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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知识产权》
私权观念和科学态度是知识产权战略的根本保障
【副标题】 纪念《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颁布实施十年【作者】 刘春田
【作者单位】 中国人民大学知识产权学院{院长},中国知识产权法学研究会{会长}
【分类】 知识产权法【期刊年份】 2018年
【期号】 6【页码】 3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40779    
  
  今年是我国改革开放的第四个十年,也是《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以下简称《纲要》)实施满十年。十年知识产权战略,我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基本数据反映基本变化,以国民经济总产值计:2007年,美国13.98万亿美元,日本5.29万亿美元,德国3.28万亿美元,中国3.01万亿美元,中国不及美国的1/4,不到日本的2/5,位居世界第四。2017年,美国19.36万亿美元,中国13.31万亿美元,日本4.884万亿美元,德国3.651万亿美元。中国跃居世界第二位,总产值是十年前的4倍还多,相当于美国的2/3,日本的2.5倍。国家知识产权战略更是稳步推进、成果昭彰,2007年,中国发明专利申请量为24.5万件,远逊于美国和日本。十年后,2017年中国发明专利申请量达138.2万件,比美国、日本、欧盟和韩国四大经济体发明专利申请量之和还多。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匹配的商标注册更是如火如荼,至2017年底我国累计申请商标2784.2万件,商标注册1730.1万件,有效注册商标1492.0万件。数字反映了量化的成就,但更重要的是数字背后提请我们反思的复杂问题和成因。作为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孕育、制定以及实施的亲历者和见证者,作为《纲要》颁布实施十年评估工作专家组成员,我认为应当适时地总结历史经验,提出新的任务。
  一、国家知识产权战略是伟大改革开放的杰出成果
  历史指引我们前进。国家知识产权战略不是凭空发生的,它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然产物。伟大的思想孕育了伟大的实践。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也是当代世界极具影响的伟大历史事件,它开启了我国历史上以“改革开放”为标志的辉煌时代。我们最大限度地凝聚了全民共识,对内,我们偃旗息鼓,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高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发展旗帜;对外,我们放弃“革命与战争”的对外政策,接受“和平与发展”的国际观。改革开放,众望所归。从此,国家面貌为之一新,民族精神空前振奋,中国的社会转型走上正轨。回顾激荡的四十年,以崭新面貌出现的中国,内修法度,外结善缘,改革新政,层出不穷。法律上,复兴私权。1986年我国颁布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民法通则》,为经济转型奠定了法律基础,并开宗明义,将知识产权确定为私权,开始建设与市场经济相匹配的社会主义法治。《商标法》《专利法》《著作权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先后颁布实施,建立了较为完备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框架。从1979年签订《中美贸易关系协定》到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经济融入了世界,为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发展铺垫并构建了良好的国内、国际环境基础和前进轨道。我国的工业体系、法律体系和对外合作体系基本完备。借助天时地利人和,我国不失时机地推出了国家知识产权战略。这是一个伟大的尝试,也是改革开放的杰出成果。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上述内外条件的综合运用,为解放生产力开拓了前所未有的先机。21世纪以来我们披荆斩棘、攻坚克难,尽享法治和全球化的红利,一举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纲要》的颁布实施,可谓深耕当下,根植未来,为国家发展从单一的“摸着石头过河”,到尝试同时通过凝聚共识进行顶层设计,开辟了先河。
  二、《纲要》颁布实施十年最重要的成就是思想解放和观念革新
