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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制与社会发展》
民法典担保权编的立法模式研究
【作者】 马俊驹邵和平
【作者单位】 西南财经大学法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南财经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分类】 物权
【中文关键词】 民法典;担保权;统一;立法模式;财产权
【英文关键词】 Civil Code; Secured Property Right; Unification; Legislation Mode; Property Rights
【期刊年份】 2019年【期号】 1
【页码】 162
【摘要】 法律界一般认为,物的担保属于担保物权,但学界仍有争议。从物权基本构造观察,物的担保并无支配性;从物权的客体、效力和救济途径分析,其与物权有诸多不适;将权利纳入物权客体,更使物权理论难以自洽。现行担保制度一分为二,增加了法律适用冲突。担保实践中“重物保,轻人保”的现象普遍,非典型担保难以得到法律的肯认,客观上阻滞了我国信用经济的发展。担保权有独立成编的理论基础和现实要求,且域外担保法改革确有先例,国际贸易不同法域的担保规则也有融合趋势。担保权编与民法典各分编平行,符合法典编纂的形式逻辑。担保权编按照财产利益类型加以构造,有助于民法典财产权总则的抽象构建,更有利于激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各类担保交易。
【英文摘要】 According to the traditional civil law theory, the secured property rights were set up above the material things. But the attribute of the secured property rights has been controversial in the literature, and from the basic structure of real right, the secured property rights do not have the control over object thing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object, effectiveness and remedy of civil rights, there are many discomforts between the secured property rights and real rights. If the rights are included in the object of the real rights, it will be difficult for the theory of real rights to achieve its self-consistency. The current guarantee system is divided into two parts, which increases the conflict of law application. Legal practice reflected by theoretical problems, for example,“attaching importance to property insurance while neglecting personal insurance”,“the atypical secured interest adopted by the parties is difficult to obtain legal protection”, hinder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redit economy in our country. The theoretical basis and practical requirements propel us to create an independent Secured Property Right chapter in Civil Code. Moreover, there are some precedents in the reform of the extraterritorial law, and there is also a trend of convergence of security rules among different jurisdictions of international trade. That the security right is compiled in