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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律学习与研究》
中国现行刑法修改研究概论
【作者】 赵秉志【作者单位】 中国人民大学
【分类】 刑法学【期刊年份】 1990年
【期号】 4【页码】 7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21086    
  
  在新中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史上,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次会议确立了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重大战略决策,从而引导中国社会主义法制步入了全面创建和迅速发展繁荣的轨道。随之于1979年通过并于1980年起施行的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奠定了作为国家基本实体法律之一的刑法规范的基础。后来国家立法机关又根据需要制定了一系列旨在修改、补充刑法典的单行刑事法律和其他非刑事法律中的一些刑法条款,从而形成了中国现行的以刑法典为核心、以特别刑法为补充的刑法规范格局。十年来,中国现行刑法对惩治和防范犯罪、保护人民与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无可辩驳地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十年的实践检验和理论研究也证明,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现行刑法在体系格局、内容技术诸方面,都还存在着一些缺陷与不足,有完善甚至是亟需完善的必要。面对这一客观需要,国家立法机关近年来已经逐步将刑法修改纳入了立法工作的议程,全国刑法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也积极围绕刑法修改开展了一系列的研讨活动,发表了数量十分可观的研讨争鸣论著。毋庸置疑,这场已全面展开、方兴未艾的完善中国现行刑法的讨论研究,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刑事法制建设的进步和刑法理论研究的繁荣,乃至对中国整个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发展,都将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因而关于修改刑法的研究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中国刑法界的普遍重视,同时也为整个法律界乃至普通公民所关注。本文拟对这场研究的进展概况、主要特点和重要意义加以概略的论述。
  一、现行刑法修改研究的进展概况
  根据对现行刑法修改研究情况的初步分析,我们认为,可以把十年来现行刑法修改的研究进展过程大体上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80年现行刑法典施行到1985年,可以说是现行刑法修改研究的萌芽时期。
  这一阶段,由于刑法典刚刚付诸实施,司法实践中急需正确地理解和运用法律来解决实际问题,同时我国刚刚摆脱法律虚无主义的羁绊而步入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轨道,客观上存在着建构刑法学理论体系和宣传刑法知识的需要,加之司法实践运用现行刑法的时间尚很短促,难以大量地反馈回来对刑事立法利弊得失的意见,因而这一阶段刑法理论上主要在进行宣传和阐释论证现行刑法以及建立刑法学体系的工作,关于现行刑法修改方面的研究基本尚付阙如。这种研究状况和研究侧重,同这一时期我国刑事法制建设的客观需要是相适应的,也反映了当时我国刑法理论研究的实际水平。
  但是,这4年间随着刑法理论研究的逐步开展和司法实践问题的初步总结,刑法界也陆续发表了18篇论及刑法完善问题的文章(据统计,其中1980年1篇,1981年4篇,1982年6篇,1983年7篇)。这些文章对刑法完善问题的论述所论及的还只是个别的具体问题,其中主要是刑法典中未予规定的危害行为的治罪建议,例如挥霍浪费行为,滥用职权行为、通奸引起严重后果行为以及严重污染环境行为等的冶罪问题;此外还有其他一些问题,如刑法典第138条诬告陷害罪量刑反坐原则的商榷和防卫过当刑事责任的立法完善问题等。这些文章的探讨从广度和深度上看虽然都还比较粗略,但它们在我国现行刑法修改与完善的研究中,无疑具有荫芽和开端的意义。
  这一时期还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国家立法机关的有关机构在刑法付诸实施几年的基础上,已经开始注意对刑法修改意见进行收集和整理,并取得了一些成绩。例如,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于1983年9月整理的《对刑法的修改意见》,收集归纳了中央和地方政法机关、政法院校以及一些学者关于刑法总则和分则修改完善的70余条意见。这方面的工作为后来刑法修改的理论研究与立法研究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第二阶段:从1984年到1987年,可以说是现行刑法修改研究的初步展开时期。
  这一阶段,刑法典和其后颁布的几个单行刑事法律陆续经过了几年的付诸实施,司法实践中反馈回来不少属于刑法立法方面的问题;刑法理论界经过几年的耕耘,也基本完成了构建刑法学体系、探讨刑法学基本问题和阐释现行刑法基本规定、宣传刑法知识方面的任务,而开始注意结合我国刑事法制实践进行更加深入的和新问题的探索,同时更为重要的是,随着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政策的推行和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展,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治安等领域的情况陆续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违法犯罪的惩处和防范方面出现了不少新情况和新问题,其中相当一些问题运用现行刑法难以解决或者难以妥善解决,从而给现行刑法的修改完善提出了不少值得研究的课题。在上述背景和条件下,这一时期关于修改完善现行刑法的研究逐步开始展开,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和成绩。
