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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律科学》
中国民法典的“绿色”需求及功能实现
【作者】 吕忠梅【作者单位】 清华大学法学院
【分类】 民法总则
【中文关键词】 民法典;绿色发展;环境问题;生态环境;公共利益
【英文关键词】 civilcode; greendevelopment; environmentalproblems; ecologicalenvironment; publicinterests
【文章编码】 1674-5205(2018)06-0106-(010)【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8年【期号】 6
【页码】 106
【摘要】

体现21世纪“生态”特色的中国《民法总则》,规定了“绿色原则”,既为民法典奠定了“绿色基调”,也对民法分则编纂提出了“绿色挑战”。西方发达国家在民法典成熟后出现环境问题的情况下,通过修订民法典回应环境保护需求。中国走过了一条环境与资源立法先行的道路,但没有建立适应市场机制的自然资源所有权体系,是导致环境问题的主要原因。中国进入新时代,“绿色发展”成为建设现代化强国的主要目标,对民法典提出了“绿色”需求,要求在物权制度、合同制度、侵权制度中回应生态环境保护问题,通过基本原则的贯彻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功能。

【英文摘要】

China's “General Principles of Civil Law” which embod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cology” in the 21st century, it stipulates the “green principle”——the “green tone” of the Civil Code and the "green challenge" of codification of Specific Provisions of Civil Law. After the maturity of Civil Code, western developed countries responded to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needs by amending the Civil Code under the circumstance of environmental problems. The main cause of environmental problems is that China has gone through a path of environmental and resource legislation first. However, it has not established a natural resource ownership system that adapts to market mechanisms. China has entered a new era, and “green development” has become the major objective of building a modern power. It has put forward the “green” requirement for civil code, and has called for responding to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ssues in real right systems, contract systems and infringement systems, to realize the function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by implementing the basic principles.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52255    
  
