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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甘肃政法学院学报》
暴恐犯罪的机理与刑事政策反思
【作者】 沙涛【作者单位】 吉林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分类】 刑法分则
【中文关键词】 暴恐犯罪;宗教极端;犯罪预防;刑事政策;严而不厉
【期刊年份】 2019年【期号】 5
【页码】 122
【摘要】

暴恐犯罪是一种意识形态犯罪,我国境内的暴恐犯罪主要受宗教极端思想驱动。宗教本身并不蕴含暴力,但经曲解后对暴力具有“正当化”解释功能。我国防治暴恐犯罪的“既严又厉”刑事政策忽视了犯罪的发生机理,因未能对症下药而难以取得预期效果。在预防暴恐犯罪方面,重刑威慑效果有限,以公正为导向的积极一般预防能够发挥较大作用。我国反恐刑事政策应转向“严而不厉”,刑法应凸显公正、淡化威慑,通过严密法网阻断犯罪生成。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78353    
  
  

近年来,暴力恐怖主义犯罪(以下简称“暴恐犯罪”)情势日益严峻,为此国家运用法律手段予以积极应对。从立法和司法政策动向来看,我国当前采取“既严又厉”的刑事政策[1]打击暴恐犯罪。但需要反思的是,当前暴恐犯罪刑事政策是否有助于达致犯罪预防目的,重刑对预防暴恐犯罪能起到多大作用以及是否可能有负面作用?刑事政策的科学制定离不开对犯罪现象与犯罪原因的准确认识,制定科学合理的暴恐犯罪刑事政策应准确把握我国暴恐犯罪的病灶(犯罪特征)和病理(犯罪成因),在此基础上方能找到对症良方。

一、暴恐犯罪的生成机理

(一)暴恐犯罪是一种意识形态犯罪

我国《反恐怖主义法》第3条对恐怖主义作出界定,即“恐怖主义是指通过暴力、破坏、恐吓等手段,制造社会恐慌、危害公共安全、侵犯人身财产,或者胁迫国家机关、国际组织,以实现其政治、意识形态等目的的主张和行为。”可见,暴恐犯罪具有强烈的政治目的,其犯罪动机的生成与犯罪人的意识形态(ideology)密切相关。“恐怖分子通常以‘弱者’自居,实施恐怖活动在他们看来是反抗当下不公平的社会制度的合理手段,是弱者对强者的反抗,具有极大的煽动性和诱惑性。”[2]以暴恐犯罪背后的意识形态为分类标准,可以大体将暴恐犯罪划分为宗教型、政治型和民族分裂型。[3]从全球范围来看,宗教型暴恐犯罪所占比重最大且具有明显的地区特征。[4]就我国境内的暴恐犯罪而言,一方面,三种类型的暴恐犯罪同时存在,且近年来发生的暴恐犯罪大多受到宗教极端思想的影响,[5]犯罪人大多不具有明确的民族分裂意识;[6]另一方面,民族分裂势力往往利用宗教极端思想煽动实施暴恐犯罪,以此来制造民族对立情绪,进而鼓吹民族分裂。“近年来,我国部分地区发生的暴力恐怖案件表现形式呈现多样化,且均与宗教极端犯罪活动有直接关系。”[7] “暴力恐怖团伙从宣传煽动、纠集策划到实施暴恐活动,无不与宗教极端主义有密切关系。”[8]可见,我国境内的暴恐犯罪主要受宗教极端思想的驱动,我国境内发生的绝大多数暴恐犯罪属于宗教极端型。[9]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宗教极端型暴恐犯罪背后的意识形态是宗教极端主义,但这并不意味着宗教本身蕴含着暴力。我们要避免在宗教与恐怖主义之间建立必然性关联,防止宗教被污名化,而煽动引发宗教与世俗之间的矛盾冲突——这正是恐怖主义者希望看到的。因为一方面暴恐犯罪背后的意识形态并非都是宗教极端思想,即暴恐犯罪与宗教并不存在必然关联;另一方面宗教极端思想并不是某一宗教的正统,而是恐怖主义者对宗教曲解和利用的产物。

