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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贵州警官职业学院学报》
论作品类型法定的意义及其缓和
【副标题】 兼评《著作权法修订草案(送审稿)》第5条
【英文标题】 Significance of Legalizing Types of Works and Mitigation
【英文副标题】 Discussion on Article 5 in Draft Amendment of Copyright Law(to be Submitted for Review)
【作者】 任安麒【作者单位】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
【分类】 著作权法【中文关键词】 著作权法;作品类型;法解释学
【英文关键词】 Copyright Law; types of works; legal hermeneutic
【文章编码】 1671-5195(2019)04-0030-08【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9年【期号】 4
【页码】 30
【摘要】

以指引性为核心的作品类型法定化,具有提高司法效率、与特殊制度衔接、补充完整作品定义等诸多积极效用。根据严格文义解释,绝对作品法定主义认为《著作权法》有关作品类型的规定为封闭式列举,法院不得创设新作品类型,导致新技术时代下新型表达形式难以得到有效保护。《著作权法修订草案(送审稿)》将法定作品类型扩张至“其他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作品类型法定的缓和具有正当的理论基础、实践基础和比较法基础,有效调和了新型表达形式和封闭式法定作品类型之间的矛盾。

【英文摘要】

To legalize types of works with guidance as the core yields positive effects in improving judicial efficiency, linking up with special regulations, and completing the definition of works. According to strict literal interpretation, absolute legalism for works holds that provisions concerning types of works in the Copyright Law are closed enumeration and courts shall not create new types of works, thus resulting in difficulties in effective protection for new forms of expression in the new technology era. The Draft Amendment of Copyright Law (to be submitted for review) expands the types of legal works to "other literary, artistic and scientific works", and this mitigation in legalizing types of works, with its legitimat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as well as practical and comparative law basis, has effectively reconciled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new forms of expression and closed legalization of the types of works.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77462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在科学技术发展的驱动之下,人们进行思想表达的载体不断丰富,创作形式的多样性在传统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追求个性化的思潮与大众审美水平的提高使得创作空间极大拓展,新的素材选择、表现样态与表达形式的创新造就了大批“新”作品类型,难以通过传统著作权法的法定分类对其进行制度安排。追溯立法沿革,早年出现的计算机软件、数据库等新类型作品,都经历了漫长的论理讨论和制度争议最终得以确定适当的保护路径。而近年学界热议的音乐喷泉、烟火造型、灯光秀、香水气味、服装剪裁设计等著作权保护问题,其中核心争议焦点之一即作品类型归属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未来大量新作品类型的出现已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当前作品类型法定体系下如何对新类型作品进行制度安排,将直接影响到著作权法激励创作之根本目的的实现,现行作品类型法定制度存在的缺陷亟待解决。

2018年6月,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二审审结了北京中科恒业中自技术有限公司、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湖滨管理处与北京中科水景科技有限公司侵害著作权纠纷一案(下文简称“音乐喷泉案”),该案中的争议焦点——“音乐喷泉喷射效果的呈现”并不直接归属于现行著作权法的作品类型,关于其是否构成作品、属于何种法定作品类型存在诸多争议,该案被称为“中国喷泉著作权纠纷第一案”。[1]“音乐喷泉案”经历了两年多的审判过程,一审、二审的裁判理由展现了当前法院在面对新作品类型时对作品类型法定的不同解释方式和适用方法。

一审法院在判决理由中称:“音乐喷泉作品所要保护的对象是喷泉在特定音乐配合而形成的喷射表演效果、具有美感的独特视觉效果。”[2]在该论述中,法院对于音乐喷泉属于何种法定作品类型语焉不详,未给出明确结论,就文意而言似乎为诉争客体“创设”了所谓“音乐喷泉作品”这一新类型。而该判决的法律适用部分却以《著作权法》第3条第9项“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作品”为裁判依据,与判决理由相矛盾,难以令人信服。

二审判决中,法院表示“在目前尚无法律、行政法规明确增加了其他具体作品类型的情况下,在司法裁判中适用该条款(即《著作权法》第3条第9项)是立法明确排除的。”[3]即因尚无法律将音乐喷泉规定为特定作品类型,而否定了一审判决的法律适用。为解决兜底条款的适用障碍,二审法院认为涉案音乐喷泉喷射效果的呈现是一种由音乐、灯光、水型等包括线条、色彩在内的多种要素共同构成的动态立体造型表达,从文义解释的角度可将其纳入“美术作品”的范畴。虽然该解释并不违反法律解释的规则,但判决书中该段论述的小标题措辞为“涉案音乐喷泉喷射效果的呈现具有属于美术作品的解释余地”,从“解释余地”一词可推知法院也认同该解释方法只是为保护音乐喷泉这一具有独创性表达的新类型作品的“无奈之举”。但不可否认的是,该判决“在尊重现行法律刻板的规定和与时俱进地维护智力创新成果这一看似十分艰难的冲突之间走出了一条符合法律逻辑的路子。”

