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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西南政法大学学报》
民法典编纂背景下商事留置权牵连关系的重构
【英文标题】 The Reconstruction of Implicated Relationship in Commercial Lie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ompiling Civil Code
【作者】 曹兴权胡永龙【作者单位】 西南政法大学西南政法大学
【中文关键词】 民法典;企业;商事留置权;牵连关系
【英文关键词】 civil code; enterprise; commercial lien; implicated relationship
【文章编码】 1008-4355(2018)03-0084-09
【文献标识码】 A DOI:10.3969/j.issn.1008-4355.2018.03.09
【期刊年份】 2018年【期号】 3
【页码】 84
【摘要】 商事留置权的特殊性突出表现为其对留置物与被担保债权间牵连关系的无因性立场,现行立法排除同一法律关系的限制,有违立法公平原则及整体效益原则。在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背景下,我国应当编纂一部具有商事品格的民法典,并在兼顾商法效益优先理念、企业的营利性特征及商事立法技术适用的基础上,重构商事留置权的牵连关系。在制度设计的应然追求方面,民法典应当对商事留置权牵连关系作必要限制,从而为其优先受偿效力提供合法性基础。在制度设计的实然路径方面,民法典宜将企业作为商事留置权的主体,继续与民事留置权共处于同一条款内,并对商事留置权牵连关系进行正面界定。
【英文摘要】 The particularity of the commercial lien is notably manifested in its non-reason standpoint concerning the implicated relationship. The law only passively excludes the limitation of the same legal relation of subject matter of lien and the secured claim, which violates legislative fairness and the principle of overall efficiency. In a new ag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s, China shall compile a civil code with commercial characters, and the implicated relationship in commercial lien shall be reconstructed based on the idea of “priority to efficiency” in Commercial Law, ratability of enterprises, and the legislative technique of commercial affairs. As to system design, the civil code shall restrict the implicated relationship in commercial lien, and afford a legitimate foundation for priority effect of compensation. In practice, the civil code shall regard enterprises as the subjects of commercial lien, and put the regulations and the regulations concerning civil lien in the same clause, and define the implicated relationship in commercial lien clearly.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40793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物权法》第231条以但书形式对商事留置权作了特别规定。“作为一种特殊的商事规范,商事留置权的特殊性集中体现在相较于民事留置权,商事留置权对其债权与留置物之间的牵连关系的要求较低,甚至对其可不作关联性要求。”{1}民事留置权注重具体单次民事交往活动中利益关系的平衡,着眼于留置物与债权间的个别牵连关系;相反,商事留置权则意在寻求企业间持续性商业交往中整体利益关系的平衡,且因商事主体交易频繁,留置物与债权之间难以一一对应。因此,为了排除因频繁商业交易而导致的牵连关系举证困难,商事留置权规定其留置权与债权间可不受同一法律关系制约{2}。应当承认,商事留置权对其牵连关系适当放宽要求,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加强企业间交易安全的维护,促进工商业的繁荣{3}。
