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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湖北警官学院学报》
反腐败刑事司法协助的联系途径问题研究
【英文标题】 Research on the Contact Charnels of Criminal Judicial Assistance Against Corruption
【作者】 熊安邦【作者单位】 湖北警官学院国际警务系{副教授}
【分类】 国际刑法学
【中文关键词】 刑事司法协助;中央机关;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国家监察委员会;跨国追逃
【英文关键词】 Criminal Judicial Assistance; Central Authority;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Against Corruption; Na- tional Supervision Committee; Transnational Repatriation
【文章编码】 1673-2391(2019)05―0076―10【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9年【期号】 5
【页码】 76
【摘要】

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联系途径主要有:“中央机关”途径、主管机关直接联系途径、外交途径、领事途径以及国际刑警组织途径等。考虑到当前刑事司法协助的实际情况,建议在我国《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增加一款关于对外联系机关的指定;增加对外联系机关途径以外的其他途径;增加边境地区司法机关直接联系的特别条款。我国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时指定最高人民检察院为司法协助的中央机关。2018年新组建成立的国家监察委员会负责全国监察工作,如将其指定为我国在《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司法协助的中央机关,则更有利于促进我国反腐败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工作的顺利开展。

【英文摘要】

The contact channels for international criminal judicial assistance mainly include "central authorities" channels, direct channels for competent authorities, diplomatic channels, consular channels, and Interpol channels. Considering the current actual situation of criminal judicial assistance, it is suggested to add a section on the designation of external contact authorities, increase the other external contact channels except external contact authorities, and increase the special provisions for direct contact of judicial authorities in border areas in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Judicial Assistance Law of China. When China joined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Against Corruption, it designated the Supreme People's Procuratorate as the central authority for criminal judicial assistance. The newly established National Supervision Committee in 2018 which is responsible for supervision works in China, if the National Supervision Committee designated as the central authority for criminal judicial assistance in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Against Corruption, it will be more conducive to the smooth implementation of international criminal judicial assistance against corruption in China.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83631    
  
  

当今世界,由于各国政治、司法制度差异很大,许多国家运用其不同主管机关来处理不同类型的刑事案件,甚至同一类刑事案件在不同阶段,也由不同机关来处理,从而导致国家之间在进行刑事司法合作时,司法协助请求国的执法和司法机关很难及时、准确地联系到对方国家的主管机关,这时就需要双方指定一个相对固定的联系途径。目前,在国际刑事司法协助中,两国之间的联络途径主要有“中央机关”[1]途径、主管机关直接联系途径、外交途径、领事途径等。

为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推动国家反腐败立法进程,有效促进国际追逃追赃工作的顺利开展,2018年10月26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该法共9章70条,其中有46处提到了负责司法协助的对外联系机关[2],由此可见,对外联系机关在国际刑事司法协助中所体现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根据《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规定,各缔约国均应当指定一个中央机关,使其负责和有权接收司法协助请求并执行请求或将请求转交主管机关执行。我国在加入该公约时,指定最高人民检察院为司法协助的中央机关。根据于2018年3月20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的规定,国家监察委员会统筹协调与其他国家、地区、国际组织开展的反腐败国际交流、合作,组织反腐败国际条约的实施工作。由此可见,将国家监察委员会指定为我国在《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司法协助的中央机关,则更有利于促进我国反腐败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工作的顺利开展,也有助于构建形成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监察体制。

一、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联系途径

(一)“中央机关”途径

指定一个“中央机关”进行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做法,主要体现在一些多边国际公约中。1988年通过的《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开启了确立此机制之先河。2000年通过的《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和2003年通过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都规定:各缔约国均应指定一个中央机关,使其负责和有权接收司法协助请求并执行请求或将请求转交主管机关执行。

