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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评论》
中国与国际司法机构关系的演进
【英文标题】 Evolu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International Judicial Organizations
【作者】 赵海峰【作者单位】 哈尔滨工业大学
【分类】 国际公法
【中文关键词】 国际司法机构 国际法院 国际法官 WTO争端解决机制
【期刊年份】 2008年【期号】 6
【页码】 3
【摘要】

中国与国际司法机构的关系源远流长。但是,只有在冷战结束之后,随着国际法治的发展,新兴的国际司法机构大量涌现,中国与国际司法机构的关系才发生了质的变化。这主要体现在国际司法机构中任职的来自中国的法官日益增多、中国对于国际司法机构管辖权的态度趋向积极以及国际司法机构审理的涉及中国的案件快速增加等方面。这既是中国国内建立社会主义法治的理论和实践蓬勃发展形势的一种折射,也表现了中国对法律全球化的信心,体现了中国对于国际法治的支持与参与。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19472    
  
  论及中国与国际司法机构关系的演进,首先应明确的是国际司法机构的定义与范围。国际司法机构的概念,通常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司法机构主要是指现行国际体系中以国际组织、国际制度等形式、以法律的方法解决国际争端的程序与组织,既包括司法方法,也包括仲裁方法。狭义的国际司法机构仅仅指以司法的方式解决国际纠纷的程序与机构。本文主要在狭义的范围内讨论司法机构问题。[1]目前国际司法机构大致分为以下六类:一般性司法机构(国际法院等);贸易、商业和投资保护司法机构(WTO争端解决机制上诉机构等);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司法机构(欧盟法院体系等);国际人权司法机构(欧洲人权法院等);国际刑事司法机构(国际刑事法院、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等)以及国际组织行政法庭等。在这些机构中,不少是欧洲、非洲和美洲等区域性的司法组织,与我国关系不大。本文主要涉及国际法院、国际海洋法法庭、国际刑事法院、前南国际刑事法庭和WTO争端解决机制上诉机构等面向全球范围或者在联合国框架下的国际司法机构。
  上个世纪冷战结束以后,国际司法机构的数量迅速增加,新建立的国际司法机构在全新的领域中发挥作用,久已存在的国际司法机构适应新时期的发展,做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改革,也使自身的作用得到了加强,这是国际法治发展的结果。[2]中国与国际司法机构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对于整个国际法治的观念和定位。从传统上看,中国对于国际司法机构的态度有着较多的保留和顾虑,[3]新中国成立以后长期游离于国际司法机构之外。但是随着中国国力的加强,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尤其是国内法治建设的发展,中国也积极地参与国际法律事务,与各个国际司法机构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密。下文将通过评述在国际司法机构任职的中国法官及其作用、中国对国际司法机构管辖权的态度和对新国际司法机构的参与以及司法机构中涉及中国的案件及其处理三方面情况的发展,研究中国与世界主要国际司法机构之间的关系的演进。
  一、在国际司法机构任职的中国籍法官日益增多
  我国作为具有悠久文明的大国,作为中华法系的创始国,决定了中国法律文化在世界上具有重要地位。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所带来的在全球政治上的突出作用,中国经济三十年来的高速发展对全球经济和贸易所产生的重要影响以及我国法学教育的良好发展,都为中国人在国际司法机构中担任法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然,随着对国际司法机构的信任度的提高,中国政府积极向有关方面推选候选人,是一项首要的条件。
  (一)来自中国的国际法官
  来自中国的政府官员、教授和专家担任国际司法机构的法官主要体现在常设国际法院和国际法院、国际海洋法法庭、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前南国际刑事法庭和wTO争端解决机构中。
  1.国际法院
  国际法院的前身是1922年由国际联盟建立的常设国际法院。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常设国际法院于1939年停止运作、1946年正式解散。同年,作为继任者,联合国国际法院取代了常设国际法院,并在组织机构、管辖权和诉讼程序等很多方面继承了常设国际法院的特点。
  早在常设国际法院时期,中国就有法官在该机构任职。在1921年8月选举的15名法官中,中国曾任外交部长和司法部长等职的王宠惠当选;1939年曾任教授、大理院推事、外交部顾问等职的郑天锡当选。两位均为中国的法学家、外交家。在那个时代,中国专家能够担任国际法官,殊为不易。
