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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交大法学》
死刑观的认知基础
【作者】 郭春镇黄思晗
【作者单位】 厦门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中国海洋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分类】 刑法学【中文关键词】 死刑观;功利理性;道义理性;认知偏差
【英文关键词】 Attitudes Toward the Death Penalty; Utilitarian Rationality; Moral Rationality; Cognitive Bias
【期刊年份】 2020年【期号】 1
【页码】 47
【摘要】

民众对待死刑的态度具有复杂性和可变性,他们的死刑观总体上都可以归于“死刑有威慑力”的功利理性和“死刑适用是否公平”的道义理性。功利理性的认知基础包括威胁感知、死刑威慑作用的估计、当前死刑数量的估计、死刑的经济成本等因素;道义理性的认知基础包括公正世界信念、归因方式、对死刑适用中不公平因素的估计等因素。公众对死刑的态度融合了功利与道义两方面考虑,不同情境下会进行相应的权衡取舍。传统文化中的集体主义和现代社会对社会秩序的强调也融贯在一起,影响着人们对死刑的态度。

【英文摘要】

People's attitudes toward the death penalty are complex and variable. Generally speaking, their views on the death penalty can be attributed to the utilitarian rationality that “the death penalty is deterrent” and the moral rationality of “whether the death penalty is fair”. The cognitive basis of utilitarian rationality includes the threat perception, the estimation of the deterrent effect of the death penalty, the estimation of the current number of death sentences, and the economic costs thereof. Nevertheless, the cognitive basis of moral rationality includes the belief in a just world, attribution methods, and the estimation on the unfairness i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death penalty. The public's attitude toward the death penalty combines the aspects above. People choose between utilitarian rationality and moral rationality in different situations. Moreover, the collectivism in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the emphasis on the social order in modern society also coexist and affect people's attitudes to the death penalty together.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85528    
  

目次

引言

一、死刑观背后的两种理性

(一)功利理性

(二)道义理性

二、功利理性的认知基础

(一)威胁感知

(二)对死刑威慑作用的估计

(三)对当前死刑数量的估计

(四)死刑的经济成本

三、道义理性的认知基础

(一)公正世界信念

(二)归因方式

(三)对死刑适用中不公平因素的估计

四、融贯性认知下的死刑观

(一)“义”与“利”的融贯

(二)传统与现实的融贯

五、结语

引言法小宝

死刑的存废问题在社会层面极具争议,在法学界也是聚讼纷纷。[1]如果一个国家的公众能够影响到法律规则的制定和修改,那么公众对死刑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就会影响甚至决定死刑的存废。研究公众的死刑观,不仅可以在现实层面探索和发现公众到底如何理解和看待死刑,还可以挖掘这一社会心态产生的认知基础。通过探究、理解、引导这一认知基础,可以在尊重公众态度的基础上,为相关的制度变迁提供心理支撑。

民众对死刑的态度主要源于功利主义和道义论两种理性,而这两种理性建立在不同的认知路径基础上。本文通过导入认知科学的相关研究理论和进路,对现有社会上不同死刑观背后的认知基础进行深入分析。通过这一理论框架,本文还试图进一步探讨两种理性之间如何交织融合,以及传统与现代文化如何影响民众的死刑观。

一、死刑观背后的两种理性

态度是制度的心理基础。如果我们认为公众对死刑的态度会影响到死刑是否应予存在以及在何种范围内应该存在等问题,那么就有必要对产生这种态度的原因进行思考和探索。一般来说,一种制度要得到公众的认同、接受与信任,需要在价值上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由此获得其存在的正当性和道义上的权威性。公众评价制度的标准有两个,即内在标准和外在标准。内在标准意味着这项制度具有某种内在属性,反映某种善的价值,由此可以被称为正义标准;外在标准意味着具有某种功效,即具有某种实用性或有效性,由此可以被称为功利性标准或功效性标准。[2]据此,也可以从功利理性和道义理性两个角度进行讨论。