parallel with other rights chapter in Civil Code is in conformity with the formal logic of the compilation of Civil Code. The structure of secured property right, which is constructed by the type of property interests, is helpful to abstract construction of the general rules of property rights of Civil Code, and is more conducive to activating all kinds of secured transactions in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52215    
  
  担保权法制在现代经济体系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借由担保法制以创造信用或降低授信风险,乃是现代社会中拓展经济活动的一大手段。[1]担保物权被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以下简称《物权法》)第四编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以下简称《民法总则》)也将其置于物权概念下,虽然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对民法典各分编的基本框架已作出立法规划,担保物权被列入物权编中,但回顾学界关于担保物权的性质论争,仍有探讨的价值。或许该问题在未来民法典的修订中,还有讨论的意义和空间。笔者从物权的概念、特征和效力入手,就物的担保的性质问题作出思考,并结合现行担保法律制度,参照域外担保立法改革的最新动向,提出关于民法典担保权编立法模式的建议。
  一、物的担保不宜被纳入民法典物权编
  大陆法系的担保制度源于罗马法的债权的担保,分为人保和物保。[2]我国学者认为,债的担保分为一般担保和特别担保,其中债的特别担保在现代法上包括人的担保、物的担保和金钱担保。[3]目前通说认为,人的担保在性质上属于债权性质的担保,而物的担保的性质为担保物权。[4]大陆法系还存有担保物权是对物的交换价值的支配权、[5]变价权、[6]价值权[7]等观点。我国民法学者谢怀栻先生在总结西方主要国家民商法中有关担保物权的规定时认为,“担保物权是以担保债权为目的,即以确保债权的履行为目的的限制物权。担保物权所利用的是物的交换价值”。[8]国内大多数学者将物的担保中的抵押权、质权、留置权界定为“担保物权”,认为应将其纳入民法典物权编。
  (一)关于“担保物权”性质的论争
  即使在德国学界,对担保物权的性质也存在争论。以德国不动产担保物权(Grundpfandrecht)为例,《德国民法典》中并没有直接规定其概念,在学理上认为,其主要是概括抵押权、土地债务、定期金土地债务等制度而形成的简约化的总称。[9]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关于土地担保权法律性质的不同理论,通说认为其是一种物权性变价权(dingliche Verwertungsrechte),少数观点则主张物上债务理论(Theorie der dinglicher Schuld)。[10]其他国家和地区关于担保权的性质主要有“债权说”、[11] “物权说”[12]和“中间权利说”。[13]我国《物权法》出台前,学界也曾有“债权说”、[14] “物权说”。[15]《物权法》颁行后,又出现了“优先权说”、[16] “未来所有权说”[17]和“形成权说”[18]等。可见,关于担保权性质的论争由来已久,且众说纷纭。
  判断一项权利是不是物权,应当回归到物权的基本构造上来加以分析。对于物权的基本构造,日本学者近江幸治概括得简明清晰:人与外界的关系包括对“物”的“支配”与对“人”的“要求”(请求)两类。在“人”对“物”的关系上,表现为“人”对“物”可以所有、使用、处分,其关系构造表现为“支配”形式,即在“人”对“物”的关系中存在着“人支配物”的权利构造。对物的支配关系是物权制度的基础,对人的要求(请求)关系是债权制度的基础。物权的本质是对物的排他性支配。[19]
