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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厦门大学法律评论》
论公民的违宪主体资格
【副标题】 学说述评基础上的再思考
【英文标题】 On the Unconstitutional Subject Qualification of Citizens
【英文副标题】 Rethinking based on Reviewing Previous Theories
【作者】 饶龙飞【作者单位】 井冈山大学政法学院
【分类】 中国宪法
【中文关键词】 公民;违宪主体;宪法基本义务;宪法功能;第三人效力;宪法责任能力
【英文关键词】 citizen; unconstitutional subject; fundamental constitutional duties; constitutional function; the third-party effect; the ability of assuming the constitutional responsibility
【期刊年份】 2015年【期号】 2(下半年卷)
【总期号】 总第二十六辑【页码】 58
【摘要】 在回答“何谓违宪”这个问题时,首要的是明确违宪主体的范围。然对公民是否具有违宪主体资格,我国学者尚未达成共识。我国《宪法》序言第13自然段第2句、第5条以及宪法基本义务条款并不能成为证立公民具有违宪主体资格的规范依据;至于在“第三人效力”理论中的“间接效力”场合下,公民亦不是违宪主体。限制国家权力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宪法精神和功能以及宪法责任能力的缺失决定了公民不具有违宪主体资格。否定公民的违宪主体资格并不会危及宪法权威,更不是放纵公民肆意践踏宪法。
【英文摘要】 Determining the scope of unconstitutional subject is the precondition of answering the following question: what is unconstitutional? But a consensus has not reached on if citizen has the unconstitutional subject qualification or not. The second sentence of the thirteenth paragraph of Chinese Constitution's Preamble, Article 5 and fundamental duties clauses do not demonstrate the unconstitutional subject qualification of citizens. On the occasion of “indirect effect” advocated by “the third-party theory”, citizens are neither unconstitutional subject. That citizens do not have the unconstitutional subject qualification is determined by the constitutional spirit and function of “limiting the political power and protecting citizens' basic rights”, and the lack of the ability of assuming constitutional responsibility. Denying the unconstitutional subject qualification of citizens do not result in the following adverse consequences: endangering constitutional authority and allowing citizens to infringe the constitution arbitrarily.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14192    
  
  2014年10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指出:“一切违反宪法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和纠正。”然而,追究和纠正违宪行为的前提在于对违宪行为的准确判断,即只有违宪审查机构对特定权力主体所实施的行为的合宪性作出准确的否定性评价或违宪判断之后,违宪行为的追究和纠正才是可能的,否则,追究和纠正则无从谈起。且诚如学者所言:“从理论而言,不能界定一个清晰、明确的违宪主体范围是难以回答‘何谓违宪’这个问题的。”[1]故此,违宪主体范围的确定是判断乃至追究和纠正违宪行为的前提和基础。