(一)功利理性

功利理性注重和强调制度的成本和收益。众所周知,功利主义哲学的代表人物边沁认为,功利主义是立法的真正原则。功利主义者认为人类都有求乐避苦的本能,即“根据任何一种行为本身是能够增加还是减少与其利益相关的当事人的幸福这样一种趋向,来决定赞成还是反对这种行为”。[3]这种观点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对犯罪人科处刑罚不以使犯罪人遭受痛苦为目的,而是为了使犯罪人通过刑罚惩罚改过迁善,适应社会生活,不致将来再犯罪并同时规诫其他人不要重蹈覆辙。[4]在这个意义上,犯罪者已经损害的法益应被视为沉没成本,因为刑罚不是面向过去的,而是面向未来。

因此,从功利主义的角度看来,刑罚的目的在于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无疑,死刑具有特殊预防的作用,通过将犯罪者置于死地断绝其再犯的可能。但对死刑的一般预防作用,在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中仍未有定论。有些人主张死刑具有威慑效应,我国古代就常有“以儆效尤”的说法。功利主义者认为行为主体在决定是否实施犯罪的时候需要权衡成本和收益,刑罚的严厉程度乘以犯罪被抓获的概率就是犯罪最主要的成本,故而应该在考虑破案率的基础上使犯罪人所受刑罚之苦大于实施犯罪之利。又因为相对于其他刑罚,生命刑的威慑作用最强,所以死刑不应废除。也有人认为,死刑会产生负面激励,让那些犯下杀人罪行的人认为“反正都是死,杀一个是死,杀更多的人也是死”。陈胜、吴广的“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说明了当对一个轻罪适用重刑的时候,实施犯罪的人会采取极端手段逃避死刑,想办法销毁可能的证据和杀害能证明其犯罪的人,因此死刑会导致更多和更恶劣的犯罪。[5]

这两种论证的说服力都存在令人难以信服的内容,这主要体现在威慑效应的认定上。判定死刑到底有没有威慑效果从理论和技术方面都是一个难题。显然“自然实验”并不可行,如果采取问卷调研的方式,样本选择也会存在偏差。从可能性的角度来看,绝大部分被调查者都不大可能是会犯罪的人,尤其是不会犯下故意杀人、伤害等可能被判处死刑的罪行。因此,他们对于死刑有没有威慑、能不能减少犯罪行为的认识,更多的是基于个人的想象,这种基于内省和心理投射所做出判断的说服力,令人怀疑。

判断死刑对于犯下可能判处死刑的罪行有没有正面激励效应,最合理的方式是面向那些将要犯下被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进行调研。如果他们由于畏惧死刑的惩罚而没有犯下此类罪行,那么可以视为威慑作用生效;如果面对死刑惩罚仍然犯罪,则可视为威慑效用没有体现出来。但这里面对的一个难题是:这类人群具有极强的隐蔽性,我们无法找到这类样本。即便找到了这样的样本,自陈式测验的真实性值得怀疑,他可能会自称由于畏惧死刑的惩罚而没有犯下可能被判处死刑的犯罪行为。另外,人的态度和行为在一些情境下常常存在偏差,即使测量出犯罪分子真实的态度,我们也无法判定在真实的犯罪场景中,他会如何行事。

因此,死刑的威慑效用在逻辑上推理可能会产生有效或无效两种结果。从实践来看,这是一个无法被证实或证伪的问题。即便如此,虽然从逻辑上无法解决死刑到底有无威慑问题,但研究公众的死刑观仍然有意义。不管事实上死刑有没有威慑力,只要公众的判断是基于“认为有威慑”做出的,那么就可以认为他们是基于功利理性做出的判断。