(二)宗教极端型暴恐犯罪的生成机理

犯罪的成因具有复杂性,生成犯罪的社会因素和个人因素对具体犯罪的发生来说只是间接原因,引致犯罪的直接原因是犯罪动机。犯罪是行为人在动机驱使下有目的的行为,可以说没有动机就没有故意犯罪行为。所以,研究暴恐犯罪动机的生成机制能够帮助我们反其道而行之,找到阻遏犯罪发生的“药方”。在犯罪现象上虽同是暴恐犯罪,但犯罪成因不同,相应的犯罪防治对策也要因应改变。鉴于我国绝大多数暴恐犯罪受宗教极端思想驱动,因此本文将研究对象限于宗教极端型暴恐犯罪的生成机理。

1.宗教对暴力的“正当化”解释功能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极端思想并非某一宗教的专利,同时也并非某一宗教的主流。宗教极端主义并非某一宗教所独有,而是几乎在所有主要宗教中都存在,包括伊斯兰教、基督教、犹太教和一向被称为和平宗教的佛教。[10]可以说任何宗教中都可能存在极端主义教派,然而极端主义并非宗教的主流,受极端思想影响的人群只占某一宗教的极小比例。

宗教本身并不蕴含暴力,但宗教对暴力具有“正当化”解释功能。有论者认为宗教本身即蕴含着暴力,这主要是因为宗教内含着关于善与恶、神圣与世俗、拯救与惩罚等矛盾关系。这些矛盾关系的最终解决可以使用暴力作为手段,暴力在解决矛盾关系的场合被神圣化或“正当化”了。[11]另有论者则认为,宗教本身并不必然内含着暴力,以宗教名义或宗教目的实施的暴力与宗教本身并无关系,宗教之所以导致暴力是由于作为宗教实践者的人对它的诠释和利用。[12] “宗教本身并不是致罪的原因,隐藏在宗教极端主义背后的政治属性才是犯罪的社会根源。”[13]笔者认为,宗教本身是教人向善的,其本身并不蕴含暴力而是反对暴力和极端的,例如伊斯兰教主张“和平、中正,号召穆斯林在‘谨守中道’(《古兰经》25∶67)中‘寻求一条适中的道路’(《古兰经》17∶110)。”[14]宗教本身并不蕴含暴力,但为何宗教极端者能够以宗教名义实施暴力恐怖活动?其根源就在于宗教具有对暴力的“正当化”解释功能。有学者甚至指出,在十九世纪以前(也即在民族主义等意识形态产生以前),宗教为恐怖主义提供了唯一的可以接受的正当辩护。[15]在宗教极端者那里,实施暴力是其神圣的职责和义务,因为这是神的旨意和宗教教义的要求。宗教在被极端主义者歪曲诠释后成为他们实施暴力的“正当化”依据,这就是宗教对暴力的“正当化”解释功能。借助宗教外衣,暴力实施者为自己的行为提供了强有力的“正当化”辩护。[16]暴力被“正当化”之后,暴力实施者实施暴力的道德心理障碍就得以弱化甚至解除。在宗教极端者眼中,暴力袭击的对象已经不是自己的同类而是“敌人”,这也可以解释为何宗教极端恐怖人员实施恐怖活动时犯罪手段都极其残忍,视无辜同胞的生命如草芥。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暴力手段主要有持刀砍杀、开车冲撞、投放爆炸物等。此外暴力手段通常具有致命性,例如昆明火车站暴恐事件被害人所受多为致命伤,这说明暴恐犯罪人曾受到专业训练,在行凶时表现出明显的杀人意图且往往一刀致命。

宗教被一些人用作神圣化或“正当化”其暴力行为的工具而被污名化。宗教极端势力为了煽动宗教狂热、控制信教群众,对宗教教义进行了歪曲篡改,编造各种打着宗教旗号的异端邪说来迷惑、引诱信教群众,号召所谓的“圣战”。[17]可以说,以暴力为主要“斗争”手段的宗教极端主义已经背离了宗教的基本宗旨,其已异化为披着宗教外衣具有政治目的的恐怖主义。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

2.宗教极端思想如何生成犯罪

刑法不单纯处罚思想,无行为则无犯罪,因而人们具有宗教极端思想本身并不构成犯罪。在宗教极端思想的驱动下现实地实施反社会的暴力恐怖活动或者至少有实施恐怖活动的现实危险才能成立犯罪。从宗教极端思想到具体实施暴力恐怖活动之间有两个重要的环节,一是宗教极端思想的接受,二是在宗教极端思想的驱动下决意实施暴力恐怖活动。

