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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律科学》
中国宪法的集体主义品格
【作者】 陈明辉【作者单位】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
【分类】 中国宪法
【中文关键词】 中国宪法;集体主义;品格;权利观念;权力结构
【英文关键词】 China Constitution; Collectivism; Quality; Rights Ideal; Power Construction
【文章编码】 1674-5205(2017)02-0034-(010)【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7年【期号】 2
【页码】 34
【摘要】

中国宪法面临着多元化的文化土壤,但占主导地位的是以具有集体主义倾向的传统文化和以集体主义为原则的社会主义文化。文化土壤的集体主义价值取向决定了中国宪法区别于西方自由主义文化背景下的个体主义宪法。中国宪法的集体主义品格首先体现在国家目标方面,中国宪法所确立的国家目标是以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为核心的集体主义色彩浓厚的“中国梦”;其次体现在权利观念上,中国宪法在权利来源、权利范围和权利位阶上均持集体优位的价值立场;最后体现在权力结构上,中国宪法对权力的配置也基本遵循“局部服从整体、小集体服从大集体”的集体主义价值取向。

【英文摘要】

China Constitution is born in a kind of multivariate cultural soil, but the traditional cultural with collectivism tendency and the socialist cultural regarding collectivism as principle hold dominant position. This condition determines China Constitution unlike the western liberal constitution on value orientation. At first, The collectivism character of China Constitution reflects in the national goals. The national goals established by China Constitution is national prosperity and National rejuvenation which called Chinese Dream. Secondly, The collectivism character of China Constitution reflects in the rights ideal. In the aspect of rights source, rights scope and rights rank, China Constitution all persist in the value of collective priority. Finally, the power construction can also reflects the collectivism character of China Constitution.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24901    
  引言
  中国宪法正处于一个学科形成阶段。在此阶段,中国宪法文本与现实的张力、“显形宪法”与“隐形宪法”的矛盾、{1}以及一般宪法原理与本土特殊国情之间的冲突,使得宪法学研究者在研究立场、研究对象和研究目标上均产生了较大分歧。在研究立场上,有解释立场与批判立场的分歧;在研究对象上,有以宪法文本为中心与以宪法现实运行状态为中心的分歧;在研究目标上,有建立中国特色宪法学理论体系和宪法秩序还是建立英美宪法理论和宪法秩序的分歧。而这些分歧的解决,首先必须回到事实层面来,只有先将事实层面的认识分歧解决了,各方才有沟通对话的平台,各种价值判断的理论与观念才有可比较性和可沟通性。
  因此,在当下中国宪法学的学科形成阶段,最重要的任务应当是对“中国宪法是什么”的实然层面问题的研究。实然研究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是中国宪法学的研究对象,或者说中国宪法学应以何者为中心——文本宪法还是现实宪法。可喜的是,经过这些年来宪法学方法论的论战,这一问题已有共识。无论是规范宪法学还是宪法解释学,又或者是政治宪法学均在不同程度上承认宪法文本的中心地位[1]。实然研究的第二个问题是应当以何种态度和方法解读中国现行宪法文本。对中国宪法文本,学界一直存在两种不同的解读方式:一种是以产生于西方文化背景下的宪法理论来对中国宪法进行抽象的解读,并以西方宪法理论作为评判中国宪法文本与实践的价值尺度;另一种是从中国文化背景、政治实践的历史和中国当前的现实问题出发对中国宪法进行历史文化的解读,以期建立中国化的宪法学理论体系。尽管这一分歧尚未形成共识[2],但正如韩大元教授在回顾中国宪法学发展时曾指出的那样:中国宪法学研究在“宪法学中国化”方面留有遗憾,“在自我历史方位、起点问题上,无法系统地吸收人类思想的精髓,无法从容地搜寻自己学术传统与历史的源头,有时不得不陷入‘用中国经验论证西方学术逻辑’的尴尬局面”。{2}西方宪法学理论的确是中国宪法研究的极为重要的资源,但完全按照西方价值指导和评判中国宪法,在理论上不科学,在实践上不可行。