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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当代法学》
东北亚区域海洋环境合作路径选择
【副标题】 “地中海模式”之证成【作者】 姚莹
【作者单位】 吉林大学【分类】 海洋法与空间法
【中文关键词】 东北亚;海洋环境;区域合作;地中海模式
【文章编码】 1003-4781(2010)05-0132-8【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0年【期号】 5
【页码】 132
【摘要】

海洋环境利益,是人类生存和经济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因此保护海洋环境是一项国际法上的义务,而进行国家间合作是履行海洋环境保护义务的方式。相较于全球合作与双边合作,区域合作具有比较优势,并且东北亚国家在区域海洋环境合作领域已经取得显著成效。东北亚国家地处UNEP直接管理之下的西北太平洋区域,在此区域尚无制度性海洋环保合作。在对UNEP提供的三种合作模式进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论证了“地中海模式”应用于东北亚区域海洋环境合作的可行性,并最终选择“地中海模式”作为东北亚区域海洋环境合作的路径。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52971    
  
  “海洋制造了地球氧气总量的70-80%,并庇护了近80%的动植物种。”{1}(P579)在陆地资源日渐衰竭的形势下,海洋的空间和资源,仍具有较大的开发潜力,仍可为改善国计民生作出较大的贡献。{2}(P22)因此,自21世纪起,人类进入了全面开发和利用海洋的时代。但研究结果表明,目前全球96%的海域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其中41%的海域受到人类多种活动的强烈影响,4%的海域未受到人类活动破坏,只有极地的广大地区受人类活动影响较小,但也面临着冰原融化的威胁。{3}(P948-952)海洋是流动的整体,海洋的物理特性决定了海洋环境问题“都是彼此密切相关的,有必要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考虑”[1]。可以这样说,海洋环境利益,是人类生存和经济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也是所有国家共同关注的问题。因此,一种综合、全面的意识是必不可少的。相对于全球性安排的共性做法而言,区域性安排可以承载更多的个性内容。因此,本文从区域合作层面入手探讨东北亚区域[2]海洋环境合作的路径选择。
  一、东北亚区域海洋环境合作的现实基础
  (一)海洋环境保护是一项国际法上的义务
  “忽视海洋就是忽视我们三分之二的地球,毁灭海洋就是毁灭我们的地球。一个死亡的地球无助于任何国家。”{4}(P41)因此,为了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各国有义务保护海洋环境。但是由于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可能会出现冲突,因此各国在落实环境保护义务时通常会有所保留。而这种保留也使得各国更愿意以一种政治宣言的形式来表达其对海洋环境的保护意愿。由此,也就造成了现下国际海洋环境保护问题上,政治宣言的“软法”与具有强制力的“硬法”并存的现象。而且,“软法”还有逐步繁荣的趋势。[3]
  要解决海洋污染问题仅靠个别国家单方面的措施是不够的,需要各国共同努力。为此,具有海洋法领域宪章地位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各国保护海洋环境的权利和义务作出了一般的明确规定。《海洋法公约》第192-194条规定,各国有依据其环境政策和按照其保护和保全海洋环境的职责开发其自然资源的主权权利,同时各国有保护和保全海洋环境的义务。各国应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在其管辖或控制下的活动的进行不致使其他国家及其环境遭受污染的损害,并确保在其管辖或控制范围内的事件或活动所造成的污染不致扩大到其按本公约行使主权权利的区域之外。除了作为一部综合性、全球性海洋环境保护国际公约的《海洋法公约》以外,还有几部有影响的、重要的、专门防止不同来源污染的国际公约[4],它们都明确规定缔约国有保护海洋环境的义务,在防止、减少和控制海洋环境污染以及保护海洋环境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环境利益关乎人类的生存利益,因此环境权属于基本人权的组成部分。目前还不存在被普遍接受的关于人权的定义,但是1979年时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权与和平处处长的卡雷尔·瓦萨克提出的三代人权的观念,还是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接受:第一代人权指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第二代人权指公民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第三代人权指集体的权利,{5}(P6-7)其中就包括了环境权。包括环境权在内的第三代主要体现在“软法”层面上[5],但是毫无疑问,这些软法性的文件反映了国际社会对环境保护的重大问题所普遍持有的态度,而且有些软法原则,经由各国的国家实践,转化为具有拘束力的习惯法规范,或被采纳到正式的国际条约中,对缔约国产生拘束力。{6}(P456)国际法院在巴塞罗那电车、电灯和电力公司案中将禁止违背基本人权列为“对一切义务”的范围。{7}(P93)而“对一切义务”是一个发展中的概念,加上对基本人权范围的认识,也是处于发展变化中的,当前的情况下,人们已经普遍认识到环境权应属于基本人权,因此,对海洋环境的保护应属于“对一切义务”的范围。{8}(P96)
