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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清华法学》
波利比乌斯《通史》的罗马混合宪制论
【作者】 高全喜
【作者单位】 上海交通大学凯源法学院{讲座教授,哲学博士}
【分类】 外国法制史
【中文关键词】 波利比乌斯;罗马;混合宪制;共和政体;战争
【期刊年份】 2019年【期号】 1
【页码】 17
【摘要】 本文的主旨是解读波利比乌斯《通史》的罗马混合宪制理论。首先从时间与空间两个维度,勾勒了罗马共和国通过战争而兴盛与崛起的现实制度背景;然后集中分析研究了罗马的军事制度和混合宪制的基本内容和独创性特征,尤其是从历史学视角揭示一种不同于纯理论视角的罗马混合宪制理论,阐释了波利比乌斯念兹在兹的罗马人何以用53年征服几乎整个世界的根本原因在于其混合宪制,进尔深化了波氏基于罗马政体论而形成的普遍人类史观,从而达成一种历史与宪制相互结合的宪制理论或历史理论;最后通过政体循环论和历史天命观两个视角呈现罗马政制之未来走向以及波氏历史宪制理论的内在张力。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52182    
  
  人是生活在历史之中的,一个人如此,一个族群如此,一个国族更是如此。但何为历史,何为历史中的人、族群和国族,其中的时间和空间如何计算和丈量,内在的结构和制度如何构建和厘定,蕴含的意识和精神如何培育和生长,等等,这些问题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如此清晰和为人们所自觉的。人类历史意识的觉醒有一个开启的过程,毫不夸张地说,罗马历史学家波利比乌斯便是这个人类历史意识的开启者,他的40卷《通史》第一次建立起一个有关人类历史的普遍性史观,支撑其宏大历史观的基石是他的罗马混合宪制论。他的历史学不是纯粹客观的自然物理学,而是一种政治史学或宪制史论,即他要为人类普遍历史的担纲者——罗马人的历史提供一个普遍的《通史》演义,用波氏自己的话说,他的通史之宗旨便是要探究:“在短短不到五十三的时间当中,通过何种方法和何种政体,以至于罗马人成功地征服了几乎整个世界?这是人类历史上一个亘古未有的伟大成就。”[1]
  一、罗马混合宪制的恢弘时空格局
  鉴于此,波利比乌斯写作《通史》的谋篇布局就颇费周章,其时间上的延展和空间上的扩大要支撑得起他所谓的普遍史,也就是说,波氏关于罗马崛起的历史叙事要提供一个不同于传统历史(即希腊史学家们的历史观)的新故事,尤其是时空结构上要经得起后来所谓的“历史动力学”检验。幸运的是,波氏的人生经历恰好为他近距离地观察罗马的军事体制、政制构架和文化生活以及卓越人物的心智行谊提供了很好的条件。他作为罗马统帅小西庇阿的朋友,跟随他征战南北十数年,历经了第三次布匿战争和第三次马其顿战争,不仅为罗马崛起之际遭遇的大风大浪所惊悚,也为这个国族所蕴含的顽强精神,尤其是他们创制的政治制度所折服,由此波氏坚定了自己为这个生机勃勃的政治共同体所打造的普遍世界的伟业树碑立传的史家雄心。