  运用以上物权构造理论分析,有学者认为,所有权和用益物权属于物权自无问题,所有权体现了物权人对物的最终支配力,用益物权体现了物权人对物的现实支配力。而物的担保,既没有所有权那样的最终支配力,也没有用益物权那样的现实支配力。抵押权人不占有物,对物从来不能实施传统物权理论所说的直接支配;质押权和留置权虽以占有为要件,但是这种占有支配力不是为了物的直接支配,而是为了固定担保物以便债权的实现。[20]持“物权说”的学者也认为,担保权利人对特定担保物并没有直接的排他的支配力。但在解释“物权”属性时,其将担保权利人对物的支配关系理解为人对物的交换价值的支配关系。王利明教授认为,所有权是对物的全面支配,用益物权则是对物的使用价值的支配,而担保物权所支配的则是物的交换价值;交换价值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普遍存在于各种物之上;担保物权人对于物的支配表现在对其交换价值的支配,而不同于用益物权中对物的使用价值的支配。[21]孟勤国教授则提出:“担保权支配物的交换价值”是个伪命题;担保权为确保债权的实现而设立,不以直接支配担保物为目的;担保权的本质是优先受偿权;担保权应置于民法典的债权编或优先权编。[22]而持“物权说”的学者认为,从国外担保物权制度的发展动向和我国现实经济生活的需要来看,抵押权人对抵押物的支配范围、支配能力有逐渐扩张的趋势,特定情况下会对抵押物的实体进行全面的、事实上的控制和支配。[23]就抵押权人对抵押物价值的法律上的支配而言,在抵押权实现之前,即使抵押人转让抵押物,抵押权人仍然没有丧失对抵押物价值的直接支配,而在抵押权的实现过程中,抵押权人对抵押物价值的直接支配力表现得更为明显。担保物权具备了物权的核心法律特征,将其纳入《物权法》并无不妥之处。[24]
  以上争论与交锋,均见仁见智。然而,尹田教授指出问题的关键所在,即对于传统民法学概念的反思。物权与债权的区分是德国民法创造出来的,德国人在抽象技术和逻辑推理的运用上,有时是非常不讲道理的,他们实际上只讲一个目的,那就是形式完备,为此,他们有点“不择手段”。他们把地役权、地上权等对他人不动产享有的使用权利归纳抽象为所谓的用益物权,这是有道理的。但是,他们把抵押权、质权、留置权归纳抽象为所谓的担保物权,这实际上是没有道理的。[25]
  《物权法》出台后,担保物权被写入《物权法》中,主要立法理由是:[26]第一,担保物权具有物权的特点。物权的本质特点是支配性,支配性不仅仅体现在对物的占有和处分上,还体现在对物的交换价值的支配和对物的处分行为的控制上。第二,担保物权依附于主债权,但从功能上讲,其又独立于主债权。担保物权具有优先受偿性,优先于一般债权或者其他权利受偿,反映了物权对于债权的优先效力。第三,国内民法学界的通说及司法实践均认可了担保物权是物权。立法推倒大多数人的共识,将浪费立法资源,降低立法效力,对于《物权法》通过后的普法和执法都是不利的。第四,从国外的立法例看,确实有的国家没有将担保物权放于物权编,例如法国将担保物权放在保护权利的各种方法中。[27]但需要注意的是,法国民法典立法时,并没有严格地区分物权和债权。[28]之后,其他国家进行民法典立法时,基本上都将担保物权放于物权编中。对于学界关于担保物权性质的论争,立法机关通过立法行为给予了最终解释。这似乎会使学者们的争论销声匿迹,但学界对于担保物权性质的质疑依然连绵不绝。[29]事实上,立法的选择并不能决定担保权的根本性质,也不必然反映社会经济发展的走向。从学术研究角度讲,我们应本着严谨和求实的态度,对此问题作较深层次的探讨。
  (二)物的担保并不是物权
  1.物的担保未对物支配,也未对物的交换价值支配
  (1)关于对物的支配的思考。物是物权存在的前提条件。没有物,当然无物权。从《物权法》规定“物,包括不动产和动产”来看,我国法律关于物的定义,不是以概念的内涵方式来界定的,而是以概念的外延方式来限定的。在人类生活史上,有体物是最早被人类认识的资源,也是人类最容易支配和掌控的客观物质。有体物主要表现为动产和不动产,将二者作为物权的客体,没有问题。但是,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将权利作为物权的客体,或者将权利“视为物”,就会给人们带来困惑。在民法理论上,“物权”、“对物权”、“支配权”等概念的涵义不可简单等同。对物权是以客观存在的物为客体的权利,区别于对人权。对人权是以人的行为为客体的权利。对物权是一种支配权,对人权是一种请求权。对物权意味着物被置于权利主体的意思支配之下,这种权利被认为是绝对的、完全由权利人支配的权利。通常物权法上所讲的物权,仅仅是对物权的一种,是对有体物的支配权。另外,在无形物上也可成立对物权,例如,知识产权也是对物权。因此,物权不是对物权的全部,对物权也不能被简化为物权。支配权是一种排他性的直接控制客体的权利。此类权利有两方面的作用:积极方面,可直接支配其标的物,不须依靠他人行为介入;消极方面,可禁止他人妨碍其支配,具有排他性。物权是典型的支配权,此外,知识产权、人格权及身份权也是支配权。[30]支配权相对于请求权。请求权是请求他人为某种行为(作为、不作为)的权利,先有基础权利,而后有请求权。依基础权利不同,请求权可分为债权上请求权、物权上请求权、知识产权上请求权、人格权上请求权、身份权上请求权。唯债权上请求权是从债权成立时当然发生,债权人可以直接向债务人行使请求权。而其余的请求权,则多于基础权利受侵害时方才发生。综上,物权是对物权的一种,物权又属于支配权中的一类。在理论上,对物权、支配权和物权的逻辑关系是:物权是对物权和支配权,但绝不可反向推导出对物权和支配权是物权。对于物的担保,当担保行为客体是有体物时,抵押、质押和留置权利人对该物并没有排他的支配力;当担保行为客体是权利时,即权利抵押、权利质押,根本没有有体物的形态存在,更谈不上直接支配问题。而当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后无法得到清偿时,由抵押权人、质权人和留置权人请求法院介入,只能从对该动产、不动产或权利进行拍卖、变卖的所得价款中优先受偿。这样看,物的担保更类似于对人权和请求权。
