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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评论》
惩治毒品犯罪的理论与实践
【作者】 王树良李宁张晋明【分类】 犯罪学
【期刊年份】 1993年【期号】 2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3023    
  
  近年来,由于受国际毒潮的影响,我国在50年代早已禁绝的毒品犯罪又重新出现并迅速蔓延。为了有效打击和遏制毒品犯罪,总结禁毒斗争经验,促进毒品犯罪理论研究与审判实践相结合,由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发起,在最高人民法院、全国人大法工委、中央检察官管理学院、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吉林大学、中山大学、华东政法学院、西南政法学院、云南大学等有关部门的支持协作下,于1992年11月15日至18日在云南省德宏州瑞丽市举办了惩治毒品犯罪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参加会一议的有马克昌、高格、扬敦先、苏惠渔、邓又天、王仲兴等全国知名的专家、教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北京、黑龙江等高、中级人民法院部门负责人,云南毒品犯罪案件较多地区的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及一批具有审判实践经验的中青年论文作者,共计68人。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中国高级法官培训中心、全国法院干部业余法律大学、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向会议发来了贺信。
  这次会议预定了三个议题:一是我国毒品犯罪的现状、特点、原因及对策;二是《关于禁毒的决定》的理论与实践;三是惩治毒品犯罪立法与完善。会议共收到论文59篇。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邱创教结合云南毒品犯罪的现状、特点、原因及惩治毒品犯罪取得的成绩作了重点发言。马克昌、高格、扬敦先等8位教授及4名法院干部在大会上交流了论文的主要观点。与会代表本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胆探索的精神,围绕会议主题进行了广泛、热烈和深入的讨论与交流。邱创教院长在发言中谈了以下几点意见和认识:
  (一)我国毒品犯罪是在国际毒潮的侵袭下逐步蔓延的。由于毒源有外,地缘因素及暴利诱惑等原因,毒品犯罪在短期内不可能根本改变,因此,要树立长期同毒品犯罪作斗争的思想和观念,并且要把惩治毒品犯罪看成关系因家兴衰、民族存亡、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成败的大事来抓,否则就有愧于子孙后代。
  (二)要正视当前毒品犯罪上升势头猛、蔓延快、涉及地域广、境外毒品渗透严重、毒品犯罪理论与实践研究薄弱的现状,克服无毒国家的传统观念,加强禁毒理论研究与合作,及时研究出一些指导我国惩治毒品犯罪的具有自己特色的理论,在惩治毒品的理论研究方面也应有紧迫感和责任感。
  (三)要认真贯彻执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禁毒的决定》,充分运用《决定》同一切毒品犯罪作斗争。在惩治毒品犯罪斗争中,要真抓实干,既要强调从重从快,又要注重宽严结合,还要根据不同地区的毒品犯罪研究特殊政策,制定特殊措施,严格把握好死刑案件质量,慎重使用死刑核准权。
  (四)随着毒品犯罪的夏杂化以及审判实践中遇到的大量问题。传统的理论受到现实犯罪的严峻挑战。我们的理论研究要面向实际,解决实际问题,在认真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吸收外国对我们有用的经验,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解决实际问题。
  与会代表在讨论中重点涉及了以下几个问题及学术观点:
  一、关于毒品的概念问题
  有的同志认为,《决定》第1条对毒品概念的表述不够完善,没有将毒品对人体危害这本质特征概括其内。主张应表述为:毒品是指鸦片、海洛因、吗啡、大麻、可卡因以及国务院规定管制,能使人形成瘾癖并严重损害人体健康的精神药品和麻醉药品。其理由如下:(1)对人体的危害性是毒品的木质特征,应在毒品概念中一予以明确规定。(2)“使人形成瘾癖”的物品种类繁多,并非毒品的唯一特性,不能作为毒品概念的独有特征。有的同志则认为,成瘾性是毒品的本质特征,危害性是毒品的后果特征,违法性是毒品的法律特征。成瘾性引起危害性,因而为法律所特殊规定。因此,只有违反药品管理法规的药品才能作为刑法意义的毒品。具体表述为:违反有关药品管理法规,非医疗、科研目的,经常吸食能使人产生成瘾性,损害身体健康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不能给市场做人工呼吸
  二、关于毒品犯罪的罪名问题