  自国际法院1946年成立以来,在其任职的中国籍的历任法官有:曾任教授、法院院长和外交部次长的徐谟(任期为1946年2月6日—1956年6月28日)、曾任外交部长、代理国务总理、驻美大使等要职,堪称外交界、法律界耆宿的顾维钧(任期为1957年1月11日—1968年2月5日,曾于1964年到1967年任国际法院副院长)、[4]资深国际法专家、中国外交部法律顾问倪征(□)(任期为1985—1994年)、中国外交部法律顾问、曾任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委员的国际法学家史久镛(1994年当选,2003年2月连任,任期9年;2003年一2006年当选为国际法院院长)。从中可以看到,除了1969年到1984年间,国际法院均有来自中国的法官。
  国际法院自1946年成立以来,国民党政府时期先后由徐谟和顾维钧两人担任过法官一职。[5]在顾维钧于1967年期满离任后,在国际法院中再无中国籍的法官。1971年,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但其后十余年间,在国际法院这个联合国主要司法机构中仍未见到中国籍法官的身影,这与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极不相称。实践中,关于国际法院法官的选任有一个心照不宣的惯例,即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每国都必有一人出任法官。作为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的中国,在恢复了联合国的席位之后,国际法院法官一职,却依然空置了13年之久,[6]这与国际法院当时主要由西方把持、中国对国际法院不甚了解、中国当时对于法制的不够重视以及对于国际组织工作的参与度较低等因素均有密切的关系。
  2.国际海洋法法庭
  1982年在联合国主持下签订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海洋法公约》”)规定建立国际海洋法法庭,作为解决缔约国之间因《海洋法公约》的解释和适用而产生的争端的常设性国际司法机构之一。海洋法法庭应由21名享有公平和正直的最高声誉并在海洋法领域具有公认资格的独立法官组成。[7]
  自国际海洋法法庭1996年8月在德国汉堡建立以来,已经有3位中国法官在该庭任职。首届中国籍法官由我国海洋法学家、哈佛大学博士、北京大学赵理海教授担任,[8]赵法官在2000年10月因病去世。2001年5月,长期从事外交工作、担任过外交部条法司司长等职务的许光建作为中国提名候选人高票当选,并于2002年4月19日换届时顺利连任,后因身体原因辞职。[9]2008年1月1日,52岁的国际海洋法专家、国家海洋局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前所长高之国博士接任许光建法官,当选海洋法法庭法官。[10]与后面我们要看到的刘大群法官的情况相似,高法官成为该庭最年轻的法官之一。
  3.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浴血奋战了八年的抗日战争胜利结束。根据7月26日发表的中、美、英、苏四国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对于在侵略战争中犯下滔天罪行的日本战犯要予以严厉的法律制裁。为此,继1945年10月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对德国的戈林、赫斯等战犯开庭审判后,1946年3月,由美、中、英、法、苏、加、新、荷、印、菲等国法官参加的设在日本东京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成立。至1948年11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进行了长达两年半之久的对日本战犯的审判。[11]
  在远东审判中,中国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受害国和战胜国,积极全面地参与了远东军事法庭的审判。中国政府派出了曾任法学教授、立法院委员、立法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的梅汝璈先生任法官,在东京与若干国家法官一起对日本甲级战犯进行了审判。上海高等法院首席检察官向哲浚先生任检察官,代表中国政府提起控诉。[12]倪征(□)担任东京军事法庭检查组成员以及中国检查组首席顾问。武汉大学教授吴学义担任顾问。
  4.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
  联合国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是继二战后的纽伦堡和东京国际军事法庭之后,由国际社会于1993年设立的第一个追究包括国家领导人在内的个人刑事责任的特设国际刑事法庭。[13]1993年,经联合国大会选举,著名国际法学家、外交部法律顾问李浩培教授当选为前南国际法庭上诉庭法官。[14]1997年3月,著名国际法学家、北京大学***崖教授当选前南国际刑事法庭审判庭法官。[15]***崖法官由于身体原因请辞后,由原任外交部条法司副司长,时任驻牙买加大使的刘大群于2000年3月到海牙接任,刘法官时年50岁。2001年又经联合国大会选举,刘法官获得连任,担任前南法庭第一审判庭庭长。2005年11月经联合国大会选举,再获连任,出任前南法庭上诉庭法官。
  5.WTO争端解决机制
