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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东方法学》
改革开放40年:从懵懂到自觉的中国经济法
【作者】 史际春
【作者单位】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安徽大学{讲席教授}、安徽师范大学法治中国建设研究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分类】 法律经济学
【中文关键词】 中国经济法;改革开放;法律体系;经济法实施
【期刊年份】 2018年【期号】 6
【页码】 70
【摘要】

中国经济法在改革开放和法制建设中应运而生,经由40年发展,在理念、体系、规则及实效诸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其勃兴和发展的基本经验是:秉持开放精神,遵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针对现实需要,高度回应实践;按照经济规律,力求科学合理,坚持平衡协调。中国经济法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有:经济法理念不够牢固,执行力和权威性尚显薄弱,立法及其实施的协调性、参与性和博弈性有待加强。新时代中国经济法的进一步发展,需要与时俱进,确立中国经济法应然之整体、实质公平正义和公私融合的理念,探索并加强民主、参与和有序博弈,注重经常性法规梳理,完善法律实施。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49077    
  
  中国经济法与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相伴而生,至今已有40年了。[1]中国经济法从无到有、从粗到精、从懵懂到自觉,时至今日,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门,在释放与激发市场及经济活力、维护经济公平和市场公平竞争、调控与促进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等方面展现出来的价值和绩效,获得了社会广泛认同。当然,无论在规范还是实施层面,中国经济法难免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有必要对其40年的历程进行回顾、总结,察省历史,方得认识当下、知晓和把握未来。归根结底,法律是因应社会关系的相应调整需求而产生、存续的。社会关系既有普遍性,也有特殊性,就经济法而言,其对应的社会关系的普遍性在于超越公与私的界限,公私渗透融合,特殊性则为公私融合的不同形式和程度。中国经济法的内容、特征及理念取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同时也通过自身法律调整和其他上层建筑及意识形态的反作用,形塑着经济关系乃至经济制度。笔者旨在以过往的经验,为中国经济法继续前行探寻得以依循的知识和路径。
  一、中国经济法的产生和发展
  经济法是人类法制史上的一个新兴法律部门,产生于前一个世纪之交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步入垄断暨社会化发展阶段,国家、政府渗透融入市场或经济,或调控监管、或投资经营拥有所有权和他物权、或从事市场交易,相应的法呈现出公私交融、行政立法暨政策盛行、政府主导的立体动态图景。与此同时,中国刚刚从以“礼”为主的封建专制法向近代大陆法系过渡,伴随着外国侵略和社会革命的动荡,国家、社会积贫积弱,现实与法律脱节、与国际前沿发展相距更远,因此无论法本身抑或法学,均不足以产生出经济法来。
  新中国成立以后,继受苏联的计划体制和法制模式。但我国走了一段弯路,法治原则和法制被批判,法律寥寥无几、形同虚设,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主要是由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非公开文件、各级党政机关下达命令和任务的行政方式进行调整。在这种状态下,管理松弛,不遵从经济规律,“大锅饭”盛行,造房子都不订合同,契约和契约观念付之阙如,经济和经营效率低下,缺乏基本的法制,法律体系、法部门和经济法都无从谈起。
  (一)从计划体制和人治向经济法制转变(1978—1992年)
  改革开放之时,中国经济体制和经济关系中几乎不存在私的成分,公有制占统治地位,城市小商贩、农村工匠、农民兜售零星农产品的自由市场游荡在计划经济的边缘和夹缝中;整个国家实行以“红头文件”和“长官拍脑袋”为标志的人治。
  痛定思痛,观念先行。1978年10月,胡乔木发表《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一文,专列经济立法和经济司法一节,引起广泛关注。[2]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举行,邓小平在全会召开前发表讲话,实际上是这次全会的主题报告,他说:“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现在的问题是法律很不完备,很多法律还没有制定出来。往往把领导人说的话当做‘法’,不赞成领导人说的话就叫做‘违法’,领导人的话改变了,‘法’也就跟着变。所以,应该集中力量制定刑法、民法、诉讼法和其他各种必要的法律,例如工厂法、人民公社法、森林法、草原法、环境保护法、劳动法、外国人投资法等等……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纠。”[3]1979年叶剑英在接见记者和在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上,以及1980年彭真在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分别使用了“经济法规”“经济法”等字眼。[4]在当时条件下,建立健全经济法制成为加强法制的首要关注对象和任务。