因而,如何立足于中国宪法文化解读中国宪法文本,从而形成关于中国宪法的科学认知,是当前中国宪法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中国宪法学必须以宪法文本为核心展开研究,而以宪法文本为核心的研究又必须从中国文化背景、政治实践的历史以及中国当前的现实问题出发,对中国宪法进行历史文化解读,提高中国宪法学研究的自觉性,培育中国宪法学理论体系的自主性。正是基于这种思考逻辑,本文试图从中国宪法的文化土壤中挖掘现行宪法的独特品格。而所谓宪法的品格是指特定国别宪法在其生发、运作与发展过程中,基于其自身的文化背景、政治实践与现实问题而产生的个性与品质[3]。尽管从形式上看中国宪法与西方宪法并无多大差别,但是从实质内容上,中国宪法与西方宪法的差别是巨大的。中国宪法是以西方形式表达中国内容的一部民族宪法,反映的是中国人民的生存和发展需要及制度安排。因此,只有立足于中国文化背景,立足于中国的历史与现实问题,才能准确理解中国宪法文本所表达的宪法理念和宪法精神与西方宪法的根本不同之处。唯有依照此种学术立场来审视中国宪法,才能发现中国宪法表达的是中国人的根本价值追求,是解决中国人的生存和发展问题的制度安排。
  本文聚焦于中国宪法价值取向的独特性。在这一问题上,已有学者觉察到中国宪法文化与西方宪法文化在价值观上的差异[4],但目前为止,人们并未普遍而深刻地意识到这个问题,理论上也缺乏对中国宪法集体主义品格的系统论证。基于上述思考,笔者提出并试图证成“中国宪法的集体主义品格”这一论断,以期纠正学界长期以来简单套用西方个人主义的宪法学理论解释和评价中国宪法现象的误区。在论证思路上,本文认为中国宪法的集体主义品格既是一种文化品格,也是一种规范品格。文化品格意味着中国宪法的集体主义根源于中国的宪法文化,而规范品格意味着中国宪法的集体主义集中体现在现行宪法文本的规范结构之中。因而,本文采用了历史文化分析方法与现行文本分析方法,论述中国宪法在价值取向方面的集体主义特征。在论文的结构上,本文的第一部分将从现行宪法的文化土壤中提炼出当下中国宪法文化的集体主义特性,第二、三、四部分则从现行宪法的文本内部——特别是宪法目标、权利观念和权力结构这三个维度,把握中国宪法的集体主义品格。
  一、集体主义的宪法文化
  “一定的文化,塑造出一定的人格,并表现出一定的价值观倾向。”{3}对于宪法来说也是如此。现代宪法是西方政治法律文化的产物,传入中国后必然要与中国的文化相融合,才能真正扎根下来。西方宪法传入中国当然会影响着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但经过中国文化浸染的宪法也必然携带着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和行为特点。这是一个相互构建的过程,但可以肯定的是占据主体性地位的人才是互构过程中的支配力量,西方宪法观念对中国的影响必定是以中国的现实需要为准。因此,经过中国文化洗礼和时代需要择选的宪法必然带着显著的中国特征,区别于其发源地的欧美宪法。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宪法不是制定的,而是长期形成的”。{4}72生长于不同文化土壤的宪法沾染着本土文化的价值取向,形塑着该国的宪法观念、宪法文本和宪法实践。
  中国现行宪法的颁布与实施,自始面临着多元文化的背景[5]。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传统文化具有的重义轻利、重群体轻个体,以集体为本位的价值取向对中国宪法的品格形成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尽管对中国传统文化所表现出来的集体主义倾向能否称之为集体主义还存在一些争议[6],但自五四运动传入并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的社会主义文化,其根本价值取向是以集体主义为原则的。所以,奠基于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基础之上的中国宪法必定继承了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价值倾向,从而区别于以自由主义为文化土壤的西方宪法。
  (一)具有集体主义倾向的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人的集体主义观念可谓源远流长。《礼记》有云:“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5}礼运中国人的集体主义精神集中体现在传统文化中“为公”的理念。{6}因公忘私、大公无私一直是中国文化所尊崇的价值导向。“没有国哪有家,没有家哪有我”,这不仅是中国人普遍拥有的价值取向,而且是整个中国文化圈内的国家及其人民共有的价值观念。这种“为公”的价值倾向的产生与表现可以分解为以下三个层面:
  第一,集体劳作和集体消费的生产生活方式。中国传统文化的集体主义倾向,最根本的受制于中国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以小农经济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农业社会。在传统小农经济中,家庭是最基本的生产单位。“个人从属于家庭,不是独立的生产者,管理者,也不是独立的经济利益主体。”{7}154古代生产效率低下,一户家庭需要耕种十亩以上的土地才能够勉强维持生计,同时,播种和收获时农务极为繁重,每个人都是劳动力,要承担一定的劳动任务。加上农作物种植需要一定的种植经验,家庭内部必须要团结协作并服从家长的统一安排,收成才能够有所保证。因为农业生产所需要的土地、劳动工具和劳动知识都需要从家庭中获取,个人无法独立于家庭进行生产。在生活上,供个人消费使用的生活资料也都来源于家庭的分配,并且量非常少仅够生存,个人难以脱离家庭而进行其他活动。此外,农业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就在于个人对集体的依附关系。家庭、村落(大家族)、国家作为三种最为重要的集体,家庭组织生产、村落防范自然灾害、国家抵御外敌,任何个人都难以脱离它们而生存下去。它们的存亡决定了个人的存亡,它们的繁荣也决定了个人的繁荣。正因为家、村落和国家这类集体对于个人生存如此重要,古人根据生活经验就能够产生家国重于个人等集体主义取向的价值观念。