  (2)关于对物的交换价值支配的思考。交换价值是价值的表现形式。[31]价值是人类劳动的结晶,也是客观需求。在对自然界的认识和改造过程中,人们一定认识到了物的使用价值之外存在着交换价值,否则,交换将丧失人的客观需求的基础,人们之间便不会产生交换行为。对于这种主观认识和客观需求之间的裂隙,一定要通过交易行为来弥合,交易是实现交换价值的路径和桥梁,人的目的性行为本身无法支配蕴含在交易中的交换价值。即使按照政治经济学的解释,商品的“二重性”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也是对立统一的关系,权利主体拥有了使用价值就会失去交换价值;反之,拥有了交换价值就失去了使用价值。显然,前述学者所谓的“物的交换价值”不同于政治经济学上的商品交换价值。法学中的交换价值是什么?法学中所讲的交换价值一定产生于交易行为中,伴随着交易行为所指向的特定财产上的权利转移而实现;但是在交易完成之前,法学视野下并不存在客观的交换价值,特定财产的交换价值隐含于其自身价值中,仅仅是一种对于未来受让者而言的主观上的有用性,对于担保权人而言,其何以支配?担保权人不可能支配存在于他人主观上的交换价值,即有用性。最终担保权人获得价款的行为,只是一种债务给付的变相受领,而非支配。传统物的担保中提及的交换价值,充其量不过是一种担保权人的期待性利益。设定担保时,权利主体无法具体支配这种期待性利益,只能说是在满足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担保权的条件或者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没有清偿时,担保标的物经过法定程序顺利得到变现后,才能从拍卖、变卖所得的对价价款中取得相应的利益。这种利益在担保法律关系设立时,抽象层面是确定的;但是在实现担保权时具有很高的或然性,且担保权人也要付出巨大的成本。担保权人经过拍卖、变卖后所得的对价很可能无法覆盖债权的全部利益。所以,这种期待性、或然性利益又如何能由担保权利人来支配呢?这仅是对特定义务主体的特定财产利益之上设定的一种负担,以此来给债务人施加心理上的压力,促使其积极履行债务,担保权利人并不希望通过实现担保权来满足债权。
  综上,在物的担保上形成担保物权的提法,是对担保权利人实际支配对象模糊不清的认识,将“对物权”、“对物的支配权”、“对物的交换价值的支配权”等同,认为其都是物权,这在逻辑层次上是一种简化处理,并非严谨科学。
  2.权利不是物权的客体,权利抵押权、权利质权不应被纳入担保物权编
  从法律规范角度分析,依据《物权法》的规定,物权概念的核心要素是“权利人”、“物”、“直接支配”、“排他性”。[32]担保物权概念中的核心要素是“权利人”、“实现条件”、“担保财产”、“优先受偿”。[33]二者对比:物权的客体是物,权能表现是排他性直接支配;担保物权的客体是担保财产,权能表现是优先受偿。二者的核心要素区别明显。
  按照概念法学的逻辑推演,物权的客体为物,担保物权的客体为担保财产。我国《物权法》将物权的客体从物(动产与不动产)扩大到权利,是为与其分则担保物权中的抵押权、质权的客体担保财产(包含动产、不动产和权利)相呼应,但是物权和担保物权的这两类客体根本不是同一层次的权利客体。依照德国民法的权利客体理论,权利客体在两种意义上被使用:第一种是指支配权或利用权的标的,是狭义的权利客体,为第一顺位的权利客体;第二种是指权利主体可以通过法律行为予以处分的标的,为第二顺位的权利客体。第二顺位的权利客体是权利和法律关系(权利关系)。[34]可见,我国物权理论涵盖两个顺位的权利客体:一是物的表现形式,二是(财产)权利。在民法理论上,物权理应是财产权利的下位概念,而物权客体又包含其他财产权利,这将导致财产权和物权边界不清。《物权法》将权利纳入物权客体,虽然仅是特例,即将其限缩在权利抵押权、权利质权这两种担保物权客体上,但却会给整个财产权利体系带来混乱。
  罗马法上对有形物和无形物的划分本质上是回答人们可以拥有哪些财产,可以支配哪些东西,于是,将对他人之物的使用权也称为一种财产形态。又由于罗马法区分了对物的诉讼和对人的诉讼,在后来的民法演进中,逐渐使大陆法系民法在财产体系上分为物权和债权。这里的疑问就在于,物权法意义上的个人可支配的客体是否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客观存在的有价值的物,另一类是法律拟制出来的物,如权利。我们认为,当代社会的物权法不是广义上的财产法,物权法是调整因物的归属和利用产生的民事关系的法律,物权客体只能是第一类客观存在的有价值的物。主体对物的支配不同于对权利的支配。与其说权利抵押权、权利质权是担保权利人对他人权利的支配,不如说是担保义务人对自己权利的利用。而财产权利的归属和利用,应当属于物权法、债权法、知识产权法等之上的财产权法的调整对象。目前,我国在立法上还没有明确给出财产权的概念,让权利借助物化的手段,使其准用物权规则,纳入物权法调整,只是一种立法上的认可。而我国民法典编纂,应当改变传统民法的民事权利结构,构建一个包含物权、债权、知识产权等在内的财产权体系。担保权既不是物权也不是债权,而应是一种单独的财产权,担保权的客体恰是第二顺位的权利客体:权利和法律关系(权利关系)之上的财产利益。