  打开波利比乌斯的《通史》,上述那种大历史叙事的恢弘气势不禁扑面而来。我们看到,《通史》40卷(虽然目前仅完整存留下前5卷,此外只有若干卷的残篇,即便如此也足以领略其不凡的硕大格局)为读者绘制了一幅宏大的具有世界景观的历史画卷,它们远非地中海一隅所能承载,而是以意大利为枢纽,以地中海为内海的横跨欧亚非的庞大世界图景。在此,罗马人经历了三次布匿战争,以及贯穿其中的与马其顿的三次战争。通过一系列战争,失败、胜利,再失败直至最后的胜利,罗马人最终赢得了对于周边乃至当时所能涉及的世界范围内的各个部族、列国和帝国的征服与统治,稳固地确立了一个罗马人的“大一统”之帝国事功。这就是波利比乌斯所叙述的《通史》内容,波氏把这个历史不仅视为一部罗马史,更是一部宏大的人类世界的历史。作为史家,他的历史追求不仅是客观的外在描绘,而是要深入其中,探索历史运行的机理,把握历史担纲者的成因,并为后来者提供真实不欺的资治通鉴。
  我们先来看《通史》的时间格局,波利比乌斯实际上为读者提供了两个时间结构的维度。第一个维度也就是波氏所指出的,他的《通史》要提供一个公元前220年至公元前168年这长达53年的罗马征服世界的军事与政制史。这个时间结构当然是波氏《通史》的主轴,也是全书的主要内容。应该指出,这个53年确实是罗马崛起的关键时刻,也是罗马人命运经受严峻考验的非常时刻。波利比乌斯用质朴、凝重、厚实之笔为我们刻画了这53年间的战争风云、英雄沉浮和制度塑造。通观这个时间刻度,波氏运用的是一种编年史的体例,把53年来罗马与各种对峙的力量,诸如迦太基、马其顿、塞琉古以及各方领袖人物的雄才大略和性格短长,一一道来,充分展示了罗马人开国立业之筚路蓝缕、玉汝于成。
  罗马人只用了53年就一举征服了全世界而确立起雄霸欧亚非的帝国之地位,这仅仅是上天的垂爱和偶然的幸运吗?显然远非如此简单。果真如此,波利比乌斯大可不必费尽周章地撰写罗马史志,在他眼里,还有另外一个时间维度,那就是促成罗马共和国崛起的早期发生学,即任何一个事物的壮大和演进都有一个发轫的时间逻辑。在《通史》一开篇,波氏就申言,尽管他的历史叙事主要是从公元前220年至公元前168年,但为此还需要一个重要的前期铺垫,即在第一卷用相当的篇幅来开启《通史》的正式演绎。换言之,波利比乌斯的历史撰写其实是从第一次布匿战争的公元前264年开始,这样实际上就追加了整整44年的时间,即《通史》的时间维度是从公元前264年至公元前168年,大致是97年,而不是53年。[2]我认为,第二个时间维度,即铺垫性的历史陈述,甚至还可以上溯到更为辽远的时间,它们都还属于传统的罗马史的范畴。这种罗马史观与希腊历史学家的希腊城邦史观,在性质和类别上并没有多少本质性的区别,它们都属于一个国族的发展生长史,罗马共和国乃至罗马帝国也是从这种列国史中发育出来的。
  但是,第一个时间序列,亦即从公元前220年以降的罗马史,这个开始于第二次布匿战争的53年来的罗马史,本质上迥异于传统的列国史,它既是作为个别国族的罗马史,更是作为普遍国族的世界史,这也正是波利比乌斯为什么刻意强调53年的罗马历史故事,而把此前的时间序列仅仅视为一个铺垫的根本原因所在。他写道:“从现在开始,历史变成了有机的整体:意大利和利比亚的事件同希腊和亚洲的那些事件相勾连,所有的事件都通往一个单向的结果。这就是为什么我要从这个时间开始我的历史写作。因为,正是由于罗马人在这场汉尼拔战争中打败了迦太基人,罗马人方才开始相信,自己征服世界的计划迈出了最为关键和最为困难的一步,由此,他们第一次开始将自己的双手伸向其他地方和跨海挥军希腊与亚洲大陆。”[3]据此,在罗马的漫长历史进程中,其实发生了一次深刻的变革,一次具有世界史意义的普遍革命,即罗马国族的命运经历53年的时间砥砺和冶炼,而从此前分散的各个邦国的时间碎片中脱颖而出,成功地把世界历史凝聚在一起,开辟出一个普遍历史时间的新时代。罗马的意义也正在于此,波利比乌斯撰写《通史》的意义也正在于此。“我希望读者能够清楚地认识到,罗马人从一开始就有充足的理由去构造一个世界帝国的雄心,也有充足的力量去实现他们的目标。”[4]