  (二)国家间合作是履行海洋环境保护义务的方式
  国际海洋环保法之所以能在数十年内获得迅速发展,其根本原因在于环境是关乎各国生存与安全的基本利益,为履行海洋环境保护义务,各国应进行合作。为此《海洋法公约》第197条要求各国应在为保护和保全海洋环境而拟订和制定符合本公约的国际规则、标准和建议的办法及程序时,应在全球性的基础上或区域性的基础上直接或通过主管国际组织进行合作,同时考虑到区域的特点。同时,在第202条中规定,各国应直接或通过主管国际组织促进对发展中国家的科学和技术援助,以保护和保全海洋环境,并防止、减少和控制海洋污染。此外,一些有重要的、专门防止不同来源污染的国际公约,也都明确规定缔约国在保护海洋环境问题上有合作义务。
  《斯德哥尔摩宣言》是国际环境法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其原则7明确指出应采取合作行动来制止海洋污染:“种类越来越多的环境问题,因为它们在范围上是地区性或全球性的,或者因为它们影响着共同的国际领域,将要求国与国之间广泛合作和国际组织采取行动以谋求共同的利益。”《人类环境行动计划》第六领域“行动计划的国际机构”提出了一条具有深远意义的建议:“在联合国体系内设立一个专门的国际机构,以更好地保护环境、包括海洋环境。”[6]虽然《斯德哥尔摩宣言》是一份不具有法律拘束力的政治宣言,但是由于它所确立的多项原则,既是各国共识的结晶,又极具合理性,因此国际社会公认它所确立的这些原则都无可争议地成为了国际环境保护规则的渊源。[7]可以说,《斯德哥尔摩宣言》从意识上奠定了国际合作保护海洋环境的基础,《人类环境行动计划》则从组织上奠定了国际合作保护海洋环境的基础。{9}(P20)
  (三)区域性海洋环境合作具有比较优势
  国家间合作包含三个层面:全球合作、区域合作和双边合作。与全球性或双边性处理某一问题的方式相比,区域性合作的优势极其明显。双边层面的合作由于其具有针对性强、易于达成一致的特点,成为了海洋环境合作最直接、有效的一种方式。目前,在东北亚区域各国之间存在多个双边环境协定[8],但是由于环境问题具有跨界性,导致双边协定的适用范围有限以及双边协定之间的协调难问题变得日益突出。全球层面的海洋环境合作在《海洋法公约》的基础上已经全面展开,但是由于一些海洋大国,如美国,长期游离于《公约》之外以及缔约国对《公约》理解上的分歧,导致在全球层面的合作举步维艰。另外,全球性的环境合作条约往往出于扩大适用范围的考虑而存在规定笼统、缺乏制裁机制等弊端因而无法充分发挥其效力。而相关的环境“宣言”、“行动计划”等因不具有条约法上的效力而无法对参加国产生法律上的约束力。
  相较于全球性安排的共性做法以及双边安排的个案解决方式而言,区域性安排可以承载更多的个性内容。由于东北亚区域存在不同的国家类型、意识形态、政治体制、经济发展模式,几乎集中了国际社会各种类型的矛盾,因此区域性安排更有利于体现东北亚各国的特殊要求和利益,促使其签署公约并善意履行合作义务。因此在区域层面上进行制度安排并实施合作,也就更能适应本区域的要求,更能弥补全球性安排下的疏漏以及双边安排下的局限。世界上许多地区从区域合作的建立和发展中得益,鉴于此,比较可行的路径就是建立东北亚区域海洋环境合作机制。
  (四)东北亚区域性海洋环境合作已经取得显著成效
  区域环境合作具有两层含义:其一为功能性合作,即区域内国家间存在环境领域的对话与协商,但这种合作往往是自愿的;其二为制度性合作,即区域内的国家通过缔结条约的方式来进行合作,这种合作则是为了履行法律上的义务。东北亚区域内的功能性环境合作非常活跃,目前东北亚区域环境对话与协商机制主要包括“中日韩三国环境部长会议”[9]、“东北亚环境合作会议”、“亚太地区环境大会”等,这些合作机制以交流信息、研讨和对话为主,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然而,东北亚地区目前还没有形成制度性的环境合作机制。可喜的是,2010年5月29日在韩国举行的第三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通过了《2020中日韩合作展望》,{10}其第1条“机制化与提升三国伙伴关系”中明确规定:“我们将于2011年在韩国建立三国合作秘书处,以促进和加强三国合作。秘书处将支持领导人会议、外长会、其他部长级会议和外交高官磋商等三国磋商机制的运行和管理,协助探讨落实合作项目。”第3条第4款规定:“我们将合作加强地区海洋环境保护,努力提升公众减少海洋垃圾的意识,重申落实西北太平洋行动计划框架性防止海洋垃圾的‘区域海洋垃圾行动计划’的重要性。”这一文件清晰地表明,东北亚区域核心国家中日韩将“机制化”三国的合作关系,同时将在海洋环境保护领域落实西北太平洋[10]行动计划。
  二、可供选择的区域海洋环境合作路径
北京大学互联网法律中心

