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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论坛》
结婚制度中的“风险”及其“善意人”利益之保护
【英文标题】 On Protection of Risk and Interests of People in Good Faith in the Marriage System
【作者】 许雄【作者单位】 海南大学法学院
【分类】 婚姻、家庭法
【中文关键词】 婚姻风险;无效婚姻;“善意人”利益保护
【英文关键词】 risks of marriage; invalid marriage; protection of interests of people in good faith
【文章编码】 1009-8003(2019)02-0119-06【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9年【期号】 3
【页码】 119
【摘要】 随着我国进入急速社会转型期,婚姻面临的风险也越来越高,其中,无效婚姻已成为婚姻的主要风险。无效婚姻制度的建立是我国婚姻法2001年修改中的重大成果之一,然而,该制度却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对“善意人”尤其是对无效婚姻中的善意“配偶”以及与无效婚姻当事人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的第三人利益的保护。结合我国现行婚姻立法的实际,对无效婚姻中的善意“配偶”利益的保护可考虑借鉴外国的“推定配偶”制度,并从程序上明确此类“推定”情形的适用规则,切实保护善意配偶一方的权益;对与无效婚姻当事人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的第三人利益的保护,可借鉴法国的“外观理论”,对于已经形成了婚姻“外观”后产生的债务,认定由无效婚姻双方承担连带责任,反之,在形成婚姻“外观”之前产生的债务,应由债务人单独承担清偿责任。
【英文摘要】 As China had entered a period of rapid social transition, there would be more and more risks in a marriage, amongwhich the invalid marriage has become the main part.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invalid marriage system is one of the major achievements in Chinese Marriage Law modified in 2001. However, this system has, to a certain extent, neglected the protection ofinterests of people in good faith, especially the interests of the spouse and the third party, who has debtor-creditor relationshipwith parties in an invalid marriage. Combined with the reality of China’ s current marriage legislation, firstly, this paper arguesthat the protection of the interests of the " spouse" in an invalid marriage can be considered by referring to the foreign " presumptive spouse" system, and by conforming the rules of application of such " presumption"; secondly, it holds that we can learnfrom France’s “appearance theory”, so as to protect the interests of the third party, who has debtor-creditor relationship withparties in an invalid marriage; in addition, it states that two parties in invalid marriage shall bear joint and several liability for thedebt after marriage, and bear the liability respectively for the debt before marriage as well.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60676    
  引 言