(二)道义理性

报应是论证刑罚的一种重要理论依据,死刑的正当性也在其论证范围之内。报应的核心意涵排除了功利主义的考虑,其逻辑更多地体现为“判处一个人死刑的理由,是因为他应该被判处死刑”。报应除了强调对等,更强调之所以让某人承担包括死刑在内的刑罚,是因为这个人的某个行为是错误的,基于道义应该受到惩罚。

一个应受惩罚的行为的错误体现在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主观方面体现为犯错者的主观意志,即他根据自己的自由意志做出了错误的行为;客观方面体现为产生了危害的结果。法律科学的重要支点之一是自由意志,在法学的理论框架中,每个人都具有自由意志,具有认识自己行为性质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如果一个人知道自己的行为必然会遭到法律的否定,但他仍然执意实施这样的行为,就表明了他的自由意志是在寻求这样的惩罚。对他进行惩罚正是把他视为理性的存在,因此报应本身就是正义。作为报应的死刑,其目的不在于或不仅仅在于威慑,也不是或不仅仅是追求功利的最大化,而是为了达到一个公平的结果。

受实证科学的影响,近代学派认为自由意志假设只是虚构的空想,是背离科学的杜撰。[6]近代学派认为犯罪是个人因素和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犯罪行为由犯罪人本身的素质和社会环境所决定,而社会环境不是犯罪人可以控制和改变的,因此社会环境本身也应该对犯罪行为承担部分责任。让犯罪分子承担所有责任并由此剥夺其生命对他并不公平,因此死刑不符合道义论。在美国,在那些有可能被判处死刑的犯罪嫌疑人的辩护团队中,有一个“减轻处罚专家”(mitigation specialist),这个专家可以是心理学家、医学家或者其他行业的专家,唯独不可以是法学专家,其工作职责就是从法律之外的各个方面寻找理由,以减轻犯罪嫌疑人所受到的处罚。[7]尽管有学者从认知科学的角度,基于决定论哲学论证了人的所有行为都是被决定了的,人的自由意志只是一种“幻像”,[8]但是主流的刑罚理论对此进行了批判,认为这种观点将主体对自由意志的体验混同于自由意志本身,强调只能根据主体的行为来判断是否应该令其承担刑事责任,而行为本身不可能被还原为神经元的兴奋或抑制,“人”本身也不能被还原为一系列物理化学反应的集合。[9]归根结底,死刑是否正当取决于是否相信自由意志假定。

因此,“死刑的存废、去留,并不取决于其自身无法辩明的正义性(或非正义性)以及无法证实或证伪的威慑性。它在根本上是一个受集体意识的公众认同以及政治领袖的政治意志左右的政策选择问题”。[10]而公众对死刑是否认同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国家的死刑政策的走向。在了解到各类民意调查中反映出的公众对死刑的较高支持率、发现其背后蕴含着两种理性后,如何剖析公众对死刑的态度、发掘死刑观形成的认知基础成为下一步要探讨的问题。

二、功利理性的认知基础

死刑观的形成是一个决策行为,人在决策过程中不可能拥有“完备信息”,因此在判断和决策时涉及很多不确定因素。在功利主义者看来,人类有纯粹自利偏好,会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公众基于威慑作用支持死刑的态度符合“理性人”的目标。在马斯洛需求层级中,安全需求位于第二层级,人类满足了呼吸、食物、水、睡眠等生理需求后,就开始追求安全需求,即人身安全、生活稳定以及免遭痛苦、威胁的需求。[11]人的安全需求使其恐惧严重暴力犯罪,并对这种行为产生愤怒和攻击。在死刑观调查中,被调查者一般为遵纪守法的好公民,大多数人不会触犯刑法或实施严重犯罪。在公众的朴素观念中,常常将自我投射到犯罪人身上,认为犯罪分子也是“理性人”,在从事犯罪行为时考虑犯罪的成本和收益。犯罪的成本越高,其从事犯罪行为的概率越低,剥夺生命是最严厉的刑罚也是最高的成本,因此死刑相比其他刑罚威慑作用最好。相应地,社会的犯罪率越低,治安越稳定,则自己受害的可能性越小。基于这一逻辑,惩罚越严厉,自身越安全。因此,为了满足自身的安全需求,人们往往希望对罪大恶极的人适用死刑,从而对潜在的犯罪分子形成威慑作用,以降低社会的犯罪率。

