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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科技与法律》
环境法律制度经济分析的探索之作
【副标题】 评《中国环境法律制度的经济学分析》
【英文标题】 A explorative result about the economical analysis of environment legal system The comment about
【英文副标题】 Economical analysis of Chinese Environment Legal system
【作者】 巩固【作者单位】 浙江大学
【分类】 环境保护法【期刊年份】 2004年
【期号】 1【页码】 112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6854    
  用经济学方法和理论研究法律,是西方学者进行法律研究的常用方法。从贝卡利亚、边沁、亚当斯密到康芒斯,甚至卡尔·马克思,其著作中到处可见经济分析的身影。而自20世纪60—70年代以来,在“芝加哥学派”的推动下,法律经济学更是获得了独立的学科地位,并发展成为当代法学研究中一个必不可少的领域!经济分析在法律功能的预测与评价方面的独特价值已获得法学界的普遍认可。
  近年来,随着国外法学理论介绍的增多和国内学术研究的活跃,法律经济分析在我国法学研究领域偶露峥嵘,不时可见到一些带有“经济分析”字样的文章见诸期刊。但相对于国外相当成熟的发展而言,仍显得稚嫩与粗浅。目前国内法学界对经济分析方法的运用,尚停留在一种初级的“试用”阶段:在内容上多为翻译、介绍外国著作,对西方理论做宣传,缺乏对经济分析方法的自主运用,尤其是在我国法律实践中的运用。而少有的一些应用,也多是简单照搬西方经济学界的一些成熟(同时也往往是已经落后了的)的理论套用在要分析的法律制度上,进行一番简单分析。既缺乏对具体国情、背景差异的考虑与说明,更缺乏对所使用的“经济理论”本身合理性的证明。研究所涉及领域,往往集中于国外研究已经较为成熟的传统领域,甚少涉及新兴学科;多为一般的法学基础理论研究,甚少运用于法学具体部门。在成果形式上,多数为论文,鲜有体系完整、系统论述的专著。[1]一言以蔽之,我国的法律经济分析,尚处于邯郸学步阶段,严重缺乏研究独立性与自主性。
  在此背景下,王蓉博士的《中国环境法律制度的经济学分析》一书的出版,就显得意义尤为重大。作为“迄今为止运用经济学的原理和方法研究环境法律制度变迁的惟一的一部专著,”[2]该书填补了环境法研究领域的一项空白;同时,作为中国法学界为数不多的,专门针对法学具体部门系统进行经济分析的专著,该书的出版,对尚处于襁褓中,急需发展与完善的我国法律经济分析方法应用的推动,亦是显而易见的。
  与其他需要法律调整的社会问题相比,环境与经济的关系更为复杂。环境问题源起于人类经济活动对环境的不适当利用。环境法的核心问题在于社会发展所需“经济利益”与人类生存所需“环境利益”的平衡与协调。但环境行为与经济行为又具有特殊的密切联系,其往往是一个行为的两个方面:大量的环境行为,无论是正常的环境利用,还是有害的环境破坏,常常都是必须的经济行为。这就使得二者的协调殊为困难。传统环境法以分离的眼光,将二者看做两个相互独立的事物,以此为前提预设,通过单纯的利益衡量(即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孰轻孰重的判断)做出的取舍进行制度设计,其结果必然不是“扬此抑彼”就是“抑此扬彼”,难以实现真正的协调。因此,尽管“可持续发展”思想提出已久,但在具体法律制度中仍然难以真正贯彻,导致了环境法律制度的低效。但以经济学的眼光来看,良好的环境本身也可被视为一种产品,环境保护可被视为一种产出产品的“经济活动”,环境保护法律制度则为一种规范特殊经济活动的“经济制度”,其同样需要接受以“效率”为核心的经济理论的检验。由此获得了一个观察二者的统一视角——“效率”,实现了环境利益与经济利益在理论假设中的真正合一。从“效率”角度出发,运用经济理论对环境法律制度的观测、评判,本身即综合考虑了各种利益,其结果比传统法学单纯通过价值判断的评判更周全、更具实效。因此,相对于其他法律部门,环境法律制度的经济分析更为必要。
  该书即是循此进路进行论证的。该书把环境看做一种产品(环境资源系统物品),通过对其自然属性(共享性、非选择性、非排他性)的分析,将其定位于一种“公共物品”,而将其“供给者”(政府)视为一种生产公共物品的“经济组织”,从而得以运用经济学有关经济组织的理论对其“供给状况”加以分析。环境法律制度则被视做环境资源系统物品运行机制,由此,可将其优劣评判简化为对环境资源系统物品运行机制的效益评判,即如何保证环境资源系统物品运行机制高效运转,也就是成本最小化问题。而运行机制的成本大小是由其内部的权利变量所引起的,不同的权利配置会带来不同的成本效益,并最终影响到整个机制的运行成本。因此,把在保护环境资源系统的过程中发生关联的各种权利变量纳入一个统一范式内,即可对该运行机制的效益作出评判。
  为此,作者在上述分析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分析制度与绩效的通用范式——SIP范式。其由三部分构成:(1)结构(Structure)——制度的权利结构,其由决策权、环境质量标准、权利交易类型、环境使用权的限制、环境使用权的分配等五个权利变量构成。而物质平衡定理、污染物质的相对规性律、规模经济和规模不经济三个基本规律,以及所有制结构、经济发展水平两个外生变量又制约着而这五个权利变量的设置。(2)影响(Influence)——权利变量的成本效应分析。整个制度的绩效是由构成制度的各个权利变量的成本效应共同作用而成,而各个权利变量的成本效应又取决于权利设置(Structure)的状况。为有效地进行成本效应分析,该书界定了两类成本:转换成本和交易成本,其中交易成本又分为协调成本、信息成本、策略成本。依据这些界定的成本可对五个权利变量一一进行成本效应分析。(3)绩效(Performance)——对绩效地评价。书中设置了两个制度绩效的评价标准:经济效率和公平。通过对这两个目标的实现程度来评价制度的优劣。在SIP范式中,结构是公共选择的,选择的结构必然引起相应的成本效应,而相应的成本效应则决定了制度的最终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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