  改革从农村自发地开始。为了起码的温饱,也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凤阳县小岗村的18位农民甘冒坐牢的风险,在土地承包责任书上按下指印,朴素的契约和契约精神跃然纸上,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突破了“一大二公“”大锅饭”的体制,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原材料和产品不纳入计划、完全由市场调节的社队企业也在原有基础上呈爆发式增长。与此相应的规范性文件相继出台,包括《国务院关于发展社队企业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1979年)、第一个关于农村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1982年)、从理论和政策上肯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中央一号文件《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1983年)、《国务院批转国家体改委、商业部关于改革农村商品流通体制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的通知》(1983年)、稳定和完善联产承包责任制、规定土地承包期一般应在15年以上的中央一号文件《关于1984年农村工作的通知》(1984年)、《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的中央一号文件(1985年)、《国务院关于完善粮食合同定购制度的通知》(1986)、《国务院关于大力开展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决定》(1989年)、《国务院关于加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通知》(1991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搞活农产品流通的通知》(1991年)等等。这些带着改革开放最初印记的规范性文件,不再是“内部”掌握实施,而是随着时代洪流大张旗鼓地宣传推行,将以尊重市场规律为前提的“政府之手”引入经济、社会发展,不仅在实质上体现出现代经济法的核心特征,而且也具有“法与政策”融合的鲜明经济法特色。
  法制和经济法的直接推手是对外开放。对外开放要取信于外国人,但外国人不认红头文件,红头文件也不可能公开对外国人适用,所以对外开放事宜必须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其常务委员会制定法律。197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1980年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并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施行《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法》(198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198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暂行条例》(国务院1980年发布)等,这些最早的一批涉外法律法规如今多已失效,为后续的新法所取代,但开创了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法制和法治之路。
  伴随着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迎来了法学的“春天”,法律院系纷纷恢复和发展,法学各学科逐渐进入课堂,取代人治色彩的政策课。未曾间断的苏联东欧研究将“经济法”和苏联现代经济法学派介绍到中国,学者开始研究经济法及其与民法的关系,于1979年编写出《经济法概论》教材,1980年起一些法律院系陆续开设了经济法课程。理论与实践结合、主观与客观相一致,中国经济法就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了。
  笔者一直强调,经济法随着改革开放迅速兴起,与新中国民法一直不景气也有很大关系。计划体制容不得当事人意思自治的经济关系,将其视为“资本主义尾巴”,加以人治治理方式,民法在经济关系调整中可有可无,在没有民法典和除婚姻法以外的民事立法的情况下,经济法制的需要和呼声催生出“经济法”,是理所当然的。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像苏联及东欧国家那样制定了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民法典和其他法律法规,改革开放也不可能立即呼唤出“经济法”的概念和实践,充其量只会加剧民法与经济法之关系的争论。
  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进一步贯彻执行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方针,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改革的基本任务是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经济法的积极功能由此在各个方面体现出来,奠定了中国经济法在第一阶段发展的基调。
  城市改革主要是国有企业改革。[5]从1978年开始,国有企业通过放权让利、利润留成等开展了第一波改革;1984年到1986年,国企改革主要是以“利改税”“拨改贷”、企业承包制和股份制等方式进行改革。由于国有企业与计划体制最为契合,且缺乏“市场”和“开放”的改革动力,所以初期的改革主要还是沿用行政手段,相关规范性文件甚至法律仍具有“内部”性,法与法治的性质薄弱。这些法规法律包括《关于国营工业企业利润留成试行办法》(1980年)、《关于实行工业生产经济责任制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1981年)、《关于国营企业利改税试行办法》(1983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1984年)、《全民所有制小型工业企业租赁经营暂行条例》(1988年)、《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暂行条例》(198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试行)》(1986)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1988年)等等。循着立足市场转换经营机制的思路,直至1992年国家体改委等五部委下发《股份制企业试点办法》《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和《有限责任公司规范意见》,同时建立证券市场、成立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国有企业才迈出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第一步。同年发布的《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对国企改革也是采取行政的思路和手段。
