他债务人与债权人之间关系产生影响,具体而言,决定该问题答案的因素主要是“债务人—债务人”之内部关系。某个债务人获得的法院生效判决之效力,就是一种可能对其他债务人与债权人之间关系产生影响的事项。

德国学者认为,按份债务人彼此之间基本上不存在法律牵连,故“个别效力”原则占据支配地位,仅在基于合同的按份债务中,由于合同唯一,解除权和减价权应由多个债务人共同行使。针对其他所有事项,包括生效判决既判力,债务人均相互独立。[18]《德国民法典》对连带债务中一个债务人与债权人之间某种事项对其他债务人是否产生相同效力有一些规定,由于给付利益的同一性,清偿、替代清偿、免除全部债务、债权人迟延、与清偿具有类似效果的提存和抵销,即使仅在一个债务人与债权人之间发生,也对所有的债务人产生同样效力。但其他事项——哪怕也间接与给付相关——均仅具有个别效力,其中就包括确定判决的既判力(及债务人迟延或过错、支付不能、时效等)。对不真正连带债务,实体法未明确规定,学者一般认为许多连带债务规范可直接或类推适用于不真正连带债务,但对某些不真正连带债务,德国诉讼法学理与判例则承认基于实体牵连关系的既判力扩张,这与普通连带债务有所不同,详细内容留待后文分析诉讼法因素时介绍。

对于这个问题我国规范较少,[19]且未对一个债务人获得的判决是否拘束案外债务人与债权人之间关系作出明确规定。连带债务中,某些与清偿相关或类似的事项——清偿、替代清偿、免除全部债务、债权人迟延、提存、抵销,考虑到债务人的实体利益,应当对全体债务人产生总括式的效力,即可为其他债务人所援引。至于一人所获判决的既判力是否及于其他债务人,或对其他债务人产生何种效力的问题,我国并无实体规范,其本质上是个诉讼法问题,故仅在实体法视角下尚不能作出明确回答。

本文对多数人债务的实体类型进行梳理,并非是要在不同类型之间划出清晰的边界,这是很难做到的,我国按份责任与连带责任、一般连带责任与不真正连带责任、连带责任与相应的责任或相应补充责任等类型之间,界限均可能十分模糊。本文对这些实体类型的考察,目的是大致上澄清影响判决对案外债务人效力的实体因素。在不同类型中,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外部关系和债务人与债务人之间内部关系具有不同的特征,正是这些特征影响了债权人先后起诉不同债务人时前后诉主客体之间的关系,而这是判断判决效力强弱十分重要的因素。该部分讨论的主要是前后诉主客体之间的实体关系,在此基础上还要考虑诉讼法因素,如案外债务人的程序保障权、前后诉共通的事实或法律问题在前诉判决中的地位等。

三、影响判决对案外债务人效力的诉讼法因素

多数人债务中判决对案外债务人的效力,虽受各方主体间实体法律关系的影响,但在直接意义上“隶属”于判决效力这一诉讼法问题,需将其置于判决效力体系之中进行探讨。本文开篇已提及,我国实践中法院对案外债务人大多在适用既判力与适用预决效力之间徘徊,主要原因在于既判力与预决效力边界不清晰。根据《证据规定》第9条与在此基础上对字词稍作调整的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民诉法解释》)第93条的规定,预决效力是一种要件宽松、效果灵活的效力,其主观范围似无限定。而既判力是一项后果严格、构成要件应明确化的效力,就相同的客体内容,判决若对某些主体产生既判力,就不会仅对其产生预决效力。判决对案外人是产生既判力还是产生可推翻的预决效力,取决于特定诉讼法因素。在我国制度与学理尚不能明确区分这两种效力的背景下,可考察比较法经验,提炼出相关的诉讼法因素。

(一)我国判决对案外债务人效力之现状

判决对案外债务人可能产生的效力,在我国语境中有既判力与预决效力。既判力在我国虽非法定概念,但其消极作用方式——禁止重复起诉——在《民诉法解释》第247条中得到了确立,且积极既判力——判决对后诉的拘束力——在学理与实践中亦得到承认。预决效力是《证据规定》第9条第4项和《民诉法解释》第93条第5项规定的,已为法院生效裁判确认的事实无需举证的效力。

在主观范围方面,预决效力规范未作限制,但既判力作为遮断后诉与拘束后诉的效力,不能随意对未实施诉讼、未获得充分程序保障者产生。关于既判力的主观范围,在较长时期中我国司法实践存在不承认既判力相对性原则的倾向,[20]即承受既判力的主体不限于判决的当事人,这对案外人独立的程序保障权构成一定的威胁。2015年《民诉法解释》第247条将前后诉“当事人相同”规定为重复起诉的主观要件,确立了既判力相对性原则。既判力仅限于判决当事人作为一项原则,需要合理的例外加以补充。大陆法系和我国学者以“既判力扩张”制度来说明相对性原则的例外,我国相关司法解释仅以个别条款的形式对例外加以规定,如《民诉法解释》第249条的诉讼中受让争议的权利义务之人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6条的公司全体股东受解散公司诉讼之判决拘束。不过,颁布《民诉法解释》的最高人民法院有关部门为该司法解释编纂的解说书中,对第247条中“当事人相同”作出了实质性而非形式上的理解,提出“诉讼担当人”“当事人的继受人”等来自大陆法系既判力扩张理论的概念,[21]主张这些主体亦属于相同的当事人。该解说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的司法实践,[22]不过,其提出的“当事人的继受人”概念与《民诉法解释》第249条之间存在何种关系、“诉讼担当人”概念的精确内涵、判决对多大范围内的案外人产生既判力才合理,均未得到充分的探讨。

由于缺乏对既判力主观范围作精确界定的规范,且学理研究亦不充分,在主观方面区分预决效力与既判力存在一定的困难。这种困难在多数人债务中判决对案外债务人效力问题上有较为突出的表现。一方面,多数人债务中债权人享有的给付利益之同一性或紧密结合性要求尽可能对不同债务人之诉讼中共通的事实或法律问题作出一致性判断,以实现实体法律关系的统一性和纠纷解决的划一性;另一方面,不同债务人彼此之间具有独立性,未参加诉讼的债务人就该共通问题享有的争执利益通常不能为作为当事人的债务人所充分代表,若使其承担判决的既判力,就剥夺了该案外债务人享有的独立程序保障权。

多数人债务中存在的实体法秩序统一性与法律关系相对性、纠纷解决相对性之间的紧张关系,是导致法院在对案外债务人适用既判力与适用预决效力之间徘徊的重要原因。由于既判力与预决效力的主观范围缺乏明确的区分标准,法院经常对同类案件采取不同做法。例如,在夫妻共同债务中,有的法院认为夫妻一方获得的判决对案外的夫妻另一方产生既判力,[23]有的则认为仅产生预决效力。[24]责任保险关系中,受害人既可向保险人又可向侵权人主张损害赔偿,有的法院将案外的责任保险人视为侵权人(亦即被保险人)的“权利义务继受人”,故受害人以责任保险人为被告的后诉构成重复起诉,即对保险人适用消极既判力,[25]有的法院却对责任保险人适用预决效力。[26]多数人侵权应承担按份责任时,本文开篇提到的案例二法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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