我国对外签订的双边刑事司法协助条约一般指定司法部为我国对外司法协助联系的中央机关,当然也有少数刑事司法协助条约指定司法部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或司法部和公安部为中央机关。[3]在民事和刑事司法协助条约中,司法部、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都有被指定为中央机关。中央机关的职能主要是对外联系和程序性确认,对外联系主要是指接收和提出司法协助请求;程序性确认是指中央机关以国家名义对外宣告意见或决定,无论此种意见或决定依其国内法是由哪一主管机关拟定的。此外,参与司法协助的中央机关还担负着对内协调任务,即向国内各主管机关转递材料、通报情况、征询意见、督促执行等。{1}2018年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等对外联系机关负责提出、接收和转递刑事司法协助请求,处理其他与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相关的事务”。也就是说我国对外刑事司法协助一般由司法部作为联系机关,但其他主管机关也有可能被指定为联系机关。

(二) 主管机关直接联系途径

主管机关直接联系途径是指请求国的办案执法机关或司法机关与被请求国对应的执法机关或司法机关之间相互直接提出和接受司法协助请求,这种协助的联系方式在两国之间的执法合作中体现的更为明显。在这种联系方式下,主管机关既是司法协助的联系机关,又是具体案件的直接办案机关或办案单位的上级主管机关甚至最高机关。所以,这种主管机关直接联系途径具体来讲有两种形式:一是两国“中央主管机关”之间的直接联系;二是两国具体办案司法机关之间的直接联系。主管机关直接联系途径具有效率高、成本低的特点,因此这种直接联系途径值得提倡。

1.中央主管机关之间的直接联系

中央主管机关之间的直接联系主要是指两国执法和司法机关在办理本系统刑事案件时,无论是中央主管机关直接办理的案件还是本系统下级机关办理的案件,均通过其中央主管机关进行司法协助请求和提供的转递进行对外联系。如请求国的最高检察机关与被请求国的最高检察机关之间的联系,或者两国中央(联邦)警察机关之间的联系。2012年6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与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阮和平在我国辽宁省大连市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合作协议》就是一种中央主管机关直接联系机制,根据该《合作协议》,两国最高检察机关在1998年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关于民事和刑事司法协助的条约》[4]的基础上,通过直接的刑事司法协助,强化了在打击跨国腐败犯罪、跨国有组织犯罪等方面的合作,中方具体负责直接联系的部门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国际合作局。2017年4月23日,中越双方代表在北京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合作谅解备忘录》则进一步规定,中越两国最高检察机关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关于民事和刑事司法协助的条约》提供刑事司法协助请求书时,可注明希望收到协助结果的时间,并可同时提供电子版本进行提前审查,需要补充材料时,可直接通过电话或其他方式联系,不需要重新提供请求书。

2.两国具体办案机关之间的直接联系

两国地方执法司法机关的直接联系在陆地相邻的两国边境地区比较常见。这种两国具体办案机关之间的直接联系在我国与周边邻国签订的一些司法合作文件也有规定。2004年7月9日发表的《第一届中国-东盟成员国总检察长会议联合声明》表示,各成员国检察机关之间要拓宽司法合作渠道,提高合作效率,建立中国与东盟部分成员国边境地区检察机关的直接合作机制。2014年8月22日在老挝首都万象签署的《中国检察代表团和老挝最高人民检察院会晤备忘录》规定,继续深化老挝北部各省人民检察院和中国云南省人民检察院之间的合作。2017年4月23日在北京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合作谅解备忘录》规定,中越两国毗邻的省级人民检察院可直接提交或接受刑事司法协助请求和协助结果;其他地区的省级人民检察院可直接在两国边境移交协助结果。