  财政、税收和金融领域也要配合引进市场机制的改革,相应的经济法主要有《关于试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财政管理办法的若干规定》(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库券条例》(198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管理暂行条例》(1986年)、《境外投资外汇管理办法》(1989年)和《国家预算管理条例》(1991)等。与财政、税收和金融领域的社会关系在这一阶段尚不复杂的状态相适应,这些规范性文件的内容也相对简单,其颁布和实施,因应了改革开放和不断加深的市场化过程中出现的新需要、新问题,比如财政“大锅饭”影响地方积极性问题、政府发行债券及中央建设性预算需要编列赤字、中央与地方收支划分和预算管理、中央银行职能与普通银行分离、内资企业境外投资经营的外汇管理等,体现了经济法固有的回应性特征。
  在经济转型中,政府比学者和法院更直接感受到市场的力量和作用,敏锐地捕捉到市场竞争和市场秩序的要求和规则。早在1980年,就出台了《国务院关于开展和保护社会主义竞争的暂行规定》,明确规定要打破地区封锁和部门分割,要求工业、交通、财贸等部门对规章制度中妨碍竞争的部分进行修改;各级政府和主管部门要加强对竞争的领导,学会掌握经济规律,利用价格、税收、信贷、利率等经济杠杆,制定必要的经济法规,指导竞争的健康发展。国务院于1987年成立反垄断法规起草小组,草拟《禁止垄断和不正当竞争暂行条例草案》。还有其他直接契合市场的管理规定,包括《国务院关于严禁在接壤地区抬价争购农产品的通知》(1981年)、《国务院关于在工业品购销中禁止封锁的通知》(1982年)、《国务院关于认真解决商品搭售问题的通知》(1986年)、《国务院关于整顿市场秩序加强物价管理的通知》(1987年)和《国务院关于打破地区间市场封锁进一步搞活商品流通的通知》(1990年)、《产品质量监督试行办法》(1985年)、《工业产品质量责任条例》(1986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认证管理条例》(1991年)等。
  值得一提的是,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简称《民法通则》)颁布,导致经济法忽然陷入低谷。原因是随着改革开放,市场的作用与日俱增,民法作为传统学科在法学院系很快恢复其强势地位,而经济法浅薄“幼稚”、众说纷纭,在有关经济法与民法和其他法律部门关系的争议中,否定经济法的观点占了上风。一时间,若干年内,经济法教学受到削弱,甚至被取消,曾经的经济法学者或主动或被动地被边缘化,去研究“商法”或者将经济法的内容置换为商法。立法者在《民法通则》制订中,虽未否定经济法,但称“政府对经济的管理,国家和企业之间以及企业内部等纵向经济关系或者行政管理关系,不是平等主体之间的经济关系,主要由有关经济法、行政法调整”,[6]排除了经济法学主流所主张的经济法对经营协作等“横向”经济关系的调整。这样一来,经济法要么是民商法,要么是行政法或经济行政法,人民法院取消经济审判庭,以至于按照“非民即行”的思路实行名为“大民事”实则“小民事”的改革,蓬勃发展的经济法现象或经济法领域的实定法就这样遭到人为的漠视或忽视,“经济法”似乎消失了。可以说,改革开放初经济法避开民法悄然兴起,其实是十分懵懂的,经济法主观根基的薄弱为这次意外受挫埋下了伏笔。在经济法30年回顾时,我们曾将1986年《民法通则》颁布到1992年作为经济法的一个发展阶段,因为其间经济法“名不正言不顺”,“任何规制都不得人心”,经济法的实际效力受到削弱。[7]现在看来,经济法当时式微,是主观学说和无序逐利“向钱看”的思潮所致,经济法规范仍在勉为其难地推出及实施。更重要的是,经济法受经济生活直接驱动,积极而言,学说和社会观念之不合时宜只对其稍有阻碍或羁绊,可不必将40年中的这个小波折作为经济法的一个阶段。到90年代初,改革开放从量变到质变,经济法又呈现出了方兴未艾的局面。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目标确立到不断完善(1992年至今)
  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从建立到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迎来新局面。经济法与政府积极有为的市场经济天然契合,维护公平竞争、平衡协调国民经济,经济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追求中得天独厚,对经济、社会的规范和推动作用愈加突出。2013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为新时代推进改革开放指明了方向,也为经济法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调。在改革开放中,经济法的理念和制度导向均契合着同一时期党和国家的决策,在党和国家的战略决策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要求及市场经济方向相一致的情况下,这种契合赋予了经济法重要的价值和现实意义。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念和决策,导致经济法的法律法规呈爆发式增长,促成了中国经济法的基本体系。其中起基础性作用的,是当时主要承担国有企业改革任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1993年,2005年、2013年修订)和相应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1998年,2005年、2013年、2014年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1993年,2017年修订)则在长时期内既规范不正当竞争行为也反垄断、实际上是一部“竞争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1993年,2014年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199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1997年)等。