  国家知识产权战略从孕育到诞生,始终伴随创新。十年战略实施,成果骄人,可以看得见、算得出的成绩,远超预期。在“战略”影响下,理论研究、制度建设、产业发展、教育改革、司法体系建设和对外开放等方面,取得的经验成就,可圈可点。这些成就,专业机构和专业人士会给我们更准确、更权威的资讯发布。近来,各方面都在评估战略实施的成就。本文认为,无论有多少成就,思想解放、观念转变是第一成就。事实证明,世间万事万物,最根本的转变莫大于人的观念转变,这是一切转变的前提。观念转变无影无形,潜移默化,润物无声,但却是更为深刻、更为根本的转变。正是这一转变,使国人收获了更大的自由,解放了思想,解放了生产力,创造了四十年的辉煌。没有这个转变,其它改变都不可能发生。漠视这一转变,“徒见金,不见人”,不可能正确地认识和把握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作用。或许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把思想观念归为“第一生产力”。在各种观念转变中,市场观念、创新观念、法治观念和国际话语权观念的转变,尤其值得总结。
  (一)市场观念
  党的基本路线告诉我们,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意味着,我国将长期处于市场经济社会。这是客观现实,是一切工作的基础,具有纲领性的作用。我们的政治、文化和法律等保障国家和社会长治久安的上层建筑,也以此为依归。它决定基本经济制度和运行体制的变革,决定法律制度的选择。建设市场经济,首先要转变传统的市场观念。受计划经济和“左”的思维的影响,曾经的主流价值观对市场的抗拒,对“商”和“商人”的“无商不奸、无奸不商”的偏见,尤其是对“私”和“私有”的妖魔化、罪恶化的意识形态,影响了中国几代人。纠正偏见后会发现,市场是个学校,商业孕育文明。中央总结和提倡的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了系统的新主流价值观,其中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诚信、友善等9个观念均来自于商业文化,或与市场相关。现代社会,商业是知识产权的生存土壤。知识产权对市场的需求与推动,对市场观念的转变有突出的作用。这在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成绩单上应当有浓墨重彩的一笔。
  (二)创新观念
  创新是对要素和一切可以利用的主客观资源的新配置。创新是对世界的解构与重组。创新提供新的生活方式,创造新需求和新生产力。创新靠的是思想解放、观念转变,靠的是激情和理性的有机融合。创新为技术进步、制度革新提供了无限的潜力和可能。唯有创新才可以实现经济和社会的跨越式发展。一个社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能否树立创新精神,能否激发并保持普遍而长久的创新能力,是衡量该社会、民族和国家的思想解放和公民自由程度的重要指标。改革开放的深化,市场经济的建设,产权制度的调整,全球化的推进,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实施……我国通过一系列努力,提供了可资创新的基本社会环境,国民获得了更多的自由。这既为勤劳者提供了用武之地,又为“创造者”开辟了广阔平台。创新观念转变的标志是,人们认识到创新对象无所不在,创新方式,不拘一格。例如,看似“嬉皮士玩具”的“特斯拉”,有可能“改天换地”,一旦它的电能成本低于汽油,就将敲响“石油王国”的丧钟,庞大的汽车产业大厦就可能顷刻坍塌。再例如,原本不起眼的电脑游戏,一经“触网”,瞬间成长为数以千亿记的新产业。在睿智的创新者眼里,即使“定格”多年的传统知识也可以老树新枝,绽放巨大商机。例如,清代的凉茶,赋予其新的经营方式,重构资源和经营体系,将两百年一成不变的手工凉茶,改造成标准化工业产品。同时,巧用广告引导消费,将凉茶从医疗性、季节性、地方性商品,变为跨地区、全天候、经久不衰的大众饮品,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进而造就了一个拥有数百亿元市场的产业。这些事实表明,无论是原创,还是演绎,都大有作为。智慧藏于民间生活,创新不是精英专利。一个国家的发展,唯有激发大众的创新激情才可以成功。经过四十年国家改革开放,特别是十年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践,我国初步形成的创新观念,已经转化为伟大力量,转化为生产力。
  (三)法治观念
