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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湖北警官学院学报》
证据审查视域下侦查辨认规范化的思考
【英文标题】 Reflections on the Standardization of Investigation and Identification in the Perspective of Evidence Review
【作者】 王涛红【作者单位】 湖北警官学院刑事技术与情报系{副教授}
【分类】 刑事侦察学【中文关键词】 侦查辨认;证据审查;规范化
【英文关键词】 Investigation Identification; Evidence Review; Standardization
【文章编码】 1673-2391(2019)05―0115―07【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9年【期号】 5
【页码】 115
【摘要】

侦查辨认具有科学性和局限性,规范侦查辨认的程序,能维护侦查辨认笔录的证据效力。侦查辨认的启动应根据侦查所处的“知道犯罪嫌疑人阶段”和“不知道犯罪嫌疑人阶段”两个阶段而采取不同的措施。在“不知道犯罪嫌疑人阶段”,侦查辨认的启动具有任意性;在“知道犯罪嫌疑人阶段”应提请侦查辨认。侦查辨认的时间和地点是证据审查的重点,应注意完善侦查辨认的相关手续。侦查辨认的组织者应为专门的非承办案件的侦查人员,并实施侦辨分离制度。建议侦查辨认采取排斥见证人的制度,并严格执行证据审查制度,以维护侦查辨认的公正合法。

【英文摘要】

Investigation identification is scientific and limited, and the procedures for investigation identification are able to maintain the effectiveness of evidence for investigation and identification. The initiation of investigation and identification shall be carried out according to the two stages of "the stage of knowing the suspect" and "the stage of not knowing the suspect". In the "not knowing the stage of criminal suspects", the initiation of investigation and identification is arbitrary; in the "knowing the stage of suspects", it should be investigated and identified. The time and place of investigation and identification are the focus of evidence review, and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improving the relevant procedures for investigation and identification. The organizer of the investigation and identification shall be a special investigator of the non-contracted case and implement a system of detection and separation. It is recommended that the investigation identify the adoption of the system of exclusion of witnesses and strictly enforce the evidence review system to maintain the fairness and legality of investigation and identification.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83644    
  
  

侦查辨认是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常用的证据调查手段,对案件的侦查具有重要作用。侦查辨认的证据属性与立法现状长期以来备受关注,随着我国“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的确立,对刑事侦查过程中所获取的证据的审查将越来越严密。侦查辨认作为证据收集的一种措施,其规范性有待改进,本文从侦查辨认的科学依据与局限性入手,探讨侦查辨认组织实施的规范性。

一、侦查辨认的科学依据与局限性

(一)侦查辨认的理论依据是同一认定理论

侦查辨认作为一种法定的侦查行为,在侦查人员的主持下,辨认人依据被辨认客体的特征判断先后出现的客体是否是同一客体。“同一”是指客体与客体自身等同{1}。侦查辨认中的同一认定,是指辨认人对先后两次或多次遇到的人、物进行辨别、确认。在这个辨别、确认的过程中,辨认人对其感知过的客体特征进行识别再认,确定被辨认客体的特征,排除不同客体之间的差异,进而在辨认的过程中,从相似的辨认客体中找出它们之间的不同,进而做出是否同一的认定。

侦查辨认的同一认定过程,是辨认主体凭借大脑中留存的对客体物的记忆信息,进行识别再认,从而判断再次遇到的客体是否与之前的客体同一。

(二)侦查辨认记录作为证据使用存在的局限性

侦查辨认与记忆的感知、存储和提取密切相关,它们在心理过程中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从而影响侦查辨认结论的稳定性。