(三)外交途径

国际刑事司法协助中的外交途径是指通过请求国和被请求国的外交部或其代表机构传递司法协助的请求。外交途径一般是在请求国和被请求国之间没有签订双边司法协助条约的情况下采用的一种联络方式。在我国签订并已生效的双边刑事司法协助条约中,很少有通过外交途径请求和提供司法协助的,少量的条约中涉及外交途径,也主要是采用一种选择式的外交途径,即刑事司法协助联系可以采用中央机关途径或者外交途径。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关于刑事司法协助的条约》规定:“缔约双方相互请求和提供司法协助,应直接通过各自指定的中央机关或通过外交途径联系”。在中韩刑事司法协助条约中,外交途径也只是可以选择的途径,而不是唯一途径。又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关于刑事司法协助的条约》规定:“双方指定的中央机关应当就相互请求和提供协助直接进行联系。这项要求不应影响双方通过外交途径进行联系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和东盟一些国家最高检察机关之间签订的合作协议或谅解备忘录中一般也都规定了司法协助的请求和提供通过外交途径进行联系的方式,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和缅甸联邦总检察院合作谅解备忘录》、《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和菲律宾共和国司法部国家检察署合作协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和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总检察院合作协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柬埔寨王国司法部合作协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文莱达鲁萨兰国总检察署合作谅解备忘录》等都规定了上述司法协助的联系途径。

人丑就要多读书

在有关国际公约中也有类似规定,如《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和《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都规定了司法协助的中央机关途径不妨碍缔约国通过外交途径请求和提供司法协助的条款。

(四)领事途径

领事途径是一种传统的途径,它表现为请求国司法机关直接通过本国驻外国的领事官员向被请求国主管机关提出司法协助的请求。因为此种方式仅适用于那些相互之间允许实施领事裁判权制度的国家,现在使用较少,在此不再赘述。

但另外需值得注意的是不要将外交或领事官员在驻在国的文书送达或调查取证与外交途径或领事途径混淆。因为外交领事官员的文书送达或调查取证行为是一国单方面行为,而不是相互协助行为,当然这些行为也需要得到外交领事官员驻在国的同意。在中国与加拿大、韩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爱沙尼亚、南非、拉脱维亚、墨西哥、秘鲁、纳米比亚、巴基斯坦等国签订的双边刑事司法协助条约中规定:“任一缔约国可以通过其派驻在另一缔约国的外交或者领事官员向在该另一缔约国境内的本国国民送达文书和调取证据,但是不得违反该另一缔约国的法律,并且不得采取任何强制措施”。

(五)其他联系途径

一些国际公约如《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规定还可以通过国际刑警组织途径进行司法协助的联系。这些公约均规定司法协助请求以及与之有关的任何联系文件均应当递交缔约国指定的中央机关,但这项规定不得影响缔约国在紧急和可能的情况下经有关缔约国同意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向其传递这种请求和联系文件的权利。我国公安部于2012年颁布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中也允许采用国际刑警组织作为进行司法协助和警务合作的联系途径,其中规定需要通过国际刑警组织缉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罪犯以及查询资料、调查取证的,应当提出申请呈报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我国《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也有类似的规定。

二、关于我国《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对外联系机关条款的修改意见

2018年10月26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确定司法部等对外联系机关负责提出、接收和转递刑事司法协助请求,处理其他与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相关的事务。关于该法的对外联系机关问题,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一)建议增加一款关于对外联系机关的指定

一些国际公约中的刑事司法协助条款要求缔约国指定一个刑事司法协助对外联系的中央机关。如《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46条第13款中规定:“各缔约国均应当指定一个中央机关,使其负责和有权接收司法协助请求并执行请求或将请求转交主管机关执行”。《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中也有类似的规定。我国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时指定的对外联系机关为最高人民检察院,加入《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时指定的对外联系机关是司法部和公安部。目前我国已加入的《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中也要求各缔约国为开展司法协助指定专门的联系机关,但我国至今尚未指定。

