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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线人合同问题研究
【英文标题】 A Discussion on Informants Contract【作者】 邱福军李明
【作者单位】 重庆警察学院{副教授,教务处处长}广州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法学博士}
【分类】 合同法
【中文关键词】 合同性质;刑事责任豁免;违约行为;救济
【英文关键词】 the nature of the contract;immunity from criminal responsibility;nonperformance;remedy
【文章编码】 2095-3275(2014)02-0108-07【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4年【期号】 2
【页码】 108
【摘要】 线人协议是明确线人与侦查机关双方权利义务的合同。由于我国对线人的管理与使用缺乏完善的法律规范,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很多。线人与侦查机关实际上可能形成三种合同关系:悬赏合同、劳务合同和劳动合同。在线人协议的内容确定上,线人的刑事责任豁免能否写入协议是一个关键性问题。对线人与侦查机关违约行为及其救济,追究违约责任的方式与一般的协议应有所区别。
【英文摘要】 Informant agreement is a kind of contract of confirming the rights and obligations between the informant and the investigative organization. Because of the lack of sound legal norms for the proper management of the informer, lots of problems arise in practice. In fact, there are three kinds of contractu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informants and investigative organization:reward contract, work contract and labor contract. In the content of the Informant agreement, it is a critical issue whether the informant’s immunity from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will become effective or not. At the same time,the nonperformance by the informant and its remedies should be different with the normal agreements.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84910    
  线人与侦查机关就搜集犯罪信息情报往往会达成一些协议,以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这些协议有的用口头形式、有的用书面形式固定下来。口头协议显然弊端很大,事后双方难以对当初的约定达成一致意见。书面协议也会涉及很多法律问题,如刑事责任的豁免、对线人安全的保护等内容能否写进协议,违约后如何救济等内容都很有争议。本文拟对线人与侦查机关签订的协议,形成的合同关系进行探讨。
  一、问题的引出
  由于我国对线人的管理与使用缺乏完善的法律规范,在实践中出现很多问题,而这些问题的出现与执法机关和线人之间没有签订有效协议有密切的关系。线人一旦发生问题后,与执法部门纠纷不断,有的即使上了法庭也难以解决。如2003年8月10日,两个来自江西省宁都县的烟草打假“线人”李永平、邱新荣在暗访制假窝点时被发现,被制假者指挥的黑恶势力活活打死,其家人与广东烟草局历经一年多交涉未果,死者的家人愤然将广东烟草专卖局告上法庭{1}。2005年线人张虎举报了东莞多家单位走私的证据,与他“单线联系”的广东东莞太平海关情报科科长曾向他许诺案件告破后,将按一定比例对其予以奖励。但破案后太平海关没有按许诺发放奖金。张虎将太平海关告上法庭,但是他的奖金索偿要求却被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予以驳回。法院认为“科长许诺”无效,现有的海关奖励办法规定,海关对检举人的奖励最高不超过10万元。这两起案件都是发生在行政执法领域中的线人问题,如果线人与执法部门签订了协议,而且是书面协议,明确了双方的权利义务,就不会产生后面的诉讼纠纷了。特别是线人被打死后,针对线人的补偿问题在社会上也引发了一系列的讨论。有人对线人身份等系列问题提出了疑问:他们确与执法机关联系密切,但不是执法机关的在编人员;他们实实在在地为执法部门提供劳务而获取报酬,但却没有和执法部门签订劳动合同;他们与执法部门的关系是悬赏、雇佣还是其他;一旦他们遭遇意外,如何认定他们行为的性质,该按哪个渠道进行表彰、抚恤或补偿等。这些问题都很具现实意义,针对性强,也是当前线人制度需要完善的重要问题。当然,有些问题是可以通过协议来加以解决的。