  然在十年前,刘松山教授曾作出如下之论断:“对于究竟什么样的人或者机构可以成为违宪主体……无论在理论或者实践中都还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也没有形成基本的共识。”[2]十年之后的现在,学界是否对“违宪主体的范围”达成了共识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这至少表现在国内学者对“公民能否成为违宪主体”这一问题的相异回答上。[3]本文即意在通过梳理、论证与“公民是否具备违宪主体资格”相关的正、反主张及其所持的理由,以对该问题作出初步的回答,以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观点梳理
  对于“公民是否可成为违宪主体”,学界主要存在如下三种主张:
  一是“绝对肯定论”。该论主张:“违宪是指一切组织和公民的违反宪法的行为。”[4] “违宪不但指国家的法律、命令、行政措施和法规同宪法的原则或内容相抵触,而且指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以及一切公民(包括普通公民、国家领导干部和一般干部)的行为与宪法的原则或内容相违反。”[5]不过,有论者对此处的“公民”范围作了一定程度的限缩,即“作为违宪的公民必须具备完全的行为能力和责任能力,年满十八周岁精神正常的公民才能成为违宪的主体”[6]。
  二是“绝对否定论”。该论的主张者认为:“违宪主体较之一般违法犯罪案件的主体,其不同之处在于它不包括公民个人。”[7] “一般单位和个人不可能成为违宪主体。”[8] “就和行政诉讼不能允许普通公民作为被告一样,宪法诉讼也不允许任何公民受到直接起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普通公民并不可能‘违宪’。”[9] “只有掌握公权力的公共、准公共机关或组织才能成为合格的违宪主体,普通公民,尤其是处在公权力相对人地位的公民绝对不可能是违宪的主体。”[10]
  三是“相对肯定论”。该论区别于上述两种主张的特点在于其在一般性地否定公民的违宪主体资格基础上,仍然为公民可成为违宪主体设置了“特定情形”或“例外情形”。不过,对于所谓的“例外情形”或“特定情形”,不同论者作出了不同的解释。
  唐忠民教授将“特定情形”解释为如下两种:第一,在国家权力产生过程中,由于普通公民所实施的欺骗、贿赂等妨碍选举的行为侵犯了宪法所直接保护的我国的民主制度而构成违宪行为,因而普通公民成为违宪主体。第二,“普通公民在滥用民主权力,侵犯宪法所保护的国家基本制度和基本原则时可以成为违宪主体。”“如果有谁在我国煽动民族仇恨,鼓吹民族分裂,破坏国家统一,这种行为毫无疑问是违宪行为,这个行为人即便只具有普通公民身份,也构成违宪主体。”[11]这种主张似乎还可找到外国宪法例作为论据,如《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宪法》(1995年)第39条第2款规定:“任何破坏民族和谐的行为都被认为是违宪的。”
  胡锦光教授等则在确认“‘公民个人违宪’的说法只是一个假设的问题,不能成立”的基础上设置了一项“例外”:“但不应否认随着我国社会发展及宪政实践的展开,可能会出现强势公民个人具备违宪能力的情形,只是依我国目前的宪政水平来实践这一观点,似乎为时过早。”[12]
  欧爱民博士则认为:“例外情形一般发生在如下两种场合:其一,宪法规定的某些基本权利具有直接效力的情形。”这种情形的发生不仅取决于宪法明确规定特定的权利条款在私法领域具有直接效力(如德国《基本法》第9条、我国《宪法》第40条),而且所涉宪法权利尚未被部门法具体化。“其二,普通法律将公民的某些行为纳入宪法诉讼的管辖范围的情形。”如根据德国《基本法》第18条的规定,“公民如果滥用基本权利来对抗或攻击自由民主的宪法秩序便可能成为违宪行为的主体”[13]。
  上列三种相异主张的客观存在已充分说明要回答“公民能否成为违宪主体”这一问题并非想象中的那么简单,它要求(甚至可以说“命令”)我们只有在仔细考察、辨析相关主张的论证理由后才能作出正确的解答。
  二、我国《宪法》序言第13自然段第2句、第5条第3款、第4款、第5款的规范内涵
  我国现行宪法序言第13自然段第2句规定:“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第一章总纲第5条第3款、第4款、第5款规定:“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根据以上宪法条款之规定,“绝对肯定论”的主张者认为:“由此可见,一切宪法关系的主体都必须是毫无例外地遵守宪法和法律。违宪不但指国家的法律、法规、命令、行政措施等同宪法的原则、精神和具体规定相抵触,而且指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事业组织,以及一切公民的行为与宪法的原则、精神和具体规定相抵触。”[14]然而,“绝对否定论”者却通过否定宪法序言与第5条的“裁判规范”资格从而否定了公民成为违宪主体的可能性:“宪法序言由于其缺乏明白限定的具体性,无法成为裁判规范,仅为一般的号召和要求,目的是为了唤起人们对宪法的尊重,使人们能够树立起健全的宪法意识,自觉地去遵守宪法。其重心并不在于规定何种行为是违宪,也不是为了给宪法监督机关是否违宪提供标准。总纲第5条的规定具有法律效力是不言自明的,关键是这些内容的法律效力需要和宪法关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职权的规定结合使用,其他规定的适用必须通过专门的普通法律来达到,因此也就不具有裁判规范的性质。既然上述规定对公民不具有裁判性质,那公民又何以成为违宪的主体?”[15]