在刑罚博弈中,仅存在潜在受害人和潜在犯罪人两种角色。当保留死刑时,潜在犯罪人有被处以死刑的风险,潜在受害人认为这种刑罚的存在对潜在犯罪人具有威慑作用,因此自身更加安全,潜在被害者获利。当废除死刑时,潜在的犯罪人即使在实施了严重暴力犯罪后仍无须偿命,潜在的犯罪人获利。在各类民意调查中,大多数被调查者实施严重暴力犯罪的概率极低,因此往往处于潜在受害人一方。如果潜在受害人感受到更严重的威胁,那么就有更强的意愿采取措施保护自身安全。越是认为死刑具有有效威慑作用的人,越是倾向于采取死刑这种控制措施。

但是,历史的一些教训也使公众认识到刑罚并非越严厉越好,对轻罪采取重刑,会导致无法对重罪施加合理的边际刑罚,从而失去威慑作用。一旦刑罚过于严厉,对轻罪施加死刑时,公众面临两种选择,一种是乖乖就范后被处死;另一种则是采取极端的措施逃避刑罚,例如杀害证人或以更激烈的方式报复社会等。两种选择的最坏结果都是死,而采取极端措施逃避刑罚还有成功的可能,因此理性的犯罪人必然采取各种措施逃避刑罚,由此会带来难以估量的社会危害性。此外,关押罪犯的成本也是其中的一个考虑因素,无期徒刑和死刑之间成本的权衡也是人们面临的现实的问题。基于此,威胁感知、对死刑威慑作用的估计、对当前死刑数量的估计以及死刑的经济成本构成了死刑观中功利理性的认知基础。

(一)威胁感知

威胁感知是一种对犯罪的感知和恐惧情绪。当一个人认为自己暴露在各种致命风险中时,基于“刑罚越重,犯罪的概率越小”的这一未必正确的“常识”,会寄希望于通过严厉的刑罚来减少这种威胁。泽尔特和麦考密克分析了犯罪的恐惧感对死刑观的影响,研究者通过电话访谈采访了610名马里兰两个郡的民众,发现那些“非常害怕”成为受害者的人往往支持对谋杀犯适用更严厉的刑罚。那些认为“有一些害怕”的人支持死刑的概率较低。[12]地区谋杀率和种族偏见、种族结构、经济不平等等因素会通过影响公众的威胁感知,对死刑观产生影响。

地区谋杀率影响了公众对犯罪率的感知,从而影响了死刑支持率。兰金使用1972—1976年的美国综合社会调查(General Social Survey)的数据研究地区犯罪率与死刑支持的影响,在控制了种族、宗教和时间的变量后,他发现死刑的支持率与滞后三期的犯罪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13]埃里克使用1974—1998年美国综合社会调查的面板数据,也发现地区谋杀率显著地影响了死刑观。谋杀率高的地区,死刑支持率也越高。[14]这种态度体现了公众的功利主义的思路,当他们认为社会环境不安全时,希望通过严刑峻法或死刑使社会治安得到改善。此外,直接或间接的社会经验也会影响民众对死刑的态度。在高犯罪率的地区,公众对暴力行为更习以为常,受环境的影响,也倾向于用暴力解决问题,所以对死刑这种暴力的惩罚措施接受度更高。[15]