  在《决定》具体规定了几个罪名的问题上认识不一,取得共识的是:《决定》第3条规定的非法持有毒品罪,第5条规定的走私制造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的物品罪,第6条规定的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罪,第10条规定的非法提供毒品罪分歧主要表现在:有的同志认为,《决定》还规定了包庇毒品犯罪分子罪;窝藏毒品罪;窝藏毒品犯罪所得财物罪;引诱、教唆、欺骗他人吸食、注射毒品罪;强迫他人吸食、注射毒品罪。多数同志认为,《决定》共规定了12个罪名,即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非法持有毒品罪;包庇毒品犯罪分子罪;窝藏毒品罪;窝藏毒品犯罪听得财物罪;掩饰、隐瞒出售毒品获得财物的非法性质和来源罪;走私制造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的物品罪;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罪;引诱、教唆、欺骗他人吸食、注射毒品罪;强迫他人吸食、注射毒品罪:容留他人吸食、注射毒品并出售毒品罪和非法提供毒品罪。争议的焦点是:(1)《决定》第2条,一种观点认为该条规定了一个选择性罪名,即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第二种观点认为规定了四个罪名,即走私毒品罪、贩卖毒品罪、运输毒品罪和制造毒品罪。第二种观点认为规定了两个罪名,走私毒品罪和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2)《决定》第4条,有四种不同观点。一是认为该条仅规定了一个罪名,窝藏毒品或者毒品犯罪所得财物罪;二是包庇毒品犯罪分子罪,窝藏毒品罪和窝藏毒品犯罪所得财物罪三个罪名;三是包庇毒品犯罪分子罪,窝藏毒品罪和窝藏毒品犯罪所得财物罪;四是包庇毒品犯罪分子罪,窝藏毒品罪,窝藏毒品犯罪所得财物罪和掩饰、隐瞒出售毒品获得财物的非法性质和来源罪。(3)《决定》第7条,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认为该条规定了一个罪名,即引诱、教唆、欺骗、强迫他人吸食、注射毒品罪。另一种认为是两个罪名,即引诱、教唆、欺骗他人吸食、注射毒品罪和强迫他人吸食、注射毒品罪。《决定》第9条。一种意见认为该条规定了一个独立的罪名。即容留他人吸食、注射毒品并出售毒品罪;另一种则认为该行为不能成为个独立的罪名,应以贩走毒品罪处理。
  三、关于毒品犯罪的主体问题
  毒品犯罪的主体主要涉及到两个问题:一是对已满14岁不满16岁的人犯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是否应当负刑事责任的问题;二是单位毒品犯罪中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问题。(1)关于已满14岁不满16岁的未成年人犯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是否负刑事责任,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已满14岁满16岁的未成年人犯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原则上不追究其刑事责任,理由是未成年人难以认清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不具备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因而不能认定为犯罪或追究其刑事责任;毒品犯罪需要大量的资金,一定的社会阅历和有关毒品的知识,未成年人通常是受人教唆、被人利用,难以具备“情节特别严重”的条件。第二种意见认为,已满14岁不满16岁的未成年人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且具有《决定》第2条第1款和第2款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属于刑法14条第2款中规定的“其他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罪”,应当负刑事责任。但在处理具体案件时,对于被利用、教唆、胁迫、欺骗参加上述毒品犯罪活动的已满14岁不满16岁的人,一般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对于参加上述毒品犯罪活动的已满14岁不满16岁的人,确有必要追究刑事责任的,依照刑法14条第3款的规定,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对于利用、教唆未成年人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的,则应当依照《决定》第2条第4款的规定,从重处罚。(2)关于单位毒品犯罪中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问题也有两种不同的观点。有的同志认为,《决定》规定构成犯罪的应为单位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但多数同志主张在此构成毒品犯罪的应当为一单位。其理由是:依法追究单位中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是以一单位毒品犯罪为前提和基础;在整个毒品犯罪过程中,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皆以一单位的名义,为了单位的利益实施犯罪,体现的是单位的意志和行为;犯罪所得均为单位所占有,这是划分单位毒品犯罪与个人毒品犯罪的关键点。
