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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武大国际法评论》
论国际体育法规则的识别
【副标题】 以CAS仲裁裁决为视角
【英文标题】 The Character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Sports Law
【英文副标题】 In the View of Cases of CAS【作者】 乔一涓
【作者单位】 武汉大学法学院{2011级法学博士研究生}【分类】 国际私法
【中文关键词】 国际体育法;法律适用;识别;国际体育仲裁院
【英文关键词】 International Sports Law; Application of Law Characterization CAS
【期刊年份】 2013年【期号】 2
【页码】 176
【摘要】

2012年伦敦奥运会召开前,国际体育仲裁院(CAS)在前后两个仲裁裁决中,首次提出国际体育法适用的识别问题。针对这一国际体育法理论与实践的基本问题,本文借助法律识别理论和仲裁庭裁决,结合体育的特殊性,概括了国际体育法规则识别过程中的重点与难点,归纳出国际体育法的识别方法:其一,明确识别主体的权限。其二,坚持实质重于形式的识别原则。其三,在识别中运用法律解释方法。以期高效解决体育法规则之冲突,为国际体育法规则的适用提供有效指引。

【英文摘要】

CAS had ruled two cases about the characterization in International Sports Law at first time before 2012 London Olympic Games, which is the fundamental issue in theories and practices of International Sports law. The research is from the point of the theory of Characterization, analyzing awards of CAS with the specificity of Sports, concluding features and difficulties of Characterization, and proposing the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scope of subjects' authority, the principle of ‘ substance over form', and the application of legal interpretation. It could settle down conflicts among rules effectively and provide efficient guide to apply the International Sports Law.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82035    
  
  

目次

一、国际体育法规则识别问题的产生

(一)梅里特“IOC规则”案

(二)英国奥委会“BOA附则”案

二、国际体育法规则识别的实践

(一)IOC和BOA制定的规则属于WADA的审查范围

(二)从“IOC规则”和“BOA附则”的具有处罚特性

三、国际体育法规则识别的重点与难点

(一)识别的对象

(二)识别的主体

四、国际体育法规则识别的方法

五、结语

在国际私法的理论和实践中,由识别引起的法律冲突常常造成法律选择无法进行。在处理国内法律问题时,识别也是法律适用过程的重要环节。纵观国际体育法的新近发展,“识别”贯穿于整个国际体育仲裁院(CAS)仲裁裁决过程的始终,对其规则识别的结果也不断丰富了国际体育法的内涵。本文试图通过CAS两个典型的案例来揭示“识别”在国际体育仲裁过程中的难点和重点,进而找到适用于国际体育法规则的识别方法。

一、国际体育法规则识别问题的产生开弓没有回头箭

目前,从国际体育仲裁实践来看,国际体育法规则广义上包括各个体育组织的自治规则、国内外法律规则和一般法律原则。而这些规则相互之间规定不一致的情形,进而造成国际体育活动中各个主体(如国际体育管理机构、各个国家单项体育联合会等)适用规则过程中的法律冲突。这些涉及各方权利的争议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如何识别国际体育法规则及其识别结果是否正当合理来实现。

(一)梅里特"IOC规则"案

2008年北京奥运会400米冠军梅里特(LaShawn Merrit)为美国著名田径运动员。2009年,他的赛外兴奋剂检测样本中含有禁用物质DHEA,结果呈阳性,随后受到了21个月的禁赛处罚。[1]根据“IOC规则”,梅里特同时还被剥夺2012年伦敦奥运会选拔赛的参赛资格,从而将无缘伦敦奥运会。“IOC规则”是国际奥委会执行委员会于2008年6月27日在日本大阪召开会议,并根据《奥林匹克宪章》第45条“奥运会参赛资格”所制定的规则,规定如下:“……任何因违反反兴奋剂条例而受到反兴奋剂组织禁赛6个月以上处罚的运动员,不得以任何身份参加下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相应比赛,也不得参加禁赛期间届满后的下一届冬奥会。这一规则与其他违反兴奋剂的法律法规同时适用,于2008年7月1日生效。”梅里特对“IOC规则”的禁赛决定不服,向美国仲裁协会(AAA)提请仲裁。[2]AAA仲裁庭经过审理后,认定“IOC规则”无效,裁定美国奥委会(USOC)不能阻止梅里特参加奥运会选拔赛。该裁决使USOC处于尴尬境地,经过AAA与国际奥委会(IOC)协商,双方同意将该争议提交国际体育仲裁院(CAS)。2011年8月,CAS作出裁决,认定“IOC规则”无效而不再适用。[3]

