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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政法论坛》
论公诉检察官与维护司法公正
【英文标题】 On Public Prosecutor and Promoting Judicial Fairness
【作者】 苗生明吴祥义邹开红
【作者单位】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检察院
【分类】 司法【中文关键词】 公诉检察官同法公正;客观义务;意见
【英文关键词】 Public;Prosecutor;Judicial Fairness;Objective Obligation;Opinion
【文章编码】 1000—0208(2003)06—111—10【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03年【期号】 6
【页码】 111
【摘要】

在公诉实践中,公诉检察官较为普遍地存在着两种与其职责和追求相背离的错误倾向:一是单纯追求公诉成功率的当事人主义倾向,二是以“中立者”自居的消极公诉倾向。公诉检察官在履行公诉职能的同时,负有维护司法公正的使命,这是由公诉检察官的法定职责所决定的“客观义务”。

【英文摘要】

In the practice of public prosecution,there widely exist two kinds of erroneous tendencies that are inconsistent with the prosecutors’duty.First,they are inclined to merely pursue the rate of successful prosecution, which resulted from the adversarial notion. Second,they are inclined to act as a“neutral person”. While fulfilling the function of public prosecution,public prosecutor is charged with the obligation of safeguarding justice. This is decided by the“obligation duty”which results from the legal obligation of public prosecutor.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5835    
  公正,是司法的本质属性,是司法的灵魂和生命线,也是人们将纠纷提交裁判的理由同法体系的建立、司法制度的改革和司法活动的开展都以公正为追求的目标。而作为司法工作人员的公诉检察官,承担着代表国家指控犯罪、保障人民权益、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职责,司法公正当然也是其追求的根本目标。“检察官必须出于法律的利益和公正的需要寻求客观真实,而不仅仅是为了‘反对’被告人”{1}(P.51)从这一意义上说,公诉检察官在履行代表国家指控犯罪职能的同时,还担负着维护法律利益和公正的“客观义务”。
  公诉检察官对侦查机关或部门移送起诉的案件进行审查,其所行使公诉权的内容包括了提起公诉权、不起诉权、抗诉权等基本权能以及选择程序权、出庭支持公诉权、量刑建议权等具体权能,这些权能对诉讼参与人乃至整个社会都不同程度地发挥着影响。公诉检察官在行使这些权能时,如果对自己的角色没有一个正确的定位,不能按照客观、公正的原则去处理案件,就会引发社会上对司法公正的质疑,影响检察机关公正执法的良好形象。
  一、关于公诉检察官的角色定位
  对公诉检察官的角色定位,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进行解读:一方面,公诉检察官在刑事诉讼中是控诉主体,代表国家和社会指控犯罪,是刑事审判程序的启动者,承担着打击犯罪的法定职责。在刑事审判活动中,他和辩护方处于直接对抗的地位,必定存在维护指控的内在动力。显然,缺乏这种控辩对抗,刑事诉讼将无法顺利开展。另一方面,公诉检察官又不仅仅表现为单纯的控告人,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执行者,他还要通过指控犯罪来达到惩罚犯罪、保障人权、维护法律进而伸张正义这一更高层次的目
  公诉检察官的“客观义务”,是指公诉检察官在行使职权过程中有义务保持客观公正的立场,要以客观事实为依据,既要注意不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证据、事实和法律,又要注意有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证据、事实和法律,做到不偏不倚。检察官的“客观义务”,最早确立于19世纪中后期的德国。当时任普鲁士司法部长的萨维尼指出:“在对被告提起的刑事诉讼程序中,检察官作为法律的守护人,负有彻头彻尾实现法律要求的职责”{2}(P.11)。由于检察官的“客观义务”正确反映了刑事诉讼对真实与正义的追求,因而这一理念逐渐为各国所接受。