  第二,集体至上的政治组织结构。在传统中国,以家庭为生产单位、以村落为生活共同体和以国家为文化共同体这样一种生产生活样态决定了公共权力的配置也是以家庭、村落和国家为中心的。家族(包括家庭和大家庭组成的村落)和国家被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代表家庭和国家行使权力的家长和君王则拥有对其成员的崇高权威。在各种道德语言和法律语言中,充斥着作为个体的家庭成员和国家臣民对家庭和国家的道德义务和法律义务。传统中国里的家族不仅是基本的生产单位,也是基本的政治组织。家长、族长拥有法律承认的对家族成员的生杀予夺的权力,以及处理家族内部纠纷的司法权力。而且这种权力比官府的裁判权还享有一定的优先性,往往只有当家族内部不能够作出适当处理时,才由国家司法机关处理。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正是按照家族制度的逻辑组建。产生于家族中的孝悌、仁爱、名分、尊卑等观念同样用于政治领域,调整政治领域的君主与臣民的关系。无怪乎林语堂说:“家族制度是中国社会的根底,中国的一切社会特性无不出自此家族制度。”{8}175中国传统社会的国家与家庭具有同质性,“天下为公”的国家观、中央集权的权力体制、以忠君为核心的君臣伦理分别对应了家族制度中的财产共有制、家长集权制、以孝为核心的伦理制度。这种家国同构的组织结构强调家国至上,要求个体绝对服从。
  第三,家国情怀的价值观念体系。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个人既无经济上的独立,也无政治上的自由。由于个体对家庭和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和政治服从关系,个体的价值目标也往往与家庭目标、国家目标相挂靠。家庭和国家与个人荣辱与共、休戚相关,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很容易产生家庭本位的价值观念。中国古代人在认识人的性质、人的价值、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社会的关系等问题上始终是从一种经验主义的方法进行阐释的。例如,生产上对自然的依赖,产生了“天人合一”的观念,生活上对家庭、宗族的依赖,产生了家族本位的观念。这种经验主义的认识方式,在个人对群体有高度依赖的传统社会,很容易产生整体主义、群体本位等价值观念。在人的本性方面,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人必须过群体生活,必须以道德作为个体的人生目标。道德是以个体对集体的责任为主要内容的,意在要求每个人克制自己的个人欲求,从而达到集体的和谐。中国文化把人看作是群体的有机组成部分,每个人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其他人的互助与集体的教化。而现代西方文化则把人看作是具有理智、情感和道德的独立个体,每个人对自己的命运负责是最高最宝贵的价值。因而,中国人没有得出西方近代抽象的、原子式的个人观,而是产生了人作为伦理关系中一员的个人观。中国传统文化中个人的价值追求不是个体的自由,而是普遍抱有家国情怀,以光宗耀祖、保家卫国为最高的人生价值。
  (二)以集体主义为原则的社会主义文化
  当下的中国文化已不仅仅是传统文化的延续,而是掺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文化和西方自由主义文化的混合物。其中,具有集体主义倾向的传统文化和以集体主义为原则的社会主义文化占据着主体地位,决定了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自发生长起来的文化,它的集体主义价值倾向根植于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深处,并以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影响着中国人。这也是以集体主义为原则的社会主义能够为中国普天民众所认同并最终在中国扎根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中国传统的集体主义仅仅是一种内在倾向,而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则是其明文宣示的一项道德原则和价值观念。
  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提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时,没有明确提出集体主义,但马克思主义在认识人和共同体关系上始终强调人和共同体的辩证统一。马克思主义认为,人具有自然性和社会性的双重属性,人的社会性是人的本质属性。人的社会性来自于人的集体生活。因此,“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集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9}84并且,马克思还提出了“真实的集体”概念,指出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不同于其他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下,集体与个人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不同于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以集体主义为名而行保护统治阶级剥削被统治阶级利益之实的“伪集体主义”。