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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家》
“一国两制”理论研究及立法贡献
【英文标题】 On the Theoritical Study of“One Country with Two System”and its Contribution to the Legislation
【作者】 许崇德【作者单位】 中国人民大学
【分类】 法律信息【期刊年份】 1999年
【期号】 1(12期合刊)【页码】 156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22747    
  
  “一国两制”是邓小平理论的组成部分,是党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小平同志说过:“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个特色,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对香港、澳门、台湾问题的处理,就是‘一国两制’。这是个新事物。这个新事物不是美国提出来的,不是日本提出来的,不是欧洲提出来的,也不是苏联提出来的,而是中国提出来的,这就叫做中国特色。”[1]“一国两制”这个表现中国特色的新事物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为和平解决历史遗留的台港澳问题,实现国家统一大业而提出来的,是邓小平同志创造性的政治贡献和理论贡献。
  “一国两制”既然是新事物,它对于高校的社会科学研究来说,当然也是新事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在“左”的思潮下,不可能有“一国两制”。因此,高校的社会科学研究也不可能涉及这方面的内容。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邓小平“一国两制”构思的形成,社会科学才进入这个新的领域。近20年来,作为表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要内容之一的“一国两制”,已经成为高校社科研究广泛关注的课题,我本人也是在这个时期才开始接触“一国两制”问题,特别是在参加港澳工作的实践中对“一国两制”理论展开学习与研究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重要精神是实事求是。“一国两制”正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的。
  第一,中国面临着台湾问题和港澳问题。解决国家统一的问题只有两种方式:不是和平谈判,就是武力解决。动武对各方面都不利。但是,“用和平谈判的方式来解决,总要各方都能接受。”[2]如果用社会主义去改变台港澳,就做不到各方面都能接受。即使勉强接受了,也会造成混乱局面,后遗症很多。因此,只能是“一国两制”。
  第二,中国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中国。除了中国共产党,“没有哪个人有这个胆识,哪一个党派都不行。”[3]我们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以才可能制定“一国两制”方针,允许两种制度存在。
  第三,中国的国力足以保证“一国两制”的成功。关于这一点,小平同志曾经指出:香港问题为什么能够谈成呢?并不是我们参加谈判的人有特殊的本领,主要是我们这个国家这几年发展起来了,是个兴旺发达的国家,有力量的国家,而且是个值得信任的国家。”[4]
  以上三点便是提出“一国两制”的事实根据,是中国的实际情况。装完逼就跑
  “一国两制”,概括地说,就是在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12亿人口的大陆坚持实行社会主义制度,而台港澳可以继续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制度和生活方式,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变。诚然,“一国两制”是大原则,是一项基本国策。它的内涵应远远不止于象上面概括表述的那样简单。“一国两制”实际上包含了由这个大原则所派生的各种机制以及一系列具体的方针政策。因为如果没有那些必要的机制的建立和方针政策的制定,“一国两制”将仅仅是大原则,难以具体落实。从一定程度而言,“一国两制”乃是党对于台港澳制定的方针政策以及有关机制的总和。所以,研究“一国两制”,无论如何不能脱离开具体的机制和党中央制定的整套方针政策。只有这样,才能比较全面地了解“一国两制”。而且在我们这样的正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的国家里,党的方针政策,特别是有关港澳台的基本方针政策,都要通过立法把它们法律化、条文化。因此,运用法学来对“一国两制”开展研究,也不失为良好途径之一。
  1980年至1982年底,我参与了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草拟工作。那时,“一国两制”构思刚已完成,为了使它在宪法上得到反映并获得宪法依据,宪法草案增写了第31条:“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按照具体情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法律规定。”这里所说的“法律规定”,就是后来全国人大制定的基本法。
  从1985年开始,我有幸参与了香港、澳门两个基本法的起草,接着又参与了港、澳两个特别行政区成立的筹备工作。当然,这些都是实际工作。但不可否认,它同时也是对“一国两制”作理论研究的过程。基本法起草工作本身即是落实“一国两制”的一个重大步骤。在起草香港基本法时,小平同志曾经指出:“这个基本法很重要。世界历史上还没有这样一个法。这是一个新的事物。”[5]正是因为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路线,我才能够遵照三中全会教导的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的精神去正确对待,去认真研究“一国两制”这个“新的事物”。小平同志又说:“我们的‘一国两制’能不能够真正成功,要体现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里面。”[6]小平同志的话语分量很重。他既是殷切期望,也是严格要求。既然基本法关系到“一国两制”的“能不能够真正成功”,因此,我只有遵照三中全会精神的要求,努力深入社会实际,认真调查和认识实际,刻苦地学习与研究党的理论、方针、政策。这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基本法的内容非常广泛,牵涉到在经济、政治、文化和人权等各个领域里如何落实“一国两制”的根本问题。由于“一国两制”史无前例,因此在起草过程中所遇到的难解的问题和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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