  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对公诉检察官的“客观义务”同样做出了明确规定。首先从检察机关整体承担的法律监督职责来看,公诉检察官依法负有侦查监督和审判监督职能,这必然对其自身的公正提出了要求。同时,按照刑事诉讼法43条之规定,公诉检察官对“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都要进行收集、审查。第139条规定,公诉检察官既要听取被害人及其委托人的意见,也要听取犯罪嫌疑人及其委托人的意见,以便全面了解案情,客观履行职责。《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97条也规定,无论是“重罪轻判”、还是“轻罪重判”的法院判决,公诉检察官一律都要提起抗诉,等等。这些都表明,在我国,公诉检察官也应当以恪守“客观义务”为己任。但值得关注的是,自1996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伴随着对抗式庭审方式的逐步展开,检察官举证责任和庭审抗辩性不断增强,使得在法庭审判中检察官的当事人主义色彩日趋浓重,一些公诉检察官也自觉不自觉地将自己视为案件的一方当事人,片面追求指控胜诉率的倾向日渐彰显,淡化了检察官自身应当肩负的维护司法公正的“客观义务”意识,并将这种当事人主义的观念贯彻于案件审查起诉的全过程,影响了检察机关公正执法的窗口形象。这种状况显然违背了刑事诉讼法修订的本意,也是对公诉检察官角色的重大误解。
  犯罪是对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的侵犯,它不仅侵犯了被害人个人的利益,同时也侵犯了国家所维护的公共秩序和社会利益。为了避免私人起诉的缺陷,更好地维护公共秩序和社会利益,国家设置了检察机关并赋予其公诉权以代表国家和社会公众利益对犯罪提起公诉。“检察官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者,不仅站在被害者的立场,而且当然会考虑到犯罪给社会造成的影响以及对犯人的刑事政策,能从公正的立场来决定起诉或不起诉”{3}(P.242—243)。维护公共利益是公诉活动的出发点,也是公诉人必须坚持的原则。因此,基于公平的理念,在执行控诉职能时以维护公共利益而不是哪一方的利益作为自己的出发点和目标,尽到客观公正的义务,这才是公诉检察官应当坚持的正确立场或角色定位。
  我们认为,从公诉检察官的“客观义务”出发,在行使公诉权的过程中应当注意防止两种错误倾向:
  (一)防止“当事人主义”倾向
  所谓“当事人主义”倾向,是指由于控辩双方对抗性的增强,公诉检察官在刑事诉讼活动中扮演“原告”角色,过分追求胜诉结果,而忘记自己的公正立场。你怀了我的猴子
  在公诉实践中,“当事人主义”倾向的具体表现包括:在证据的搜集和运用中片面追求控诉证据,忽视甚至故意隐瞒无罪罪轻证据,阻挠辩护律师获取无罪、罪轻证据的正当活动:在案件审理中片面考虑定罪观点、罪重观点,无原则地排除无罪观点、罪轻观点,既便辩方主张本身有着正当的事实依据、法律依据;不是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看作公诉法庭上的诉讼参与人,而是将他们视为自己的诉讼对手,不愿认真听取或者接受辩方的正确意见;在诉讼过程中只注意对被害人权利的保护,而不注重甚至漠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对可诉可不诉的案件一律起诉,完全不考虑刑事政策、社会利益和犯罪的具体情节;对证据交换持强烈的反对态度,甚至在庭前故意隐瞒主要证据,以期通过在法庭上对辩方进行突然袭击获取主动;在法庭上只发表从重处罚的意见,对有证据证明的从宽处罚意见却只字不谈;指控一旦被判决否定,也不对判决进行客观审查和评价,一律提起抗诉等等。总而言之,这种倾向就是片面地将公诉目标定位于“战胜”对方,而不是维护司法的公正。
  但公诉检察官毕竟不是一方当事人与基于私人委托而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的律师不同,他是为维护公共利益和司法公正而开展司法活动,因此所谓公诉检察官“赢得”或“输掉”官司的说法都是不准确的。公诉人没有自己的输赢,也谈不上“战胜”对方,他只维护司法的公正。即便在追求当事人主义的英美法系国家,检察官的兴趣也不是为了单纯地实现胜诉,而在于通过自己的诉讼活动实现司法正义。正如澳大利亚刑事检控政策中表述的那样:“检察官即是正义大使,其没有客户,行为独立但代表公众利益”。在英国,普通法判例和律师行为守则均规定,检察官不能不惜代价地谋求胜诉,控方律师对被告人负有公正义务并应当公正行事{4}(P.17)。公诉检察官要始终把客观公正作为其行使公诉权的基点,而不是作为一方当事人去参与诉讼。
  (二)防止消极公诉的倾向
  我们说要避免当事人倾向,只是说公诉检察官要秉承客观公正的立场,不能片面强调控诉,但并不是说要其抛弃自己的控诉职能,这是两个方面的问题,不能混为一谈。
  有人认为,犯罪或者侵犯了社会利益,或者同时侵犯了社会和公民的利益,在刑事案件中,总是存在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犯罪嫌疑人和国家这样的对立关系。作为司法工作者,公诉检察官在决定起诉或不起诉时没有自己单独的利益,他既要考虑被害人的利益,也要保护犯罪嫌疑人的权利:既要考虑公民的权利,又要维护国家的利益,因此,其在刑事诉讼中同法官一样,也处于中立地位。