自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公布《著作权法修订草案(送审稿)》(下文简称《送审稿》)以来,由于其涉及面广、变动程度大,知识产权学界的学术讨论和实务界的实践争议从未停止。《送审稿》第5条将原有作品类型的8大类整理细分为新的15类,其中“实用艺术作品”“视听作品”等新设作品类型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关于该条文第16项兜底条款却鲜有研究,该项将原条款中的兜底项——“(九)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作品”,修改为“(十六)其他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此修改被学界称为“作品类型法定主义之缓和”{1}86或“著作权客体的扩张”{2}31。显然,该条款的修改是为了应对社会和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大环境下产生的多种文学艺术表达方式,为各种新形态的作品类型提供著作权法的兜底保护。而新形态作品在现行著作权法制度体系下如何规制、作品类型法定究竟有何意义,以及作品类型法定主义缓和之正当性都是值得探讨的命题。

二、法解释学视角下的作品类型法定与相关理论质疑

虽然《送审稿》已通过扩张兜底条款应对不断产生的新作品类型带来的挑战,但当前制度体系下新类型作品如何规制仍是不可回避的话题。该话题的争议焦点集中于如何理解《著作权法》第3条第9项“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作品”,由于法律语言的模糊性,不同法官、学者对该条文的理解难免存在分歧,也因此引发了针对新作品类型不同的裁判结果与理论争议。为厘清对该条文理解与适用的分歧,不妨从法律适用的前提——法解释学的视角入手,分析各理论观点之缺陷,以寻求法律适用的统一性与稳定性。

(一)扩张解释:“包括”的非穷尽式列举解释

万勇教授在论述体育赛制直播画面时,对作品类型法定提出了扩张解释的观点。首先,肯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作品”仅指其他法律、行政法规中规定的作品类型,此类作品类型无需法院进行判断。该解释方法着眼于该条文的开始部分,即“本法所称的作品,包括以下列形式创作的文学、艺术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工程技术等作品。”对其中的“包括”一词,该学者认为应作非限定性解释,即解释为“包括但不限于”{3}。易言之,现行著作权法体系下的作品类型可分为3大类:《著作权法》第3条规定的8项作品类型;法律(不包括《著作权法》)、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作品类型;非上述两类但被法院认定的新作品类型。

对法律条文的扩张解释通常是由于法条存在文义之失,致使条文内容不足以表示立法真意,故解释者扩张法律条文之义以求正确诠释法律意义内容。{4}224根据法解释学的通说观点,扩张解释的范围应在法条“射程”之内,即符合原文义的“预测可能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释解》(下文简称《释解》)的解释推翻了上述学者的扩张解释观点:其一,《释解》中指出对于新作品类型必须由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该扩张解释显然超出了条文的“射程”范围,与扩张解释之本意相悖;其二,《释解》明确指出了该条文第9项的立法目的——保护尚未提供保护的或新出现的的思想表达形式{5},若对“包括”一词作非限定性解释,显然与该项保护范围产生重叠,破坏立法逻辑的完整性与严密性。

(二)目的性扩张:将《著作权法实施条例》解释为“其他行政法规”

目的性扩张是填补法律漏洞的方法之一,当法条涵盖之案型种类显属过狭,而不足贯彻其规范旨意,遂依规范旨意将本应包括而未包括在内的案型,纳入法条之适用范围。{6}李琛教授在论述作品类型法定的法律意义时指出,我国《著作权法》关于作品类型的法条缺陷是“客观存在的”{7}7。在承认该法条存在漏洞的前提下,该学者借鉴我国部分司法实践的做法及学者萧雄淋教授的观点[4],拟采用目的性扩张的方法填补该法律漏洞。《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2条规定了作品的定义,故可以把该条例视为《著作权法》第3条第9项之“法律、行政法规”,进而把符合该条例有关作品定义的新表达解释为“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作品”,从而在逻辑自洽的基础上保证作品保护的完整性。笔者以为,该学者的解释方法有待商榷。