  四、关于毒品买卖关系是否构成共犯的问题
  在讨论中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贩卖毒品罪包括买和卖的行为,因此主张毒品买卖关系的确立,也就是毒品共犯的成立。理由是要二人以上才能形成买卖关系,买和卖的行为构成一个危害整体,没有买就没有卖,缺一不可;买和卖都是明知国家对毒品的管制而故意去为之;买和卖犯罪对象都是同一质和针的毒品,毒品交易本身就包括共犯的内容。另一种观点认为,毒品的买和卖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概念,贩卖毒品的行为构成犯罪无疑,但购买毒品就不一定构成犯罪。购买毒品的目的有许多,有的为了吸食,有的为了药用,有的为了送给朋友解决毒瘾等,法律没规定购买毒品罪,因此主张毒品买卖关系的确认不一定形成共同犯罪。但必须弄清楚,如果购买毒品是为了贩卖的,购买也是贩卖的行为,毒品到手即可认定贩卖毒品罪;如果购买少量毒品药用或者吸食的,不构成犯罪;如果购买毒品数量较大,又无法证明行为人是为了走私、贩卖的,可定非法持有毒品罪。即使购买毒品者是为了贩卖,购买者与贩卖者的故意不是共同的,购买后又贩卖的人与贩卖人属于各贩各的,买者和卖者在主观上没有共同故意,不具备共同犯罪的特征。当然,如果购买毒品者向贩卖毒品者赊去贩卖,贩卖后共同分赃的则构成了共同犯罪。
  五、关于毒品犯罪案件中法定情节的适用问题
  《决定》共规定了两个从重情节和一个从宽情节。《决定》第11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犯本决定规定之罪的,从重处罚。因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非法持有毒品罪被判过刑又犯本决定规定之罪的,从重处罚。”《决定》第14条规定:“犯本决定规定之罪,有检举、揭发其他毒品犯罪立功表现的,可以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在审判实践中,如何掌握“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如何理解“犯决定规定之罪”的概念,如何认识“其他毒品犯罪”也有争议。一种意见认为,对《决定》规定的“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不应作任意性的扩大解释。这里所指的是“国家工作人员”仅限于刑法83条规定的“一切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依法从事公务的人员”。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刑法83条对“国家工作人员”范围的规定已经不适应当前打击犯罪的需要,继刑法之后颁布的一系列法律、法规对此概念作了进一步地规定,因此,“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应当包括“在国家各级权力机关,各级行政机关,各级司法机关、军队、国营企业、国家事业机构中工作的人员,以及其他各种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以体现《决定》对国家工作人员毒品犯罪的严厉制裁。在司法实践中,对行为人因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非法持有毒品罪被判过刑,又犯本决定规定之罪,“本决定规定之罪”的概念如何理解,也有两种不同的认识。有的同志认为,又犯“本决定规定之罪”是指行为人因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非法持有毒品罪被判过刑,又犯《决定》所规定的任何毒品罪,都应当从重处罚,体现《决定》的从重惩罚精神。另一些同志却认为,犯“本决定规定之罪”是行为人因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非法持有毒品罪被判过刑,又犯上述毒品罪的才应从重处罚。若将“本决定规定之罪”理解为《决定》所规定的一切毒品犯罪,那么对行为人前一次犯其他毒品罪被判过刑,后一次犯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非法持有毒品罪是否从重处罚?行为人原犯其他毒品罪被判刑后又犯其他毒品罪,是否从重等问题难以适用法律,从而造成量刑的不平衡状态。
  审判实践中,具体运用《决定》第14条这一法定从宽情节时,对检举、揭发“其他毒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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