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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政法论坛》
环境侵权诉讼证明标准初探
【英文标题】 Preliminary Probe into the Standard of Proof in Environmental Infringement Actions
【作者】 吕忠梅【作者单位】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分类】 环境程序法
【中文关键词】 环境侵权诉讼;证正明标准;证明责任;无过错责任;因果关系推定
【英文关键词】 Environmental Tort Action;Standard of Proof;Burden of Proof;Liability without Fault;Presumption of Causality.
【文章编码】 1000—0208(2003)05—026—08【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03年【期号】 5
【页码】 26
【摘要】 在中国现行单一的“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下,环境侵权诉讼面临着受害人利益难以得到保护、诉讼成本高、错判率高的巨大难题,为解决这些问题,必须重新确定合理的证明标准。我国应在无过错责任基础上,通过设立多元证明标准体系确定对不同主体与不同证明对象适用不同证明标准规则、借鉴先进国家合理的证明方法等,以建立中国环境侵权诉讼的证明标准制度。
【英文摘要】 Under the present singe“high probability”standard of proof in China,environmental tort action is faced with some serious problems:difficulty in protecting the victim interests.high litigation cost and high rate of wrong judgment To solve these problems,it is necessary to set reasonable standards of proof the standard of proof system in environmental tori action in China shall be established through setting a pluralistic standard of proof system.applying different rules of standard of proof to different subjects and different bjects of proof.making use of reasonable methods of proof in advanced countries,etc.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5809    
  
  环境侵权民事责任采用了特殊的归责原则,在民事诉讼的事实认定遵循“法律真实”的证明要求下,证明标准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也是环境侵权诉讼能否实现平衡当事人利益、实现环境法调整目标的关键。我国现行的民事证据规则,虽然规定了环境侵权诉讼的举证责任倒置和因果关系推定,但在证明标准方面却没有作出与之相适应的制度设计。单一的高度盖然性标准作为中国当前情况下一般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也许具有相当的合理性,[1]但对于环境侵权诉讼这样的特殊侵权诉讼的适用则失之偏颇,也与世界各国通行的证明标准多元化规则相悖。为公正地解决环境侵权纠纷以及完善我国的民事证据制度,有必要具体分析环境侵权诉讼的证明标准问题。
  一、问题的提出
  所谓标准,是指“衡量事物的准则”{1} (P.635)。证明标准即应是衡量证明主体的证明活动是否达到证明要求及具体达到何种程度的准则和标尺。[2]英国证据法学家摩菲(Murphy)认为:“证明标准是指证明责任被卸除所要达到的范围和程度,它实际上是在事实裁判者的大脑中证据所产生的确定性或可能性程度的衡量标尺;也是负有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最终获得胜诉或所证明的争议事实获得有利的事实裁判结果之前,必须通过证据使事实裁判者形成信赖的标准。”{2} (P.109)这一定义表明,证明标准是通过举证活动,事实裁判者对于争议事实(待证事实)的存在所+应达到的信赖程度或认知上的可能性程度。这一标准的达成,预示证明责任承担者对其责任的卸除并获胜诉。故确定一个什么样的证明标准,直接关系到证明主体法律后果的承担。从这一意义上说,证明标准的确立至少有两重意义:一是实体法意义,在证据量及其证据力不变的情况下,证明标准的设置和实际掌握的宽严在一定情况下决定案件的实体处理;二是程序法意义,证明标准是证明任务完成从而证明责任得以卸除的客观标准{3}。
  在我国,目前关于证明标准的规定仅见于2001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若干规定》)第73条:“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提供足够的证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鉴于该条并未明确“证明标准”的概念且何谓“明显大于”含义不明,学者们作了漏洞补充。依照学理解释,最高法院已将接近于真实的高度盖然性作为民事诉讼中的法定证明标准。这一规定,较之于过去民事诉讼法,无论是从观念上还是从制度建设上都有了相当大的进步,其对于公正司法意义重大。但是,在具体实践中,单一的证明标准是否可以解决所有民事诉讼的事实认定问题呢?尤其是在环境诉讼这样的特殊侵权诉讼中,实体法上的归责原则变化已经带来了举证责任分配以及因果关系认定方面的变化,《若干规定》4条对举证责任倒置以及因果关系推定也作出了规定,这些特殊的举证责任分配原则会对证明标准带来何种影响?高度盖然性标准能否完全适用于环境侵权诉讼?如果不适用,应当如何修正?利益衡平原则如何在环境侵权证明标准中得以体现?