(二)英国奥委会“BOA附则”案

此后不久,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ADA)据CAS对“I0C规则”的裁决,对英国、加拿大、丹麦、新西兰等国家奥委会作出决定:各国家奥委会中类似于“I0C规则”性质的规则不合法,应及时作出修改,并提交至WADA再次审查,新规则即时适用于2012年伦敦奥运会之前的一系列资格赛中。然而,英国国家奥委会(BOA)拒绝WADA的修改要求,诉诸于CAS,请求驳回WADA对BOA的决定,最终CAS也裁定“BOA附则”无效,不予适用。[4]

以上两个案件承前启后,均涉及规则适用问题,也突出了体育规则适用中的识别问题。首先,这两项规则的适用都涉及运动员的参赛资格,可以视为参赛资格条款。在“IOC规则”实施期间,美国很多具有奖牌实力的运动员都未获得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12年伦敦奥运会参赛资格,“BOA附则”在英国实施了20多年,已经有数量众多的高水平运动员因此不能入选国家队,获得奥运会参赛资格[5];其次,两项规则的前提条件又均涉及了对运动员兴奋剂违规情况的审查,也可视为兴奋剂处罚条款。“I0C规定”——任何运动员如果因为违反反兴奋剂规定而被该组织禁赛6个月以上,都不能参加在禁赛期届满前的所有奥运会比赛,包括冬奥会。“BOA附则”——任何运动员若被以下组织(国内所属的体育管理机构,被WADA所承认具有处罚决定的国际体育组织)发现存在兴奋剂违规情况,绝不可能被考虑参加国家队,也不能被BOA提名继续享受国家队成员的待遇,更加不能代表国家队参加夏季奥运会、冬季奥运会和任何欧洲奥运会青年节等赛事。

具体说来,上述案件中对两项规则识别的结果不同,会带来截然相反的法律后果。如果被识别为具有准入性的参赛资格规则,那么I0C和BOA确有权限制定其规则且毫无争议。[6]反之,如果被识别为处罚性的兴奋剂处罚规则,那么,仲裁庭就需要考虑I0C和NOC制定兴奋剂处罚规则的权限,以及其作出的处罚是否符合《条例》[7]和《宪章》等法律问题,进而考虑规则的合法有效性等法律适用问题。

二、国际体育法规则识别的实践

如前所述,与传统国际私法中识别制度的实践主要围绕着“识别冲突”该如何解决及其解决方法。从性质上讲,识别冲突仍然属于不同国家之间法律冲突的范畴。然而,在国际体育法实践中,国际体育法规则的识别较少涉及“不同国家之间的法律”,但其冲突性主要体现在“内部法”与“外部法”之间。[8]例如在以上两个案例的裁决中,“IOC规则”和“BOA附则”识别为处罚性规则的一方都认为它们违反了《条例》;[9]相反的一方则认为这两规则只是在《宪章》授权下制定的参赛资格的准入性规则,而不涉及《条例》中兴奋剂违规的处罚性规则适用的问题。因此,结合上述关识别的仲裁裁决书,笔者在该部分从以下两方面详细归纳和总结。

