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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甘肃政法学院学报》
侦查讯问程序违法的法律规制
【作者】 孟凡骞【作者单位】 中国刑事警察学院{编辑部编辑,副编审}
【分类】 刑事侦察学
【中文关键词】 侦查讯问;讯问程序违法;讯问方法违法;法律规制
【期刊年份】 2019年【期号】 5
【页码】 99
【摘要】

公安机关在侦查讯问中的违法现象呈现出两种形态:讯问程序违法与讯问方法违法。在当前侦查工作实践中,公安机关的违法侦查讯问更多表现为讯问程序违法,而且与讯问方法违法相比,讯问程序违法更少受到关注,侦查人员的违法行为也更少受到制裁。讯问程序违法的发生具有结构性原因,如规制侦查讯问活动的法律制度存在缺陷,违法侦查讯问难以发现与难以证实,公安机关侦查讯问资源不足等。刑事司法需要采取措施应对侦查讯问程序违法,包括完善违法侦查讯问的法律制裁、落实侦查讯问活动的过程监控与客观记录、适度分离部分侦查讯问程序工作、合理配置侦查讯问的人力资源。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78349    
  
  

一、导论:从询问方法违法到询问程序违法

犯罪嫌疑人口供,如同希腊神话中海妖塞壬(Siren)的歌声,对侦讯人员具有无法抗拒之诱惑。[1]为获取犯罪嫌疑人供述,古往今来,各类野蛮讯问罄竹难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国家一直较为重视违法讯问的规制工作。1978年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诉法》)出台至今,经过40余年的制度累积,侦查人员讯问的合法性与正当性才得以大幅提升。即便如此,侦查机关的违法讯问现象仍然层出不穷,刑讯逼供或变相刑讯、诱供等严重的违法讯问依旧没有完全绝迹。[2]

侦查人员的违法讯问通常可分为两大类型:第一,讯问方法违法。讯问方法违法是指侦查人员采取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讯问。根据现行《刑诉法》第56条,侦查人员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应当予以排除。由于“刑讯逼供等”字意抽象笼统,2017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共同颁布《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其第1-4条对讯问方法违法的相关类型进行了列举。[3]讯问方法违法之所以不被法律所容许,乃在于侦查人员侵犯了犯罪嫌疑人的供述自愿性或不自证己罪的权利。第二,讯问程序违法。讯问程序违法是指侦查人员违背了讯问过程中法律设置的强制性义务、责任,是对“必须”“应当”话语指向的背离,可以视作“程序步骤或程序规范性违法”,主要违背了程序法定原则且侵犯了犯罪嫌疑人的正当程序权利。

然而,长期以来,理论界的关注点主要聚焦于刑讯逼供、变相刑讯等极端违法讯问方法及其造成的严重后果,至于侦查人员违反审讯时间、空间或未告知犯罪嫌疑人程序权利等审讯程序违法,目前仍处于理论视野的边缘。这大概基于三个原因:一是刑讯逼供过于残酷或非人道,以及刑讯逼供等违法审讯方法极易造成冤假错案,导致无辜者被错误定罪量刑,继而损害刑事司法的权威性与合法性。二是我国刑事司法尽管在逐步改变“重实体、轻程序”的制度弊病与诉讼观念,但在司法实践中,程序虚置或被规避的现象还是大量存在。只要侦查人员没有采取刑讯逼供等违法讯问方法,即便存在讯问程序违法,公检法机关也很难排除讯问程序违法取得的口供。三是相比于讯问方法违法,讯问程序违法是一种更为常见的违法讯问,而且一般不会产生刑讯逼供等极端违法审讯的恶果,侦查机关对此习以为常,此类行为受到一定程度的容忍。

正是基于上述原因,有关刑讯逼供、威胁、引诱、欺骗等讯问方法违法的理论研究卷帙浩繁。特别是21世纪以来,大量冤假错案的曝光及其与刑讯逼供之间的亲和性,驱使国家相关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应对,逐步形成了制度化的治理体系,并在司法实践中初见成效,刑讯逼供在一些地方几乎销声匿迹,与此相对的是讯问程序违法的行为却一再发生。有鉴于此,本文研究讯问程序违法,以期提高刑事讯问程序违法的制度成本。此外,本文将研究范围限制于公安机关羁押时的讯问程序违法,主要基于如下原因:一是公安机关承担了我国绝大部分刑事案件的侦查任务,故讯问程序违法更多发生在公安机关的讯问过程中;二是在犯罪嫌疑人被关押在看守所期间,受规章制度与客观条件的制约,侦查人员违法讯问的操作空间受到挤压,讯问程序违法更易发生。