在记忆的感知阶段,注意具有重要的选择作用。注意引导人的心理活动指向有意义的、重要的刺激,排除或抑制那些无意义的、干扰的刺激。比如个体在面对罪犯持有武器的危险情境时,会产生“武器聚焦效应”{2}。也就是说,在紧急情况下,辨认人对客观世界的感知,会受到紧急情境中危险因素的影响,有可能忽视罪犯的面貌和衣着,而聚焦于导致危险的武器。选择眼动实验比较面对熟悉面孔和陌生面孔时关注的内容,结果显示,对熟悉的面孔,实验被试更多关注面孔的外部特征,如头发、脸型;对陌生面孔,则更多关注面孔的内部特征,如眼睛、鼻子和嘴巴。这些研究提示,事件的紧急状态、被目击者的熟悉程度对记忆的感知有重要影响,所以在侦查辨认时需要对案发时的情形有更多的了解。

记忆的失真会发生在存储阶段。姜丽娜通过干扰事件对感知信息的影响的研究{3},认为在记忆的保持阶段,如果个体在后期接触到关于事件的信息,就会将新接触的信息与先前获得的信息建立联系,重新构建事件的记忆,影响记忆保持、提取阶段信息内容的准确性。重构的案件信息会影响记忆信息的准确性,因此,在侦查辨认的组织和实施时,要注意避免辨认人再次接触案件相关信息,并保证辨认人不与被辨认人相见,避免相关信息的干扰。当前侦查辨认中分别辨认的原则就是保障侦查辨认可靠性的措施。

在记忆的提取阶段,目击证人接受正确的指导语将会使错误辨认率降低。为防止警察在主持辨认时指导语的失当,英国《1984年警察与刑事证据法》守则D要求警察在主持侦查辨认时,不论采取哪种辨认方式,都应该告知辨认人“对象可能在队列中,也可能不在队列中”。辨认的组织方式会影响记忆提取阶段的策略,通过眼动实验对序列呈现队列和同时呈现队列两种辨认方式进行研究,发现目击证人在两种辨认过程中采用不同的辨认策略。这提示,辨认的实施过程中,辨认指导语的运用,辨认方式的选择,会影响辨认策略的选择,从而影响辨认的结果。

辨认人的动机与预期在辨认时会通过策略的选择影响辨认的结果。殷明{4}在借鉴信号检测理论的研究方法,通过概率统计,对目击证人进行辨认时的反应偏向及心理原因进行的分析中,认为目击证人在侦查辨认时,偏向于更严标准;对于案件的受害人所做的辨认,由于受心情、态度等因素的影响,会倾向于寻找确认罪犯。因此,对不同的辨认人,在组织辨认的过程中,应考虑辨认人的心理预期,正确引导辨认过程。

二、侦查辨认笔录的审查和警察出庭作证制度的完善

2013年10月,第六次全国刑事审判工作会议提出:“审判案件以庭审为中心,事实证据调查在法庭,定罪量刑辩论在法庭,裁判结果形成于法庭,全面落实直接言词原则,严格实行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庭审中心主义提出后不久,2014年,党的十八大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了“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确保侦查、起诉的案件事实证据经得起法律的检验。全面贯彻证据裁判规则,严格依法收集、固定、保存、审查、运用证据,完善证人、鉴定人出庭制度,保证庭审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保护诉权、公正裁判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侦查辨认笔录具有与勘查笔录、侦查实验笔录相似的证据形式,其制作主体是侦查人员,辨认笔录的内容是侦查人员对案件侦查过程中所获得的信息进一步查证的结果与结论,是案件相关事实的佐证。与现场勘查一样,自案件发生、受案管辖并展开相关调查取证,侦查辨认也是一种侦查措施。最终作为证据使用时,是必须和相关实物证据一起发挥证据作用的。所以,侦查辨认的组织及笔录的制作由案件管辖的侦查机关负责。来自公安实践部门的研究者呼吁,对侦查辨认程序合法性的审查,可以从侦查辨认笔录的审查入手,建立和完善警察出庭制度。按照庭审中心原则,所有证据的质证和辩论在法庭上进行。无论是作为任意性辨认还是强制性辨认,都要严格遵循证据审查制度,注重发挥直接言辞证据作用{5}。司法诉讼中对刑事案件的审判不再仅仅依靠卷宗中记录的证据材料作为证据调查和裁判的依据,建立和完善警察出庭作证制度,控辩双方以口头方式质证和辩论,最终做到“事实证据调查在法庭,定罪量刑辩论在法庭,裁判结果形成于法庭”。我我我什么都没做