  1995年建立的WTO争端解决机制是准司法性的争端解决体系,但其专家组程序,尤其是上诉机构程序的司法性显著,特别是其上诉机构,被众多研究者认为是标准的国际司法机构。[16]WTO的这一成功和有效的独具时代特色的国际争端解决机制,对于确保WTO各项协议的实施,废除各国与WTO协议的规定不一致的各项措施,促进世界贸易自由化的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WTO争端解决机构2004年2月17日通过了中国提名的三名专家组候选人。这三名专家由此进人WTO专家组成员的指示性名单,供WTO成员解决争端过程中选择专家组成员时挑选。这三名专家是:原商务部条法司张玉卿司长、原武汉大学法学院院长、现澳门大学法学院院长曾令良教授和华东政法学院朱榄叶教授。[17]2006年,WTO争端解决机构又通过了两名中国专家进入WTO专家组成员的指示性名单,他们是复旦大学法学院董世忠教授和汕头大学法学院教授、曾担任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条约法律司司长、亚洲开发银行欧洲局局长的张月娇女士。2007年11月27日,WTO争端解决机构召开会议,任命来自中国的张月姣女士为上诉机构成员。[18]中国拥有了首位跻身世贸组织最高裁决机构的法官,张月姣也是中国首位担任国际法官职位的女性。张月姣已于2008年6月就任。
  除了法官之外,若干中国法律专家还曾经或者仍然在前南国际刑事法庭、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等机构工作。[19]
  (二)中国籍国际法官的作用
  新中国的官员、学者和专家当选国际司法机构法官,在改革开放之初以资深的年龄较大的专家学者为主,他们在国际司法机构中往往资历丰富、也最年长。但近来以刘大群法官和高之国法官为代表的相对年轻的新中国培养的专家学者逐渐替代了退休和任满的资深法官。从来自我国的国际法官的经历中可以看出,他们除了在国内受过良好的法学教育并拥有丰富的国际法专长和外交经验之外,绝大多数都在国外尤其是美英等国家深造并获得了学位,堪称学贯中西。他们由此不但熟识我国法学的理论与实践,而且也深通国际主流的法律体系及其运作规律。
  但是除了法官之外,我国公民在国际司法机构中担任专家和其他行政职位的人数很少,进人中高级职别的人更是凤毛麟角。这与我国人口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现实反差太大,与我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也是极不相称的。
  研究标明,中国籍的国际法官在各个司法机构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突出的表现是史久镛法官曾先后担任国际法院的副院长和院长。院长既是法院的司法业务领导,主持案件的开庭及评议,也监督领导法院的行政事务。凌岩教授认为:“史院长凭着他深厚的法律功底、高超的智慧及领导才能和艺术,协调各方的不同意见,做出了一个个权威性的判决,体现了国际公正与正义,对国际法的发展做出很大的贡献。”[20]这应当是相当中肯的评价。
  考察国际法官作用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该法官在案件的裁决中发表了多少具有法律影响力的个人意见。在国际法院中,据统计,徐谟在10年任职期间,除随判决而发表的主流意见之外,共发表了5份单独意见,包括2份(联合)异议意见、1份声明和1个分别意见;顾维钧在其10年任职期间,共以个人身份发表了9份意见,包括3份异议意见、2份声明和4份个别意见;倪征□法官在任期9年内共发表了3份意见,其中个别意见一次,内容相同的声明两次;史久镛法官从担任法官到2007年3月,共以个人身份发表了16份意见,其中,在使用武力的合法性系列案中,在8个场合所发表8个声明内容完全相同,在4个系列案中所发表的异议意见内容也完全相同。[21]虽然发表个人意见、反对意见的数量只能说明国际法官在国际法院中的作用的一个侧面,但是至少可以说明法官个人对于某个案件是否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产生了独特的法律上的观点和见解并公之于众。法官对某个国际法问题所进行的创新、详细论述,对于国际法规则的澄清和解释具有重要意义,其甚至可以促进国际法的发展。
  除以上情况外,在前南国际刑庭担任法官的李浩培法官发表两个个别意见;***崖法官与其他法官对一项中期上诉的判决联合发表了个别意见;刘大群法官所在的第一审判分庭主审了数个案件,其中对一名波斯尼亚塞族官员的判决引起了国际反响;赵理海法官在海洋法庭审理塞加号案的判决中发表了个别意见。[22]以上仅仅是对若干法院法官工作情况的简单列举,并不全面。一方面说明来自我国的法官在办案中具有独立判案、发表自己见解的良好表现,另一方面,如果加以比较,也似乎可以从总体上说明我国在国际司法机构任职的法官拥有发挥自己更大作用的广阔空间。对上述情况进一步全面的研究,对于我们审视中国的法学教育,思考如何培养出符合国际司法机构需要的高素质人才将具有启发作用。
  二、中国对于国际司法机构管辖权的态度趋向积极
  新中国对于国际司法机构的强制管辖权最早比较排斥,强调以谈判和协商的方法解决国际争端。这是与中国历史上的厌讼传统、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对国际司法制度的普遍不信任以及国内法制建设的不完善有密切的关系。但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逐渐对国际法院采取了更加开放的态度,尤其是在WTO争端解决机制等的框架下,中国接受了有关国际司法机构的管辖权。中国对于国际司法机构的建立和运作,总体上也是积极支持的。