  在中国明确提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背景下,民法典编纂必须承担新的历史使命,“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1}50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民法总则》9条规定既确立了“绿色原则”[1],也为民法典分编编纂奠定了“绿色基调”。但目前已有各种有关《民法总则》解读的论著对“绿色原则”的解释分歧巨大,民法典分则编纂工作小组提出的相关草案对“绿色原则”的态度不一[2]。现实表明,“绿色原则”对中国民法典编纂提出了新的挑战,但关于民法的环境保护功能定位等基础性问题,民法内部尤其是民法与环境法之间,共识尚未达成。一般认为:环境法与民法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法律规范体系,民法以个人主义安身,环境法以整体主义立命;民法以保障个人权利为圭臬,环境法奉维护公共利益为神明;民法关照一棵棵树木,环境法照拂整个森林。按照这种学科对立、部门分割的思维模式,“绿色原则”必然成为一句空洞的口号,“绿色民法典”也不过是一个形式意义上的标签。这显然不符合实现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法治国家建设目标,也与21世纪以生态文明为鲜明标志的世界潮流相悖。因此,迫切需要我们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进行深刻反思,为制定出一部“体现21世纪的时代精神和时代特征”的民法典{2}提供符合中国国情、适应时代发展的方案。
  一、引言
  当今时代,环境资源问题成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最大挑战。中国作为地球大家庭的一员,既不能独善其身,也无法置身事外。经过三十多年的快速增长,中国在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创造奇迹的同时,也成为资源消耗、污染物排放量最大的国家之一;中国在成为世界工厂、为全球提供最丰富的工业产品的同时,也让清洁的空气、干净的水、安全的土壤成为自己最短缺的生态产品。巨大的资源消耗、严重的环境污染既使经济发展难以为继,又带来了危害公众生命健康的高度风险,还可能对社会稳定造成巨大威胁。从社会关系的角度看,环境问题的根源是部分人的获利建立在部分人受害的基础之上,但受害人在很大程度上既包括获利人自己、也包括帮助别人获利的人。他们都是需要清洁的空气、干净的水、安全的食物的“人”。此时,原有的社会分工和利益关系被完全打破,各种错位、断裂、重合在干扰社会运行,急需建立新的社会秩序,重新梳理并合理处理新旧社会关系。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一方面,环境问题是原始的市场失灵的表现[3],另一方面,环境问题也是政府失灵的表现[4],因此,解决环境问题必须寻求市场机制与政府干预之间的平衡与协调。
  从法律制度的角度看,在出现严重的环境问题之前,许多国家已经建立了与市场机制相适应的以保护个人财产和个人利益不受侵犯为基础的规则系统,但这个系统对处于市场机制以外的环境资源问题同样无能为力。个人主义的权利体系对人类的生态性权利关注不够或者几乎没有关注,当个人权利的行使直接威胁到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时候,这个体系不仅不能解决环境问题,反而成为了解决环境问题的障碍。{3}56-63因此,必须建立新的制度体系,为维护公共利益而对个人权利加以限制,这是环境法得以产生的直接原因。可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人们又发现,以公共利益保护为目的、以行政规制手段为主体的环境法制度,在实施中常常事与愿违,行政机制僵硬、管理成本过高或者管理难以覆盖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同样达不到有效解决环境问题的目标。于是,寻求公法机制与私法机制的平衡与互动,成为环境保护法律制度建设的一个重大课题。各国也在相关立法中进行了有益探索:一方面,在制定专门的环境保护法律、建立保护环境公法制度的同时认同并运用私法制度;另一方面,及时修订民法典,从民法原则到基本制度积极回应环境保护需求并有条件地承认环境权利或权益,为公法制度与私法制度的互动提供机制性安排。{4}71-115这是为调整因环境问题而产生的巨大利益冲突,平衡经济发展与保护环境之间的张力所进行的立法思维与路径转换。许多国家的实践反复证明,这也是一条成功的生态环境保护的法治之路。
  党的十九大报告要求“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1}12并阐明“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确立了以“绿色执政”引领中国“强起来”的目标。{1}50虽然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路径与西方国家不完全相同,但市场机制失灵与政府失灵的问题同样存在。虽然中国社会主义公有制下的生态环境资源权属与权利配置方式与西方国家不完全相同,但必须同时运用公法手段和私法手段保护环境的制度安排的需求相同。因此,在中国民法典编纂过程中,如何既立足中国国情,又借鉴先进经验,妥善应对环境问题的挑战,既“躲不掉”也“绕不开”,必须以直面问题的勇气和协调沟通的智慧,构建合理的法律制度。