马克思关于集体的阐述成为后来的集体主义的思想渊源。列宁和斯大林不仅继承了马克思的集体主义思想,并且明确提出集体主义的概念,并进行了制度实践,建立起了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体制。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集体主义原则迅速在中国扎根,并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中,集体主义原则有以下几层含义:
  第一,集体主义是无产阶级的专属,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对立物。周恩来同志在谈到集体主义的产生时,将集体主义视为无产阶级的专属:“集体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思想,是从无产阶级的劳动和阶级斗争中产生出来的。”{10}133-134并且强调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发展集体主义,反对个人主义。
  第二,集体主义建立在个人与集体、国家的根本利益一致的前提上。毛泽东同志曾在阐述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关系时指出:“物质利益也不能单讲个人利益、暂时利益、局部利益,还应当讲集体利益、长远利益、全局利益,应当讲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11}454社会主义国家的集体主义原则,不是完全不顾个人的国家主义,而是建立在个人、集体和国家根本利益相一致前提下的集体主义。
  第三,在集体主义原则下,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要保障个人利益,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新中国建立之后,集体主义被写进了1954年的《宪法》。刘少奇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报告》中指出:“我们的国家是充分地关心和照顾个人利益的,我们国家和社会的公共利益不能抛开个人利益;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不能离开个人的利益;我们的国家充分保障和社会的公共利益,这种公共利益正是满足人民群众的个人利益的基础。”{12}161-162这是因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阶级剥削的基础已经被摧毁,国家不再是少数人专政的工具,而是全体人民根本利益的维护者,国家利益代表的是全体人民的普遍利益。基于这种社会主义的价值理念,以“五四宪法”为代表的中国宪法始终秉持着集体主义的价值倾向。
  概而言之,集体主义的价值取向代表的是中国人对于自身存在方式和存在意义的价值决断。它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生产生活方式、政治组织结构和价值观念体系之中,并在救亡图存的近现代革命建国过程中得到进一步确认。尤其是在社会主义文化传入中国之后,集体主义的正当性得到了科学论证并成为新中国宪法的价值准则。
  二、集体本位的宪法目标
  文化土壤是一种既定前提。中国宪法的制定和运行自始处于宪法文化的影响之下,中国宪法文化的集体主义品质自然会在中国宪法上打下深深的烙印。中国宪法在组织、维护政治共同体的过程中所表达出来的集体主义价值取向,也即本文所指称的中国宪法的集体主义品格。集体主义价值取向下的宪法在组织共同体,处理个体与共同体关系的过程中,强调个体与共同体的利益一致性,侧重共同体的价值优先性,要求个体价值追求服务共同体的整体目标,并在个体与共同体冲突时要求个体服从集体价值原则。集体主义品格的核心内涵即共同体优于个人的价值原则。这一价值原则集中体现在现行宪法的国家目标、权利观念和权力结构这三个方面。宪法所确立的国家目标表明了人民通过制宪建立国家的根本目的,在宪法价值秩序中占据着最高位阶。宪法的价值取向最能够从该目标中体现出来。而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是宪法组织国家这一政治共同体的两个核心要素,宪法的价值取向同样能够在权利规范背后的权利观念以及权力规范背后的权力结构中得到体现。小词儿都挺能整
  中国宪法的集体主义品格首先体现在现行宪法所确立的国家的价值目标上。梳理新中国历部宪法文本,可发现这些宪法文本无一不充斥着浓厚的集体主义色彩。1949年《共同纲领》第1条将国家目标定为:“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而奋斗。”被定位为过渡时期宪法的“五四宪法”,其宪法目标为“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即“一化三改”)。“七五宪法”则将宪法目标定为“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七八宪法”则定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现行《宪法》关于国家目标的规定集中于序言第7自然段:“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除了宪法文本之外,发挥着重要宪法功能的《中国共产党党章》将共产党的任务和目标规定为“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而根据邓小平的解释,“三件事的核心是现代化建设”。{13}240由此可见,中国宪法始终以国家目标作为他的最高价值目标,这与以个体自由为最高价值目标的欧美宪法形成鲜明对比。