2002年党的十六大决定在国务院、省、市三级成立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由其分别代表国家行使国有资本出资人职能,以及2008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一举解决了国有企业“老板”不到位的老大难问题,使国有企业的经营和效益很快发生了根本改观。200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出台,2016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在市场体系建设中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意见》,表明国家、政府确立了市场经济理念,将真正按照经济规律的要求,来调控监管立足于市场机制的经济活动,调整相应的经济关系。
  1993年《国务院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使得《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1995年,2003年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1995年,2003年修订)相继出台,1994年起汇率并轨,1996年起实现了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可兑换,2003年还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国务院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1993年),伴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1994年,2014年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199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1993年)等,配套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1992年,1995年、2001年、2013年、2015年修订)。税法随着改革开放和法治建设不断发展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合并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2007年),统一适用于内外资企业;《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多次修订,提高起征点,降低税负,并酝酿劳动性所得综合申报;“营改增”,取消营业税,流转税结构合理化,并降低企业税负;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船税法》(2011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2016年)等;2018年实行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合并省级和省级以下国税地税机构,构建优化高效统一的税收征管体系,推进办税和缴费便利化,优化营商环境,将社会保险费和非税收入征管职责转由税务部门承担。
  在农业和农村经济改革领域,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改革取得成功,1993年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2002年、2009年、2012年修订),200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废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的决定》,新中国实施了近50年的农业税条例被废止,一个在我国延续了2600多年的税种宣告终结。《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2006年)为农业经营和农民创业提供了一种国际通行的组织形式。
  1994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是我国对外经济贸易合作的基本法。2001年世界贸易组织(WTO)第四届部长级会议通过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法律文件,经过15年的艰苦努力,我国终于成为WTO成员,这对政府加快转换职能、建设法治政府,企业提高经营管理和技术水平、结构调整等,都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同年,依循国际惯例颁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2001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补贴条例》(2001年)。在国际经济形势复杂多变、不确定性增加的情况下,我国更为主动地深化改革、加快开放步伐,比如从2013年启动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成为我国开放型经济建设的新标志和新动力。对此,经济法学整体上给予的关注度不足,这是值得反思和改进的。
