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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人民检察》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罪名之争
【作者】 于浩【作者单位】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分类】 刑法分则
【中文关键词】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受贿罪;关系密切的人;谋取不正当利益
【文章编码】 1004-4043(2018)-4(下)-0065-4【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8年【期号】 8
【页码】 65
【摘要】

为界分“受贿罪”和“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两个罪名,提高“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条文表述的涵盖力和科学性,使“利用影响力受贿”的概念更加清晰明确,可以考虑从以下方面进行完善:将受贿罪与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两个罪名合并为“利用影响力收贿罪”,避免罪名认知上的干扰;将其犯罪主体划分为国家工作人员、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和非国家工作人员三种,不再限定于“近亲属和其他关系密切的人”;删除“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避免法律上的认识分歧;将“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规定为从重情节。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55513    
  
  1997年10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并没有规定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理论上通常将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规定的情形视为受贿罪的一种表现方式,称为“斡旋受贿”或者“间接受贿”。[1]与此同时,我国于2005年10月27日批准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十八条明确规定了“影响力交易罪”。2009年2月28日生效的刑法修正案(七)参考《联合国反腐公约》中的“影响力交易罪”,在第三百八十八条之后增设了第三百八十八条之一。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2009年10月16日颁布的《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四)》将该条的罪名确定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从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立法背景与条文设计可以看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与受贿罪的构成要件之间存在交叉之处,兼之我国经济、人事体制复杂,所以在实践中,还存在诸多争议问题有待研究。
  一、现职国家工作人员能否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犯罪主体
  根据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之一,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犯罪主体包含两种情形:第一,国家工作人员在职时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第二,国家工作人员离职时,除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还包括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本人。通常认为,现职国家工作人员不应属于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犯罪主体。
  究其本质而言,受贿罪和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犯罪主体的区别在于:前者是直接利用自己的权力交换行贿者所输送的利益或利用现有权力满足行贿者所需求的利益,而后者并没有利用自己的权力交换行贿者所输送的利益,而是利用自己的权力影响满足行贿者所需求的利益。所以,受贿罪的犯罪主体只能包括两类人:其一,是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中规定的直接拥有公权力的国家工作人员;其二,是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中能够利用自身权力的影响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满足行贿者需求的国家工作人员。而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所指情形不能满足“权力与利益交易”的构成要件,不宜以“受贿罪”论处,而应当定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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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犯罪主体应该包括三类人员:一是非国家工作人员,不享有国家公权力;二是离职国家工作人员,已不直接享有国家公权力;三是在职的国家工作人员,但是其拥有的权力不是行贿者所需求的权力,因此,只能间接地对行贿者所需权力的拥有者施加影响,这种影响和前两类人的影响并没有本质的差别。所以,在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同样可以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犯罪主体。
  但在目前的罪名设计下,在现职国家工作人员单纯利用影响力如声名影响力、社会关系影响力受贿时,如何定罪便陷入两难境地:根据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或者第三百八十八条认定其构成受贿罪,有违罪刑法定原则,因为行为人没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或者利用其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根据第三百八十八条之一认定其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也不够充分,因为从本质出发,国家工作人员并没有直接利用自己的权力。
  同时,由于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与第三百八十八条之一分别规定的“受贿罪”与“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表述在形式上呈现出种属关系,所以人们容易把“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视为“受贿罪”的一种。有观点提出将“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修改为“利用影响力交易罪”。[2]但一方面,其不能概括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之一的内涵,因为本条强调的是单方的收受行为,而“交易”更多地包含双方行为。另一方面,“交易”在形式上将行贿者与受贿者视为平等地位,容易使人们忽略第三百八十八条之一中的索取请托人财物的情形。因此,笔者建议将本罪名改为“利用影响力收贿罪”,既可揭示本罪名的特征,又得以区分“受贿罪”。“受贿罪”的主体是行贿者所需求权力的直接拥有者和使用者,而“利用影响力收贿罪”的主体是行贿者所需求权力的影响者,这就可以从主体本质上把这两个罪名区别开来。同时,建议将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与第三百八十八条之一合并成一条,统一使用“利用影响力收贿罪”的罪名。
  二、“关系密切的人”的构成要件是否必要
  根据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之一的规定,在被利用者为现职国家工作人员的情况下,利用其影响力收受贿赂的行为人是其近亲属以及其他与其关系密切的人。对于“近亲属”的范围存在争议,如何界定“关系密切的人”?“在司法实践中,对关系密切的人的不同认识,易导致司法人员对同一犯罪事实的犯罪性质、处理结果产生意见分歧。”[3]
  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之一使用“关系密切的人”的逻辑在于:能够利用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或者利用该国家工作人员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来影响行贿者所需求的权力;或者利用该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原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来影响行贿者所需求的权力,除和国家工作人员或离职国家工作人员是近亲属外,就是关系密切的人,除此之外就不能有这种影响。这种逻辑貌似严密,实则经不起推敲。一方面,“影响力”指一个人所具有的实际影响他人行为的能力,其包含情感认同、亲密度、交往经历、声望名誉、趣味爱好等因素,而“关系密切的人”只涉及其中的“亲密度”一个因素,这显然是不合理的,现实中大量的非关系密切的人也有巨大影响力,比如国家工作人员崇拜的名人、偶像或所在地的有威望的长者等。另一方面,在现实中既存在因为关系密切而能够施加影响的情形,也存在因为施加了影响而关系变得密切的情形,这就是说,“关系密切”与“影响力”并不具有直接的、必然的因果联系,反而可能会出现倒置的因果关系,所以,关系密切的人仅从身份关系来判断是不科学的。
  从实践的情况来看,“关系密切的人”在概念上可能无法进行清楚界定。一方面,能够施加影响的因素很多,诸如亲情、感情、利益、心理、偏好等等,而心理、偏好等因素与“关系密切的人”是没有关系的。此外,关系是否密切,包含一定的主观判断,控辩双方的判定常常不一致。另一方面,人际关系本身就是动态的,关系密切与否并没有一个稳定的标准。
  此外,所谓关系密切是指双方相互间的关系,而谈及影响时,单方关系亦可,如行为人与国家工作人员之间虽然并无任何密切关系人,但如果国家工作人员对行为人存有倾慕、崇拜、爱怜等多种复杂心理因素,也可能受其影响。这种认定还会造成对公民私生活的介入,负面影响比较大。既然这种罪名是“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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