  (一)对国际司法机构管辖权的态度逐渐开放
  1.中国与常设国际法院和国际法院
  中国对于国际法院的态度可以分为三大阶段。第一阶段是常设国际法院期间。中国从一个弱国的角度出发,希望通过建立超国家的司法机构来制约大国的战争权,以维护和平,所以中国在有两位法官先后在法院任职的同时,也曾在短时间内宣布接受常设国际法院的管辖。[23]第二阶段是在国民党统治的国民政府时期,即从1946年国际法院成立时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当时代表中国的国民政府,从总体上积极接受国际法院的诉讼管辖权。1946年国际法院成立,当时由国民政府代表的中国是《联合国宪章》的签字国,当然也是国际法院的创始成员国。国民政府于1946年10月26日发表声明表示接受国际法院强制管辖权。第三阶段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新中国对国际法院管辖权的态度经历了一个从完全拒绝到逐渐部分接受的转变过程。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1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以前,中国与国际法院基本没有联系。新中国成立后,根据国际法上政府继承的理论,中国在联合国中的代表权应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继承行使,但国民党政府持续占据了中国在联合国中的合法席位。1971年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但到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前,中国与国际法院似乎并无任何关系。
  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虽然开始重视国际法院的作用,并通过推荐我国法律专家担任该院法官等形式参与国际法院的活动,但从总体上说对国际法院的诉讼管辖权仍保持拒绝接受的态度。不过这种情况后来也逐渐发生了转变。1989年,中国参与了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就加强国际法院作用的磋商。[24]同年中国政府宣布,今后对于有关条约涉及由国际法院解决争端的条款,中国将采取不一概保留的态度。除涉及中国重大国家利益的国际争端仍坚持通过谈判协商解决外,对于中国签署、批准或加入的国际公约,有关经济、贸易、科技、航空、环境、交通运输、文化等专业性和技术性的公约规定争端由国际法院解决的,一般可以不作保留。如1993年1月5日和7日,中国先后批准了《生物多样性公约》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97年4月25日批准了《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这些公约均规定有关争端可提交国际法院解决,且不容许作任何保留。这表明中国已经开始在协议管辖方面有条件地审慎接受国际法院的管辖,[25]但是仍然没有接受国际法院的任意强制管辖权和自愿管辖权。迄今为止,中国尚未向国际法院提交任何争端。
  2.中国与国际海洋法法庭
  1996年5月15日,我国正式成为《海洋法公约》的缔约国。[26]由于《海洋法公约》不允许保留,我国实际上接受了《海洋法公约》的强制争端解决机制,但是在选择有拘束力裁判机构的时候,选择了仲裁程序,并没有选择《海洋法公约》所创立的国际海洋法法庭。而且,国际海洋法法庭受理海洋争端案件以任意强制管辖权为条件,即只有当事各方事先发表声明接受这一解决争端的程序,才可以应一方之要求,请求法庭予以审理争端。因此,法庭的管辖权实际上受到一定的限制。[27]但是海洋法法庭对关于“船只和船员的迅速释放”、规定“临时措施”以及有关海底争端的案件的管辖权是强制性的,任何缔约国都不得以保留的方式排除国际海洋法法庭对上述三类案件的管辖。[28]
  3.中国与国际刑事法院
  1998年7月17日,《国际刑事法院规约》(以下简称《罗马规约》)在罗马外交大会上获得通过,2002年7月,规约生效,国际刑事法院正式成立。中国虽然对国际刑事法院的创建做出了贡献,但对《罗马规约》中一些原则性的内容深表担忧:中国对国际刑事法院的普遍管辖权、内战中的战争罪、和平时期的反人类罪、检察官的独立调查权等方面可能侵害中国主权表示难以接受。[29]当《罗马规约》被多数票通过时,中国投了反对票。
  虽然中国不是《罗马规约》的缔约国,但根据《罗马规约》的规定,国际刑事法院在一定情况下可以对非缔约国国民行使管辖权。例如,如果非缔约国国民在缔约国境内实施了犯罪或在就有关犯罪接受了法院管辖权的非缔约国境内实施了犯罪,法院对非缔约国国民有管辖权。这就意味着中国公民甚至国家领导人一旦被国际刑事法院认为犯下了其所管辖的国际罪行,该法院可以对其采取法律行动。为避免此种情况的发生,中国只能利用其常任理事国的地位促使安理会行使启动案件的“中止权”。而且《罗马规约》对中止权的效力只规定了12个月的期限,为了保持中止的状态,每年都要提请安理会再次表决,这无疑增加了难度。只要安理会的其他四个常任理事国中的任何一个行使否决权,中国的提案就无法通过,安理会将无法对国际刑事法院提出中止的要求,因而中国公民还是有受到国际刑事法院管辖的可能性。[30]
离婚不离婚是人家自己的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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