  在刑事案件中线人的使用同样也出现了不少问题,只是由于线人更隐蔽,保密性更强,即使出现了问题也很少有暴露出来的。仅仅根据目前媒体报道的案件,就暴露出来不少问题。最有名的莫过于2001年兰州刑事特情马进孝勾结公安侦查人员张文卓、边伟宏采取栽赃陷害、制造假贩毒的案件。该案虽然主要是公安局侦查人员为了立功与线人勾结做案,但同时也可以说是对线人的管理不完善所致。试想,如果侦查机关与线人签订了协议,线人明白哪些是他可以做的,哪些行为是违法的,是要被追究刑事责任的,相信他也不敢轻易地去栽赃陷害、制造案件。
  深圳一名线人“阿洪”的经历也典型地反映了当前刑事侦查中线人管理存在的问题。2003年阿洪举报其老乡的几个犯罪案件后,深圳罗湖区公安分局领导让他做线人,他答应了,没有签订合同。“我做‘线人’没有和公安机关签合同,完全就是出于社会责任。”也没有进行专门的培训,如何保护自己,主要依靠自己摸索。“刚‘上岗’时,警方只是向我简单讲了一些自我保护常识。”阿洪说。经过多年“实战”,他也摸索出一些经验。关于报酬问题,也没有正式的协议,只是根据案件情况由公安机关随意给一些报酬,而线人自身也缺乏这方面的意识。正如阿洪所说:“刚做线人的时候,也没和警方说报酬和待遇问题,纯粹是自愿行为,有时没钱了,也找他们(警方)拿一点。”不过时间久了,阿洪觉得相对于工作风险,他获得的报酬有点少。如2011年4月,深圳市宝安区某派出所在阿洪的协助下破获了一起毒品案件,并当场缴获20克海洛因。随后,警方奖励了阿洪2000元,但他却高兴不起来。“我觉得这点钱连路费都不够,为了取得嫌疑人信任,我交易的2个货(1个货为1克毒品,价值400元左右)都是自己垫付的钱。”阿洪认为,除了正常的奖励之外,警方还应将他为协助破案所产生的必要花费报销,“可他们一直说没批下来,后来还是参与破案的一名张姓警官给了我1000元”,“有时没钱吃饭了就打110,或者去公安局打个借条。我帮助警方破了案,他们当然不会计较这些,那些借条自然也没还过”。对于报酬,阿洪的话其实是有道理的,除了奖赏,还应当报销协助破案的必要的花费。对此,很多国家对线人费用有专门的预算,而且花费还比较大。据美国1980年到1993年统计的数据显示,随着“线人”在侦查中适用范围的扩大,各州支付的赏金也在大幅度上涨,1985年赏金总额是2500万美元,1993年上涨到9700万美元。如果因“线人”提供线索而扣押赃物,线人还有固定的提成,按照美国各州立法的规定,线人每笔提成的比例一般在赃物总值的12.5%-25%,但是25万美元是线人在单个案件中能一次领取赏金的最高限额{2}。如果明确规定提成比例,线人的权利就比较有保障,而不是这种比较随意的打赏性质的给付。同时,在阿洪的陈述中,还暴露出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即他实施了犯罪,贩卖了毒品,他有没有得到授权,他实施的毒品犯罪是否要追究刑事责任,如果不追究应当以什么样的方式和理由进行免责,显然这些问题都需要规范解决。
  “这些年,我协助破获的大小案件有100多起,得罪的人也多,被打是肯定的,被打得厉害时我就装死。”阿洪说。他撩起裤腿,比画着几近被打平的踝骨说:“身上的伤就是我为深圳治安做出贡献的最好见证。”此外,阿洪告诉报社记者,他做“线人”时的上级赵警官还是比较讲义气的,“在我没有地方住的时候,赵警官还主动提出让我去他家暂住”{3}。这里也暴露出对线人的保护问题,以及线人与警察之间应当保持一种什么样的关系的问题。
  上述案例暴露了当前线人使用的一系列问题,尽管并不是所有的问题都可以通过签订协议加以解决,但也有相当一部分问题是可以通过签订协议解决的,如线人的报酬、线人的权责范围、线人保护、线人人身伤害后的处理等。
  二、线人协议的性质
  线人与侦查机关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签订的协议是什么性质的合同?只有解决好了这个问题,才能弄清楚一旦线人发生人身伤害或出现犯罪问题时,线人该以什么身份获得补偿或赔偿以及线人是否应当被追究刑事责任。
  线人可能与侦查机关签订协议的有三种情况:一是领取固定薪水的线人,要求每年完成一定的任务;二是无固定薪水的自由线人,以每个案件中线人提供线索的价值论功行赏;三是领取悬赏奖金的线人,线人只要实施了符合悬赏条件的行为,则按赃物价值的固定比例或单个案件悬赏金额领取奖金。这三种合同,其性质是有所区别的,当然,线人在其中的权利义务也是不同的。一些媒体对线人的报道也反映了这种薪酬模式:“而线人的收入也分两类:一是每月由公安局发放600元左右的薪水,每年必须协助破获两起案件;另一种是无固定薪水,按照参与破获案件的大小和多少获得奖金。而后者是现时最为普遍的雇用方式,原因是此前有部分线人领过一年薪水后不辞而别。”{4}
  首先来看悬赏通告。这是一种运用比较广泛的为破获犯罪而采取的手段,各国基本上都采用,有的甚至悬赏数额还颇大。如1997年9月,美国弗吉尼亚州地方法院和州最高法院对被美国著名的“历史悬案”专题节目三度点名的钱德勒谋杀案进行了判决,两级法院均宣判被告钱德勒一级谋杀罪成立。此案被告的杀人手段非常残暴,被害人的遭遇非常令人同情,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但最引人注目的是此案的破案赏金从最初的5万美元上升到25万美元,创造了美国普通类刑事案件赏金之最。我国公安部1998年5月14日发布实施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二百五十七条第一款规定:“为发现重大犯罪线索,追缴涉案财物、证据,查获犯罪嫌疑人,必要时,经县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发布悬赏通告。”该规定的出台使得公安机关的悬赏通告有了合法性基础。对于此种通告,学界有两种观点,即“单独行为说”和“契约说”。单独行为说认为,广告人在完成发布广告时,即有支付报酬的义务。但是,要待要求行为完成后,才发生效力。而契约说认为行为人应先知有悬赏广告的存在,再以此为承诺之意,完成要求行为,才能申请报酬。然而,究竟是采用契约说还是单独行为说,实属理论上之争议,各国悬赏广告之制度设计,处理结果大致相同。“契约说”通过对无行为能力人和不知道悬赏广告存在之人完成悬赏行为之报酬请求权作特别规定后,仍然得到充分之支持,此与采单独行为说无异。同样,采用“单独行为说”的,也对悬赏广告之撤回或者撤销制度予以规定,肯定悬赏广告人之悬赏自由。