  我们认为,公诉检察官与法官虽然都是司法者,但二者的法律定位有着明显的区别。公诉检察官不是案件的终局裁判者,不享有定罪权,主要还是刑事案件的控诉人。公民涉嫌犯罪,公诉检察官代表国家行使公诉权对其涉嫌的犯罪事实进行审查提起公诉,在诉讼地位上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毫无疑问是对立的。对于检察官而言,公正并不就是中立。
  这种“中立”观点在实践中发挥到极致将表现为消极公诉的做法,在行使控诉职能时缩手缩脚。一些公诉检察官对侦查机关移送的案件事实只进行单纯的审查,以一个居间裁判者的眼光来审视证据,一旦出现矛盾的证据或对立的观点就主张“存疑”而不是进行积极的甄别;遇到犯罪嫌疑人无罪或罪轻的辩解就心里没底,按“就低不就高”的原则来处理案件;为避免在法庭上陷入被动或错案责任追究,对证据稍有疑点的案件,不是积极主动地去补充、搜集证据,排除疑点,使确实有罪的犯罪嫌疑人受到刑罚处罚,而是简单地以证据不足为由作不起诉处理;指控被法院改变后,一切“以法院为准绳”,而不审查判决、裁定是否确有错误,是否需要提起抗诉等等。
  检察官的“客观义务”,要求公诉检察官应当尊重案件事实和证据,在对案件事实、证据进行深入审查、理性思考的基础上得出处理结论,去伪存真,探求案件的真实。消极公诉连客观都无法保证,当然更谈不上公正的问题。司法公正要求公诉检察官做到“不枉不纵”,我们说徇私利、私情而故意放纵犯罪是典型的司法不公,而在实践中采取消极公诉的态度,也势必造成对犯罪分子的放纵,因此,消极公诉同样是司法不客观、不公正的表现。
  二、关于公诉检察官为维护司法公正应当遵循的原则
  公诉检察官要维护司法的公正,当然要恪守检察官职业道德,保证公务活动的廉洁性:严格遵循刑法所确定的罪刑法定、适用法律平等、罪责刑相适应等原则和刑事诉讼法所确定的以事实和证据为依据、无罪推定等原则,保证案件的处理公正。但从公诉检察官的“客观义务”和维护司法公正的要求出发,始终恪守以下原则:
  (一)依法、独立行使公诉权的原则
  依法行使的基本要求是公诉权的启动必须遵守法律规定的条件,公诉部门无论是行使起诉权、不起诉决定权,还是抗诉权,都要符合法律要求的标准。特别要注意在行使起诉裁量权的过程中严格遵守法律的规定,符合法律的内在精神,防止公诉权的滥用。正确适用刑法,准确认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有罪及其罪名,不得法外强加事实和罪名。对于有证据证明实施了犯罪行为,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人,一定要依法提起公诉;对于没有实施犯罪行为的人,绝不能任意进行追诉。
  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其履行法律监督的每一项活动也要特别强调严格依法进行。公诉部门在审查起诉的过程中,既要审查证据本身是否真实、有无证明力,也要审查证据来源和形式的合法性,要按照证据排除规则,排除非法取得证据的使用。要重视监督侦查活动和审判活动的合法性,坚决纠正其中的违法现象,但在出庭支持公诉的过程中,又要严格遵守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和法庭规则,不能以法律监督者和国家公诉人自居,无视法官的主持。 
  (二)实体与程序并重
  受传统思维的影响,我们过去注重强调实体结果的公正,对程序更多的是从工具价值予以审视,甚至为了实体的公正,程序经常被牺牲或忽略。但程序有其自身存在的价值。首先是对诉讼参与人合法权益的保护,这是程序公正的核心问题。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一旦受到漠视甚至侵害,即使处理结果没有问题,也必然引起他们对公诉检察官是否公正的怀疑,损害我们公正执法的社会形象;其次,程序让实体结果令人信服,因为“正义不仅要实现,而且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来实现”,使实体结果在社会上能产生预期的影响和效力,让民众相信其公正性;另外,“程序的一个独立价值,天生地就是通过一种预设的程序对权力膨胀加以控制,它本身是有固定的路径的,而所有的权力滥用和权力膨胀一定是要超越原来的路径”{5}(P.73)。从法律规定来看,公诉检察官似乎拥有广泛的权力,可以决定案件的起诉、不起诉、撤回起诉、抗诉等,但实际上,如果公诉检察官严格按照刑事诉讼程序办理案件,他的“权力”又很小,即使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时也要遵循有关程序和规则,以防权力的失控。由此可见,正当程序对防止司法权力的滥用和腐败有着重要的作用。公诉检察官要转变“重实体,轻程序”的错误观念,司法公正不仅包括实体公正,还应包括程序的公正。
  在司法实践中,公诉检察官“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审查起诉中,对证据证明力的关注要大大高于对证据来源合法性的关注,对于非法取得的证据不注意依法排除;二是忽视对诉讼参与人尤其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的保障,利用种种理由,规避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利。如在办理被害人众多的案件时,往往因为嫌麻烦,忽视对所有被害人的权利告知,从而剥夺了部分被害人的知情权。对这些不公正的行为,公诉检察官应积极予以避免。