  在国际海洋环境保护方面,区域法律制度最为先进。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区域海洋项目[11]作为一项典型的、通过区域活动来实施的全球项目曾多次受到UNEP理事会的肯定。由于区域内国家往往存在政治利益特定、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履约能力不同、甚至是意识形态对立等问题,因此UNEP提供了三种制度性合作模式供区域内国家选择。
  (一)北海-东北大西洋模式
  在北海-东北大西洋区域,周边各国均为成熟、发达的工业化国家,而且,这些国家之间的政治和文化价值都极为相似。{11}(P68)这一区域的海洋环境合作选择了一种分立模式,即针对具体不同的海洋环境保护问题,构建各自独立的法律制度予以解决。相似的国情和发展进程,既使得它们能够在海洋环保的总体认识上达成一致,又使得各方能够在分立的合作模式下,就各个方面的海洋环境保护问题达成一致,并单独缔结相应的协议,从而形成了一种“小步快走,多种单独性协议并存”的局面。{9}(P105)
  区域海洋环保公约的主要目标是从根本上减少或消除污染。但不管国家采取了何种预防措施,事故都会发生。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12],1969年6月6日北海沿岸国家在波恩签署了《北海油污合作协定》。其目标是使受威胁国家具备单独或共同反应能力。相互通报情况和制定干预方案使这些国家可以做出迅速适当而且成本较小的反应,{12}(P183)但是忽略了对海洋环境的整体保护。但是,在其后的海洋环境合作制度构建中,这种针对海洋环境保护的不同方面而单独予以处理的做法,却一直保留了下来。{13}(P183)沿着这样一种思路,北海-东北大西洋区域形成了各自独立的海洋环境保护法律规范。具体表现为:(1)针对1967年的溢油事故,北海区域各国缔结了专门应对油污的协议--《北海油污合作协议》;(2) 1971年贸易船“StellaMarts”号在北海北部的海洋倾倒事件,促成了1972年《奥斯陆倾倒公约》的通过;(3) 1974年6月4日,西欧12国连同欧洲经济共同体,缔结了旨在防止陆基污染源污染海洋的《巴黎公约》。在其他海洋区域通过订立综合性公约解决海洋环境保护问题模式的影响下,1992年9月22日,奥斯陆委员会和巴黎委员会的部长级联合会议通过了保护东北大西洋海洋环境的综合性公约—《奥斯陆-巴黎公约》。但是,这一综合性公约并没有包括船源污染的问题。{13}(P187)1983年新的《应对北海石油以及其他有害物质污染合作协议》获得通过,该协议将适用对象扩大到了包括危险和有害物质的各类污染源,又将适用范围扩展至东北大西洋区域,但是却一直独立于该区域的综合性海洋环境保护公约体系之外。
  (二)波罗的海模式
  在海洋环境保护方面,波罗的海区域是一个有着强烈“东西方”因素的合作实例。{14}(P15)由于海洋环境合作以保障人类生存利益为目标,使得波罗的海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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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Yvonne L. Tharpes.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Turning the Tide on Marine Pollution[J].Miami Inter-Am. L. Rev.,1989,(20).

{2}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课题组.中国海洋发展报告(2009) [R].北京:海洋出版社,2009.

{3}Halpern, et al. A Global Map of Human Impact on Marine Ecosystems [J].Science, 2008,319 (5865).

{4}联合国新闻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评价[M].北京:海洋出版社,1986.

{5}徐显明.国际人权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6}王铁崖.国际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5.

{7}Martin Dixon&Robert McCorquodale. Cases&Materials on International Law, 4th ed.[M].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8}曲波,喻剑利.论海洋环境保护—“对一切义务”的视角[J].当代法学,2008,(2).

{9}张相君.区域海洋污染应急合作制度的利益层次化分析[D].厦门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

哎哟不错哦

{10}2020中日韩合作展望[EB/OL]. http: //www. fmprc. gov. cn/chn/pds/ziliao/1179/t705958. htm, 2010 -6-1.

{11}Steinar Andresen. The North Sea and Beyond: Lessons Learned [A].Mark J. Valencia. Maritime Regime Building[C].The Hague: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001.

{12}[法]亚历山大·基斯.国际环境法[M].张若思编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13}Rainer Lagoni. Regional Protection of the Marine Environment in the Northeast Atlantic Under the OSPAR Conven-tion of 1992[A].Myron H. Nordquist, et al. The Stockholm Declaration and Law of the Marine Environment[C].Leiden; Boston: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2003.

{14}Malgosia Fitzmauurice. International Legal Problems of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of the Baltic Sea[M].The Hague: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92.

{15}Peter M. Haas. Saving the Mediterranean: the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Cooperation[M].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0.

{16}Peter M. Haas. Epistemic Communities and the Dynamics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A].Volker Rittbeger. Re-gime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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