  在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下,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充满不确定因素和风险危机的时代,风险已渗入当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正基于这一认识,“风险问题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开始引起西方社会的强烈关注,而对该问题加以探讨的理论范式则以风险社会理论为主导,包括贝克、吉登斯、拉什、卢曼等在内的一些著名社会理论家都纷纷对现代社会的风险性问题展开了系统化的研究,并同时预见到了风险社会的来临”[1]。乌尔里希·贝克指出“风险可以被界定为系统地处理现代化自身引致的危险和不安全感的方式。”[2]同时,他还认为“风险概念表明人们创造了一种文明,以便使自己的决定将会造成的不可预见的后果具备可预见性,从而控制不可控制的事情,通过有意采取的预防性行为以及相应的制度化的措施战胜种种副作用。”[3]作为一种重要社会制度的婚姻也不例外,自进入20世纪以来,婚姻就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危机和风险。在美国,以婚姻为基础的传统家庭在现实生活中的主导地位受到强烈冲击,2006年的最新调查显示,美国50.2%的家庭不存在婚姻关系;[4]在欧洲,非婚同居在许多国家相当普遍,婚姻逐渐失去其在家庭结构中的中心地位;处于急速社会转型期中的我国,近年来离婚率不断攀升,婚姻面临的风险也越来越高。从当事人的角度看,“结婚是整个婚姻生活的起点,也是彼此间夫妻身份关系得以获得法律确认的重要阶段”[5]。而从社会角度看,结婚规范的系统化设立更是公共权力对私人生活进行有限干预的一个关键性步骤,“自阶级社会形成以来,通过法律的手段规范婚姻的成立,是任何时代、任何国家法律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6]因此,如何防范婚姻风险,尤其是婚姻风险发生后,如何更好保护相关利害关系人特别是“善意人”的利益,则是婚姻制度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
  一、结婚制度中的“风险”分析
  结婚,亦称婚姻的成立,是指男女双方按照法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确立夫妻关系的法律行为。由于婚姻不仅关系到男女当事人的一种基本身份利益,也关系到民族的壮大和社会的发展,因此,自婚姻法律制度形成后,通过法律手段规范结婚行为,是任何时代、任何国家法律制度中的一项重要内容,[7]此即为结婚制度。结婚制度是婚姻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它主要调整的是基于结婚行为而产生的各种权利和义务关系。不过,即使存在较为系统化的结婚制度来对个人结婚行为加以干预,该领域中仍存在着一定的风险,从我国的情况看,最主要的“风险”有二:
  (一)婚姻关系无效之风险
  婚姻无效,是对不符合结婚法定条件而成立之婚姻关系做出不具有法律效力的认定,是违法婚姻的一种法律后果。各国往往通过无效婚姻制度来对婚姻无效的原因、认定程序、婚姻无效之法律后果等加以系统化界定,因此,无效婚姻制度是结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保障结婚条件和程序的执行,保护合法婚姻,预防和制裁违法婚姻具有重要意义。[8]我国婚姻法自2001年修正后正式建立了无效婚姻制度,将重婚、近亲婚、疾病婚和早婚等四种情况列为婚姻无效之法定事由,这是国家对结婚行为进行更为深入调整的一种必要方式,也使我国的结婚制度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不过,“对当事人而言,自身追求之婚姻建构目的可否实现不仅与个人利益关系甚巨,而且是整个结婚行为的关键之所在,因此,婚姻效力认定方面不确定性因素的客观存在决定了该风险的存在可能”[9]。
  具体而言,在我国婚姻无效的四种法定情形中,近亲婚(即当事人双方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而缔结之“婚姻”)在一般情况下其风险属于当事人可控之范畴,当事人对于相互间存在亲属关系这一事实应有相当之认识,加之我国的结婚登记程序中又要求采用“书面声明”的形式对彼此禁婚关系加以排除,故当事人因该事由而最终导致建立婚姻关系目的之落空颇有传统民法中“自甘危险”之义。不过,对于婚姻无效的其他几种情形而言,由于存在因一方刻意隐瞒而肇致的“信息不对称”之可能,而我国的既有制度还不能充分的对此予以防范,[10]故此类风险对于无过错的他方而言更是一种现实的存在。
  (二)由于婚姻形式要件上的瑕疵而影响婚姻效力之风险
  我国婚姻立法始终将婚姻登记作为婚姻成立的形式要件,“但在婚姻登记阶段由于存在婚姻关系双方乃至登记工作人员的过错而致之瑕疵,如身份证明的误用、误记,他人冒名顶替完成登记等情况,自然会对该婚姻的效力产生一定的影响,这些过错行为的客观存在即为此类风险存在之可能”[11]。
  需要指出的是,我国1994年施行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25条前半句曾规定“申请婚姻登记的当事人弄虚作假、骗取婚姻登记的,婚姻登记管理机关应当撤销婚姻登记,对结婚、复婚的当事人宣布其婚姻关系无效并收回结婚证。”[12]这至少对于因婚姻当事人的恶意行为而形成的程序性瑕疵提供了一种处理方案,但随着2003年《婚姻登记条例》的实施,上述条款被废止,而对结婚程序性瑕疵的法律后果之认定即部分处于一种无法可依之状态,这无疑使此类情形中的不确定性因素进一步增大,也加大了其风险存在之可能。最新颁布施行的《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一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以结婚登记程序存在瑕疵为由提起民事诉讼,主张撤销结婚登记的,告知其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但这一规定仍是以未明确婚姻登记的私法效力为前提的。