  中国自近代以来,立宪本身都是作为一种集体价值——民族独立与富强而被追求的。无论是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还是实现国家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都是一个个饱含集体主义价值取向的目标。在传统中国人的价值观念中,家、国的重要性始终是排在个人之前的。加上受尽屈辱的近现代历史,使得中国人更加确证了这一价值判断。中国宪法在序言中通过历史叙事的方式将实现国家和民族的伟大复兴作为国家的终极目标,而不是把个人的自由和幸福作为国家的首要目标,正是以根本法的形式对中国人价值取向的确认。它体现的是共同体先于个人、共同体的善是最高的善、个人价值的实现必须与共同体善的实现结合起来的理论预设。具体而言,中国现行宪法所确立的价值目标大体上遵循如下一套价值逻辑:
  第一,共同体先于个人,个人的生存和发展有赖于一个强大的国家。在西方自由主义宪法看来,个人并不是共同体的产物,共同体才是个人联合的产物。个人是第一位的,是本源和目的,国家是第二位的,是个人联合的派生物和实现个人权利的手段。但中国人认识事物总是遵循着从整体到部分、从集体到个人的认识路径。俗话说:“大河无水小河干,大河有水小河满。”在个人与国家的关系问题上,绝大部分中国人更倾向于个体依赖国家而生存的观点。个人的生命、财产都来源于既有的集体内,个人被看作为一个更大的社会有机体的内在组成部分。家、国这类的集体先于个人而存在,重要程度始终是排在个人之前的。个人只不过是集体的派生物,个人的生存和发展依赖于共同体提供的各项条件。李泽厚先生也曾指出集体(家国)意识是中国传统文化心理结构中的一项重要内容。{14}161一般的中国人也很难接受西方自然法理论和社会契约论所说的个人先于国家而存在、国家权力来自个人权利的让渡的个人主义理论。
  第二,公共的善优先于权利,个人权利的来源及实现都要从属于公共的善。权利优先于善还是善优先于权利是当代西方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的一项原则分歧。罗尔斯基于古典自由主义的立场率先提出了“权利优先于善”的理论命题,假设了无知之幕的存在,对个人做原子化理解,将个人权利视为在善之上的价值目标。与罗尔斯强调个人权利对社会的优先性不同,社群主义者认为不存在先于共同体而存在的完全自足的自我,个人权利存在的前提是他属于某个共同体的成员,因而权利优先于善的命题在历史上和逻辑上是站不住脚的。{15}26-33社群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分歧非常接近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分歧。在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上,中国宪法的目标定位与社群主义强调集体的价值,强调集体之于个体的优先地位,要求个人权利服从于公共的善;而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却强调个人的价值,强调个人权利之于集体的统治地位,要求个人的善和公共的善都服从于个人权利。中国宪法先于个人权利确立了一个公共的善——国家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这个公共的善的地位远远在个人权利之上。个人权利的实现依赖于国家的富强,个人权利实现的目标也指向国家富强。
  第三,个人的善要服从公共的善,个人的价值追求必须与共同体的价值目标相一致,个人价值的实现必须与共同体的价值设定结合起来。公共的善与个人权利何者处于最高地位,意味着何者将成为最根本的价值尺度。在以个人权利作为价值尺度的国家,宪法以保障个人自由为目标,并不设定一个公共的善(即使是政府也可以被推翻),更不允许以公共的善的名义危害个人自由。中国宪法不仅设定了一个公共的善——国家富强,而且将其置于个人自由之上。所有公共权力和资源都要围绕着如何实现国家富强来进行分配,而经过公共的善的注入的公共权力和资源也都拥有了高于个人的权利和自由的宪法地位。例如,在中国宪法中因公共利益需要限制个体权益具有天然的正当性。个人权利和自由不仅不能违背公共的善,并且要积极地去实现公共的善。在这种集体主义价值取向宪法下的个人,其个人的价值追求也不同于个人主义宪法下的自由地追逐幸福,而是努力投身到公共善的实现过程中,将个人价值的实现与公共善的实现结合起来。
  以美国宪法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宪法从自然法理论出发,认为个人先于社会和国家,个人权利是自然的,是与生俱来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权是先于国家的自然权利,国家不过是为了保护人的自然权利而成立的政治共同体。个人的价值并不是去实现国家的强大,个人权利才是国家的最终目的。然而,中国宪法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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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林来梵.中国宪法学的现状与展望〔J〕.法学研究,2011,(6):20-22.

