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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律科学》
《资本论》中的历史唯物主义法律观
【副标题】 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作者】 吕世伦
【作者单位】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分类】 法哲学
【中文关键词】 马克思;资本论;历史唯物主义;法律观
【英文关键词】 karlmarx; daskapital; historicalmaterialism; legalview
【文章编码】 1674-5205(2018)06-0003-(008)【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8年【期号】 6
【页码】 3
【摘要】

作为马克思的最重要理论著作之一的《资本论》包含着博大精深的思想,其中也集中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法律观。其所体现的历史唯物主义法律观的要旨是,法是反映社会经济基础的意志关系;统治阶级总是将对其有利的利益关系作为法律加以神圣化;法在担负政治统治职能这一主要职能的同时,也必然担负组织社会公共事务的职能;自由和平等是交换价值过程理想法的表现,自由平等地剥削劳动力是资本的首要“人权”;人的自由发展所经历的三个历史阶段,也是法的产生、发展和逐步消亡的过程,发展社会主义国家和法正是最终实现“自由的联合体”的必要方式和路径。

【英文摘要】

As one of Karl Marx 's most important theoretical works, Das Kapital contains extensive and profound thoughts, which also embodies the legal view with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he essence of legal view with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s that the law is the kind of relationship of will reflecting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infrastructure; the ruling class always sanctifies its favorable and most important interests as law; the law undertakes the main function of political ruling, as well as is bound to assume the function of organizing public affairs; freedom and equality are expression of the ideal law of the value exchange process ; the exploitation of labor force in the name of freedom and equality is the primary "human right" of capital; the three historical stages of the free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 are also the process of the emergence, developing and gradual withering of law.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ist system and its law is the necessary way and path to achieve the "combo of free man " finally.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52254    
  《资本论》这部伟大的政治经济学著作,也是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宝藏。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创作过程中所阐发的历史唯物主义法律观,至今仍然照耀着马克思主义法学发展道路。本文结合《资本论》文本及其创作过程中的几份手稿,阐述马克思有关历史唯物主义法学的基本思想,以此作为对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的纪念。
  一、法作为一种反映社会经济基础的意志关系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再一次地扼要表述了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里提出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公式:“在那本书中我曾经说过,一定的生产方式以及与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简言之,‘社会的经济结构,是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1}100后来,马克思又从整个社会结构层次的角度指出,如果把生产关系作为第一级东西的话,那么国家和法则是“第二级的和第三级的东西,总之,派生的、转移来的、非原生的生产关系”。