  二、外国民法典对生态环境保护需求的回应
  众所周知,环境问题是一个典型的综合性问题,其形成与地球生态系统演变和人类生存方式息息相关,除受自然规律的制约外,还涉及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社会等诸多人文因素。世界各国政治、经济学家一致认为,产生环境问题的原因虽然可归结于市场失灵、政策失误、科学不确定性以及贸易影响等多种因素,但起决定性作用的,主要还是制度安排上缺乏对环境与自然资源价值的全面认识及其权属界定不清。或者说,当使用自然资源的决策人物忽视或低估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给社会带来的代价时,就会出现环境问题。{5}10客观而言,民法作为典型的私法,解决环境问题不是也不应该是其主要任务。但是,民法是否能够正确理解并认可生态环境资源[5]的多重价值并合理界定权属,对于解决环境问题至关重要。虽然“民法准则只是以法律的形式表现了社会的经济生活条件”,{6}484但这种制度安排也必然反过来对社会经济生活条件产生正面或者负面的影响,环境问题是其产生的负面影响之一。{7}
  从民法的变迁史可以发现,古代没有产生现代意义上的环境问题,人类对自然的认识也受到技术、经济等诸多限制,当时的民法没有也不可能有关于环境保护的内容。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能力大大增强,对环境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污染和破坏。与此同时,欧洲各国在继承罗马法的基础上经过制定民法典获得了定型化的民法概念、原则、制度、理论和思想体系[6]。近代民法基于平等性、互换性的基本判断,以形式正义为理念、法的安定性为价值取向,构筑了典型的民法模式。{8}229-239
  民法作为利用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规则,必须考虑资源的稀缺性和价值多元性。近代民法制度架构的前提是将土地确定为资源利用的最基本形式,通过所有权制度确认土地资源及其附属的空间、植被和生长于其间的动物的多重经济价值,并围绕所有权的移转和保护建立债权和侵权制度,形成了完备的制度体系,这种制度体系在各国民法典中以总则、物权、债权的形式得以体现[7]。但是,近代民法考虑了自然资源的多种经济价值,却没有考虑自然资源作为生态环境要素的生态价值,更没有考虑生态系统的循环性与流动性,将土地及其附属的空间、植被和生长于其间的动物等设定为静止、可分、可转移的“物”,因而成为导致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制度原因。
  (一)生态环境资源不是民法意义上的“物”
  民法理论采“主客二分”说,与“人”相对应的概念是“物”。“人”为主体,“物”为客体,“物”有广义与狭义之分。近代民法采用狭义“物”的概念,强调其有体性、独立性、可支配性、可满足性、特定性。{9}36《德国民法典》第90条规定:“法律意义上的物,是有体的客体。”学说认为:“物权的本质在于直接支配物并享受其利益,因此为使法律关系明确、便于公示,以保护交易安全,现在各国民法大多采取物权客体特定性原则或称物权特定主义。”{10}43“若物难以被特定化,则难以被物权所支配,也就不能成为物权法中的物。”{9}36但是,民法上“物”同时也是生态环境资源的一部分。在生态系统中,生态环境资源既包括现在正在为人类所利用的物质,如矿产资源、水资源、森林等;也包括现在虽然还没有被人类所利用,但估计在不远的将来即可为人类服务的物质,如北极的冰山、南极的雪山等;还包括人类可以利用但不可能控制的生命支持物质,比如太阳、月亮等;更包括生态系统的各种服务功能,如森林净化空气、涵养水源功能,野生动植物的生物多样性支撑地球生态系统等。生态环境资源虽然能满足人们生活的需要、部分能够为人力所支配、大部分是有体的,但不特定、不独立,不能成为近代民法上的“物”,甚至不能成为“主客二分”意义上的“客体”[8]。其中的生态服务功能[9],更是无体且不可分割,必须有系统循环才可形成并发挥作用。如果说,民法物权制度可以从个人权利保护角度解决“物”的归属、利用问题,但无法从公共利益保护、代际公平等角度解决生态环境资源的归属、利用问题,这是导致“公地的悲剧”[10]产生的制度原因之一。
  (二)生态环境资源的非经济价值及其利益不受民法保护