  从理论上讲,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是由承担提出诉讼请求的一方首先是原告方达成的。一般而言,在诉讼中确立一个较低的证明标准对原告有利,对被告则不利;相反,标准较高则对原告不利,而对被告有利。必须承认,在民事诉讼中,原告与被告的正当利益都是受到法律同等保护的。禁止为保护诉讼一方的利益而损害另一方的利益,是司法公正优先考虑的目标。高度盖然性标准,为一般民事诉讼中原被告利益的均衡设定了一个标准。但是,这一标准在应用于环境侵权诉讼这样的特殊侵权诉讼时,却使原被告利益出现了极度的不均衡现象:
  其一,在一般民事诉讼中采用高度盖然性标准,主要是出于平衡原被告双方的利益考虑,原告既是主动出击的一方,更是其诉讼请求一旦得到保护可能得到利益的一方,因此,为保护被告方的利益,应为原告设置较高的证明标准。这种设计在原被告地位完全平等、武器相当时是完全正确的,但在环境侵权诉讼中,原被告的地位悬殊经济能力、证据能力等差别甚大,如果依然对原告适用较高的证明标准,不仅不能平衡双方利益,而且与被告举证责任原则相背离。其后果可能是置原告利益于不顾,使举证责任倒置的目的落空。
  其二,原告诉讼成本增大。民事诉讼是一种与财产、经济利益关联最密切的一种诉讼形式。以最少的人、财、物投入获得最大化的诉讼利益结果是诉讼双方及法官所希望看到的。在民事诉讼中,举证是当事人成本投入的一部分,当事人投入的多少与证明标准的高低是成正比的。在环境侵权诉讼中,采用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不仅增大了诉讼成本的投入,违背诉讼经济原则,而且对原告无异于雪上加霜。
  其三,案件错判率增加。设置证明标准的目的之一在于降低错判率,以提高司法的公信度与权威。但是,在环境侵权诉讼中,由于较高的证明标准将使因果关系推定实现困难,而无过错责任决定案件事实的关键是因果关系,如果因果关系推定受阻,必然导致案件的错判率增加,原告的合法利益不能通过诉讼途径得到救济同法权威及公信度也将受到不良影响。
  由此可见,在民事案件中,原、被告双方利益的均衡与对等均十分重要。如果原告被错判,其权利将受损,但如果原告从一项错误裁决中获利,则被告的权利就受损。但是,民事诉讼中,原、被告利益均衡与对等都可能因证明标准高低的设定而被打破。环境侵权诉讼正是这样的均衡与对等都被打破的典型。在此情形下,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无法满足利益均衡的要求,必须根据环境侵权诉讼的特点确立相应的证明标准。
  二、国外降低证明标准的理论与实践
  在环境侵权行为中,由于主体的不平等性、损害行为的间接性、损害后果的巨大危害性、损害原因的复杂性等与传统的侵权行为存在极大差异,因此,各国在立法上对环境侵权责任均采用了特殊归责原则,或为过错推定,或为无过错责任,主要目的在于加强对污染受害者的保护。而无论是过错推定还是无过错责任的实现,都与证明标准直接相关。在过错推定原则下,法律要件事实的证明责任依然由原告承担,如果要求有较高程度的盖然性证明,必然使原告的证明负担沉重,难以卸除证明责任并获得胜诉。在无过错原则下,一般均适用了举证责任转移或者倒置,但是,举证责任的转移或者倒置只是部分要件事实而非全部,换言之它并不等于原告可以不提供证据或者不对自己提出的证据进行证明。此时,原告依然需要就环境污染的损害事实、损害后果及其因果关系提供证据并进行一定程度的证明,以获得法官对其诉讼请求的确信与支持。因此,在无过错责任的情形下,对于原告而言,证明标准高低也是至关重要的。
  在英美法系国家的“盖然性占优势”或者是大陆法系国家“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体系下,[3]一般民事诉讼也采用了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环境侵权诉讼如果采用这样的标准,原告同样面临着难以逾越的高度盖然性“高山”。为了解决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无法满足环境侵权诉讼中原告合法利益保护需要的问题,各国在环境立法以及相关的司法实践中均采取了特别措施,通过各种方式降低原告的证明程度要求,减轻原告的证明负担,以适应归责原则变化的需要{4} (P.51) 。
  美国密歇根州《环境保护法》规定:原告只需提出表面证据,证明污染者已经或很可能有污染行为,案件即可成立,若被告否认有该污染行为和危害后果,则必须提出反证{5} (P.217) 。
  《德国水利法》第22条规定:“所有排放有害物质的设备所有人,被视为连带债务人。”依照判例的解释,受害人依《水利法》第22条请求环境损害赔偿时,只需举证证明某一污染物已经造成水质的恶化,而这个污染物质乃是合格的造成水质恶化的物质,则可以推定所有排放水污染物质的设备所有人,均是造成该水域污染的加害人。这些被请求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设备所有人,如果能够证明其设备所排放的有害物质,纵然与其他设备所排放的有害于水质的物质发生共同作用,也不会造成水质改变:或者能够证明其设备所排放的有害于水质的物质,纵然因时间、空间因素,也不会与其他设备所排放的有害于水质的物质发生共同作用而造成水域内水质的恶化,则可以推翻与因果关系推定理论所作出的共同加害人的推测而免予承担责任{6}。
  德国《环境责任法》第6条第1款明确规定对单一设备所造成的个别环境污染事件实行因果关系推定:如果依照个案的具体情形,某一设备很有可能引起既有的损害,则推定该损害是由该设备造成{6}。
  日本《关于危害人体健康公害犯罪处罚法》第5条:“如果某人在工商企业的经营活动中,已排放有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且其单独排放量已达到了足以危害公众健康的程度,而公众的健康在排污后已经受到或正在受到危害,则可推定,这种危害是由该排污者引起的。”尽管这是一个刑法条款,但在日本的公害民事诉讼中,因果关系推定也得到了应用{7} (P.355) 。
  环境诉讼的理论研究中,学者们根据立法及司法实践,也提出了各种降低原告证明标准的学说与观点。归纳起来主要有:[4]