  以上针锋相对的论证理由已充分说明,正确解读上述宪法内容的规范内涵对于确定公民的违宪主体资格而言是至为关键的一环。
  (一)宪法序言第13自然段第2句的规范内涵
  关于宪法序言第13自然段第2句的规范内涵,本文试作如下解析:
  第一,笔者在他处阐释宪法序言的法功能时就已论证指出,[16]宪法序言中的规范性内容(尤其是蕴含了宪法原则的部分)具有违宪审查依据资格,也就是说宪法序言可作为“判断法令或处分等公权力行为是否合宪”意义上的“裁判规范”。但基于宪法序言所载内容的特殊性,其并不赋予公民等权利主体以具体的宪法权利(义务)或授予各国家机关特定的职权(职责),因而其不能成为“可由法院强制执行或保证实施的权利或权力规范”意义上的“裁判规范”。[17]因此,上引论者以宪法序言不具有“裁判规范”资格为由否定公民可成为违宪主体,是片面的和不妥当的。
  同时,其在肯定《宪法》第5条具有法律效力的基础上又否定该条文的裁判规范资格,就更显荒谬了。因为,就我国的违宪审查而言,《宪法》的所有规定都只有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积极行使违宪审查权的前提下才具有实效性,而不仅仅限于《宪法》第5条。此外,根据一般法理学说有关法的效力和法的实效之区分,宪法不具有实效并不否定其具有法律效力,也不能否定其可作为裁判规范的资格。
  第二,德国法学家耶林(Rudolph von Jhering)曾言:“目的是全部法律的创造者。每条法律规则的产生都源于一种目的,即一种实际的动机。”[18]而“规范目的是一切解释的重要目标……任何解释都应当有助于实现规范内容所追求的规范目的。”[19]据此,对宪法序言第13自然段第2句的规范内涵的探求就主要是对其规范目的的探求。
  从该句与该自然段第1句的规范关联结构来看,第13自然段第2句共享该自然段的如下规范目的:确立宪法的根本法属性及其在我国法律秩序体系中的最高法律地位而并非是规定违宪的标准以及确立我国违宪主体的范围。具体地说,该自然段第1句是直接、正面规定宪法的根本法地位和最高法律效力,第2句则是第1句的逻辑延伸或者说是第1句的保障性内容。[20]也就是说,只有当各类宪法关系主体以“本宪法”为“根本活动准则”并且切实承担起“维护本宪法尊严、保证本宪法实施”的职责时,“本宪法”才能成为一国法律秩序体系中的根本法,也才具有最高法律效力。
  此外,该自然段的“入宪”历史亦可说明其上述规范目的:“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中,人们提出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宪法制定得再好,如何保障宪法实施?如何防止宪法弃之不用?如何防止‘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悲剧重演?从制宪技术的角度看,就是加强对宪法的自身保障,在宪法中要有一段专门规定宪法根本法地位、最高法律效力和各个方面都必须维护宪法的文字。”[21]因而,宪法序言第13自然段是对我国宪法监督保障的原则规定。
  第三,仔细研析第13自然段的语词表述,我们可发现,制宪者在确定“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主体时使用的是“全国各族人民”而非“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根据我国宪法学的通说解释,“人民”与“公民”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是与敌人相对应的政治概念,是群体的概念;而后者是与外国人(包括无国籍人)相对应的法律概念,是个体的概念。“公民”既包括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一切公民权利并履行全部义务的“人民”,也包括不能享有全部公民权利也不能履行公民的某些光荣义务的“敌人”。[22]据此,第13自然段所规定的“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并非是可由违宪审查机构强制普通公民履行并在其不履行时追究违宪责任的“宪法义务”,而是具有意识形态色彩和政治意味的、“带有一定的号召性和纲领性的、对人们行为的一种普遍要求”。[23]
  (二)《宪法》第5条第3款、第4款、第5款的规范内涵
  奥地利学者凯尔森认为:“法并不是像有时所说的一个规则,它是具有那种我们理解为体系的统一性的一系列规则。如果我们将注意力局限于个别的孤立的规则,那就不可能了解法的性质。将法律秩序的各个特殊规则联结起来的那些关系,对法律的性质来说,也是必不可少的。只有在明确理解构成法律秩序的那些关系的基础上,才能充分了解法的性质。”[24]德国学者拉伦茨亦谓:“法律中的诸多法条,其彼此并非只是单纯并列,而是以多种方式相互指涉,只有透过它们的彼此交织及相互合作才能产生一个规整。”[25]因而,《宪法》第5条第3款、第4款、第5款的规范内涵自然应在联系该条第1款、第2款以及整体的宪法“意义脉络”的基础上才可正确把握。