首先,该学者认为若遵循严格的文义解释,会造成“绝对作品法定主义”,从根本上背离作品类型法定化的立法目的。依王泽鉴先生的观点,法解释学意义下的所谓目的,除法律之整个目的外,似应包括个别法条、个别制度之规范目的。{4}229虽著作权法之立法目的为鼓励创新、激励作品创作与传播,但该条文之目的不可忽视,笔者认为作品类型法定之根本目的在于为作品保护提供指引,以此提高司法效率、防止著作权滥用(具体目的将在下文详细论述)。毋庸置疑,“根本背离立法目的”之言有失偏颇。其次,该学者认为立法本意并不具有当然的优先性,这与法解释学下的解释目标理论与法意解释方法相关。该学者引用杨仁寿先生的观点,提出为了使立法文本更好地适应现实需求,没有必要固守立法者本意[5],这显然属于解释目标客观说的观点。但笔者认为法律解释的目标固然为客观化的法律意旨,但是仍应斟酌立法者具体的规范意思、价值判断与利益衡量,即解释目标折衷说——“法律解释实乃属结合客观意旨与主观意识,致力于实践正义的一种过程。”{8}故该学者直接摈弃立法者之释义的做法令人怀疑。最后,纵观该学者漏洞填补、反对“绝对作品法定主义”的两项理由,前者追求所谓之“立法目的”,后者又以摒弃立法者之立法本意为理论基础,而立法目的与立法本意两概念内涵与外延之间本就存在诸多重合之处,在特定情况下二者甚至指向同一目标范畴,故该学者前后论述存在矛盾之处,难以令人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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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义解释:绝对作品法定主义

从文义解释的角度,“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作品”仅能理解为除《著作权法》外其他法律和行政法规规定的应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类型,被称为“绝对作品法定主义”。该项具体而言包括两层含义:作品类型仅能由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其他规范性文件规定无效;无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新表达形式不得被认定为著作权法意义上的新作品。陈锦川法官作为司法实务工作者,认为法院“不能也无权在上述规定之外创设新的作品类型”{9}。在绝对作品法定主义的观点中,面对新的且具有独创性的表达时,应尽可能地将其解释为现有作品类型,“如果法院认为必要,可以将各种新型的作品塞入上述目录中”{10}。

笔者认为绝对作品法定主义不仅完全符合文义解释下《著作权法》关于作品类型的规定,也契合了该条文背后立法者的价值取向与制度考量。依《释解》的内容,首先可以明确立法者设计8大作品类型时已经考虑到了可能出现的新作品类型,因此增设了第9项兜底条款,但为何立法者不直接将兜底条款规定为“其他符合作品构成要件的智力成果”?依笔者之拙见,此处并非法律漏洞,而正是立法者之智慧所在。回顾著作权客体保护的发展历史,每一类新作品纳入著作权的保护范围都经历了理论研究、政策争论、实践检测这一漫长的过程,近年来关于数据库、大数据的保护研究就是最好的例证。立法者在设置兜底条款的同时为新作品类型预留了“缓冲期”:当新表达形式发展到一定阶段,在法律或行政法规中有所规定时,再将其纳入著作权法的客体范围。一方面,当有法律、行政法规对新作品类型进行规定时,意味着该新类型作品已发展成熟,保证立法和司法的稳定性、维护了法制的统一;另一方面,在扩张著作权法客体时保持审慎的态度,从立法层面限缩对司法的授权,有效避免出现大面积的知识产权滥用问题,体现立法的谦抑性。

三、作品类型法定的法律意义与本质辨析

按照严格的文义解释,在绝对作品法定主义的观点下,法院无权创设新的作品类型,导致那些难以纳入现有作品类型的新表达无法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难免会招致对作品类型法定制度存在的质疑。但国际条约、多国法律体系中均对作品类型予以明确规定,探究该制度背后的利益衡量、规范功能和法律意义,能够在消除质疑的同时为作品类型法定制度的缓和与完善指明方向。

(一)作品类型法定的制度功能与法律意义

黄茂荣教授在论述法的体系化与类型化时指出:“类型化在此,不但有经由触类旁通降低认识上之劳动强度的意义,而且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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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焦和平.网络游戏在线直播画面的作品属性再研究[J].当代法学,2018(5).

{2}刘文琦.论著作权客体的扩张——兼评音乐喷泉著作权侵权纠纷案[J].电子知识产权,2017(8).

{3}万勇.功能主义解释论视野下的“电影作品”——兼评凤凰网案二审判决[J].现代法学,2018(5):97.

{4}梁慧星.民法解释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5.

{5}姚红.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释解[M].北京:群众出版社,2001:61.

{6}黄建辉.法律漏洞:类推适用[M].台北:台湾蔚理法律出版社,1998:82.

{7}李琛.论作品类型化的法律意义[J].知识产权,201(88).

{8}王泽鉴.法律思维与民法实例[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219.来自北大法宝

{9}陈锦川.法院可以创设新类型作品吗?[J].中国版权,2018(3):26.

{10}崔国斌.著作权法原理与案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124.

{11}黄茂荣.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

{12}熊文聪.从网络游戏纠纷看“作品”的法律界定[EB/OL].[2019-02-11]http://news.zh chanli.cn/article/5720.html.

{13}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M].陈爱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337.

{14}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15}冯晓青.著作权法之激励理论研究——以经济学、社会福利理论与后现代主义为视角[J].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06(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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