二、程序控制:侦查讯问的结构要素

在程序法的理论中,程序被视为对恣意的限制。[4]而侦查人员与犯罪嫌疑人在讯问过程中短兵相接,两者处于控制与被控制的失衡状态,且与外界几乎完全隔绝,侦查人员的权力极易失控。所以,国家对侦查人员恣意的或容易失控的讯问权力的法律控制,就成为检验一国刑诉法能否作为“宪法测震仪”或堪当“宪法性诉讼”的标尺。

应当说,自21世纪以来,特别是2010年以后,随着一些冤假错案的相继曝光,国家不仅开始出台控制讯问方法违法的制度措施,而且还通过刑诉法以及最高法院司法解释等制度规范,不断强化刑事审讯的程序正当性,并逐步针对侦查机关的讯问权力建构了比较系统的制度化控制机制。这些制度化的控制机制,明显具有一种结构化特征,分别从讯问主体、行为时空、程序告知等角度,对侦查人员的讯问行为进行了全面约束。

第一,主体控制:侦查人员不少于两人。《刑诉法》第118条规定,“讯问犯罪嫌疑人必须由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的侦查人员负责进行。讯问的时候,侦查人员不得少于二人。”这就是侦查讯问的主体法定原则。主体法定,当然排除了从事其他职务的在编民警以及辅助侦查人员办案的辅警、到侦查机关实习的公安院校实习生等其他人员的讯问资格。之所以确立主体法定原则,在于刑事讯问是国家对还未被法院最终定罪量刑的犯罪嫌疑人进行的强制性侦讯,这代表国家的强制力,具有不可转让性或替代性。同时,刑事讯问涉及复杂的专业知识,受过专业训练与在职历练的侦查人员才能胜任,非普通的一般辅警或实习生可以担当。此外,参与讯问的侦查人员不能少于两人,具体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指整个讯问过程,形式上必须保证两名侦查人员同时在场;二是两名侦查人员均要实质性参与讯问,避免形式化。人数的限制,既可能有讯问效果的考虑——充分利用团队力量,也可能有利用侦查人员之间的相互牵制,进而避免单个侦查人员人性弱点的失控的考虑——在力量失衡的环境下个人极易操弄他人。

第二,时空限制:讯问程序合法性的基础。《刑诉法》第119条规定,“对不需要逮捕、拘留的犯罪嫌疑人,可以传唤到犯罪嫌疑人所在市、县内的指定地点或者到他的住处进行讯问”。但在日常侦查实践中,对于绝大多数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都是通过传唤、拘传、现场抓捕等方式使其到案,然后在公安机关内部开展讯问。根据《公安机关执法办案场所办案区使用管理规定》,[5]除特殊情况外,羁押前讯问必须在公安机关的办案区讯问室进行。讯问地点的规范化,主要有两个目的。首先在于便利公安机关内部监控侦查人员的需要。在办案区讯问室讯问,如后所述,可以实现讯问录音录像的全程监控,防止侦查人员违法讯问。其次,讯问地点的限制,也是避免侦查人员利用其他讯问环境进行刑讯逼供等违法讯问,导致控制刑事讯问的制度机制被架空。[6]此外,根据《刑诉法》第86条,“公安机关对被拘留的人,应当在拘留后的二十四小时以内进行讯问。”第119条还规定,“传唤、拘传持续的时间不得超过十二小时;案情特别重大、复杂,需要采取拘留、逮捕措施的,传唤、拘传持续的时间不得超过二十四小时。”上述两条确定了羁押前的讯问时间,最长不能超过24小时,且侦查人员不得以连续传唤、拘传的形式变相拘禁犯罪嫌疑人;在传唤、拘传犯罪嫌疑人时,应当保证犯罪嫌疑人的饮食和必要的休息时间。讯问时间的限定,某种程度上是为了保障犯罪嫌疑人的供述自愿性,避免侦查人员通过无限拉长讯问时间的疲劳战术逼迫犯罪嫌疑人。