  对于人类生存与发展而言,生态环境资源不仅具有经济价值,而且具有生态、美学、景观等多种价值。生态环境资源的多种价值中,经济价值并非唯一最高价值。从生命延续和人类健康生存的角度看,生态价值、美学价值甚至高于经济价值。但近代民法所保护的主要是经济价值,强调客体对主体在经济上的有用性,并以此建立了所有权制度、用益物权制度和担保物权制度。由于近代民法不关注生态环境资源的非经济价值,也就不必考虑“物”的经济价值与非经济价值的冲突。其实,这种冲突自人类直立行走时就存在,只是因为人类生产力水平低下、尚未对自然环境造成大规模影响,冲突表现得不很明显。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人类对自然的影响不断拓展,这种冲突也日益广泛复杂。近代民法制度不承认“物”的生态价值,没有将相关利益纳入保护的范围,经济利益与生态利益的冲突不会得到体现,也不可能有解决此类价值冲突的制度安排,当因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而爆发的剧烈利益冲突出现时,近代民法难免捉襟见肘。
  (三)所有权制度庇护污染环境的破坏行为
  虽然自工业革命以来,民法社会化的浪潮不断兴起,所有权绝对观念在近代民法上出现了一定程度松动,但其内涵却没有实质性变化,不可侵性、自由性、优越性依然是不变的信念。所有权还是近乎“万能的权利”,是“实际上不受控制的对财产的使用和处置的支配权”,甚至包含了“滥用一件物品的权利”或“糟蹋物品的权利……”“一个人拥有在自己的土地上建造栅栏的权利,愿意造多高就造多高,不管它可能把他的邻居的光线和空气挡住多少。”{11}203不受限制的所有权制度对市场经济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功劳,但也是造成污染和破坏环境行为的“帮凶”。所有权在整个权利体系内的空间过度膨胀,所有权人可以对其所有的“物”为所欲为,破坏、挥霍都是所有权不容质疑的内容。水的所有人可以将水白白地倒进下水道,土地所有人可以任意砍伐森林……而对于这些行为,他人甚至国家都不得干预。可见,在绝对性的所有权制度中,污染环境和破坏资源被视为行使所有权的合法行为,不构成对他人和公共利益的侵害,由此,近代民法成为污染和破坏环境的避风港。
  凡此种种,近代民法使得“公地的悲剧”不可避免。虽然它对部分生态环境资源如森林、土地等的归属、利用作了规定,也建立了相应的交易制度、侵权制度,但由于没有考虑生态环境资源的整体性,未将其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纳入考量,这些规定本身与环境保护的旨趣相左。比如,按照意思自治原则,民事主体基于其自由意志进行民事活动,法律必须确认并保障主体的自由。在这种理念下,进行有毒有害废物交易或在资源使用权转让中约定破坏性开发也应得到保护,污染和破坏环境行为将无法得到制止。在过失责任原则下,个人只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且须以有故意、过失为限,但环境污染往往是社会物质活动的“副产品”或“副作用”,行为人并无主观故意或过失,按照过失责任处理,受害者得不到救济,污染者也难以受到制裁。
  20世纪60年代,西方国家因工业污染导致环境问题大规模爆发,造成他人生命健康和财产严重损害。我们熟知的各种环境污染事件的背后,都有对资源的大规模利用或者不合理利用,伦敦烟雾、多诺拉烟雾、洛杉矶光化学烟雾、四日市哮喘等八大公害事件都是如此。许多环境污染案件以诉讼形式进入法院,法官殚精竭虑,试图运用既有法律加以解决,但均难以达到对受害人充分救济、合理救济的满意效果[11]。由此引发了剧烈的社会冲突,甚至威胁到政权稳定与经济社会发展。这迫使法官、学者和立法者改变思想,探求解决社会问题的新途径。在此意义上,环境问题不仅催生了环境法,{3}46-54也引发了民法理论和制度的变革,现代民法对近代民法的原理、原则进行了修正和发展。{12}286
  应该承认,环境问题综合性极强,其形成也与经济社会生活许多方面相关。环境问题主要不是由于民法制度不足而引起,但近代民法对环境问题的形成及恶化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助推作用。“解铃还须系铃人”,近代民法所造成的“问题”还得由民法自己来解决。进入20世纪后,各国民法典都将环境保护的相关内容作为重要议题,以体现对环境问题的认识并建立了适应环境保护要求的民事法律制度。
  总体来看,各国民法典对环境问题的回应分为两类情况。
  一类是建立体现环境保护要求的具体民事法律制度,处理民法典与环境法中的特别民法的关系[12]。一些已有民法典的国家如奥地利、德国、法国对民法典进行了修订,将动物规定为特殊客体,要求加以特别保护[13];一些新制定民法典的国家如俄罗斯、瑞士,也在民法典中规定了动物特殊客体制度;还有一些国家在民法典中用多个条款规定了环境保护相关制度,如1996年《乌克兰民法典》第2编为“自然人的非财产性权利”,第293条规定了“环境安全权”[14]。1996年《吉尔吉斯斯坦民法典》规定民事立法适用于自然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关系并对合同效力、所有权行使予以限制[15]; 2014年生效的《匈牙利民法典》也以多个条款对环境保护作出规定,以确保拥有健康环境的权利得以落实。{13}打遮阳伞就显得很娘