  3.抵押权、质权和留置权不具备物权的效力和救济方式
  我们对照大多数学者所讲的“担保物权是对物支配、对物的交换价值支配”的逻辑,再对担保物权各权利主体支配的实际内容、行为效力和救济方式作具体分析。
  (1)抵押权人对抵押财产的“支配”。抵押设定不转移抵押物的占有,不存在直接对物的支配问题。我们认为,抵押权是对抵押物的观念的支配、间接的支配。这种抽象意义的支配,已经脱离了人对物的支配的原意,法律也没有赋予抵押权人对抵押物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能。当抵押权生效后,可能发生两种效果:其一,主债务到期前,抵押人处分该财产时受到了某种限制。而这种限制也远远没有达到禁止处分的地步。抵押人可以通过将转让抵押财产后的所得价款提前清偿债务或者提存、受让人代为清偿等方式,而完成对抵押财产的处分。[35]其二,主债务到期后,若主债权获得清偿,则抵押权人的权利一并消灭;若主债权未获得清偿,则债权人依法享有就担保财产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优先受偿的权利。主债权无论到期前或到期后,均不必然体现抵押权人支配特定物的交换价值。支持“物权说”的学者认为,抵押期间抵押权人享有的权利如下:一是处分性权利。包括同债权一并转让抵押权、同债权一并设定权利质权、同债权一并抛弃抵押权或者单独抛弃抵押权。二是保全性权利。针对抵押人的不当行为,抵押权人享有抵押财产价值减少防止权、恢复抵押财产的价值请求权、增担保请求权。三是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四是物权请求权。[36]
  我们认为,以上提及的处分性权利和保全性权利并非物权的支配力和排他力的体现。如当抵押权人行使处分性权利时,必须和主债权一同处分,这显然不同于一般物权的支配力;当抵押权人行使保全性权利时,仅针对抵押人而为,具有对人性,没有对世性。以上抵押权人的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和物权请求权也不是物权绝对权的表现。首先,学界对于抵押权人是否有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一直是有争议的。[37]抵押权人的损害赔偿权[38]的学理表述应为抵押权人对担保财产的物上代位权,而享有物的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的主体依然是抵押财产的所有权人或用益物权人。其次,学界对于整个他物权是否都适用物权请求权也早有争议。[39]《物权法》总则规定的“返还原物请求权”、“排除妨害请求权”与“消除危险请求权”三类物权请求权,理应适用于抵押权人。但是我们认为,由于抵押权人不实际占有抵押财产,所以,这三项权利应当由占有抵押财产的所有人或者用益物权人享有。
  再看抵押期间抵押权人的义务:第一,对于抵押人正当使用抵押财产的行为抵押权人不能干预。抵押权人对抵押财产的支配是观念的支配、间接的支配,不具有绝对性、排他性。第二,对于抵押人将抵押财产再次抵押,抵押权人必须容忍。一物之上设立数个抵押权,是抵押人行使权利的自由,抵押权人无法阻止和干预。同一财产上各抵押权人仅能在债权到期没有实现的情况下,按照抵押权顺位依次优先受偿。可见,抵押权不具有物权的排他性。
  (2)质权人对质物的“支配”。质权分为动产质权和权利质权。动产质权以实际占有质物为生效条件,权利质权需要交付权利凭证或将权利登记到质权人名下,方可生效。其一,动产质权人对质物的占有是质权发生效力的基础。在质押期间,动产质权人对质物仅是一种占有状态的实际管控,若其丧失对质物的占有,则质权消灭。而所有权人、用益物权人对物的支配是全面的、终极的、排他的支配,权利主体即使丧失了对物的实际管领,也不丧失所有权和用益物权,仍可以享有物权的支配力、排他力、追及力。其二,关于权利质权,汇票、支票、本票、债券、存单、仓单、提单、基金份额、股权、知识产权和应收账款等财产权利均可质押,这些权利类别涵盖物权、债权、股权、知识产权、特许经营权、排放权和期待利益等,我们很难说经过交付权利凭证或登记后的以上各权利的性质会转变为物权,仅能表明经过交付权利凭证或登记后的财产权利上存在他项权利,而这一他项权利不等于是物权,不等于权利质权人排他性地支配了以上不同类型的权利。