  从这个双层的时间维度中再来审视《通史》的空间结构,我们不难发现,波利比乌斯的普遍史观的横向布局具有全新的战争与和平的融贯视野。以往的列国史的战争叙事,大多基于某个国家的视野,尤其是从战胜国的角度出发,展开战争双方或多方的杀伐征战以及成败利钝,其空间格局往往是单向度的。波利比乌斯的《通史》与此不同,由于有一个普遍史的预设,他对于罗马崛起过程中的多次意义重大的战争,就不单纯仅仅是站在罗马的立场上,甚至不是站在任何一个国家的立场上,而是超越了诸多战争的参与者,呈现出一种更为广阔的胸襟,即便他力挺罗马,那也不是基于罗马的利益立论,而是在罗马共和国成长的身躯上,在罗马战争的一系列凯旋中,发现了普遍的世界史担当者的雏形。由此,波氏与其说是礼赞罗马的胜利,不如说是礼赞赋予罗马的普遍世界史的达成。在《通史》中,波利比乌斯对于罗马战争中的各类对手,尤其是三次战争中的迦太基,给予了非常正面性的描述,对于汉尼拔的英雄气概和大智大勇给予了高度的肯定。
  正是基于上述的大视野,波利比乌斯所绘制的空间世界,就显得无限辽阔,可以说囊括了除东方华夏文明之外(限于当时的信息隔绝)的全球文明之领域,它们也是人类文明步入世界文明的第一个视阈。在此之前的历史叙事,包括希腊的经典历史著作,都没有这样的胸襟和气魄,当然,此前的军事与政治斗争也远没有达到罗马构建大一统的帝国所关涉的深度和广度,恰恰是波利比乌斯赶上了这样的历史机运。通观波氏的《通史》,依照编年史的叙事笔法,波利比乌斯绘制了一幅远比伯罗奔尼撒战争关涉的地中海世界要广阔和深刻得多的大世界,它们随着各种战争的推进大致分为三个版块(即基于罗马人建国之地——意大利中枢板块、罗马与迦太基三次战争所关涉的欧亚非板块和罗马与马其顿菲力五世战争所重组的环地中海欧洲板块),并最终因罗马的胜利而连为一体,由此成就了罗马主导的普遍世界史叙事。
  波利比乌斯用他的如椽之笔,从时间和空间两个层面,为我们绘制了一幕恢弘的罗马共和国从弱至强的军事与政治的演变史,这个历史叙事打破了陈旧分散的地域邦国史的编纂体例,呈现出一个普遍世界史的观念。[5]这在历史学的学科发展中,可谓前无来者,后续有待,这是人类对于自身历史连续性的一种自觉,也是对于罗马政制的一次质的升华。波利比乌斯的人类普遍史因罗马而形赋肉身,罗马因波氏的普遍史而终成正果。
  二、罗马的军事与宪制
  波利比乌斯是一位实用主义的史学家,他撰写历史不是孤芳自赏,也不是外在描述,而是具有着经世致用的现实目的,正像他自己所说的,“研究个别性的历史的那些人,他们是不可能深刻领悟作为整体的普遍史的。”[6]“我的著作所具有的独特特质同当下我们这个时代的伟大精神是相通的。正如命运女神(Fortune)将这个世界几乎所有的事情都引向同一个方向,并迫使它们都朝一个相同的目的进发一样,作为一名史学家,他的职责也同样应该将命运女神实现其整体意图的这种进程,置于一种简明的视角之下,进而呈现给自己的读者。”[7]所以,他要探究罗马何以雄霸世界开创普遍事业的原因和道理,以便为后来者提供可资借鉴的教益。那么,究竟是什么使得罗马人在群雄并起的险恶情势下一跃胜出呢?经过波利比乌斯的细致观察和深入研究,他以为这固然由于罗马在军事战争上的不断胜利,但更为根本的还是本源于罗马的政体制度,即处于成长与发展中的生机勃勃的罗马混合宪制。如果没有罗马的优良政体,没有共和国的混合宪制,那么罗马的公民精神就难以凝聚,罗马在遭受战争失败后也难以恢复元气,罗马的士兵也不可能为邦国的事业前赴后继、英勇牺牲。因此,波利比乌斯在《通史》中详尽地展示了他的研究成果,既以历史叙事的方式,又以理论归纳的方式,总之,贯穿整部《通史》的罗马故事属于一种史论结合的编撰体例,在冷峻的叙述中深含着厚重的义理。