三、侦查辨认程序的启动

(一)侦查辨认的任意性和强制性

侦查辨认笔录同勘查笔录、侦查实验笔录一样,作为一种法定的证据形式被确定下来,虽然法律上还没有明确将侦查辨认作为法定的侦查措施,但在实践中,普遍将侦查辨认作为一种侦查措施。为此,侦查辨认的规范性广为关注。

2012年《刑事诉讼法》第一编第五章中新增了“辨认笔录”,将侦查辨认笔录同勘验、检查笔录一起,作为八种证据种类之一,确立了侦查辨认笔录作为证据使用的形式要件。

目前,关于侦查辨认的启动、实施及辨认笔录的审查等相关法律规定,分布在《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等法律法规中,这对侦查辨认的组织与实施起到了规制作用。

《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明确规定,“为了查明案情,在必要的时候,侦查人员可以让被害人、证人或者犯罪嫌疑人对与犯罪有关的物品、文件、尸体、场所或者犯罪嫌疑人进行辨认。”这相当于赋予侦查机关对侦查辨认措施的执行,具有较大的随意性,且享有不受约束的裁量权{6}。至于何种情景是“必要”,完全由侦查人员自行掌握。因此,有学者{7}认为,侦查活动具有一定的隐蔽性和很大的强制性,侦查辨认的执行会伴随着一系列的强制性侦查措施的实施,容易对公民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造成侵犯。在相关法律对侦查辨认这一活动缺乏具体规范的情况下,侦查辨认的启动具有任意性,并缺乏专门的审批程序,其启动到实施,难以得到有效的控制和监督,难以保障辨认结论的准确性,将影响整个辨认活动的科学性和合法性。因此,为规范侦查辨认程序,人们呼吁加强侦查辨认程序的启动审批和监督。

(二)侦查辨认的启动与侦查的不同阶段

对侦查辨认程序的启动,要考虑到侦查工作开展的及时性,还应该考虑侦查辨认对犯罪嫌疑人权利的保护以及辨认程序的规范性。侦查辨认作为一种侦查措施予以施行,其相关规定尚存不足,侦查辨认是否需要启动程序,还是侦查辨认程序的启动具有任意性,学界对此有热烈的讨论。王彬{8}从侦查行为的强制性和任意性的角度探讨了侦查辨认程序的启动。他认为可以从侦查的强制性措施和任意性措施的划分来确定侦查辨认是否需要启动程序。按照个人意思自治的原则,侦查取证过程中,侦查人员履行了告知义务,被辨认人若同意参与到侦查辨认中,其实质是公民个人在一定程度上实行了自身利益的处理权。案件侦查的早期,相对于被辨认人,犯罪嫌疑人并没有锁定,侦查是对不特定的人开展的调查活动,为及时办案的需要,侦查人员在调查访问、获取案件信息时,会在未征询被辨认人同意的情况下便开展辨认;同时,在辨认过程中,被辨认人对侦查辨认的实施也未表示反对意见。此种情形下,被辨认人的个人权利并未受到严重侵害,因而侦查辨认属于任意性辨认。为了保证侦查取证的公正、合法,侦查辨认的开始阶段一定要实行辨前询问、辨前告知,以保证程序公正。英国《1984年警察与刑事证据法》守则D关于辨认的组织与实施,明确要求侦查辨认应该实行告知制度,侦查辨认前应该告知被辨认人侦查辨认的目的;侦查辨认的结果的应用;并会让被辨认人及其辩护律师、代理人、近亲属查阅侦查辨认前期询问中获得的证人对被辨认人的特征的描述;拒绝接受辨认的代价等内容。在侦查辨认的开始阶段既没有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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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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