  (一)采用过错推定方法降低证明标准
  在环境责任适用过错原则的情况下,证明被告主观过错的存在是被告承担责任的核心,但是,在环境污染损害赔偿诉讼中,由于客观原因使得原告对于被告过错的证明十分困难,如果坚持高度盖然性标准,原告的诉请几乎得不到保护。为了缓解原告证明困难,各国采取了过错推定方法降低原告的证明标准,以事实推定减轻原告的证明责任。
  1.事实本身说明问题。又名事实自证,系英美法上的理论。它为解决原告举证困难而设计,较注重事实本身。在英美法中,如果某种事物本身具有可能招致失败的性质而发生事故,在一定条件下就允许法官和陪审团从间接证据中推定被告的过失。同时,英美法对事实自证的适用规定了条件。例如,1986年完成的《美国侵权法(第二版)重述》第328条D项规定事实自证条件有三:第一,该事件若无过失通常不会发生;第二,过失很可能就是被告的,证明事故由过失引起的,原告还必须证明过失很可能就是被告的。为此,原告必须证明,引起事故的工具一直在被告的完全控制之下;第三,原告未促成其损害,即证明事故的发生于他自己的行为没有关系。如果他自己也有过失,“让事实说话”的原则就不适用。从三项条件来看,它们均与过失有着密切的关联。申言之,在环境侵权诉讼中,就是原告只要提出间接证据,证明污染可能是由被告造成的,就可以满足使法官或者陪审团推定事实成立的要求。
  2.表见证明。系德国法上的理论。它最初只适用于过失的证明,其后扩张至因果关系的证明领域。是一种以单一的间接事实为基础,适用经验法则推定主要事实存在的证明方法。其产生被认为是受到了英美法事实自证的影响,即如果原告以一定的盖然性,对推断被告过失能够立证的话,只要其后被告不能证明是例外,便不能推翻其推定。表见证明“由于适用的单一的经验法则,因此被告仅需提出足以动摇法官心证的反证即可,而原来负担举证责任的原告,必须再度就原主张的事实提出证明,直到法官获得确实的心证为止,否则,原告仍未尽其举证责任,难逃败诉的命运。”{8} (P.132)在大陆法系国家,一般采用高度盖然性标准的情况下,法官的内心确信需要相当程度的证明,而事实推定由于运用经验法则已经在实际上减轻甚至免除了原告提供证据的责任,因此被认为是在处理特殊民事案件如产品责任、医疗纠纷、环境污染等诉讼中降低证明标准的一种重要方法{9} (P.211) 。
  此外,受美国和德国的“事实自证”与“表见证明”影响,日本的“大致推定”理论在过错推定中也得到了应用。因为它也是因果关系推定的一种方法,将在以后详述。
  (二)采用间接证明的方法降低证明标准
  在适用无过错责任的情况下,被告的主观状态已经不再是证明对象,决定案件事实的关键在于被告致害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证明。由于环境污染的情况复杂,原被告地位的不平等,在诉讼中要求原告对于因果关系进行直接证明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即使是采用盖然性标准,原告要达到高度盖然性也十分困难。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各国运用了间接证明的方法认定因果关系,以缓解原告在因果关系证明方面的难题。而对于被告,各种反证都要求有较之于原告更高程度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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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辞海(1999年普及本)(Z)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2.
{2}Peter Murphy Murphy 012Evidence(M).Blackstone Press Limited,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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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曾隆兴.公害纠纷与民事救济(M).台北:三民书局,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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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陈国义.民法因果关系理论之理论、概念及举证责任在德国环境损害赔偿事件的适用及其转变(J).法学 丛刊,(160).
{7}肖贤富,主编.现代日本法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
{8}雷万来.论民事之事实认定与举证责任(M).台北:五南图书出版社,1992.
{9}李浩.民事举证责任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
{10}(日)曾田长宗.公害与疫学(M).日本:公害法之研究,1998.
{11}民事举证责任著作选译(C).王锡三,译.重庆:西南政法学院教学参考资料,1987.
{12}李浩.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再思考(J).法商研究,1995,(5).
{13}汪海燕,范培根.论刑事证明标准层次性——从证明责任角度的思考(J).政法论坛(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1,(5).
{14}(美)波斯纳.证据法的经济分析(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
{15}(日)谷口安平.程序的正义与诉讼(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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