首先,宗教极端思想的接受具体包括接触和认同两个方面。一方面,接触的关键在于传播,境内外“三股势力”利用宗教极端思想来实现各自的目的,向宗教信众传播宗教极端思想。传统的传播途径主要是通过非法讲经、解经、教经的方式传播宗教极端思想。[18]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恐怖活动快速进入了网络空间。[19]在此背景下宗教极端思想的传播出现了新的动向,即出现了大量通过手机微信等即时通讯软件、互联网网站、网盘等方式进行传播的现象。[20]在信息通讯和传播日益发达和便捷的时代,接触宗教极端思想变得越来越容易,所以如何阻断宗教极端思想的传播便成为反恐工作新的时代课题。另一方面,接触宗教极端思想并不意味着必然接受。一般而言,宗教极端思想不易被非信教群体接受,主要原因在于非信教群体缺乏对相应宗教及其极端思想的认同。认同是宗教极端思想最终能否被人们接受的关键。“宗教是一种观念因素,一种认同媒介,也是一种意识形态。”[21]用宗教外衣伪装的极端思想容易被信教群众认同进而接受。宗教给人们以希望,对现世生活的失望容易产生对宗教的认同危机,而认同危机容易将人们推向极端和暴力。一般而言,贫穷和不平等更容易激发失望情绪,而具有失望情绪的信教群体更容易接受宗教极端思想。

其次,暴力恐怖活动是极端宗教目的的主要实现手段。暴恐犯罪的直接目的是通过恐怖袭击制造社会恐慌,最终目的则是实现宗教和政治诉求。宗教极端主义为何选择通过暴恐犯罪的方式实现极端宗教目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暴恐犯罪是一种“表演性暴力”(performance violence),主要通过袭击无辜平民制造暴力和血腥来完成“暴力演出”。“暴力演出”不仅影响到直接的受害者,而且对社会大众(观众)的心理形成深远的影响。暴恐犯罪大多发生在城市地区尤其是城市中心区域,如商场、广场、公园、车站等。其原因是,城市中心区域人口密集,实施暴恐活动一般能造成更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对民用目标或者是缺乏抵抗能力的普通民众的袭击能制造更大的社会恐慌,更能造成公众的焦虑,对政府形成更大的压力,也更容易达到实施恐怖犯罪的目标。”[22]在网络媒体尤其是自媒体日益发达的时代,“暴力演出”的传播速度和广度都史无前例,例如发生在世界任何角落的恐怖袭击只需几分钟便能传遍全球。可见,暴恐犯罪能最大限度地影响社会大众,增加宗教极端主义对世俗社会的影响力。另一方面,暴恐犯罪是“效果好”且成本低的实现极端宗教目的的手段。在通过正常途径难以有效表达宗教诉求、实现宗教目的时,一些人走向极端,选择暴力恐怖的手段实现既定目的。暴恐犯罪的目标指向无辜平民,手段极其残忍,通常会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也因此能最大程度地制造社会恐慌。暴恐犯罪与常规战争或聚众斗殴等不同,其是“不宣而战”,即在被害人无任何防备的情况下实施不对等的袭击,既成本低廉又容易得手。暴恐犯罪遂成为宗教极端者为实现特定目的所惯常使用的手段。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我国境内的暴恐犯罪在本质上是一种意识形态犯罪。对于意识形态犯罪,传统犯罪预防策略的有效性值得怀疑。因此下文将对当前我国暴恐犯罪刑事政策的功效展开评估。