(一)IOC和BOA制定的规则属于WADA的审查范围

首先,IOC和BOA享有制定参赛资格规则自治权。IOC是依据瑞士法注册成立的民间团体,应当遵循瑞士法及其法律基本原则和社团自己的规章制度。该自治原则不仅被《瑞士联邦宪法》所承认,还是《瑞士民法典》中对民间社团身份进行确认的基本原则,不但为社团提供了广泛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其调整和决定内部事务的权利还成为社团自治的核心。因此,IOC有权制定和调整内部管理、成员之间、竞争者之间的任何规则。同样地,BOA作为一个被国内法所承认的自治组织,对其内部事务享有高度自治权。并且依据《宪章》,BOA作为国家奥委会有权选拔运动员代表本国参加奥运会。[10]比如制定国内参赛资格细则:选择符合哪些条件的运动员能更好地代表国家参加奥运会,或基于某一运动员先前的行为(如兴奋剂违规、其他行为如刑事犯罪、性骚扰等)而取消不适合代表国家比赛的运动员的参赛资格。

其次,IOC和BOA应当依据《条例》履行强制性义务。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ADA)作为一个非政府间组织,《条例》对各成员具有合同效力,WADA成员应当遵守《条例》所规定的职责和责任。[11]《条例》第23.1.1条指明:IOC, NOC, IFS等体育组织作为成员方,应该遵守本《条例》。因此作为WADA成员, IOC和BOA应当履行《条例》所规定的义务。此外,《条例》第23.2.2条强调: WADA成员在《条例》指导下制定自己的反兴奋剂规则时,不能对第10条作出任何实质性变更,这被认为是《条例》内容中十分重要的强制性规定。[12]

再次,I0C和BOA应当严格恪守自治权的例外规定。该自治权的例外情形规定在《宪章》第40条(参赛资格规定)和第43条(反兴奋剂规定)中已反复强调:《条例》在奥运会中强制适用的情形。即IOC、BOA在自治权范围内制定的所有规则(包括参赛资格规定)都必须遵守《条例》的所有规定。

鉴于此,I0C和BOA所制定的两项与奥运会有关的规则必须符合《条例》的强制性规定,因此无论如何定性“I0C规则”、“BOA附则”都属于WADA的审核范围。

(二)“IOC规则”和“BOA附则”具有处罚特性

在案件的仲裁过程中,判断两项规则是否具有处罚特性,具有以下三步骤:

第一,当事人主张该规则的性质。BOA在答辩中声称:“BOA附则”曾作为英国国家奥委会参赛资格选拔条款的一部分,其目的是为了选择更加适合代表本国比赛的运动员参加,属于NOC自治权范围。即使在选拔过程中适用附则而排除某些运动员不能参加奥运会,也只能被看做是参赛资格准入性规则的“否定条件”(non-selection),并不是一种惩罚或处分。

第二,仲裁庭对该规则的识别。仲裁庭在裁决书中认为两项规则的内容实施结果都表明其处罚作用明显。虽然两条规则在文字表述上,不具有处罚的性质(并没有出现impose、ineligibility等词汇),但规则背后的处罚目的十分明显。《条例》第10条中规定:“禁赛(ineligibility)指运动员在一段时间内禁止参加任何比赛。”“IOC规则”和“BOA附则”的文字措辞也明示运动员不能以任何方式参加下届奥运会,其目的就是取消兴奋剂违规的运动员参与任何与奥运会有关赛事的资格,这显然已经违反了《条例》第10条而作出了实质性的变更。在审查过程中,仲裁庭还专门就《条例》中“赛事”(event)一词进行了仔细分析,认为“赛事”在《条例》中的含义是:在同一个规制机构下规定的一系列的个人比赛,如是,IOC组织的“奥运会”完全属于WADA中“比赛”的范畴,两规则实际上都具有惩罚目的。