不仅是客观的地区犯罪率会影响民众的威胁感知,种族偏见、种族结构、经济不平等等因素都会影响到公众对威胁的感知。很多研究表明,种族偏见与死刑支持率存在显著的相关。在美国,暴力犯罪人中非裔男性的比例明显高于白人,媒体的报道也常常集中于黑人暴力犯罪分子和白人受害者的案件,这种渲染加剧了种族偏见和刻板印象,使得民众会将非裔美国人与犯罪行为联系到一起。[16]奥利弗研究了与犯罪有关的影视作品,发现司法工作人员通常是白人,犯罪嫌疑人通常是少数族裔,这种做法导致了公众对少数族裔的憎恨。[17]巴坎和科恩考察了1990年美国综合社会调查中的数据,分析了两个反映种族偏见的指数种族厌恶(racial antipathy)和种族刻板印象(racial stereotyping)与死刑观的关系。在白人样本中,控制了其他变量的前提下,种族厌恶、种族刻板印象都与死刑的支持度有关联。[18]威胁理论认为,富人和经济地位较高的人往往认为黑人和穷人具有威胁性,他们更可能进行暴力犯罪。当后者数量增加的时候,精英感受到更严重的威胁,进而希望采取强硬的犯罪惩罚措施。因此,人们对种族结构和贫富差距的感知对死刑支持率也会产生影响。利佐特和巴度发现白人对犯罪率的感知受他们与非裔美国人的物理距离影响,生活区域中的黑人越多,白人感受到的犯罪率越高。[19]埃里克的研究发现,在拥有更多的少数族裔和更高的经济不平等程度的地区,死刑支持率也越高。[20]

此外,暴力犯罪发生的概率常常被人高估。范迪维尔和吉尔克帕斯研究了刑法专业和非刑法专业学生对美国年谋杀案件数量所做的估计,学生极大程度上高估了谋杀案的数量。非刑法专业学生中有近50%认为每年发生25万件谋杀案,约15%的学生认为每年有100万件谋杀案,刑法专业的高年级学生的估计更精确,虽然相比实际的数据仍然是高估了。[21]另一项研究考察了外行人和司法从业人员对于盗窃犯罪的印象,外行人认为典型的入室盗窃犯携带着武器,并有很大的再犯风险,因此外行人对犯罪的估计往往比真实情况更加严重。[22]造成这些认知偏差的原因在于,一般大众对犯罪和刑事司法系统的信息来源渠道主要是媒体,而媒体报道的往往是极具恶性的犯罪案件,导致公众对谋杀率和犯罪严重程度的错误感知。由于刑法学学生可以从课堂和司法实践中获取相关信息,他们的估计相对而言较为准确。[23]卡尼曼和特沃斯基的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认为,人们在面临风险决策时,对事件发生的主观概率(subjective probability)与客观概率(objective probability)存在偏差,往往高估了小概率事件发生的概率,[24]比如公众经常高估彩票中奖和保险出险的概率。公众对小概率事件的高估有两种可能的解释:其一认为这是一种人类进化中的过度保护机制,原始人类生存中面临着很多威胁,虽然发生概率不大,但一旦发生将遭遇灭顶之灾,所以高估此类威胁发生的概率可以使人们具有防灾的意识,更有利于后代的繁衍与基因的延续;其二是鲜活性效应(vividness effect),即越是鲜活的信息越容易被提取。[25]人类在决策时并不会像计算机一样遍历所有的因素,并对所有因素进行客观的加权和评估,而是根据信息在大脑中的可得性进行提取。[26]由于严重暴力犯罪案件总是触目惊心,加上媒体报道的渲染,往往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行为主体在进行决策时更容易提取这种鲜活信息。基于以上两点原因,主体在进行决策时,犯罪发生的主观概率比客观概率高。