  (三)尊重事实和证据的原则
  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法律的适用是以事实的明确为前提,而事实又必须用证据予以证明,因此可以说,证据是刑事诉讼中最核心的问题,也是关系司法公正的重要问题。公诉检察官要树立证据意识,转变以口供为核心的证据观念,重视其他证据的收集和运用,学会用确凿的证据来指控和证实犯罪。这就要求公诉检察官要本着客观公正的立场全面审查、收集案件证据,不能为达到追诉目的而有意回避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利的事实和证据;公诉检察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犯罪性质、犯罪轻重和犯罪责任的确定都要有充足的事实依据,这样才能确保追诉犯罪的准确性:公诉检察官对证据能够证明不存在犯罪事实或犯罪事实非犯罪嫌疑人所为的案件,只能退回侦查机关处理;对证据不足、不能排除无罪可能性的案件只能作不起诉处理;对证据欠缺,不能排除轻罪可能性的案件,不能强行以重罪起诉。
  尊重事实和证据的原则还要求公诉检察官的一切活动要符合理性的要求,亦即公诉检察官所做出的任何决定均要有充分的理由,要建立在对事实、证据进行全面审查、分析和论证的基础上,客观公正地而不是轻率做出决定。公诉检察官对任何一个案件的轻率,于案件当事人而言都是百分之百的不公正。公诉检察官理性地履行公诉权,至少应当坚持以下三点:
  第一,公诉检察官在做出决定时,须充分考虑各种观点和可能性,尤其要对相互矛盾的证据和相反的观点予以高度重视,不能简单得出起诉或不起诉的结论,要保证所作决定经得起推敲。在判断证据是否“确实、充分”时,要审查证据之间、证据与待证事实之间、证据与情理之间,是否存在不能解释的矛盾,是否排除了无罪、罪轻或其他合理怀疑;应当客观全面地收集、审查证据,对无罪证据、罪轻证据、翻供翻证要高度注意,防止对证据凭主观臆断进行取舍;对鉴定结论不能预定其证明力,而应结合案内其他证据,进行审查判断。即使是由司法机关的鉴定部门做出的鉴定结论,经审查结论不成立或依据不充分的,也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公诉检察官只有理性地对案件事实和证据进行审查判断,不因侦查意见而先入为主,才能保证处理结果的客观公正。
  第二,公诉检察官要保证案件事实与处理结果之间的逻辑性,不仅要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清楚应当如何处理,更要清楚为何这样处理,否则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连自己为什么被处理都不清楚,又何谈公正二字。这种情形突出表现在审查意见书起诉书、不起诉决定书及抗诉书等公诉文书的制作和出庭支持公诉中。公诉检察官在制作公诉文书时,应在对案件进行事实分析和法律论证的基础上,合乎逻辑地得出处理结论。审查意见书自不待言,即使是行文格式相对简单的起诉书,公诉检察官在表述指控事实时,也要从犯罪构成的角度体现自己指控的思路,并从法律角度适当论证被告人构成犯罪和承担何种刑事责任的理由。公诉检察官在出庭支持公诉中,要讲道理、讲法律、讲事实、讲证据,充分履行证明责任、说明责任,而不能强词夺理。对证据之间的矛盾也不能有意回避和掩饰,而应用充足的根据来合理地予以排除。
  第三,公诉检察官办理案件还要排除个人好恶等情感因素对案件处理的影响。我们说公诉检察官应具备疾恶如仇的正义感,作为一个正常的人,他可能会对犯罪嫌疑人的形象产生厌恶,对被害人产生深深的同情,甚至可能无法忍受个别犯罪嫌疑人蔑视法律的恶劣态度,但指控犯罪仍然要靠事实和证据,公诉检察官要避免受这些情感的支配,不能以情感为依据来做出决定,过分陷入这些因素可能会使公诉检察官审查案件不能保持客观、冷静的心态,从而影响案件处理的公正。
  (四)保护诉讼参与人合法权益的原则
  《刑事诉讼法》第
聊五分钱的天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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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汪建成,黄伟明欧盟成员国刑事诉讼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2}陈永生.论检察官的客观义务(J).人民检察,2001,(9).

{3}卞建林.刑事起诉制度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1993.

{4}谢佑平,万毅.检察官当事人化与客观公正义务(J).人民检察2002,(5).

{5}陈兴良,主编法治的使命(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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