  我们先来看军事。一般说来,古典社会史的主要内容是军事和政治,在战争取代了祭祀的重要性之后,政制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成为军事的附属物,传统的“王”首先是部落的军事首领,带兵打仗且能够取得胜利,这是国王得以掌权的基础。当然,这里有一个从祭祀权到军事权的两权对峙以及权重失衡的演变,希腊城邦国家如此,罗马城邦国家也是如此,这些都是古典政治社会的传统故事,对此,波利比乌斯并没有给予过多发挥。《通史》先是“照着讲的”,战争是波利比乌斯叙述的主要内容,甚至是唯一的内容,一部《通史》看上去就是一部罗马人的征战史。波利比乌斯以不加修辞的粗粝之笔,为我们叙述了53年乃至百年以来的围绕着罗马的兴盛所发生的一场又一场大小不等、情势各异的战争,其场面和人物以及过程和结局可谓惊心动魄,精彩纷呈,宛若一幕幕荡气回肠的画卷。
  问题在于,波利比乌斯并没有满足于此,他不仅描述战争,还要探索战争的机制,尤其是罗马战争获胜的军事制度,也就是说,他除了正面描绘战争过程,还用大量篇幅来分析和论述迦太基尤其是罗马共和国的军事制度,借以解释交战双方之所以胜败的军事原因。在前五卷的战争叙述尤其是第六卷专门开列的“论罗马的军事体制”一章中,他不厌其烦地介绍了罗马军事机制的构成体系,包括官佐、士兵、兵种、结构、组织、职责、功能,以及布阵、战斗、行军、驻扎、警戒,还有奖赏、惩罚、荣誉等方方面面的规章制度和举措安排。[8]波利比乌斯不仅是一位历史学家,还是一位军事学家,他非常知晓古代军事战争的机理,并通过研究罗马军制寻找到罗马人在战争上之所以获胜的缘由。
  军事是一门战争的艺术,由于波利比乌斯深谙这种技艺,他在《通史》中总能扑捉到军机事务中的症结,善于把一些关键的要点描绘给读者。例如,他对于汉尼拔的英勇刚毅和足智多谋的刻画可谓用功甚深,尤其是汉尼拔带领着迦太基的军队果敢而艰难地穿越阿尔卑斯山的崇山峻岭,马革裹尸,一路征战,大败罗马人,这些描绘处处都给人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当然,波氏《通史》通篇主要关注的还是罗马人的军事技艺,尤其是军事体制,他叙述了罗马人或被动或主动地所参与的数十次战争,其中重要的有与迦太基的战争以及与马其顿的战争。这些战争又都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历经数次战役,长达数年或数十年,例如作为主轴的第二次迦太基战争,就绵延十七年,经历了无数次大大小小的战役,有些是与迦太基直接开战的,有些则是与迦太基的同盟者开战的。在处理战争问题上,波利比乌斯与一般史学家的最大不同,在于他没有就事论事地记录战争状况,平白直叙地描写它们,而是能够把隐藏在战争背后的制度也一并揭示出来,例如士兵的斗志从何而来,将领的荣誉如何重要,还有战役胜负的得失利弊,公民兵与雇佣兵的本质不同,军事统帅的性格特征,甚至还有自然地貌、气候变化、海陆差异,等等。这诸多内容构成了一盘大棋局,前后相连,左右相关,任何一次军事行动不过都是这局棋的一个棋子运动,而贯穿整个大棋局的主导性战争不但是物质力量的博弈,更是制度与精神力量的博弈。