(二)对死刑威慑作用的估计

公众有基本的安全需求,当感受到犯罪威胁的时候,希望用更严厉的刑罚措施来减少这种威胁。这其中蕴含着一个假定,即严厉的刑罚措施可以威慑犯罪。人们基于常识认为对一个行为的惩罚越重,则从事这一行为的可能性越低。这种常识符合功利主义的基本原理,即人有趋利避害、向乐避苦的本能,对受刑罚之苦感到畏惧,故而犯罪成本越高,从事犯罪的概率就越低。因此,从功利主义的角度看来,死刑威慑作用的有效性对死刑的支持有极大的影响。托马斯的研究为此提供了证据。他提出了一个死刑观的功利主义模型,认为民众对死刑的支持与适用死刑来控制犯罪的意愿有关,而适用死刑来控制犯罪的意愿与对犯罪的恐惧和死刑的威慑作用相关。[27]在第一个调查中,他采用路径分析的方法,样本为佛罗里达州的839户居民。结果表明,死刑的威慑作用的有效性与适用死刑控制犯罪的意愿显著相关,而使用死刑控制犯罪的意愿与对死刑的支持显著地相关。[28]在第二个研究中,样本为3334名弗吉尼亚州居民。他同样考察了功利主义的信念与死刑支持的关系,发现犯罪率严重程度的感知、受害恐惧、对惩罚有效性的估计影响了被调查者选择适用的刑罚。[29]在两个研究中,最主要的影响死刑支持的因素是公众对死刑威慑作用的有效性的估计,两个州的样本都表明对死刑威慑作用的估计显著地影响了死刑的支持率。[30]在笔者所做的X大学的调研中,大多数被访者相信死刑对犯罪具有威慑作用。有45.2%的被访者认为死刑可以预防和减少犯罪,38%的被访者认为应该可以,而16.8%的学生认为不可以。死刑是否具有威慑作用与死刑的态度存在着显著的相关关系。越认同死刑的威慑作用,对死刑的支持态度越强硬。主张完全保留死刑的样本中有72.5%坚定地认为死刑能够减少和预防犯罪。而对于主张完全废除死刑的人中则有超过半数(55.6%)否定了死刑的威慑作用。

此外,在类似研究中,当被问及为什么支持死刑时,被调查者在自我陈述中表示威慑是一个重要的理由。维德马(N. Widmar)问及民众支持死刑的理由时,发现威慑作用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动机(占42%)。当要求被试在一般预防和报应中选择其一时,有63%的人选择了一般预防。[31]萨拉(A. Sarat)和维德马进行了一项实验,首先测量被试对死刑的态度,之后给181名被试提供关于死刑威慑作用的小册子,实验材料中的内容为死刑事实上并不能威慑犯罪,之后再次测量被试对死刑的态度。结果表明,前测中被试的死刑支持率为51%,当阅读完死刑不具有威慑作用的内容后,仅有38%的人还支持死刑。[32]

(三)对当前死刑数量的估计

有关部门在制定或选择政策时,常常是根据政策运行的效果对政策本身进行调整,这一机制类似于反馈调节系统。系统本身的运行效果,反过来又作为信息来调节该系统的运行。在死刑观问题上,同样存在这样的反馈调节机制。大多数人内心都相信“死刑能够威慑犯罪”的假定,基于此种假定,死刑数量的增加能对犯罪率起到抑制的作用。当犯罪率过高时,增加死刑执行数量,则犯罪率就会下降。但公众同样认识到刑事政策不应过于严厉,所以不应该也不可能对所有的犯罪都适用死刑。因此死刑执行数量在人们心理上存在一个阈值。

基于功利主义的“理性人”的思维模式,行为主体首先会对主观威胁感知做一个评估,然后基于死刑具有威慑作用的假定,产生对死刑的初始倾向。如果犯罪率过高,则希望增加死刑数量以达到威慑效果。此时,还要进行一个判断,即死刑数量是否超过合理区间。当人们认为犯罪率过高,而死刑数量处于可接受范围内时,他们就会支持死刑;当认为犯罪率正常而死刑数量过高时,则持限制和减少死刑的态度的概率较大;当认为犯罪率过高且死刑数量过高时,则可能在两种价值取向上产生一定的冲突,并进行权衡取舍。