第三,全程录音录像:审讯合法性的最佳证明模式。《刑诉法》第123条规定,“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可以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或者录像;对于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或者其他重大犯罪案件,应当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或者录像。”本条确立了侦查机关讯问犯罪嫌疑人可以录音录像与应当录音录像的程序法定原则。当然,为了更有效地控制侦查人员的违法讯问,同时也是为了应对犯罪嫌疑人在审查起诉或庭审阶段的反复翻供问题,以及降低侦查机关与侦查人员可能面临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辩护律师、社会公众违法讯问的指控、猜测风险,2014年《公安机关讯问犯罪嫌疑人录音录像工作规定》第4、6条大幅度地拓展了应当录音录像的范围。[7]不过,由于是公安机关的内部规定,在侦查实践中,侦查人员可能根据具体案件采取选择性执行模式。而且,侦查机关即便依照内部规定对相关案件全程录音录像,但对于超出刑诉法规定的案件类型,一般也不会连同案卷移送检察机关。同时,法律规定“讯问过程的录音或者录像应当全程进行,保持完整性”。完整性才是证明侦查人员讯问合法性的根本。所以,2017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共同颁布《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下称《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1条,再次重申“对讯问过程录音录像应当不间断进行,保持完整性,不得选择性地录制,不得剪接、删改。”侦查机关讯问过程录音录像的完整性原则,就当前来说,可以说是证明侦查机关讯问合法性的最佳证明机制。小词儿都挺能整

第四,权利告知:犯罪嫌疑人讯问权利的合法性保障。《刑诉法》以及相关规定,确立了侦查人员对犯罪嫌疑人各项权利的告知义务。具体包括:1.拒绝回答权,即对与本案无关的问题,犯罪嫌疑人有拒绝回答的权利。2.认罪认罚可以从宽处理权[8]。3.相关人员在场权,例如讯问聋、哑犯罪嫌疑人,应当有通晓聋、哑手势的人参加;讯问未成年人,应通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法定代理人或其他人员参加;讯问不通晓当地语言文字的犯罪嫌疑人,应提供翻译人员。[9]4.讯问笔录核对权:讯问笔录应当交犯罪嫌疑人核对,对于没有阅读能力的,应当向他宣读,如果记载有遗漏或者差错,犯罪嫌疑人可以提出补充或者改正。[10]5.录音录像的知情权:《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0条规定,侦查人员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对讯问过程的录音录像。侦查人员上述主要的五项权利告知义务,以及对犯罪嫌疑人各项权利的保障,是犯罪嫌疑人权利得以实现的根本举措,当然从反面来看,同样是对侦查机关讯问权力的制约。

第五,行为规范:讯问行为的法律要件。刑事讯问是环环相扣的程序行为链,法律规定其中一些重要的行为片段,必须具备相应的要件结构。例如,侦查人员需要出示证件:《刑诉法》第119条要求侦查人员对不需要逮捕、拘留的犯罪嫌疑人在传唤到犯罪嫌疑人所在市、县内的指定地点或者到他的住处进行讯问时,应当出示公安机关的证明文件;对在现场发现的犯罪嫌疑人口头传唤时,也应出示工作证件,并在讯问笔录中注明。侦查人员应制作讯问笔录:《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2条要求“侦查人员讯问犯罪嫌疑人,应当依法制作讯问笔录”。此外,侦查人员还应签名,进行笔录注明。[11]

法律或者其他具有同等效力的规范设定讯问行为必要的程序要件,其根本目的是为了保证整个讯问过程的合法、规范、有序,避免讯问笔录因为存在缺陷或瑕疵而引起证据资格与证明力方面的争议。

三、程序违法:侦查讯问的实践分析

讯问程序违法是指侦查人员在刑事讯问的过程中,违背了讯问程序的法律控制机制。讯问程序违法的种类不同,违法的消极后果也存在差异。根据侦查机关的侦查讯问实践,我国目前讯问程序违法大致表现为如下几种类型。

第一,讯问主体不合法。讯问主体不合法主要表现为1名侦查人员讯问,或1名侦查人员与1名辅警讯问,或者1名辅警先讯问然后再由1名侦查人员补充讯问。侦查实践中甚至存在完全由1名或2名辅警讯问的场面。讯问主体不合法难以在讯问笔录上表现出来:作为侦查实践的潜规则,侦查人员都会补签名字。讯问主体不合法,可以说是当前我国公安机关日常讯问中程序违法的常见形态。[12]