第三,仲裁庭对该规则的查明。一方面,仲裁庭追溯到“RFEC、Alejandro Valverde V UCI”的先例裁决指明:“参赛资格规则并不以处罚运动员的不正当行为为目的,而只是规定一些运动员参加到比赛之中的心理要素以及为比赛需要所满足的形式要件。[13]还有一些规则与准入性规则相反,它们会因为运动员之前的一些不良行为而禁止出席和参加某项竞赛。这种规则主要是施加制裁,目的是通过禁止运动员参加某项活动而惩罚其之前在该活动中的不良行为。对于违反了某些行为规则的运动员,禁止其参加体育竞赛是一种可行的惩戒措施……”另一方面,仲裁庭明确BOA主张的观点难以自圆其说。首先,所谓“否定条件”,只是一种规则表述方式,是一种文字游戏,其实施的结果是导致运动员无法参赛。其次,结合“BOA附则”其他的文字表述和内容来看,也并不仅仅局限于参赛资格的准入性规定。如“BOA附则”规定:“如果运动员对服食兴奋剂情节轻微,并且毫无过错,疏忽大意或者有任何可以减轻处罚的情形,都可诉诸于上诉仲裁庭(Appeal Penal),通过裁决可以再认定运动员是否符合选拔规则的资格要求……”在再认定过程时,一般参照《条例》,适用“情节轻微、故意过错或疏忽大意”等情况,在《条例》规定的情形下,评估运动员过错程度。仲裁庭也是在《条例》的授权下,发挥自由裁量权,并在《条例》的允许下,进行宽大处理。显然,“B0A附则”覆盖了整个兴奋剂处罚从实体到程序的规定,并以“比例原则”为基本的审查原则。一般来说,比例原则的适用通常是衡量其个人的行为,以此判断处罚是否与过错一致,其惩罚性不言自明。此外,仲裁庭还注意到在这两个案例中,运动员确因《条例》中兴奋剂违规行为(也就是先行行为),被间接剥夺了其奥运会参赛资格,[14]这种规则的适用结果恰与《条例》中“禁赛”的处罚后果一致。

由此可见,仲裁实践的识别过程从识别主体延伸至规则本身一确定各个主体在《宪章》或《条例》中的权限,及其自治权的例外;对规则本身的审查不应局限于规则的形式(标题或出处)审查,尤其要加强规则实质内容的分析,仔细辨别规则制定的目的与内容是否保持一致。

三、国际体育法规则识别的重点与难点

(一)识别的对象

在国际私法理论与实践中,识别对象可能是一个问题、一个事实还是一条法律规则,为了便利,法院可以自由认定识别的对象,甚至不去准确认定而导致裁决的不公。[15]因此,界定识别对象是找到识别方法的逻辑前提,若是识别对象不同,很可能导致识别的结论和方法不尽相同。相比较而言,CAS仲裁实践的识别问题并不存在事实或者规则之争,但受限于“国际体育法学独立性”这一问题的严重影响,国际体育法规则的识别对象问题集中在国际体育法的范围,以及对特定范围内规则的定性和分类。

一直以来,对“是否存在国际体育法”这一基本问题,存有争议,由此,国际体育法体系或制度下的法律规则也呈现出纷繁复杂的现实情形。一方面,已有的CAS实践和理论成果已经确定存在保障各类体育关系的法律规则体系,由“外部法”和“内部法”构成。“外部法”主要指调整世界体育运动的全球性法律规则,如《奥林匹克宪章》、《世界反兴奋剂条例》等,以及与此相关的国内立法。“内部法”主要是国际体育组织内部的宪章、章程、规则和与此相关的各国的体育组织的章程和规则。虽然这些规范性文件不是由专门立法机构颁布,也不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却已成为司法和仲裁裁判的重要依据,具有与法律类似的效力。欧洲体育法学者卡西尼(Casini)认为:由于体育规则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普遍公认(国际体育仲裁院仲裁规则明确,体育规则、体育组织章程等都被纳入仲裁中“可适用的法律”),它拥有与生俱来的“全球性”,并且,它们还受到“国家”和“国际”双重标准的规范,容易直接影响运动员的权利。[

  ······果然是京城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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