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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甘肃政法学院学报》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私法表达
【作者】 柳经纬
【作者单位】 甘肃政法大学{特聘教授}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分类】 法律经济学
【中文关键词】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物权法;民法典
【期刊年份】 2019年【期号】 5
【页码】 1
【摘要】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不断探索中形成的关于当代中国所处社会阶段的论断,是一系列重大改革决策的理论依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本质是强调非公有制经济与公有制经济同等重要,其私法意义是公私财产的平等保护。《民法总则》第3条、第113条关于民事权益平等保护原则的规定,充分反映了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本质要求。然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阶段性”则与民法典应具备的品格不相协调,民法典不宜直接规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78356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指引下形成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对我国民事立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当前,我国民法典编纂正在进行,民法典应当如何表达社会主义初阶阶段基本经济制度,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一、初级阶段理论的内涵与意义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我国文化经济落后的国情提出的对我国当代社会所处发展阶段的著名论断。它是邓小平理论的基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1]从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的判断开始,到1987年中共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再到1997年中共十五大进一步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纲领,形成了系统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中共十五大以后,十六大(2002年)、十七大(2007)、十八大(2012)和十九大(2017)均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指出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地位没有变。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坚持而不能脱离社会主义;二是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2]

中共十三大报告《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会经历的起始阶段,而是特指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生产力落后”“经济不发达”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国情,也是社会主义初阶段理论提出的现实基础。为了改变“生产力落后”“经济不发达”的落后状况,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共十三大提出了“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坚持全面改革”“坚持对外开放”“以公有制为主体,大力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以安定团结为前提,努力建设民主政治”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坚持的方针政策。中共十五大报告《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目标和基本政策,即“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基础上,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

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起点和终点,中共十三大报告指出:“从五十年代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实现,至少需要上百年时间,都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中共十五大报告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即“到建党一百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世纪中叶建国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共十八大报告《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再次明确了“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共十九大报告《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进而对“两个一百年”目标未来的工作作了具体的部署,即“从二○二○年到二○三五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二○三五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根据我国国情对当前所处社会发展阶段作出了正确的判断,回答了在我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以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性的问题,为党和国家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提供了理论的依据,也为避免和防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出现“左”或右的重大错误提供了思想的武器。[3]

二、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私法意义会让它误以为那是爱情

改革开放以来,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指引下,我国在基本经济制度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改革,从农村的土地承包制到城市的国有企业改革,从鼓励和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不断地探索中逐渐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这一基本经济制度经1999年宪法修正被写进宪法。

社会主义初阶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实质是在坚持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的同时,鼓励和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提升非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地位,强调非公有制经济和公有制经济同等重要。体现在法律上,就是在坚持保护社会主义公共财产的同时,逐渐加大私有财产保护的力度,将私有财产保护提升到与公共财产同等受保护的法律地位。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我国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建立了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并由此形成了特殊的民法所有权制度:我们摒弃了传统民法以动产与不动产划分为基础的所有权分类,采取了以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划分为基础的所有权分类,所有权被划分为国家所有权、集体所有权和公民个人所有权,生产资料只能归国家或集体所有,公民个人只能享有生活资料所有权而不能享有生产资料所有权。由此形成了所有权保护的不同话语、不同观念、不同原则,即强调社会主义公共财产(国家财产和集体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对于公民个人财产保护则不强调“神圣不可侵犯”,只讲“依法保护”。1975年《宪法》、1978年《宪法》以及1982年《宪法》均区分公共财产和公民个人财产,作了不同的规定。1975年《宪法》第8条规定“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不可侵犯”,第9条第2款规定“国家保护公民的劳动收入、储蓄、房屋和各种生活资料的所有权”。1978《宪法》第8条第1款规定“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不可侵犯”,第9条规定“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生活资料的所有权”。1982年《宪法》第12条第1款规定“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第13条规定“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的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财产的所有权”。受宪法影响,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虽然在第一章“基本原则”中不作区分地规定“公民、法人的合法的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第5条),彰显了民事权益平等保护原则;但是在第五章“民事权利”第一节“财产所有权和与财产所有权有关的财产权”中仍采用国家所有权、集体所有权和公民个人所有权的分类,并强调“国家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第73条),对公民个人财产,只是规定“受法律保护”(第75条)。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生产资料公有制一统天下的局面首先在对外开放中得到突破。1979年,我国引进外资的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允许外国资本来华投资办厂。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第2条明确规定:“中国政府依法保护外国合营者按照经中国政府批准的协议、合同、章程在合营企业的投资、应分得的利润和其他合法权益。”这是我国明确保护私有财产(外国投资者权益)的“第一法”。[4]1982年《宪法》第18条进而在宪法的层面上重申了保护外国投资者权益的原则。1988年《宪法修正案》第1条对私营经济也给予了肯定,赋予私营经济“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的地位,明确“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的态度(《宪法》第11条)。同年国务院颁布的《私营企业条例》为私营企业设立和经营提供了规范,并重申“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企业的合法权益”(第2条)。1999年《宪法修正案》第16条进而对宪法第11条作出修改,将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从原来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提升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2004年《宪法修正案》第22条将宪法第13条修改为:“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私有财产的宪法地位最终得以确定。

1999年《宪法修正案》规定,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强调非公有制经济和公有制经济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2004年《宪法修正案》规定“私有财产不受侵犯”,旨在强调私有财产和公有财产平等受法律保护。这就为承认生产资料私有制和保护私有财产提供了宪法的依据,也为民法物权制度确立了基调,即不论公有制经济还是私有制经济,不论公有财产还是私有财产,都应当平等地得到法律的确认和保护。

中共十八大以后,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得到进一步强调。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必须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决定》还明确提出“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

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与我国物权立法

直至1979年开启的第三次民法典编纂工作,我国民事立法只讲所有权而不讲物权,理论上甚至认为除所有权外的其他物权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特有现象。[5]这与改革开放之前实行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有关。物权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多元的土地财产关系。在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土地只能归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私人不能以任何形式拥有土地,法律上也禁止任何形式的土地交易(1982年《宪法》第10条)。因此,土地财产关系变得十分单一,除了土地归属之外,其他任何形式的土地关系都被法律所禁止。这就导致了土地权利的单一化,除国家或集体的所有权外,反映其他土地财产关系的物权都失去了存在的基础。[6]

改革开放以后,农村集体土地承包制的兴起,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制改革,突破了旧的土地公有制的制度瓶颈,在土地公有的基础上创设了新的土地利用关系,形成了新的土地财产权,即农村集体土地承包权和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从而为物权制度的构建奠定了经济基础。[7]

我国物权立法始于1993年,至2007年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物权法》,历时14年。[8]从立法的过程来看,最高立法机关十分重视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规定。2002年1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征求意见稿)》第3条就规定:“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2002年12月23日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第二编“物权法”(一次审议稿)没有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规定。2004年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草案)》(二次审议稿)也没有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规定。2005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草案)》,三次审议稿两处增加规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一是第1条中增加了“维护国家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容;二是在第五章“国家、集体和私人所有权”中增加规定了“国家维护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第50条)。[9]《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草案)》四次审议稿和五次审议稿延续了这种安排。[10]从2006年10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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