  立法对商事留置权牵连关系的特殊规定应当控制在一定的合理范围内:首先,商事留置权本质上仍是一种普通债权,除债权人事先合法占有债务人的财产外,商事留置权与其他债权并无太大区别。债权具有相对性,数个债权无论其发生先后,均以同等地位并存{4}。法律基于实用主义考虑,赋予留置这种基于占有的自力救济方式以处分权能,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债权平等性原则,是立法者一种价值判断的体现。尤其是这种不需要公示而产生的物权,与大陆法系物权公示原则更是格格不入,这使得相较于质权与抵押权,留置权的担保物权性更为有限,表现为各国对留置权所及于客体的规定莫衷一是{5}。其次,商事留置权的设计“还应考虑债务人或有关第三人生产、生活的秩序化及其合法权益”{6}。商事留置权突破同一法律关系的规定,虽有助于维护留置权人的利益,却以破坏债务人与第三方的交易安全为代价。“商事交易并非均为连续且频繁,也有简单、个别的交易,其牵连关系较易证明。一概取消商事留置权法律关系牵连性的限制,极易损害债务人与第三方他笔交易的安全,不符合保护整体交易安全原则。”[1]再次,我国的留置权制度在某种程度上借鉴了瑞士立法,瑞士虽然赋予了商事留置权以优先受偿权,但其并未设立动产质权,留置权实则起着法定质权的作用,故不存在留置权与抵押权、质权相冲突的可能。“《物权法》在扩大商事留置权适用范围的同时,仍赋予留置权以优先于抵押权或质权受偿的法律效力,无疑使得留置物上存在各种权利冲突的可能。”{7}使留置权优先于抵押权等受偿,将对基于公示公信原则之信赖的质押权人不公,使得这种意定担保物权的效力存在不能实现的危险,进而对公示公信原则构成挑战{8}。
  《物权法》仅消极排除商事留置权中同一法律关系的适用,却并未明确其债权与留置物间是否应当受到某种牵连关系的制约,立法上的简单规定导致商事留置权的司法适用面临窘境。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输入关键词“企业留置权”,仅检索出2起有效案例;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输入关键词“商事留置权”,亦仅检索出17起有效案例。换言之,司法实践中,适用商事留置权条款的相关案例一共才19起,这与其在理论界引起的热议和承受的期望相比,无疑存在显著落差。事实上,审判实务界业已达成了一种默契,即在《物权法》尚未明确商事留置权的牵连要件时,应尽量减少乃至避免商事留置权的司法适用。
  商事留置权牵连关系的立法及司法困境,凸显民法典重构商事留置权牵连关系之必要,其对牵连关系的构建路径,事实上亦折射出民法典对特殊商事制度的立法态度。我国民法典编纂躬逢市场经济及法治改革初见成效、全面深化改革大幕已经开启这一历史时期,肩负着提振中国法治文化和法治精神的历史使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到底应制定一部怎样的民法典?该部民法典又如何在商事留置权的制度设计中,构建出既能满足商事主体特殊需求,又不突破立法公平正义及整体交易安全原则的牵连关系呢?本文试图结合民法典编纂的历史背景,提出商事留置权牵连关系构建的基本理念,并从立法的应然层面和实然制度设计层面,对其牵连关系予以理性重构。
  二、回眸与展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法典需求
  (一)回眸:“民商合一”体例下商事留置权的突破与局限
  在“民商合一”体例下,我国民商事立法事实上长期处于“民商合一”状态,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商事制度的发展。除公司、保险、票据、证券等单行法外,我国商事制度均零散地分布在《民法通则》《合同法》乃至《物权法》中,始终未能形成体系化的制度构造。同时,“我国民商事立法重‘合’而忽视‘分’,本应‘合而不同’的特殊商事制度不仅未得彰显,反而出现将特殊商事制度适用于普通民事主体,抑或将民事制度简单适用于特殊商事主体的混乱现象。”{9}上述乱象产生的根源在于,在名为“民商合一”的立法体例下,我国立法和司法部门事实上并未真正形成商人及商行为概念,相应制度设计均系建立在普通民事主体和一般民事行为基础理论之上,导致立法层面事实上的“民商不分”{10}。
  我国“民商不分”的立法体例事实上存在诸多弊端,就立法层面而言,商法的独立性被抑制,商事立法始终生活在民法“帝国”的阴影之下,商事制度的特殊性受到忽视。就司法层面而言,商事审判依据的商事制度有时会面临缺位困境,法官只能从民事制度中寻求救济依据。就法理层面而言,将企业简单地等同于普通民事主体,会导致我国私法主体的泛平等化与权利单向化倾向,使得本应承担更多义务和责任的企业,得以利用其专业知识和营利能力,在与普通民事主体的社会交往中占据优势地位。
  只有置身于立法体例“民商不分”这一宏大历史背景下,才能真正读懂《物权法》立法者在商事留置权这一制度设计背后注入的心血,及其试图在民法“帝国”大厦中为商事制度谋得一席之地的抱负和期许。一方面,立法者突破了民商学界不同派别间的门户藩篱,在“民商不分”且商事制度式微的立法体例下,在《物权法》这一民法自留地领域中对商事留置权这一特殊商事制度进行明确规定。另一方面,在2万余字的《物权法》条文中,商事留置权仅获得10字的但书条款,并与民事留置权挤在《物权法》第231条的狭小空间之内。且“碍于其条文表达不规范,颠倒使用积极要件和消极要件,直接排除牵连性要件等立法技术原因”{11},使商事留置权这一立基于企业特性考虑的特殊商事制度,在某种程度上演化为企业基于其身份而享有的一种“特权”。应当说,《物权法》中商事留置权的形式意义重于实质意义,其更多地彰显了一种声音和力量,即要求在民商事立法中对民商制度进行区分,并对商事制度的特殊性予以更多关注。
  (二)展望:编纂一部具有商事品格的民法典
  在我国“民商合一”的立法体例下,如何协调民法与商法的关系,特别是处理好民商之间具体制度设计上的区分,是整个民法典编纂过程中都必须面对也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有学者认为:“民商合一既无必要也无可能。”{12}亦有学者认为:“我国民法典的编纂应当坚持民商合一的体制,形成民法典总则——民法典分则——商事特别法的内在逻辑体系。”{13}本文无意纠结于民商关系这一宏大问题的讨论,因为“我国民商分立的立法体例事实上更多的是一种历史的沿革,而非是一种科学严谨的划分,传统因素的累积对民法和商法的划分具有实质性影响”{14}。“既然一国选择何种商法体系的立法模式,是历史选择结果,那么,建立一个逻辑清晰、结构科学的民商法律体系,就应寻求并选择一种恰当合理的方式将商法规则融入自身体系之中。”{15}结合我国当前具体国情,民法典的制定应充分考虑商事制度的特殊性,“编纂一部足以反映市场经济要求的,具有商事品格的民法典”{16},实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语境下的“民商合一”。
