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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当代法学》
审限制度:“二十周岁”后的挑战
【作者】 韩波【作者单位】 中国政法大学
【分类】 刑事诉讼法【文章编码】 1003-4781(2011)01-0022-6
【文献标识码】 A【期刊年份】 2011年
【期号】 1【页码】 22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53023    
  
  现行民事诉讼法已走过二十度春秋,经历了我国经济急速上升期的二十年考验。与1982年颁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相比,现行民事诉讼法既为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趋势所催生,又助推了市场经济形成与发展的进程。在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的基础上,现行民事诉讼法增加了代表人诉讼、协议管辖、诉讼前的财产保全、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程序、企业法人破产还债程序等制度与程序。这些新增制度与程序都为我国民事诉讼迈上新的台阶发挥了应有的作用。笔者认为,就当前民事诉讼所面临的形势看,现行民事诉讼法不容忽视的贡献与功绩是,“民事诉讼法不但进一步从法律上规范了民事审判工作,严格了各项审理程序,而且第一次规定了审限”。[1]
  近些年骤然增长的案件数量,在一定意义上预示着“诉讼爆炸”不再是遥远的“寓言”。也许,几年之内我们就要身临其境地体会到它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的困顿。假使“诉讼爆炸”真得要来,我们是否已做好准备?笔者以为审限制度是可以助我们渡过“诉讼爆炸”激流的方舟之阵中的“旗舰”。
  一、审限制度:“诉讼爆炸”中的“中国优势”
  “诉讼爆炸”是后工业时代经济关系失衡与公民权利意识膨胀相互影响的结果。“诉讼爆炸”一词,从一个侧面也发映出法院面对潮涌般的案件机能失灵的状态。“诉讼爆炸”意味着机能性失灵的司法危机的出现。作为对包括经济关系在内的社会关系进行事后调整的社会活动调整方式的司法,一旦失灵,将导致经济关系的紊乱。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司法危机的显现既是金融危机发生的先兆,也对金融危机的发生难辞其咎。金融危机引起经济关系剧烈的非正常波动,进一步引发大量纠纷并促使法院受理案件数量急剧增长,最终加剧司法危机的烈度。
  笔者认为,危机中司法所体现出来的“软肋”是司法效率的低下。在案件快速增长的“诉讼爆炸”时期,需要的是对案件快速且妥当的处理。“诉讼爆炸”态势之下,最严重的后果是民众对于法院的信任的丧失,亦即司法权威的丧失。对于当事人而言,法院能否快速处理自己的案件,是一个态度问题;而法院处理结果是否妥当是一个能力问题。如果说在特定时期下,尤其是仍有法定救济途径的情形下,能力问题是可以谅解的,而态度问题却是不可以谅解的。案件处理速度上的任何托词都是当事人难以接受的,因为这与法院进行纠纷解决的核心功能是不相符的。审理周期长、案件积压、诉讼拖延对司法权威的消损比一些案件的实体裁判不公正对司法权威的消损来得更快、更为直接,也更为容易引起纠纷负面效果的恶性扩散。在“诉讼爆炸”的时代背景下,如何提高司法效率就成为一个世界级的命题。普通法系国家和民法法系国家无不将司法效率的提高作为其司法改革的主要方向。
  2008年我国法院受案数量突破一千万件。这是一个标志性的数字。这个数字意味着我国进入了诉讼案件的高速增长期。如果以美国的人口基数以及其在上世纪末就已达到的每年2000万件民事案件受案量作为参照系数,我国还没有进人“诉讼爆炸”时期。由于我国在世界性的金融风暴中体现出强韧的抗打击力,以英国为首的一些媒体宣称中国将是二十一世纪唯一的超级大国。我们可以暂不细究这种宣称的动机或者企图,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从我国的人口基数、经济发展态势以及民众不断增强的权利意识看,我国不可避免地会成为一个超级诉讼大国。我国处在“诉讼爆炸”前夕。这可能是对我国当前态势一种较为理性的判断。如果缺乏有力举措,“诉讼爆炸”迟早会来,我国的司法效率是否能应对这一场风暴呢?
  论及司法效率,我国有一项令学者和实务界人士引以为傲的制度。这项制度的确是彰显中国特色、西方国家少见的制度。它就是审理期限制度,简称审限制度。如果以我国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普通程序的6个月的基准审限,简易程序的3个月的审限,与西方国家审理民事案件的审理周期相比较。我国司法效率的确是有制度保障的。审限制度的确是一项优质制度,它能够体现我国应对“诉讼爆炸”的“中国优势”。这种优势,也正在获得西方国家的认可。
  然而,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衡量司法效率的核心要素是法官个人每年处理案件的数量。下面的“六国法官数量、工作量对比表”足以说明在这一核心要素上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
  世界上六个国家法官数量及其工作量对比[2](p196)北京大学互联网法律中心