对X大学学生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公众所感知到的判处死刑的数量与死刑的总体态度存在强相关(P=0.005)。此题为五点量表,[33]所感知的死刑数量越少的人对死刑的支持态度越强硬。主张完全废除死刑者得分3.63,主张保留死刑但限制死刑的适用者得分3.06,主张完全保留死刑者得分3.03。我国官方没有公布死刑的数据,因此我们只能通过日常经验的感知进行估计。我们推测这一认知可能对死刑的态度产生一定的影响。民众可能认为我国判处死刑的数量太少,所以要增加死刑的执行数量,从而对潜在的犯罪产生威慑力。

法学教育影响了人们所感知到的死刑数量。笔者在对X大学的调研中发现,对于非法学专业的学生,不同年级所感知到的死刑数量并没有显著差异,均值为3.01。而对于法学专业学生,新生所认为的死刑数量比非法学学生多(3.16),经过一年及以上的法学教育之后,其感知到的死刑数量相比新生更多(3.33),差异显著。对此,有两种可能的解释,一种是法学专业学生接触到的死刑的案件较多——在刑法或刑事诉讼法等类似课程上,可以更多地了解到我国的死刑的实践案例;另一种是死刑数量的多和少是通过与其他国家相比较进行评价的,法学专业学生了解到绝大多数国家废除死刑的现状,内心可以接受的死刑数量的阈值更低。相比其他专业学生,法学专业学生中更多的人认为死刑执行数量与文明程度呈负相关关系。他们能接受的死刑执行数量可能更少,更可能希望限制和减少死刑。

(四)死刑的经济成本老婆觉得我剪头发浪费钱

很多人认为死刑是代价最小的一种刑罚,无非花费一颗子弹或注射一支针剂而已,而将罪犯关在监狱则要耗费国家大量的人力、财力和物力。[34]他们往往低估了死刑的经济成本。在博姆验证马歇尔假说的一个研究中,被试先要求对死刑相关表述的正误进行判断,其中包括“平均而言,死刑比无期徒刑花费更少”,实验组被试中最初有69.5%的人同意这一表述。但当完成了5周的死刑相关课程之后,有91.6%的人意识到这一表述是错误的。[35]在美国的司法实践中,死刑的成本明显比无期徒刑高。美国学者莱科尔曾从审批程序、上诉程序和矫正程序三个方面分析了美国死刑制度的成本,指出死刑案件审判实践更长、次数更多、需要陪审团审判,执行前的特别安全警戒须要耗费极高的成本。这些成本相加,远远超过了终身关押的成本。[36]在美国佛罗里达州从审判到处死1个死囚平均花费2400万美元,得克萨斯州的死囚年均花费高达230万美元,这个数字相当于在高度警卫下的3个普通犯人40年的花费。[37]

死刑的成本包括程序成本、执行成本和附随成本。相比一般的刑事案件,死刑案件需要更加复杂的程序设计并因此带来更高的成本。有学者曾将死刑制度的高昂成本作为废除死刑的论据之一。他认为,由于死刑审判要提供最好的法律援助、冗长的救济程序、耗费大量时间在审判和羁押过程中,在定罪方面的证据和法律标准比普通刑事案件更加严格,加上由于赦免而部分死刑最终没有被执行等因素,因此死刑的成本极其高昂。[38]我国目前死刑的执行方式包括枪决和注射。注射被认为是一种更为人道的执行方式,但注射死刑的药物和一次性器材必须由最高人民法院统一发放,且每个案件都要独立申请,需要法官专程赴京取药。目前注射执行死刑的场所主要有固定刑场和执行车两种,在一个中级人民法院建一个固定刑场大约要200万元,死刑执行车成本略低,但买车要花40多万,而且每次执行注射价格高昂,导致很多地区无力承担。[39]此外,死刑还会带来较高的附随成本,包括死刑犯后事的处理、错案导致的国家赔偿、死刑引起的劳动力丧失等等。[40]因此,民众可能在很大程度上低估死刑的经济成本。

三、道义理性的认知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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