{2}51如果从形式与内容的范畴上来理解,那么生产关系是内容,法是它的形式之一。“法律形式作为单纯的形式,是不能决定这个内容本身的。这些形式只是表示这个内容。”{3}379不过,法反映生产关系,与生产关系的要求相适应,并不是机械的对应关系,而是需要经历一个曲折的过程。这主要表现在:由于特殊的经济或政治的原因,有时会出现暂时落后或超前于生产关系的“例外性”那种法律规定。而法与生产关系相适应的规律,恰恰就表现在它不断地去掉这样那样的例外性的过程。例如,《英国工厂法》的历史就是这样。起初,该法维护延长工作日的制度,后来随着蒸汽力、水力以及工人斗争的发展,它又维护限制工作日制度。此外,法要适应生产关系,是一个“自然规律”,它“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1}9在这个范围内,立法者的能动性是很重要的。
  马克思进而指出:“每种生产形式都产生出它所特有的法的关系、统治形式等等。”{2}29这就是法的历史类型演进的依据。奴隶制法权关系和封建制法权关系,以公开的等级特权制为特征。这种强权的法关系,来源于人身依附和超经济剥削的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的法的关系脱下强权的外衣,代之以法律上对财产权的一律平等的保护。但是,这不过是借着“法治”掩饰起来的事实上的强权而已。马克思说:“强权也是一种法,而且强者的权利也以另一种形式继续存在于他们的‘法治国家’中。”{2}29他强调指出:“机器引起的劳动力买者和卖者之间的法关系的革命,使全部交易本身失去了自由人之间的契约的外表。”{1}456这种“法的关系的革命”,指的就是把自由劳动力的交易普遍化。但正是这种“革命”,同时暴露了资本对劳动人民的残酷的经济强制。
  那么,法的关系作为一种上层建筑现象,究竟是什么社会关系呢?这一点在《资本论》中有十分明确的回答:法权关系“是一种反映着经济关系的意志关系”。{1}103理解这个命题的关键,不在于作为调整社会关系的法是立法者意志的直接产物,而在于被调整的社会关系都是借助各个主体的行为表现出来的意志之间的关系。这从商品交换中最容易看出来。马克思是这样分析的:第一,商品是物,因而它不能自己走到市场上交换,必须由商品的所有人或“监护人”去进行。第二,商品也不可能拒绝被送到市场。第三,转让商品过程中的双方当事人必须意思表示一致,才能实现相互转让的行为。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为了使这些物作为商品彼此发生关系,商品监护人必须作为有自己的意志体现在这些物中的人彼此发生关系。”{1}103这种反映不同商品所有者之间经济关系的意志关系,如果是由约定俗成的规则调整的,那么这种规则就是习惯;如果由国家认可或制定出来的规则调整,就是法律。由此知道,不管是由习惯来调整的关系,还是由法律来调整的关系即法权关系,都是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意志关系。
  法权关系是意志关系,但意志关系并不都是法权关系。意志关系变成法权关系,必须以商品交换中存在的“人的法律因素”为中介。马克思说:“尽管个人A需要个人B的商品,但他并不是用暴力去占有这个商品,反过来也一样,相反的他们互相承认对方是所有者,是把自己的意志渗透到商品中去的人。因此,在这里第一次出现了人格这一法律因素以及其中包含的自由的因素,谁都不用暴力占有他人的财产。每个人都是自愿地转让财产。”{2}197所谓“人的法律因素”指在客观的经济交往中所自然地形成的商品所有者的权利和自由。不过,这种“法律因素”并不等于法,而仅仅属于交换的理想化表现。这种法律因素,最先采取习惯的形式,当它逐步呈现出重要性,并被认识到符合统治阶级整体利益时,就会逐步得到国家的正式确认,并上升为法律。
  二、法的物质制约性的内在矛盾
  马克思在《资本论》创作过程中所揭示的法的物质制约性包含着各种内在矛盾,其中很重要的就是,法与生产关系之间的不平衡性,特别是他明确提出相同生产关系基础上的各国法律制度在形式上可以有很大的差别。这种情况的出现当然并非是对法的物质制约性原理的反证,而恰好需要借助于法的物质制约性理论才能对其予以很好的说明。
  (一)无数的经验事实会引起法现象的变异和差异
  马克思说:“任何时候,我们总是要在生产条件的所有者同直接生产者的直接关系——这种关系的任何当时的形式必然总是同劳动方式和劳动社会生产力的一定的发展阶段相适应——当中,为整个社会结构,从而也为主权关系和依附关系的政治形式,总之,为任何当时的独特的国家形式,发现最隐蔽的秘密,发现隐藏着的基础。不过,这并不妨碍相同的经济基础——按主要条件来说相同——可以由于无数不同的经验的情况,自然条件,种族关系,各种从外部发生作用的历史影响等等,而在现象上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变异和彩色差异,这些变异和差异只有通过对这些经验上已存在的情况进行分析才可以理解。”{4}894大陆法系和英国法系在法律渊源、诉讼程序、法律方法论等方面都有不少差别,但它们均可以服务于相同的社会形态,阶级本质是相同的。即令属于同一个法系的英国和美国,它们的法律也各有自己的特点。
  (二)法的观念不可能与产生它的所有制关系完全符合
  在谈到罗马法对近代资产阶级社会影响的问题时,马克思指出:古罗马自由人在法律上平等的观念,很容易地被资产阶级接受下来,并注入资产阶级的内容。由此,马克思引申出一个观点,且他本人认为这是“极其重要的一点”,即“虽然一定所有制关系所特有的法的观念是从这种关系中产生出来的,但另一方面同这种关系又不完全符合,而且也不可能完全符合”。{2}607那么,这种情况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大致有如下原因:第一,法的观念对现实基础的反映是客观见诸主观的过程,是具有能动性和创造性的。尤其客观事物发展变化的复杂性及其规律展示的曲折性,并不能被人们迅速和全面地认识到。第二,法观念有相对的独立性,它一旦形成,就会表现出一定的稳定性以及对经济过程的某种反作用。最常见的便是,当生产和交换的发展出现新的社会要求时,法观念的传统和习惯就常常会带有程度不等的保守性,而落后于经济关系的演进。第三,法观念是法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有继承性。这种继承性甚至能跨越时代和社会经济形态的界限。虽然法律文化的继承以现实的所有制关系的需要和可能为前提,并进行相应的创造性改造,但法及其形式同现实经济基础间的不完全符合的情况仍然难以避免。封建时代的英国法对普通法系国家的巨大影响,就可以从这个道理中得到说明。