二、当前暴恐犯罪刑事政策及其功效评估

(一)既严又厉:当前暴恐犯罪的刑事政策

暴恐犯罪刑事政策有立法和司法两个维度,近年来针对暴恐犯罪的立法和司法不断更新完善。在立法层面,法网日益严密、处罚日趋加重、防控措施日渐强化。2015年生效实施的《刑法修正案(九)》针对恐怖主义犯罪增设了大量罪名并普遍设立财产刑。2016年生效实施的《反恐怖主义法》不仅对恐怖主义、恐怖活动、恐怖活动组织等相关概念作出界定还规定了安全防范、情报信息、国际合作等内容。在司法层面,国家机关从严从重打击暴恐犯罪。2014年5月24日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发布《关于依法严厉打击暴力恐怖活动的通告》开展为期一年的严厉打击暴力恐怖活动专项行动。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司法解释要求各级法院发挥审判职能,严厉打击暴力恐怖主义犯罪。可见,我国当前应对暴恐犯罪采取既严又厉的刑事政策,具体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暴恐犯罪处罚范围的扩大化。首先,刑法针对暴恐犯罪设立了抽象危险犯。例如《刑法修正案(九)》增设了非法持有宣扬恐怖主义物品罪,而非法持有宣扬恐怖主义物品的行为仅对公共安全具有抽象危险。其次,刑法将暴恐犯罪的预备行为既遂化。准备实施恐怖活动罪便是适例。从暴恐犯罪的自然犯罪流程来看,我国刑法对暴恐犯罪的处罚从犯罪预备阶段就已经开始,相关罪名设置被学者称之为预备犯的既遂化。[23]最后,刑法将暴恐犯罪的帮助行为正犯化。帮助恐怖活动罪便是适例。刑法介入的提前必然导致处罚范围扩大,例如,刑法将处罚时点由具体危险提前到抽象危险便扩大了处罚范围。但处罚范围扩大并不一定是刑法介入提前的结果,而可能是立法增设新罪或者共同犯罪处罚范围扩张的结果。例如,帮助行为正犯化的结果是原来实际上不受处罚的帮助的帮助行为也将受到处罚。从共同犯罪的处罚范围来看,分则设立单独罪名处罚帮助行为,这种立法规定被学者称之为“帮助行为的正犯化”。[24]预备行为既遂化和帮助行为正犯化这两种立法规定实际上都扩大了处罚范围。准备实施恐怖活动罪和帮助恐怖活动罪的设立,意味着刑法不但可以处罚暴恐犯罪的预备行为和帮助行为,还可以结合刑法总则的有关规定处罚预备的预备、帮助的帮助、预备的帮助等行为。

第二,刑法立法对暴恐犯罪的处罚总体趋向重刑化。相较一般危害公共安全犯罪而言,暴恐犯罪的刑罚普遍偏重。从自由刑设置来看,刑法对组织、领导恐怖组织罪设置了10年以上有期徒刑直至无期徒刑的重刑,对其他类型的暴恐犯罪基本设置了15年的法定最高刑。从财产刑设置来看,刑法对暴恐犯罪普遍并科财产刑,包括并处没收财产和并处罚金。此外,立法将帮助犯和预备犯独立成罪也是重刑的表现,因为独立成罪的帮助犯和预备犯将不能适用刑法总则中的刑罚减免规定。

第三,我国当前针对暴恐犯罪的刑事司法政策凸显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严”的一面。司法机关对暴恐犯罪总体上贯彻“严打”方针。司法机关的政策立场是,对暴恐犯罪活动,要坚持严打方针不动摇,对首要分子、骨干成员、罪行重大者,该判处重刑乃至死刑的应当依法判处;要立足打早打小打苗头,对已经构成犯罪的一律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因被及时发现、采取预防措施而没有造成实际损害的暴恐分子,只要符合犯罪构成条件的,该依法重判的也要依法重判。对策划者、组织者及骨干分子,对严重暴力犯罪分子,要依法从重从快从严打击。[25]对知情不报、窝藏、包庇、资助暴恐犯罪分子,或者帮助暴恐犯罪分子毁灭、伪造证据的,依法从严追究。对打击、报复举报人、控告人的,依法从重惩处。[26]

(二)当前暴恐犯罪刑事政策功效评估

以犯罪预防效果为标准进行检视,当前既严又厉的刑事政策不利于发挥刑罚预防犯罪的功能,主要理由如下:

首先,立法配置重刑和司法从重处罚对预防暴恐犯罪,尤其是宗教极端暴恐犯罪而言效果十分有限。一方面,对于宗教极端人员,刑罚威慑对预防犯罪基本是无效的,因为他们往往不惧死伤甚至不惜以自杀式袭击的方式实施恐怖活动。实施暴恐犯罪被解释为符合宗教教义的“正当”的、神圣的行为,承受刑罚带来的痛苦被解释为一种“修道”的方式。可见刑罚对此类犯罪人的威慑作用极其有限,相反刑罚可能会强化其出狱后继续实施暴恐犯罪的决意。在此类犯罪中,刑罚的作用通常仅在于通过剥夺自由乃至生命,机械地阻断犯罪人再犯的机会,但通常并不能使犯罪人放弃宗教极端思想。所以,刑罚的特殊预防功能是有限的,仅能起到在一定时间内隔离犯罪人的作用,但对于保障社会安全而言这种功能又是必要的。对于那些无挽救可能的暴恐犯罪人,适用终身监禁制度要好于死刑。从有效打击暴恐犯罪的角度而言,未来立法在恐怖主义犯罪领域增设终身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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