  在1999年现行宪法第三次修正即在第5条增加1款作为第1款的“法治国家原则”入宪之前,[26]第5条被论者解释为是“关于法律权威和法制统一原则的规定,也是宪法实施的保障性条文的具体化”。修正后的第3款、第4款、第5款是对第2款即“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原则的具体化。[27]而在“法治国家原则”入宪之后,第5条则被学者解释为是“关于建设法治国家的规定”。其中第1款“规定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其后4款则“对依法治国的各项要求作出规定”。[28]
  其实,这两种解释之间并不存在根本性的抵触和矛盾,甚至可以说是相互兼容的。因为,修正后的第5条第3款、第4款、第5款既可以说是第2款“法制统一原则”的具体化,也可以说是第1款“法治国家原则”的具体要求,而第2款本身又是内涵更为宽泛的“法治国家原则”要求的一部分,因为“完备统一的法律体系”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目标达成的形式标志之一。[29]但是,无论是“法治”还是“法制统一”,都应在坚持宪法的根本法地位及最高法律效力的前提下才可实现。我们很难想象,在“脱离”了一国之根本法的“宪法”控制下会形成所谓的“法治”状态以及“法制统一”。“依法治国首先要依宪治国”,[30] “法治”的最高形态是“宪法之治”。在这一点上,第5条与《宪法》序言第13自然段相互呼应,共同构成“我国宪法监督保障制度”。[31]
  此外,从第5条各款尤其是第3款、第4款、第5款的语言表述来看,正如林广华博士所言:“宪法第5条第3款没有公民‘违宪’的列举,第4款强调的是公民在法律面前的一律平等,也看不出将公民包括在违宪范围内的意思。”[32]亦有论者对第5条第4款第2句、第5款作出了解释结果相同但理由略有不同的解释:第5条第4款第2句“并未表明‘违反宪法和法律’的主体是什么,也未表明由谁进行追究(追究的主体),更未说明追究的方式和程序。”根据第5条第5款的表述,“其中心含义是特权问题,并不能推论出‘任何组织和个人’就是前一句(即第5条第4款第2句,引者注)的违反主体”[33]。据此,《宪法》第5条第3款、第4款、第5款亦不能成为确定公民具有违宪主体资格的宪法依据。
  综上所论,《宪法》序言第13自然段及第5条第3款、第4款、第5款的规范内涵决定了其无法成为证立我国公民具有违宪主体资格的宪法规范依据。
  三、公民宪法基本义务条款的规范效力
  我国《宪法》第52条至第56条以及第42条、第46条、第49条通过“复杂的规范结构”创设出公民所要承担的对国家、社会乃至其他权利主体的“多样性”的基本义务。[34]其中,《宪法》第5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保守国家秘密,爱护公共财产,遵守劳动纪律,遵守公共秩序,尊重社会公德。”有论者将该条规定与《宪法》序言第13自然段及第5条规定相结合,从而形成一个证立公民具有违宪主体资格的、系统的“宪法规范群”。[35]
  但是,无论是“绝对否定论”者还是“相对肯定论”者,均对“宪法中的公民基本义务条款可作为证立公民是违宪主体之一的宪法规范依据”作出了否定的回答。如胡锦光教授等认为,公民基本义务中的“政治性义务往往规定的比较抽象,凸现了宪法的政治性特征,发挥了政治宣言的作用,但实践中既无可能也无必要对公民的何种行为、活动属于违反这一义务的范畴进行具体界定和惩处。而法律性宪法义务一般是对公民权利与自由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予以合理限制的结果,实践中具有两方面作用:一是提供订立与实施普通法律的母法支持,一是监督立法机关履行其立法义务。依据法律性宪法义务规范,法律可以具体规定公民违反宪法义务的形式、追究与制裁等内容。因此,在宪法义务已通过订立法律转化为法律义务时,所谓‘公民违反宪法义务’的行为实质是违法。而尚未转化时,应敦促立法机关进行立法,将宪法问题转化为法律问题实施。”[36]同属“相对肯定论”阵营的唐忠民教授在赞同蔡定剑先生观点的基础上亦提出:“这些规定(指公民基本义务条款,引者注)只具有宣传意义,不具有实际的法律强制性。”[37]
  “违法即违反法律,不履行法律义务。”“违法就是做出了法律不容许(禁止)的行为或者是不做出法律所要求(令行)的行为。”[38]根据这一违法概念的界定以及我国法理学将违宪列为违法种类之一的通说,我们可对“违宪”作出与之相类似的表述:违宪即违反宪法,不履行宪法义务。违宪就是做出了宪法所禁止的行为或是不做宪法所要求的行为。据此,法律义务及宪法义务的存在,是违法和违宪产生的前提。照此推理,在宪法明文规定了公民负有诸多的基本义务的前提下,公民完全可能因违背宪法义务实施了违宪行为而成为违宪主体。[39]我国宪法学界不乏此推理的支持者,如刘广登博士认为:“根据法理学的一般理论,法律关系主体没有履行或不当履行法律义务、在不同程度上侵犯了法律所保护的社会关系就是违法,此时的法律关系主体就是违法主体,那么,宪法关系主体没有履行或不当履行宪法上的义务、侵犯宪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理应属于违宪,这时的宪法关系主体就成为违宪主体。就公民而言,首先公民有可能不履行或不当履行宪法义务。在我国宪法中,有明确的公民义务条款,公民是当然的宪法义务主体……”[40]因而,要否定这种推理,则必须提出其他更强的、可接受的理由。