  改革开放和国家知识产权战略,有效地推进了我国的法治建设。法治概念源自古希腊,作为一种文明,被人类普遍接受。法治被认为博大精深,是两千多年来先贤不断探讨和追究的重大命题。当代中国,“法治”更多的是相对“人治”而言。作为一种治国方略,法治可以简单理解为“法律的统治”。改革开放的中心任务是市场经济和法治建设。国家知识产权战略作为其组成部分,有效推进我国的法治建设,逐步促进法治观念的形成。就知识产权而言,法治就是科学之治、理性之治、诚信之治、体系之治。其中,法治观念又居于核心地位。法律实践是法治的试金石,司法是法律实践的关键,是法治的门扉,也是法治观念转变的枢纽。榜样的作用是无穷的,一个公正的判决远胜一部法学经典的说教。近年来,我国这样的实践层出不穷。比如,波及全国、诉讼连绵的广东加多宝饮料食品有限公司与广州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凉茶红罐包装装潢权益纠纷案,[1]最高人民法院的终审判决一锤定音,就是一堂生动、深刻的法治观念教学课。尽管判决中个别之处在理论界引发议论,但是瑕不掩瑜,判决对事实的认定,对是非的判断,对当事者间利益平衡、消费者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分寸的拿捏把握,彰显了我国法院的法治观念和大局意识。联系法律理论与制度的实践,结合经济与社会效果,它是法治观念和经济发展理性相结合的产物。从宏观上讲,它扫除了笼罩在许多人头上的疑云,告诉世人:中国是一个讲理的社会,是一个法治不断进步的社会。民事主体的创造成果、财产权益和契约自由,受法律保护,无论公私和中外,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它所彰显的法治观念、顾全大局的意识和发展理念,可圈可点。它让更多的国民树立了对我国法治的信赖,提高了我国的软实力。
  (四)全球观念
  科学、理性的全球观,是获得国际话语权的前提。几年前,我国已故前驻法国大使吴建民先生在与罗援将军的电视辩论中介绍,我国在1949年至1978年的29年中,总计28万人次走出国门。这一数据,令人瞠目结舌,一个近10亿人口的大国,平均每年出入国门的不足1万人,国外如同外星,世界形同宇宙,连“以蠡测海”也几乎做不到。坐井观天三十年,不了解世界,国民一穷二白,“幸福指数”却比天高,这就是那时中国人的全球观。如今,中国与全球结为一体,血肉交融,国人全球观悄然而变。知识产权问题的话语权,也出现了质的变化。例如,中美高层经济对话、五国知识产权局长会议机制、金砖五国知识产权对话、官员络绎不绝的互访、学术外交、中外专家对话、301评论等,专家谈外事、论天下蔚然成风。更多的人具备了大局观,学会了站在全球角度看中国。国门洞开的实践证明:知识在民间,力量在民间,民间是中国的底气所在。发达国家从对中国的知识产权“喊话”“训话”,到与中国平等的“对话”,反映了世界格局的变化。中国不再是孤立一隅、封闭落后的农业大国,而是与世界熔于一炉的初步工业化国家。“一带一路”倡议是我们构建国际关系的新模式,“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我们倡导的未来世界新蓝图。全球观既是一种知识体系,也是我们的行为准则;既是经略国际事务的工具,也是实实在在的生产力。基于此,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加主张和维护全球化。
  三、深刻领会“新时代”内涵,集聚智慧,谋划未来
  “站在世界看中国”是“新时代”的重要特征。伟大设计反映的是跨越历史的战略思维。不同历史阶段有不同的历史任务。改革开放的前四十年,我国基本上是“站在中国看世界”。起初,小心尝试开启一扇大门,面对久违的世界,新奇而陌生。为计划经济所困,如同蜗牛,背负着传统观念、理论及制度等沉重的包袱,逶迤前行,外示市场,内用计划。“开放”充其量是手段,以有限的“涉外”通道,引进技术、资金、管理经验和产品。试图让管制下的“市场经济”为计划经济“输血”。但是,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基因”不同,“血型”排异。市场经济非但治不了计划经济的“病”,反而要了计划经济的“命”。邓小平同志终结了计划经济,选择了市场经济,也终结了一个时代。今天,我们面临的历史任务依然是中国现代化,但是进入“新时代”,观察问题的立场、角度和方法已经迥然不同。我们从“走出去”那一刻起,就转变思维方式,开始“站在世界看中国”,把中国问题置于全球体系中处理。这是我国与世界关系的质变,是真正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也是中国进入“新时代”的重要标志。目前,我国高举“多边化”“贸易自由”“世贸组织”的旗帜,矢志不渝地“走出去”,与全人类同甘苦、共命运。这是一种担当,意味着为了适应全球化,我们要一如既往深化改革,更要接受和习惯于全球统一的规则。
  知识产权是天然的全球问题。《纲要》实施的第一个十年,眼界专注国内,对全球问题的关注和研究相对薄弱。这不仅是个视角、视野问题,也是一个世界观、全球观和方法论问题,更是一个眼界和驾驭全球化事务的能力问题。因此,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未来,应当着眼于提高企业的全球化能力。计划体制、封闭经济已成为历史。全球化既是中国的未来,也是企业的未来。企业必须牢记“新时代”特征,树立“新时代”意识,矢志不渝投身全球市场和国际竞争;必须彻底转变观念、克服浮躁、丢掉幻想、拒绝邪路,树立中国企业的“人格”。我们不要“贵族习气”,却需要“贵族精神”,要具备“宁拙毋巧”“君子不饮盗泉之水”的气度,用“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的态度,通过踏踏实实地创造、经营、管理和劳动获取财富,这才是最终靠得住的战略行为。环顾英国、美国、德国、日本乃至迅速晋级为“新科”发达国家的韩国的企业,没有哪个国家是靠“偷鸡摸狗”“巧取豪夺”起家的。