  从学术活动方面看,1986年8月2日至6日,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和北京市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在北京联合召开了“经济体制改革与打击经济犯罪”专题学术研讨会,这次会议从打击经济犯罪与,适应经济体制改革需要这个方面,论及了完善刑事:立法的一些问题。在1987年10月13日至17日于山东烟台市举行的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学术讨论会上,“体制改革与刑法”是会议的两个主要议题之一。参加这一议题讨论的不少论文论述了在经济体制改革形势下刑法观念的更新问题和刑事立法的修改完善问题,其中包括刑法立法技术的改进设想,增补十余种新罪名的立法建议以及刑法一些条文的;修改主张.所探讨的问题及其深度较前次会议都更进了一步。这些全国性刑法学术会议对刑法完善问题的注意,说明刑法修改完善方面的研究已逐步引起全国刑法界的重视。
  这一时期刑法修改研究方面的学术成果比前一时期有了明显的增多。据统计,这4年间发表了168篇关于或者论及刑法修改方面的文章(其中1984年24篇,1985年38篇,1986年30篇,1987年76篇),这个数字比前4年增长了8倍多。尤其值得重视的是,这一时期一些较高层次、篇幅较大的专题论著也开始陆续涉足刑法修改方面的课题。例如,这4年间通过答辩的刑法硕士论文中,约有33篇论及了刑法修改完善方面的问题(其中1984年有2篇,1985年5篇,1986年9篇,1997年17篇),1987年先后出版的《犯罪未遂的理论与实践》(赵秉志著)、《正当防卫论》(陈兴良著)两本专著中,都专门研究了各自专题刑法有关规定的修改与完善问题。
  这一时期关于刑法修改的研究所论及的问题也日益广泛和新颖,涉及到刑法宏观和总则、分则许多方面的一系列课题。论题的广泛性和论述内容相对深入以及一些立法建设的正确可行性,充分说明这一时期关于现行刑法修改的研究得到了长足的进展,已经初步开展。
  这4年间,国家立法机关和司法部门也都在注意陆续收集与整理有关刑法修改的意见和问题。例如,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曾收集整理了不少关于修改刑法的建议,并将其中一些刊载在其工作研究简报上,最高人民检察院曾于1987年向全国各地检察院征集列。现行刑法的修改补充意见;最高人民法院也向地方法院了解征集过刑法应予修改完善的问题。立法机关和司法部门的这些工作,为后来七届人大常委会修改现行刑法的决策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和资料。
  第三阶段:1988年以来,这两年多可以说是现行刑法修改研究的全面繁荣时期。
  首先看立法机构方面。1988年3月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召开,刑法修改问题开始逐步在国家立法机关酝酿之中。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随之开始了积极的调整研究和资料准备工作。刑法室就修改刑法问题在北京、河北、河南、陕西等地约集政法机关和法学界一些专家学者进行了座谈,并在此基础上于1988年6月22日整理出了《政法机关和政法院校、法学研究单位的一些同志对修改刑法的意见》。1988年7月1日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二次会议通过的《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要点》明确指出,抓好立法工作是七届人大常委会任期五年的首要任务,根据新情况、新经验对原有法律及时作出修改是立法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该《要点》并进而把刑法修改明确纳入了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五年立法规划。自此,我国现行刑法的修改问题开始被正式提上国家立法机关的议事日程。这次会议之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刑法室整理了《关于修改刑法的初步设想(初稿)》。1988年9月18日至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邀请中央和北京市政法机关、政法院校、法学研究单位的几十位专家学者就刑法典的修改问题进行专门讨论,并与这些专家学者共同拟订出了现行刑法颁行以来的第一份刑法修改草案。后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又于1988年11月至12月中旬数次邀约在京政法机关和刑法学界的几十位专家学者就刑法修改问题座谈讨论,并于同年12月中下旬邀请几位中青年刑法学者参加立法机构对刑法的具体修改起草工作,在此基础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又先后拟订出了1988年11月16日的《刑法修改稿草稿》和1988年12月25日的《刑法修改草案》。随后,立法机关又到全国各地调查研究和征询意见,并进而开始了分门别类和突出重点的刑法修订研究工作。
  国家最高司法机关不但参加了国家立法机构关于修改刑法的座谈讨论,而且还就刑法修改问题积极在本系统进行了全国性的调查和集中研究工作。例如,最高人民法院收集全国法院系统关于修改刑法的意见,归纳整理了近20万字的书面材料,并在此基础上抽调专人组成刑法修改研究的专门班子进行集中研究,拟出了近10万字的《关于刑法总则修改的若干问题(草稿)》和《关于刑法分则修改的若干问题(草稿)》。最高人民检察院1989年6月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检察院和部分省辖市检察院下发了较为详细的《修改<刑法>调查提纲》,并在广泛调查研究和收集资料的基础上抽调专人组成刑法修改小组,经过几个月集中时间综合研究全国检察系统对刑法修改所提意见,并在最高检察院各业务厅以及四川、湖北、广东、福建、上海等地检察院召开了24个征求意见座谈会,最后于1989年10月整理成了8万多字的《修改刑法研究报告》。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上述修改刑法的研究成果,都及时地报送给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从而给国家立法机关修改刑法的工作提供了具有权威性的司法实践方面的重要参考资料。
  这一时期全国性和一些地方的刑法学研究学术活动也对刑学修改问题予以了充分的关注。1988年10月6日至10日在河南郑州市召开的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1988年学术讨论会是一次重要的会议。这次会议以改革、开放新形势下如何完善我国刑事立法为中心议题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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