  探究以上否定“公民基本义务条款可作为证立公民具有违宪主体资格的宪法依据”论点的理由,其中之一便是“宪法中的公民基本义务条款对公民的法律约束力仅是一种宣示作用,如果没有法律的具体化规定,仅依据公民基本义务条款则无法约束公民,甚至要求公民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41]。这种“公民基本义务条款在法律具体化之前对公民不具有规范效力”的观点不仅在国内学界“颇有市场”,[42]在国外亦不乏赞同者。如日本学者芦部信喜教授认为:“与基本权利的情形不尽相同,宪法中所规定的义务在没有通过法律或法规等其他法律规范加以具体化的情形下,并不可能具有直接的实效性。”[43]
  根据我国《宪法》第42条、第46条、第49条及第52条至第56条的文字表述,笔者认为,除第49条第3款之外,其他条款规定的公民基本义务确实不具有“直接的实效性”,因为无论是“规范性的”劳动的义务、受教育的义务、依法纳税的义务、依法服兵役的义务、计划生育的义务,还是“道义性的”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遵守宪法和法律、维护祖国的安全、荣誉和利益等义务,宪法对这些义务的承担主体的资格、义务的具体内容、义务履行的条件、义务违反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等都未作出明确规定,而是留待给了法律予以具体化。这导致我们很难仅根据这些只是“基本原则”的基本义务条款要求公民履行基本义务或追究其法律责任。[44]在这种情形下,认定公民因违反宪法规定的基本义务而成为违宪行为的实施主体既没有可操作性,也是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
  然而,我国《宪法》第49条第3款的规定——“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成年子女有赡养扶助父母的义务”——却难谓抽象、概括而不具有可实施性。我国《婚姻法》(2001年修正)第21条第1款、第2款、第3款规定:“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父母不履行抚养义务时,未成年的或不能独立生活的子女,有要求父母付给抚养费的权利。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无劳动能力的或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子女付给赡养费的权利。”比较《宪法》和《婚姻法》的相关规定,我们很难说《婚姻法》第21条相较于《宪法》第49条第3款而言更为具体,尽管前者通过第2款、第3款明确了相关权利主体在义务主体不履行抚养、赡养义务时享有要求义务主体给付抚养费、赡养费的权利,但对抚养费、赡养费的具体数额法律本身也并未明确;而且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宪法解释方法析出《宪法》第49条第3款包括了“有关权利主体在义务主体不履行抚养、赡养义务时享有要求义务主体给付抚养费、赡养费的权利”的规范内涵。因为,给付抚养费、赡养费(即提供基本的生活条件)是抚养义务、赡养义务履行的虽非唯一但最为重要的形式。[45]因此,对于《宪法》第49条第3款的规定而言,仅以“在法律具体化前不具有直接的实效性”为理由否定其可证立公民(指父母、成年子女)具有违宪主体资格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四、宪法的基本功能及宪法精神
  在论证宪法中公民基本义务条款不能作为证立公民具有违宪主体资格的依据的理由中,除了“公民基本义务条款在为法律具体化前不具有直接的实效性”之外,还有一项理由便是:“在没有普通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公民即使没有履行宪法义务也不可能成为违宪主体承担宪法责任,这与宪法限制国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的精神是相违背的。”[46] “限制国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的宪法基本功能与精神决定了“公民不可能成为违宪主体”,对于这一点,学界亦不乏诸多的支持和赞同者。如蔡定剑先生曾言:“宪法精神告诉我们,公民缺少违宪的‘资格’,不能成为违宪的主体,因而也不存在公民违宪问题。理由就是宪法是人民给政府制定的契约,它是人民用来规范约束政府权力,防止政府权力滥用,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根本法。制定宪法的目的是限制国家不得为非,并让政府明了和承担保障公民权利的义务。”[47]又如胡锦光教授等认为,控制国家权力的宪法基本功能和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与自由的宪法精神决定了公民“无可能亦无能力实施违宪行为、成为违宪主体”。[48]