  另一类是在民法典中既以基本原则明确宣示环境保护价值理念,也在各分编中进行具体制度安排,以更好衔接普通法与特别法。《法国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未在立法上集中或者系统的直接表达基本原则,主要是通过某些具体规则体现有关思想,基本原则具有“隐性”特征[16]。自《瑞士民法典》及以后,各国民法典逐渐开始重视“一般规定”,并对民法基本原则进行明确宣示[17]。2005年,《越南民法典》对民法的基本原则做了全面、系统、规范的表达,在“总则”第一编“基本原则”中,规定了12项基本原则。就环境保护而言,《越南民法典》不仅在基本原则中进行了价值理念创新,而且在分则中做了较为系统明确的制度化安排[18]。
  这些国家的民法典,无论是将“动物”作为特殊客体、将环境安全价值纳入民法,还是明确规定环境保护原则并进行制度化安排,都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观察样本。我国《民法总则》系统规定了基本原则[19],9条明确宣示了“绿色原则”。如果说,规定“绿色原则”为中国民法典贴上了“绿色”标签;那么,将“绿色原则”在民法典分则编纂中进行具体的制度安排,则是将中国民法典的“绿色”标签转化为实质性约束的不二选择。这就需要我们在详细研究外国民法典相关制度的基础上,认真分析中国民法典编纂中的生态环境保护需求,提出符合中国实际的解决方案。三、中国民法典编纂中的生态环境保护需求一般认为,在西方国家,以个人所有权为核心的民法体系“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是导致环境问题的制度原因。但中国环境问题产生的制度原因及路径有自己的特殊性。没有建立适应市场机制的自然资源所有权体系,在法律上没有清晰界定以土地为核心的自然资源的归属关系、利用关系、流转关系和管理关系,是导致环境问题的主要原因。同时,我国的环境立法在几乎没有民事立法的情况下起步,也使得民法典回应环境问题的制度安排呈现独特需求。
  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功能与作用未予明确,也没有相应的民法制度。改革开放以后,虽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地位被日益重视,但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制度并没有真正建立,政府直接配置资源或者不合理干预配置资源的程度和领域既深又广,导致环境污染和破坏日益严重。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发展经济,出台多种优惠政策、降低环保标准招商引资,催熟产业转移、加剧产能过剩,是最大的资源浪费和环境破坏行为。由于自然资源权属不明,适应市场机制需求的交易制度没有建立,不能有效抑制对资源及生态产品的过度需求,占用湖泊、河道、湿地、林地成本极低或基本无成本,土地、水、森林、矿藏价格偏低,远远无法弥补生态价值……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不可持续发展模式给中国带来了诸多生态环境问题,其制度根源也是缺乏对生态环境资源价值的全面认识及其权属界定不清。由此引发的问题需要在民法典编纂过程中予以高度重视并加以解决。
  (一)解决自然资源所有权和用益权虚置问题,为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奠定基础
  我国实行自然资源全民所有制,但在很长时期内未设立代表国家行使自然资源所有权的独立部门,也没有在法律上严格区分自然资源的占有、使用及其处分关系,主要是通过行政手段统一将自然资源分配给国有企事业单位无偿占有、无偿开发利用,并授权政府各行政主管部门分别掌管不同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与行政管理。这种模式在改革开放前所有制形式较为单一的情况下发挥过一定作用,但其忽视自然资源的社会经济属性、特别是稀缺性和价值性等缺陷明显。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所有制形式已发生了重大改变,但中央和地方对自然资源使用权及其行政管理方式并未改变。虽然《民法通则》《合同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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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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