  在波利比乌斯眼里,他的《通史》还有另外一层更为根本性的东西,那就是置于军事战争背后的罗马政体或罗马宪制,关于这个制度层面的研究和叙述,才是波氏更为关注的要津,也是他的《通史》所要解决的问题,即罗马国族为什么在短短的53年就能够战胜各个竞争对手,包括不可一世的迦太基以及不世出的英雄汉尼拔,并雄霸欧亚非,成为人类普遍史的担当者。究其原因,不在军功伟业,或者说,之所以能够成就如此的军事业绩,还有更为根本的罗马宪制原因。所以,只有把《通史》的两个层面——军功伟业和政体宪制连为一体,把握其双重的叙述结构,才能真切地读懂波利比乌斯的《通史》,才能体察波氏念兹在兹的深意。
  关于政体制度的研究,西方从古希腊肇始就有着悠久的传统,著名的思想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希罗多德等人都有过众多的经典著作,探讨过诸如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以及僭主制、寡头制和暴民政制等多种统治形式,还有这些政体制度的蜕变形态,这些论述不仅来自思想家们的设想,还来自雅典、斯巴达、科林斯等城邦国家的政治实践。作为希腊化时期的贵族思想家,波利比乌斯对于上述的各派政治思想应该并不陌生。不过,由于处身于动荡的希腊化晚期,往昔的希腊诸城邦业已灰飞烟灭,且不说曾经富有生机的雅典民主制凋零为明日黄花,即便是固若金汤的斯巴达政体也因内忧外患而堙灭。目睹昔日希腊政制的彻底衰败和如日中天的罗马文治武功的辉煌崛起,波利比乌斯不得不深思过往政体理论的利弊得失,找寻赖以立命的制度寄托。
  那么,究竟波利比乌斯基于罗马政治经验而开发出什么新理论呢?一句话,它就是罗马制度实践的混合宪制理论。当然,这套理论并不是波氏凭空想象出来的,而是其来有自。首先是思想渊源上的,在柏拉图的政体理论中,除了理想国之外,还有一种基于法律而治的模糊的混合宪制的想法,亚里士多德也在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的利弊评估中提出了中庸的混合治理的宪制方案,这些有关混合宪制以及共和治理的理论对于波利比乌斯都有一定的影响,波氏的混合宪制的政体理论对他们既有继承,也有发展。波利比乌斯对于亚里士多德政体理论的最大发展,就是做实了政体论意义上的混合宪制理论,把人们习以为常的共和政体阐释为一种稳固的混合宪制,并且不仅在理论上有着根本性的变革和新创,而且还把这套理论与罗马共和国的政体联系在一起,将罗马共和政体解释为一种优良且稳固的混合宪制,并且成为支撑罗马崛起雄霸世界的制度基础。其次是现实经验中的,波利比乌斯的混合宪制理论是一种罗马现实制度的总结和提升。在亚氏那里是用共和来定义混合,共和是政体的主体形式,混合只不过是兼而有之的意思,但他面临的问题是这样的共和国在希腊诸城邦并没有有效的制度载体;而在波氏这里,则是用混合来定义共和,混合宪制才是政体的主体形式,而活生生的罗马共和国的根本,不是别的什么,恰恰是混合宪制,也就是说,混合政体做实了罗马共和国的本质结构。[9]
  在波利比乌斯看来,罗马共和国本质上就是罗马混合宪制,这种体制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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