第二,违反同步录音录像的相关规定。《刑诉法》要求对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或者其他重大案件的讯问应该全程录音录像。而如前所述,《公安机关讯问犯罪嫌疑人录音录像工作规定》自行扩大了采取全程录音录像的案件范围,但由于是公安机关的内部规定,能否在实践操作中兑现则有待观察。

对此,我们以必须强制录音录像的实践案件作为分析依据。根据学者对2017年全国各省市公安机关侦办的160起命案卷宗评审材料的实证研究发现,同步录音录像存在问题的比率,占所有讯问程序违法、存在瑕疵问题比重的38.9%,出现次数最多。具体来说,该问题主要表现为侦查人员没有对每一次讯问都录像,只有某一次或几次录像;同步录像没有全程无间断地进行;录像没有声音;同步录像制作说明过于简单,无制作时间、案件名称、案件编号,同步录像时间与北京时间是否有差异未进行较正;同步录像内容与讯问笔录内容有较大出入等。[13]

其他实证研究也印证了这一情况。有学者指出,侦查讯问实践中,同步录音录像存在的问题多达12种。例如,讯问过程中出示证据和犯罪嫌疑人辨认证据、核对笔录、签字捺指印的过程没有在画面中予以反映;讯问过程中,因存储介质空间不足、技术故障等客观原因导致不能录音录像,但没有中止讯问的;录音录像存在补录或者重新录制的;对应当进行录音录像的案件进行选择性录制的;录音录像存在先审后录或提前彩排的。[14]由此可见,讯问过程中同步录音录像存在的各种问题,构成了讯问程序违法的另一主要领域。

第三,充分用足讯问时间导致的问题。虽然讯问时间大多不会超过24小时,但除非案件简单,侦查人员一般都会忽视传唤、拘传12小时的限制,基本以24小时作为讯问期间,即充分用足法律规定。[15]为了有效利用24小时的讯问上限,且为了增加或最大程度地施加讯问压力,在违法讯问方法受到高度压制之后,控制犯罪嫌疑人的饮食与休息时间成为侦查人员可以灵活调控的重要讯问策略。由此可以看到,侦查人员可能任意支配或根本不予保障犯罪嫌疑人必要的饮食和休息时间,[16]而这根本不会产生任何法律后果。

第四,讯问空间可能被规避。公安机关办案场所规范化建设之后,侦查人员差不多都会在规范化的办案场所讯问犯罪嫌疑人。但在侦查机关办案场所讯问犯罪嫌疑人,有可能只是第一次正式讯问而非第一次讯问。例如,在从犯罪嫌疑人被抓后送到公安机关办案区的过程中,侦查人员可能进行预先讯问,办案区讯问只是预先讯问的延续。而预先讯问中违法讯问方法的波及效应,完全可能传递给正式讯问,从而导致全程录音录像监控违法讯问的法律功能被架空。[17]同时,犯罪嫌疑人被羁押后,侦查人员在个别情况下,仍将犯罪嫌疑人带出看守所讯问。[18]

第五,告知与保障犯罪嫌疑人程序权利的失范。一些案件中,侦查人员第一次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就没有告知他们法律规定的相关权利。例如,在前述学者实证研究的160件命案卷宗材料中,出现6次侦查人员权利告知不到位,或者无法体现出告知程序。[19]此外,在讯问特殊类型的犯罪嫌疑人的过程中,侦查人员没有通知相关人员在场;讯问结束后,侦查人员未让犯罪嫌疑人阅读、核对讯问笔录,以及逐页签名捺印。缺乏对犯罪嫌疑人权利告知与保障的讯问过程,相对来说是侦查人员比较严重的讯问程序违法,完全可能导致讯问笔录被排除。[20]

第六,讯问规范性的缺失。讯问过程是侦查人员支配的行动链条,除《刑诉法》规定讯问行为的结构性要件外,侦查人员讯问时还受到其他程序/技术规范的制约,目的是确保刑事讯问的规范化、程式化与文牍化。根据侦查实践,侦查讯问的规范性缺陷主要表现为讯问笔录制作不规范。前述学者研究的160例命案卷宗评审材料充分反映了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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