  (三)生产关系作为法的关系呈现不平衡发展
  这一命题指的是,一定形态的生产关系下产生的法或法的关系,其发达程度同那个生产关系不成比例、不相称的情形。《经济学手稿(1857—1858)》导言的最后部分的标题是“生产。生产资料和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国家形式和意识形态同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关系。法的关系。家庭关系。”其中,马克思特别提醒人们注意,“这里要说明的真正困难之点是:生产关系作为法的关系怎样进入了不平衡的发展,例如罗马私法(在刑法和公法中这种情形较少)同现代生产的关系”。{2}51进而又说:“困难只在于对这些矛盾作一般的表述。”{2}51的确,奠基于奴隶制生产关系基础上的罗马私法,何以能与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并存?法的物质制约性在这里又是如何表现的?这个显而易见的矛盾,不是随便可以说得清楚的。后来,在另一篇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直接回答了那个“困难”问题,他说:“罗马法虽然是与交换还很不发达的社会状态相适应的,但是,从交换在一定的范围内已有所发展来说,它仍然能阐明法人,进行交换的个人的各种规定,因而能成为工业社会的法的先声(就基本规定来说),而首先为了和中世纪相对抗,它必然被当作新兴资产阶级社会的法来看。不过,罗马法的发展本身和罗马共同体的解体也是完全一致的。”{2}200这就是不平衡发展的内在根据。就罗马法而言,它虽然是当时交换关系的产物,但这种交换关系又不能完全包容它;要使罗马法精神和原则获得高度的发展,就需要有更高的交换关系——资本主义交换关系的出现。由此可知,类似的矛盾或不平衡现象,同法关系与生产关系相一致的规律并不相悖,相反地正是这种规律的体现。
  三、法是对符合统治阶级利益的现实状况的神圣化老婆觉得我剪头发浪费钱
  (一)社会现状对法律的影响
  马克思在考察劳动地租问题时,再次提到一种使历史学家们感到惊异的现象:作为直接生产者的农奴虽然不是土地的所有者而只是占有者,并且他的全部剩余劳动实际上依照法律属于土地所有者,可是在这种关系下,负有徭役的这些人竟能有财富的相对独立发展。其实,这个哑谜中包含着社会现状与传统关系这样一个对于法律极为重要的、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正像马克思明确指出的那样:“很清楚,在这里也和一贯的情形一样,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那部分人的利益,总是要把现状作为法律加以神圣化,并且要把现状的由习惯和传统造成的各种限制,用法律固定下来。”{3}896社会发展的结果,总会把某些经常出现的现象凝聚为一定的现状,而这种现状又会受到习惯和传统的限制。这种矛盾表现了社会的复杂性,却又使社会趋于稳定。这里包含着有关法律产生和作用的一系列重要原理。
  其一,社会现状的基础和形式。一定的生产方式是现状的基础,它必然要表现为某种规则和秩序。马克思说:“只要现状的基础即作为现状的基础的关系的不断再生产,随着时间的推移,取得了有规则的和有秩序的形式,这种情况就会自然产生”,“在生产过程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关系的停滞状态中,一种生产方式所以能取得这个形式,只是由于它本身的反复的再生产”。{3}896简言之,现状的形式作为社会上层建筑物,是基础关系持续生产和再生产的产物。
  其二,规则和秩序的重要性。马克思说:“这种规则和秩序本身,对任何取得社会固定性和不以单纯偶然性与任意性为转移的社会独立性的生产方式来说,都是一个必不可少的要素。这种规则和秩序,正好是一种生产方式的社会固定的形式,因而是它相对地摆脱了单纯偶然性和单纯任意性的形式。”{3}896
  其三,明文的法律把规则和秩序神圣化。马克思说:“如果这种再生产持续一个时期,那么,它就会作为习惯和传统固定下来,最后被作为明文的法律加以神圣化。”{3}896习惯和传统是规则和秩序的不成文形式,而法律则是规则和秩序的明文形式。并且,规则和秩序一经采取法律形式,便带有十分肯定和不可侵犯的神圣性质。举例说,假定为地主所服的徭役原来是每周两天,那么这两天就会被固定下来,成为一个不变量,进而得到习惯法或成文法的确认。于是,这一法律本身也成为一个不变量,具有相对稳定性。至此,我们看到,“过去表现为实际过程的东西,在这里表现为法律关系,也就是说,被承认为生产的一般条件,因而也就在法律上被承认,成为一般意志的表现”。{2}510可见,法律的出现并非突然,而是社会生活的要求。
  当然,法律作为稳定的不变量是相对的。从基本方面说,生产力是不断发展的,因而生产关系以及生产过程总是要变化的。问题仅在于它们怎样变化而已。
  (二)资产阶级法律的本质及其历史地位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作为法律基础的现状是以资产阶级私有制为核心的生产关系,作为这种现状表现形式的规则、习惯、特别是法律,以及由这些现状形式造成的社会秩序和稳定,归根到底都是有利于资产阶级的。马克思在评论资产阶级的立法时,尖锐地指出:“它的公开目的无非是使那种只考虑私人利益,只考虑榨取金钱的立法者靠牺牲他的臣民来最大限度地‘发财致富’。”{5}528这种“发财致富”的前提,“首先也是以直接生产者的完全贫困化为代价而取得的”。{3}695