{2}韩大元.中国宪法学研究三十年:历史脉络与学术自主性〔J〕.中国法学,2008,(5):4-6.

{3}李学农.文化、人格、价值观的方法论与集体主义价值观——兼论中国人的集体主义倾向〔J〕.江海学刊,1996,(6):41-47.

{4}〔英〕阿克顿.自由与权力〔M〕.侯健,范亚峰,译.北京:译林出版社,2011.

{5}礼记〔O〕.北京:北京联合出版社,2015.

{6}梁治平.“为公”的理念〔J〕.中国法律评论,2014,(2):66-86.

{7}夏勇.中国民权哲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

{8}林语堂.吾国与吾民〔M〕.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10}周恩来文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11}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12}刘少奇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13}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4}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15}俞可平.社群主义〔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16}〔英〕沃伦·霍勒曼.西方人权运动中的个人主义〔M〕∥.何海波.人权二十讲.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小词儿都挺能整

{17}夏勇.人权概念起源〔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

{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9}侯猛.权利观念的中国化——从民族国家选择到社区伦理挑战〔J〕.法律科学,2011,(5):3-12.

{20}王世杰,钱端升.比较宪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21}吴家清.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的宪法定位〔J〕.法商研究,1999,(3):43-46.

{22}〔美〕L.亨金.权利的时代〔M〕.信春鹰,等译.北京:知识出版社,1997.

{23}张薇薇.“人权条款”:宪法未列举权利的“安身之所”〔J〕.法学评论,2011,(1):10-17.

{24}潘恩选集〔M〕.马清槐,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25}万鄂湘,彭锡华.人类社会追求的共同目标——世界人权宣言〔J〕.法学评论,1998,(2):1-6.

{26}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7}江泽民.在英国剑桥大学的演讲〔N〕.人民日报,1999-10-23(01).

{28}张千帆.宪法学导论——原理与应用〔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29}邹爱华.美国土地征收法的新发展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现代法学,2013,(4):150-162.

{30}程乃胜.论民主集中制原则在宪法中地位〔J〕.法制与社会发展,2003,(6):57-64.

{31}马岭.我国现行《宪法》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J〕.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13,(4):2-14.

{32}〔英〕边沁.政府片论〔M〕.沈叔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33}〔英〕戴雪.英宪精义〔M〕.雷宾南,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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