┌─────────────┬────┬────┬────┬────┬───┬────┐
  │国家           │美国  │英国  │德国  │法国  │日本 │中国  │
  ├─────────────┼────┼────┼────┼────┼───┼────┤
  │法官人数         │30888  │3170  │20999  │4900  │2899 │240000 │
  ├─────────────┼────┼────┼────┼────┼───┼────┤
  │每一名法官对应的人口数  │19900  │55000  │4500  │12350  │57900 │5318  │
  ├─────────────┼────┼────┼────┼────┼───┼────┤
  │每10万人口拥有的法官数  │5.0   │1. 8  │2'2.2  │8. 1  │1.7  │18.8  │
  ├─────────────┼────┼────┼────┼────┼───┼────┤
  │一审案件合计       │29795102│2429255 │2938961 │1539502 │512342│5344934 │
  ├─────────────┼────┼────┼────┼────┼───┼────┤
  │每一名法官对应的一审案件数│965   │766   │140   │314   │177  │22.3  │
  └─────────────┴────┴────┴────┴────┴───┴────┘

  上述数据显示,我国法官个人办案数量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相比,差距悬殊是巨大的。同时,我们也不能不意识到,西方国家诉讼周期长的困窘现状是在法官个体办案数量较高的前提下产生的,其根本原因是诉讼案件的总量庞大。以经济发展速度与人口基数作为依据,我国诉讼案件的总量仍处在奔向高峰期的进程中。如果我国的诉讼案件总量也达到西方发达国家的那样的规模,我国法官个体办案数量与办案能力绝对难以适应诉讼的需求。届时,我国现在引以为傲的审限制度也将如溃堤一样被冲毁。
  笔者认为,作为一项“国产”的优质制度,审限制度是我国应对“诉讼爆炸”、延迟甚至避免其到来的重要制度。在案件数量不断增长的态势下,审限制度所蕴含的效率因素决定了其在当代诉讼中无法替代的价值。对于审限制度,我们应打破僵化、静态的观念,应充分激活其在民事诉讼中的功能。审限,可分为消极的审限与积极的审限。消极的审限是制度性的审限,积极的审限是司法心理意义上的审限。积极的审限是消极审限的基础,也是真正提升司法效率的动力。在民事诉讼法颁行二十年、审限制度年满“二十周岁”之际,本文试图从审限的双重内涵出发,直面我国审限制度的现状,探寻我国审限制度存在的缺陷,并为其全面提升制度效能勾画蓝图。
  二、审限制度:隐形的“缺口”
  一些优质制度,如果弹性过大,可能使其制度效能难以充分发挥甚至形同虚设。审限制度也存在这样的隐忧。目前,我国规范审限制度的法律条文主要由《民事诉讼法》第135、 146、159、 163、 165、 248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严格执行案件审理期限制度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审限规定》)的二十四个条文构成。《民事诉讼法》用六个条文规定了普通程序、简易程序、二审程序、特别程序的审理期限以及有关审理期限延长的制度,明确了涉外民事诉讼中不设定审理期限的制度。《审限规定》明确规定了各类案件的审理、执行期限;立案、结案时间及审理期限的计算;案件延长审理期限的报批;上诉、抗诉二审案件的移送期限;对案件审理期限的监督、检查五个方面的具体制度。可以说,我国审限制度有着较为扎实的法律规范基础。
  然而,我国审限制度在运行过程中,已经显现出三个方面的“误识”,暴露出审限制度的三个隐形“缺口”:
  (一)“调解期不计入审限”
  在民事诉讼实践中,“调解期不计入审限”的说法常常成为个别法官在超审限办案时打发当事人的托词。调解期究竟应否计入审限呢?笔者就此询问过多位一线资深法官,令人吃惊的是他们的观点竟然相当模糊。审限制度始设于我国1991年《民事诉讼法》。对调解期究竟应否计入审限的问题,《民事诉讼法》并没有明确规定,但是,从《民事诉讼法》为克服“久调不绝”的弊端,确定自愿、合法调解原则,并进而确定“调解不成、及时判决”的调、审关系的立法意图看,《民事诉讼法》断然不会给自己新设的审限制度拉开一个足以使审限制度丧失基本功能的“缺口”的。从法理层面看,无法律则无权力。只要法律没有规定调解期不计人审限,就没有任何法院或者法官可以行使超审限调解的权力或者拥有借口调解而超审限的权力。这一点,在2000年9月28日起实施的《审限规定》中体现得更为明确。《审限规定》第9条明确规定十二种期间不计入审理、执行期限。这十二种期间中并没有调解期间,也就意味着在2004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调解规定》)生效前,“调解期不计入审限”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目前,作为“调解期不计入审限”的说法最为有力的依据就是《调解规定》第6条。《调解规定》第6条的具体内容为:在答辩期满前人民法院对案件进行调解,适用普通程序的案件在当事人同意调解之日起15天内,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在当事人同意调解之日起7天内未达成调解协议的,经各方当事人同意,可以继续调解。延长的调解期间不计入审限。对于这一被某些法官随意挥舞来宣称“调解期不计入审限”的“法器”,应该明确其三点适用条件:第一、必须组织过答辩期满前调解,否则,无权主张不计入审限的调解期;第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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