  对于“宪法是什么”这个问题,也许永远不会存在一个唯一正解或者说“也许是没有答案的”。[49]古今中外曾经存在过的或者现今仍然流行的、形形色色的有关宪法概念的学理解说或法官论点已强有力地证实了这一点。对此,我们仅稍加浏览国内学者对宪法概念的解说就“可窥一斑”:“宪法是分配法权并且规范其运用行为的根本法”[50];“宪法是一个章程”[51];“宪法是人类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有目的地建立共同体的规则”[52];“宪法就是规定国家权力应如何为公民权利服务的根本法”[53];“宪法就是一套主要建立在成本——利益分析基础上的权力分配和权利保障规则”[54]。可以肯定的是,我们还可以列举出更多的有关宪法概念的不同主张或观点。
  尽管如此,我们仍可以在相异的解答中寻找到“最低限度意义上的共识”。如果我们不过度地“纠缠于”宪法的世界历史起源以及试图在中国古语以及政治法律制度中“找寻”宪法的“中国基因”,仅就立宪意义[55]或现代意义[56]的宪法而言可形成的基本共识是:宪法是规范和约束国家权力、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根本法或“高级法”。或者如德国学者所言,规范性或规定性意义上的“宪法”是指“以政治统治的建立和行使为规范对象的一部法律”[57]。这种共识形成的客观基础在于宪法的“实质上的特性”即宪法的规范内容。通观当代世界各国的成文宪法典,个人的基本权利规范和国家最重要机关的组织职权及其相互关系的规范是宪法规范的两项基本类型。[58]正如德国学者阿列克西(Robert Alexy)所言:“现代民主宪法是由两类规范构成的。第一类包含了构成和组织立法、司法和行政的规范。这类规范的核心主题是授权。第二类包含了限制和指导公共权力的规范。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授予宪法权利的规范。”[59]正是宪法权力规范和宪法权利规范及其相互之间的历史、逻辑关系决定了宪法的基本功能与精神在于规范、约束国家权力以保障公民宪法基本权利。
  正是基于限权(力)和保权(利)的宪法精神和功能,有些论者从“权利视角”对我国宪法所规定的公民基本义务条款的规范内涵作了不同于传统的、“公民负担”意义上的学理解释:“假使宪法文本中有必要列举公民的义务,那么这种思路应该是为了避免政府(国家)没完没了、任意科处公民的义务而设置的。”[60] “只有从保障人权的意义上,才能够理解宪法纳税义务规范,否则,国家大可不必在宪法中写进‘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以设置一个‘依照法律’的前置条件以自我设限,因为只有保持随时剥夺臣民财产的权力才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专制政府的财政嗜好。”[61] “基于现代宪法的基本价值,对我国宪法诸多义务条款给予一种权利理解是可行的。”“只有赋予宪法义务一种权利视角,义务条款才可能具备同基本权利相同的控权功能,也不枉其宪法地位。”[62]假设“权利视角”的解释可以成立,我们则可以此为理由否定包括《宪法》第49条第3款在内的宪法基本义务条款的证立公民是违宪主体之一的规范依据资格。这是因为,根据“权利视角”的解释,《宪法》第49条第3款的规范目的并不在于为父母或成年子女设定抚养教育或赡养扶助的宪法义务,而是设定了立法者在制定家庭法时的立法权界,即立法者不得违背宪法文义或制宪者原意恣意扩张或限缩抚养教育与赡养扶助义务主体的范围,同时对“抚养教育”与“赡养扶助”义务的具体内容亦应在把握宪法原意的前提下予以细化、具体化。
  然而,无论是“绝对肯定论”、“相对肯定论”还是“绝对否定论”,三类观点的持有者对“规范、约束国家权力以保障公民宪法基本权利”的宪法基本功能及精神均持肯定见解。如属于“相对肯定论”阵营的唐忠民教授认为:“宪法的基本功能是规范国家权力和保障公民权利。”[63]而肯定公民是宪法义务主体的刘广登博士亦主张:“从宪法的历史来看,宪法一出现,其‘矛头’就对着权力即制约权力,制约权力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保障权利,如果没有制约权力、保障权利的理念也就不成其为宪政意义上的宪法。”[64]由此可见,以“限制国家权力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宪法基本功能和宪法精神为由否定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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