  四、健康看待自己,理性看待世界
  全球化时代,本土与世界的关系如同手心手背,二者互相补充、相互规定、相互依存、健康发展。中国积四十年艰苦卓绝努力,经济有了明显的起色。最令国人乐道的,莫过于中国相继超过德国和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知识产权领域,令人自豪的,是中国发明专利的申请数量,超过了美国、欧盟、日本与韩国之和。这些成绩来之不易,令人振奋。但是,要清醒地看到,这只是量变,不是质变。第一,没有改变世界经济力量的基本格局;第二,没有改变世界经济的基本规则和基本秩序;第三,并没有使中国成为创新型国家;第四,没有改变中国是“追随者”和发展中国家的性质。如同马拉松,只有第一名是领跑,其余都是跟跑者。何况,我们还没有进入发达国家的方阵,尚不具备与“列强”角逐的能力。
  现代化是一个自内而外,从硬件到软件,物质与精神,经济与文化,技术与制度,日常生活与国民素质等数不清要素的综合体系。单项或部分指标的先进,不意味着整体先进。平心而论,以“现代性”为标准,我们还是个初学者,与美国、日本、欧盟等成熟的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总体水平不在一个档次上。作为典型的发展中国家,我们百废待兴,还有太多的课要补,太多的账要还,太多的事要做。《纲要》不可能脱离现有生态环境实施和发展。近来,中国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创新能力排行榜中,成绩骄人,给了我们更大的信心。这是好事,但也要注意反思。唯有长于反思的民族,才会有更好的未来;更要防止被人捧杀,普天之下,人性相近,“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况且,扪心自问,我们断无“牛气”的资本。面对大千世界,要防止“夜郎自大”,须心存敬畏,保持谦虚谨慎、健康平和的心态,保持应有的淡定与从容。从容优雅是内心强大的表现。要健康地理解“韬光养晦”的意义:“韬光养晦”不是“卧薪尝胆”,不是为“得志猖狂”“热身”;“韬光养晦”应当成为一种生活态度,一种人格。
  习近平主席向世界诚恳地宣示:中国不寻求颠覆世界秩序。[2]第一,他是在告诫国人,作为现存国际体系的新成员,中国是学习者、参与者、维护者和建设者,也是给高谈阔论忙着设计“如何构建新世界秩序”的持论者一剂“醒酒汤”;第二,提醒大家,规则是很好的工具,应当物尽其用。在当今国际贸易组织、多边贸易和自由贸易机制下,还有很多可以挖掘的体系和秩序潜力,这些潜力所带来的红利,有待中国收取。
  五、自由是最大的生产力,也是最大的财产
  改革开放四十年最大的成就,莫过于中国人民获得前所未有的自由,在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等诸多方面获得极大的解放。
  (一)自由是生活的条件
  经济自由是其他自由的基础和前提。在人类历史上,每一次生产力的解放都是以人的解放为前提,生产力的发展又为促进人的进一步解放和自由创造新的条件。新中国近七十年的历史,清晰地勾勒出中国人一步一步从必然走向自由的路径。建国伊始,一穷二白,由于急于求成,走了弯路,扩大了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和脑体差别等“三大差别”。一时间,生产力低下,物资短缺,国家不得已用户口制度区分城市与农村,城市用票证保障和控制生活消费。在很多人的记忆中,各种票证如粮食、食用油、布匹、棉花、棉线、肉类、糖、食盐、粉丝、粉条、火柴、燃煤、烟酒、自行车、缝纫机和家具等各色票证,以及购买工业制品的“工业券”,无所不有。笔者插队务农的山西省定襄县,城镇居民还发醋票。当时,一个生产队四五十户人家,近200人,只有1个人去过190里外的太原市,大部分人没去过仅有40里远的忻州市。后来,笔者进城做了工人,购买从太原回北京的火车票,车站要求出示“省革委会”开具的介绍信。城乡两个世界,不能互通兼容,无论工人下乡,还是农民进城,都无法生存。城乡生产力普遍低下,8亿农民终年劳碌,养活不了1亿城市人。到“文革”结束前夕,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缺少必要的物质条件,《宪法》提供的公民自由权利无法保障。
  (二)自由是一种生活方式
  政策与制度创新可以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和生产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调整经济关系和上层建筑,以及实行一系列的城乡改革措施,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四十年来,伴随中国经济增长,我国人民的生活条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和脑体差别日渐缩小。自由是具体的,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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