  编纂一部具有法治商事品格的民法典在我国有着深厚的现实社会基础:首先,编纂一部具有商事品格的民法典是民法商法化这一客观历史现象的真实反映。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个人更加广泛而深入地参与到社会经济领域的各个方面,传统的商人身份已渐趋模糊,并被企业概念取而代之,严格意义上的商法将逐渐被企业法取代,而商事制度亦正在逐渐内化为普通的民事规则。其次,编纂一部具有商事品格的民法典符合我国民法典制定的历史背景和目的。细览各国民法典之制定,均非简单的法律条文设计和汇编,其无一例外地承载着特定时代的文化传承、历史使命和政治理想。《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以及“加强市场法律制度建设,编纂民法典”,由此可见,我国民法典必将是一部面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民法典,作为调节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商法的基本品格必然会反映在民法典的具体内容之中。再次,编纂一部具有商事品格的民法典已具备一定的立法基础。《民法总则》将法人重新分类为营利性法人和非营利性法人,事实上是以取得利润对营利概念作出了基本界定,“这使得商法营利概念的定义在民法典中有了落脚点,将成为民法典商法品格的概念支点”{17}。
  三、民法典编纂背景下商事留置权牵连关系的构建理念
  编纂一部具有商事品格的民法典,并非要排斥商事制度,恰好相反,要通过一种适当的方式,对特殊商事制度予以技术处理,进而将其纳入民法典当中。因此,我们应抓住民法典编纂的历史契机,重构商事留置权之牵连关系,而首要任务则是要树立理性的构建理念,既要凸显商事主体的特殊性,又要将该特殊性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
  (一)牵连关系的构建应适当体现商法效益优先理念
  效益优先是商法的最高价值取向。与民法注重平等、自由等哲学上的价值观不同,面向特定商人群体的商事立法更加注重操作层面的规则制定,具有浓厚的功利主义色彩{18}。市场经济的制度土壤、立法的大量技术性规范以及商人群体这一特定适用对象,使得商法不仅以效益为最高价值目标,甚至为了效益的实现会在某种程度上牺牲公平。“民法虽以公平为最高价值导向,但为实现对社会经济关系的全方位调整,其有时又不得不低下高昂的头颅,屈从于市场经济所内生的效益驱动,使商法效益优先理念有条件地体现在民法典编纂中。但在民商合一的视野体制下,商法的效益导向应始终受制于民法公平导向的压制,唯有如此,才不至于使民法变成‘迷途的羔羊’,沦落成为缺乏灵魂支撑的‘技术规则集合体’。”{19}
  民法典对商事留置权牵连关系的构建可适度凸显效益优先原则,但应确保其对效益的追求不得突破公平正义之底线。一方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商事主体间交易频繁且持续时间较长,留置物与债权间的对应法律关系难以逐一厘清{20}。若一味追求单次交易的关联性,势必会影响商事活动的效率,故可对商事留置权牵连关系作较民事留置权更为宽松的规定。另一方面,出于实现债权人的平等保护和维护整体交易安全的立法宗旨考虑,应注意将牵连关系的特殊规定控制在合理范围内,避免使商事留置权沦为企业基于特定身份而享有的特权。
  (二)牵连关系的构建应充分考虑企业的营利性特征
  以营利为目的是企业的基本特征,这一目的亦根植于企业投资者的投资欲望与原始动机之中。从投资者角度观察,企业是投资者实现营利的工具;从企业本身角度观察,营利则是企业活动的根本宗旨。“商法极为注重对商主体营利性的保护,强调对投入和产出、成本和效益的注重以及个人利益的尊重保护,商法的主要作用即体现在为社会主体的逐利行为创造良好的条件,并对其逐利结果的合法性进行充分肯定。”{21}这既是商法发展的基本动力,亦是商法的根本宗旨。营利性特征使得商事主体在资金流量、交易频率、生产规模、经济效益、信誉形象及专业知识上,相较于民事主体而言具有显著优势。故在具体制度适用上,将商事主体与民事主体进行适当区分,不仅可以鼓励民事主体平等参与市场经济活动,亦有助于权利义务的合理划分,以避免民事主体因知识或能力不足而承担过多的义务和责任。是故,民法典对商事留置权牵连关系的构建应充分考虑企业的营利性特征,若过于强调留置物与被担保债权间的一一对应关系,无疑将成为强加于商品自由流通之上的藩篱。“在交易双方账目往来频繁的情况下,商人间债权债务的独立性在一定程度上有所丧失,要求债权人对某一具体债权具有直接牵连关系承担举证责任,与商业活动的内在规律要求并不相符,故商事留置权仅强调留置物与被担保债权的一般关联性。”[2]
  (三)牵连关系的构建应注重商事立法技术的运用
  有学者曾尖锐地指出,商事留置权司法实践偏离立法预期目标的根源在于,“其条文表达不规范,颠倒使用积极要件和消极要件,直接排除牵连性要件等立法技术原因”{24},故商事留置权牵连关系之构建应特别注重商事立法技术的运用,充分考虑民法典容量的有限性、立法的稳定性以及社会的可接受程度。
  首先,民事制度是民法典内容的主体,民法典在吸收商事制度时,应尽可能地压缩和精简其内容,仅突出其特殊性即可。毕竟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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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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