  我国《合同法》二十一条规定“承诺是受要约人同意要约的意思表示”,第条规定“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因此,广告人对不特定的人提出条件即为要约。当要约规定的行为完成则悬赏合同成立,并形成债权债务关系。只要行为人完成了悬赏行为,就有权获得报酬,没有必要再审查行为人的主体资格。在此种合同中,行为人可以是任何人,自然也包括线人,只要线人完成了悬赏人指定的行为即可领取奖金。该合同中债权债务关系简单。线人与侦查机关只有金钱支付的关系,即使线人在提供这种线索或在抓获人犯时受伤,也与侦查机关的悬赏合同没有关系。
  其次是无固定薪水之协议。这种协议又分两种情况:一是按赃物价值的固定比例提成,这种情况与悬赏合同差不多,线人与侦查机关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简单明确,不会产生太多纠纷;二是针对某种专项行动或某个犯罪团伙或某次严重犯罪而与线人签订的单项协议,可称之为专项协议。由于这种协议往往是涉及重大犯罪时才需要签订,需要线人打入犯罪团伙内部,比较深入地了解案件情况,线人具有较高的风险,甚至不得不参与实施犯罪。因此,在此种协议中,就需要确定较为明确的权利义务,规定线人的行动界限。
  再次是有固定薪水的长期协议。这种协议是由侦查机关与线人签订的较长时期的协议,可能又分兼职线人和专职线人两种情况,一种是线人有自己的职业,利用工作之便提供犯罪信息给侦查机关,每月固定地在侦查机关领取薪水,这种情况下薪水并不多;另一种是线人是专职的,以线人为谋生手段,既领取薪水,还可能根据个案提成或另行领取奖赏。
  对于上述不同的线人合同,应该是具有不同的性质,而不能笼统地说线人合同是什么性质。根据上述分类,兼职线人协议应当属于劳务合同,单项协议与专职线人协议属于劳动合同。兼职线人不属于侦查机关员工,不用服从侦查机关的内部管理制度,也不享受侦查机关的各种福利待遇,一般也不用服从侦查机关的领导和指挥,双方是平等的主体之间的关系,线人只是向侦查机关提供一定的信息作为劳务回报。双方只存在经济关系,没有行政隶属关系。因此属于劳务合同。而劳务合同的法律适用主要受《合同法》以及《民法通则》和其他民事法律所调整。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如果线人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受伤或发生其他意外事故,风险责任由线人自己承担。
  单项协议和专职线人协议属于劳动合同,其根据主要是:线人属于侦查机关管理,其行为受侦查机关支配,接受侦查机关指挥,并定期汇报工作情况,双方是管理与被管理者的关系,而不是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签订协议之后上岗前也要对线人进行基本的培训,侦查机关要为线人提供基本工资也可能根据破案线索价值大小给予奖赏,线人还应当享受有关的福利。虽然实践中出于保密的需要,许多侦查机关并没有为线人提供相应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待遇,但不买社保以及不给予相应的福利并不能否认该协议是劳动合同的性质。双方应该根据劳动法律、法规和双方协议约定提供各种劳动条件、社会保障和福利待遇。线人如果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受到伤害,应该依据《劳动法》加以救济。劳动合同分固定期限、无固定期限和以完成一定工作为期限等三种劳动合同。专职线人的协议应该属于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专项协议属于最后一种劳动合同即以完成一定工作为期限的劳动合同。
  在实践中,有观点认为:线人不是执法机关的雇员。理由:按照我国《劳动法》,确立劳动关系的前提是双方必须签订劳动合同,而现实中线人和执法机关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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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王立仁,彭建华,赵文明.打假“线人”权益谁来保护[N].法制日报,2003-11-03.
{2}张泽涛.线人的运用及其规范—以美国法为参照[J].法学,2005,(3).
{3}李世敏,何梦.男子做深圳警方卧底八年 嫌报酬低跳槽到富士康[N].南方农村报,2012-07-19.
{4}郑海龙.深圳警方线人已多达二千[N].香港文汇报,2007-05-27.
{5}刘淑君.线人遇害怎么算[J].政府法制,2004,(1).
{6}唐磊,汪启和,毛玲.构建刑事侦查中线人的保护机制[J].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4).
{7}谢佑平,邓立军.台湾地区的“线民”制度[J].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5).
{8}{9}[德]克劳思·罗科信.刑事诉讼法[M].吴丽琪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371,103.
{10}杨善良,刘道伦.线人犯罪的法律监督问题思考[J].福建法学,19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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