  正是资产阶级法的这种剥削和压迫劳动人民的性质决定了,它有可能继承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旧法,或者根据某种具体需要而进行“接种”。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成时期,“只要资本的力量还薄弱,它本身就还要在以往的或随着资本的出现而正在消逝的生存方式中寻找拐杖。而一旦资本感到自己强大起来,它就抛开这种拐杖,按它自己的规律运动。”{6}43旧法就是这种“拐杖”之一。即使在资本主义制度确定以后,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和法律上,他们把以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意识形态硬搬到以剥夺直接生产者为基础的所有制上来”{7}144的情况,也是屡见不鲜的。
  相反,无产阶级的法律意识和法权要求同资产阶级法是根本对立的。所以,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要搞什么“人民立法”完全是自欺欺人的想法。1869年7月,在第一国际纽伦堡支部会议上,到会的13个工人团体的代表通过一项所谓争取“人民直接立法”的决议。这个决议立即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严厉批评。恩格斯指出,如果工人运动不去集中力量反对“资本老爷”,而热衷于“人民直接立法”问题,将有导致无产阶级组织垮台的危险。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说,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完全不可能采取“人民直接立法”形式,相反,“为了‘抵御’折磨他们的毒蛇,工人必须把他们的头聚在一起,作为一个阶级来强行争得一项国家法律,一个强有力的社会屏障,使自己不致再通过自愿与资本缔结的契约而把自己和后代卖出去送死和受奴役”。{1}349无产阶级只有取得自己的政权以后,才谈得上由自己和人民来立法。当然,马克思主义法律观引导无产阶级革命从根本上废除资产阶级法,这并不否定其中某些进步的、合理的成分,不排除法律文化的某种继承性。
  四、法总是执行着一定的社会公共职能
  法的社会职能与一定的社会分工是密切相关的。当社会分工发达到一定程度、特别是社会分裂为阶级以后,便产生管理的必要性;一旦对社会的管理职能集中到国家手里,那么它就要借助法律来表现和实现。马克思说“社会分工本身表现为固定的法律、外在的准则并受各种规章支配”,{8}360就是这个意思。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一切规模较大的直接社会劳动或共同劳动,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指挥,以协调个人的活动,并执行生产总体的运动——不同于这一总体的独立器官的运动——所产生的各种一般职能。一个单独的提琴手是自己指挥自己,一个乐队就需要一个乐队指挥。”{1}384这种指挥或管理就是一种集权,甚至就是一种专制。否则,社会生产便无法进行下去。这一点对于一切形态的社会是共同的。不过,这种管理职能在有阶级的社会中必然有两个方面:一是由共同劳动过程的性质产生的职能,谓之社会公共职能;二是由社会对抗的性质产生的职能,谓之阶级统治职能。社会公共职能建立在“生产一般”基础上的公益事务,如修筑道路、运河等工程。它便利于劳动者,也使商品流通易于进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种浩大工程,通常是个人无能为力的;即使个人有这种能力,他也往往因无利可图甚至亏本而不去问津。所以,它只能由国家统一地掌握起来。
  在资本主义社会,情况亦是如此。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国家“完全同在专制国家中一样,在那里,政府的监督劳动和全面干涉包括两方面:既包括由一切社会的性质产生的各种公共事务的执行,又包括由政府同人民大众相对立而产生的各种特有的职能”。{3}431这一结论,是马克思在仔细地考察资本主义工场情况后得出的。在这里,监督劳动的职能具有二重性:一是要尽可能统一与协调同工场全部活动有关的事务,表现一个指挥意志;二是要保证工场主对劳动者的剥削。起先,监督劳动这两方面职能由资本家自己来执行;但后来,资本家有了足够的财富,便把这种费力的事交给“管家”。这意味着所有权与监督职能的分离。国家职能正是从社会总体上对监督或管理职能的集中和放大。国家职能也同样具有二重性。它一方面要管理公共事务,这是维持全社会生产和生存所必要的,是全体社会成员都需要的;另一方面,是为了保证资本家对劳动人民的剥削而实行的统治和镇压,这仅仅对于资本家阶级说来才是需要的。但是,只就国家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职能而言,并不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特有的,或者说仅仅同这种生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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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下跌你应该笑还是哭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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