  (3)留置权对留置物的“支配”。留置权是法定的担保“物”权,看似是对动产留置物的实体的支配、直接的支配,但留置权不具有追及效力,留置权人一旦丧失对留置物的占有,留置权就会消灭,因此留置权也不存在返还原物的物权请求权。留置物受到第三人侵害时,留置权人是基于占有的事实状态而享有排除妨害请求权、妨害预防请求权,适用的是物权法上的占有保护规则,而非基于物权请求权。[40]另外,留置权的重要特点是其“二次效力”,这不同于抵押权和质权。一定是在履行期限届满后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留置权才产生“一次效力”,即生效;当宽限期限届满后,若债务人仍不履行债务,留置权才产生“二次效力”,即优先受偿效力。可见,留置权的效力弱于物权的支配力、排他力、追及力。
  4.优先受偿的非物权属性
  立法机关认为,担保物权具有优先受偿性,优先于一般债权或者其他权利受偿,反映了物权对于债权的优先效力。而崔建远教授认为,物权具有支配力,而无受清偿的效力,担保物权也不例外。受清偿是债权的效力。在某债权上附有担保“物”权的场合,实际上是担保“物”权担保的某特定债权具有优先受偿的效力,该债权于是具有了相对于其他债权的优先性。[41]此类同时具有给付受领力和优先效力的债权,自然能优先于普通债权。我们不能简单地说是“物权优先于债权”。
  在解释学上,主债权债务形成担保权的基础法律关系,主债权债务到期无法履行,作为第二层次的法律关系才有实际发生法律后果的可能。而主债权和其他没有设立担保物权的债权在性质上同质,本应具有平等性,但由于事先将债务人或者第三人的特定财产作为主债权实现的保障,使债权平等原则发生了例外,使该主债权人具有了优先于其他债权人的受偿效力。这种优先受偿效力仅是相对于其他的普通债权而言,不是相对于担保财产上存在的物权而言。对于该特定财产的所有人和用益物权人来说,其所享有的物权并不受影响,他们依然享有着物权,只是在拍卖、变卖该财产时从所得的价款中让主债权人在其债权范围内优先获得清偿,用于消灭第一层次的基础法律关系。可见,担保制度中并不存在“物权优先于债权”的理论基础。物的担保,使主债权人优先于其他普通债权人受偿,从性质上提升为物权进行保护,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物权与债权是两种异质权利,仅依据对债务人或第三人特定财产利益的交付占有或登记宣示,就认为是对物(或其交换价值)支配,进而在立法上定性为物权,是很牵强的。我们认为,优先受偿是债权平等受偿原则的例外规则,本身不涉及权利性质问题。比如,在其他单行法中还存在着法定优先权,[42]也有优先受偿力;甚至在一些情形下,法定优先受偿要先于担保物权。[43]可见,优先受偿并非物权的专属属性。
  (三)物的担保被纳入物权编带来的问题
  《担保法》及其司法解释系统规定了保证、抵押、质押、留置和定金等担保制度,《物权法》将抵押权、质权和留置权纳入担保物权编。至此,物的担保和人的担保、金钱担保相分离,给担保制度带来以下问题。
  1.统一的担保制度体系被人为切割
  在原担保法体系下,保证、抵押、质押、留置和定金,均为增加主债权实现可能性的制度选择。这些担保类型虽各具特色,但作为担保制度的一部分,有如下共同点:(1)各担保制度的目的是保障债权的实现。其中,人的担保是通过增加责任主体的人数来保障债权实现,物的担保是通过增加特定物(或财产)来满足债权的优先受偿,金钱担保是通过事先交纳一定比例的货币来敦促债务人按时履行债务。(2)各担保制度由两个层次的法律关系组成。基础法律关系为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主债权债务关系,从属法律关系为债权人与债务人或第三人之间的担保法律关系。(3)各担保制度发生作用的前提是债务人到期不履行债务,债权人积极行使担保法律关系中双方事先约定的权利或法律直接规定的权利。(4)各担保制度一般以满足主债权实现的利益范围为限度,但定金除外。综上,我国担保制度在目的功能、法律构造、作用前提和行使限度等方面高度统一。从立法演进上看,担保制度立法从统一走向分离,更多地体现了我国民事立法对德国民法中物权、债权二元财产权利结构的形式逻辑的过度因应。而担保制度被形式逻辑人为分割成物权性担保和债权性担保,这给法律适用和社会生活都带来不同程度的困惑和不便。
  2.增加法条理解和法律适用的难度
  立法机关将担保制度一分为二,并在《物权法》中规定了效力衔接条款:“当担保法与本法的规定不一致的,适用本法。”这在一定程度上消弭了《物权法》和《担保法》因法条竞合产生的适用冲突,但二者之间不是简单的新法与旧法的关系。《担保法》依然有效,这又给法条理解和法律适用带来了困难。首先,无法避免在同一部《物权法》中“担保”的语义不同,理解时要在具体条文中具体分析。如《物权法》171条第1款和第2款中“担保”的含义各不相同。[44]其次,同一担保制度要同时适用两部法律才能构成完整的规范体系。如动产抵押登记制度既要适用《物权法》,又要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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