  践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另一重要方面,是行政和指令色彩浓重的计划转变为立足市场、动态落实的规划和产业政策。早在1986年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中,就首次出现了“产业政策”用语;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进一步提出,要将计划管理的重点转向产业政策,综合运用各种经济杠杆促进产业政策的实现;1989年出台《国务院关于当前产业政策要点的决定》、1994年国务院又颁布了《90年代国家产业政策纲要》,自1997年起发布《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同年还制订了《当前国家重点鼓励发展的产业、产品和技术目录(试行)》。产业政策须以柔性的引导方式,而不是行政指令、刚性指标加以实现,尽管运用起来还显笨拙,但这些都反映着指导思想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2001年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五”计划》将中央政府的主要职能定位为“搞好宏观调控和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2006年十届全国人大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2006—2010)规划纲要》,首次将“五年计划”中的“计划”改为“规划”,还确定了主要依靠市场主体的自主行为实现的预期性指标,约束性指标则是对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部门提出工作要求、强化政府责任的指标,表明国家认识到了同时发挥市场和政府在经济调节中的作用的重要性。针对区域差距拉大,国家接连制定了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并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1999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西部大开发的若干意见》提出西部大开发的十条意见;2003年国务院研究实施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提出了振兴东北的指导思想、原则、任务和政策措施。
  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切实把政府经济管理职能转到主要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上来。”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必须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转变政府职能,深化简政放权,创新监管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由上可以看出党和国家对转变及优化政府职能的重视,以及顶层设计的相应演进。经济法的核心正在于调整和优化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行为,促进政府作为一股内生性力量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易言之,在这一阶段,随着认识和实践的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由概念、雏形到不断发展完善,经济法起到了其应有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在应对各种现象及问题中获得了宝贵的知识和经验,也让人们对经济法的未来从理念到制度和成效,充满乐观和期待。
  二、中国经济法的主要成就
  (一)理念发生根本变化
  中国经济法40年的发展,表现出一个渐进但却实实在在的理念变迁,即从误解苏联现代经济法学派的“纵横统一”——“纵的”“横的”经济关系概由经济法调整,把经济法当作“经济的法”,“侵占”民商法及其他部门法,转向政府与市场互补、协调互动、公私合作交融的理念。在提出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前,经济法理念在实践中只是苗头、萌芽,政府对经济“一放就乱,一统就死”,手法笨拙;如今经济权力与权利有机结合,而非权力或权利非此即彼。易言之,政府经济职能与市场主体的投资、交易之间不再是以往那种单纯的行政梯级关系,也不是井水不犯河水的公私分野,而更多是一种物质利益的线型和交织关系。政府不只是权力主体,一方面,政府自身投资和交易时与其他市场主体平等;另一方面,政府经济管理中尽可能引进平等和民主因素,在尊重被管理主体、听取被管理主体的意见和诉求以至于在协商博弈的基础上,实现政府调控监管的目标,从而使得政府与市场互动交融成为政府调节经济关系和经济法的基本理念。比如在产业政策制订和执行、税收征纳、证券银行保险监管措施及文件的出台、标准制订和实施、反垄断执法等过程中,政府与市场主体平等协商互动已十分普遍,询问、约谈等柔性管理方式也悄然兴起。特别是近年公私伙伴关系(PPP)的发展——混合所有制改革、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兴建或运营公用事业,开创了政府以平等主体身份参加市场经济法律关系的新局面。此外,从体制改革与产业政策、农业与农村经济、国企改革、市场秩序管理等诸多方面看,国家经济行为在市场经济下形成了新的模式,即政府通过收集市场信号(包括供求信号和秩序信号)的宏观决策,进行经济调节(通过一些指导性的经济杠杆对市场主体的活动进行引导,比如通过税收、金融、投资、采购等)和行为规制(通过一些手段来规范某些市场主体的资格、行为等)等,通过影响市场主体的利益来引导其行为;市场主体在政府的指引下从事各种经济活动,反馈各种市场信号,然后被政府的决策和执行行为尽可能地吸收,形成一种互动式的循环过程。[8]对于以国家主导为根本特征的中国改革开放来说,上述理念变迁是至为珍贵的。中国的改革开放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能够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与国家作为一股理性、敏锐的力量参与经济暨市场及整合国民经济协调发展密切相关。中国经济法理念的这种进步,明确而不可逆转,为经济法体系和具体制度层面的发展完善提供了扎实的基础。
  (二)体系趋于完备与科学、合理
  经过40年的建构,中国经济法的规范体系也已基本完备。从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通过的纲要、规划、计划、法律、决定、解释、地方性法规、条例等,到行政立法也即各级政府的政策、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经济法渊源的特色是行政立法或政策文件占据多数、发展纲要和规划(计划)则为经济法所独有。经济法的内容包括规划和产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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