那么,对于多边公约的缔约国应如何指定司法协助的对外联系机关,缔约国的国内法应有相关规定。根据我国《缔结条约程序法》规定,条约和重要协定的批准和废除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有关司法协助、引渡的条约、协定属于“条约和重要协定”,那么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决定批准加入某一涉及到对外联系机关指定的公约时,就应当具体指定一个对外联系机关,在国家主席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批准加入该公约后,外交部应当将我国指定的司法协助对外联系机关通知给该公约的业务材料保存机构。至于双边司法协助条约中的对外联系机关,由于双边条约在起草过程中就确定了对外联系机关,只要全国人大常委决定批准该双边条约,就不存在再指定对外联系机关的问题了。所以,建议在我国《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第5条中增加一款,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的多边条约中涉及到司法协助对外联系机关指定的,应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决定批准该条约时指定对外联系机关”。

(二)建议增加对外联系机关途径以外的其他途径

刑事司法协助请求通过对外联系机关进行转递是一种主要的联系方式,但在实践中还有主管机关直接联系途径、外交途径和国际刑警组织途径等,所以我国《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中除了规定通过司法部等对外联系机关途径进行联系以外,也不应排除其他途径的对外联系方式。

如前所述,主管机关之间的直接联系包括两国中央主管机关之间和具体办案机关之间的直接联系。由于具体办案机关之间的直接联系主要体现为两国边境地区的办案机关之间的直接联系,所以将其放在建议增加边境地区司法机关直接联系的特别条款部分进行论述。当前,我国在国际刑事司法协助中的中央主管机关之间的直接联系途径主要是最高人民检察院与其他国家最高检察机关之间的直接联系,以及我国公安部与其他国家公安部、内政部或警察首脑机关之间的直接联系。例如,中越两国最高检察机关之间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与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合作协议》就规定了两国最高检察机关之间的刑事司法协助直接联系制度。两国中央主管机关之间的直接联系制度主要适用于两国之间还没有正式签订刑事司法协助条约的情况,或者两国签订的是民事和刑事司法协助条约,但条约中规定的联系途径有两种以上,两国最高检察机关之间再专门确定刑事司法协助的联系途径,中越两国的刑事司法协助联系途径就属于后一种情况。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外交途径和国际刑警组织途径常在法律和实践应用中同时存在,如《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和《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均规定了刑事司法协助的外交途径和国际刑警组织途径。[5]

综上所述,建议在我国《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第5条中再增加一款,即“在不违背有关条约、协议和我国法律的情况下,司法协助的对外联系可以通过主管机关直接联系途径、外交途径和可能的情况下通过国际刑事警察组织途径进行”。

(三)建议增加边境地区司法机关直接联系的特别条款

边境地区司法机关直接联系是指在一国边境地区的刑事司法机关根据有效授权、国际协议或者在实践中长期形成的惯例,在不通过本国司法协助“中央机关”、“中央主管机关”或者“外交途径”的情况下,直接同邻国司法机关就本地刑事司法协助事宜相互接受和提出请求。{2}这种边境地区邻国之间司法机关直接联系途径得到了一些国际法律文件的认可、支持。如2004年的《第一届中国-东盟成员国总检察长会议联合声明》表示,要建立中国与东盟部分成员国边境地区检察机关的直接合作机制。2014年的《中国检察代表团和老挝最高人民检察院会晤备忘录》以及2017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合作谅解备忘录》都规定,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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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黄风.国际刑事司法合作的规则与实践[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29.

{2}黄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立法建议稿及论证[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50.

{3}{4}靳会新.中俄毗邻地区跨国犯罪问题及中俄警务司法合作[J].西伯利亚研究,2010(3):62, 64.

{5}肖凤珍,杨健鸿.让潜逃者无处藏身[N].检察日报,2017-04-24(2).

{6}崔智友.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2018年1月27日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N].广西日报,2018-02-07(3).

{7}外交部条约法律司编译,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及相关法律文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133.

{8}陈光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专家建议稿与论证[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686.

{9}瞿芃.在新起点上推动追逃追赃工作高质量发展[N].中国纪检监察报,2019-04-08(1).

{10}熊安邦.国际刑警组织红色通报的法律性质与效力[J].湖北警官学院学报,2018(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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