  二、无效婚姻中“善意人”利益之保护面临的主要困难
  (一)无效婚姻利益相关方中“善意人”之界定
  关于何为“善意”,目前尚没有相关的法律进行明确规定,学界对于“善意”的认知也并不统一,归纳起来主要有这么几种观点:一是“不知+履行一定程度的注意义务”说,认为“在不知的状况下也应负一定程度的注意义务,始称合理”[13]。二是“不知+客观情势不要求其知道”说,认为“不知且依据当时的客观情势不应当要求其知道”[14]、“应知而不知不为善意”[15]。三是“没有重大过失”说,认为“应明确规定只有在不是明知故意或由重大过失而不知情之情形下,才能给予其保护”[16]、“通过以往之交易经验,根据现实情况应当可以发现让与人是没有让与权利的,则出于维护交易安全之立法价值理念,应该不被认定为善意”[17]。四是“主观诚信”说,认为“善意就是诚信,主观诚信取内心确信、客观诚信取行为规则之含义,我国法律术语中之善意为主观诚信”[18]。本文认为,上述几种观点虽然表述有所不同,但均涵盖了两个核心意思,即“不知”和“不知不是善意人造成的”,为此,本文认为,凡系不是本人造成的不知情均可认定为善意。无效婚姻利益相关方中的“善意人”,主要包括无效婚姻中的善意配偶、无效婚姻中出生的子女以及与无效婚姻当事人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的善意第三人。
  (二)无效婚姻中善意“配偶”之利益保护面临的困难
  婚姻无效一经认定,首先便是对当事人间配偶身份的彻底否认,更会对彼此间财产关系及父母子女关系产生直接的影响,因此,对于当事人双方而言均属于一种“不利益”之状态,也是因结婚行为存在瑕疵而产生之风险最终外化的必然结果。对这一否定性结果的产生,如果是当事人双方在先于获得充分信息情况下做出的选择,如近亲婚,则由双方平等承担此类“不利益”似无可厚非,但如果是一方当事人刻意隐瞒真实情况或编造虚假情况而肇致,则仍采取“各打五十大板”的方式显然不符合法律所追求之公正价值。西方法谚有云“衡平法帮助不知,不帮助不注意”,此法谚中所称“不知”,指非因过失而不知者,亦即善意无过失之意,[19]因对方之欺诈行为而与之结婚的一方显然属于此种“不知”之列,其利益应受到法律的保护而不是无差别的承担婚姻无效之“不利益”。
  (三)与无效婚姻当事人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的第三人利益之保护面临的困难
  这是一类长期为我国立法与理论研究所忽略的“善意人”。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生活的蓬勃发展,夫妻一方或双方参与经济活动的情况日益增多,因此而引发的债务纠纷也当然呈上升趋势,无效婚姻中的当事人也并不因为其“婚姻”中存在的重大瑕疵而游离于此种趋势之外。
  对于夫妻债务,我国现行婚姻法已确立了较为具体的确认规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23条和第24条之规定,“我国认定夫妻共同债务的标准是以结婚时间为分界线,一方面,对婚前一方个人所负债务以认定为个人债务为原则,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为例外,要求以债权人能够证明所负债务用于婚后家庭共同生活为条件;另一方面,对婚后一方个人所负债务,却以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为原则,认定为个人债务为例外,要求以债权人与债务人约定为个人债务或夫妻依法约定为个人债务为条件”[20]。然而,这一看似明确的规定在司法实务中却引起了不小的争论,例如:吴晓芳法官在其论文“婚姻家庭案件有关问题的探讨”(载于《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第33集)》)中以北京市通州区法院审理的一起案件为例,肯定了该案中法官要求作为债务人的丈夫一方必须举证证明自己婚后单方所欠债务确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做法,而夏正芳法官则在其论文“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与清偿”(载于《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第39集)》)中举出了一起法院对疑似赌债却苦于无证据证明的婚后一方举债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的案例,并对此提出了质疑。尽管当前围绕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仍存有不小的争议,但毕竟其内容是明确具体的。那么,该争议性规则是否于婚姻被认定无效之场合仍可适用呢?这必将成为在实践中困扰法官的一个实际问题。
  (四)无效婚姻中子女利益之保护面临的困难
  尽管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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