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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规范法学视野下的民间法研究
【英文标题】 Research on Folk Law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ormative Jurisprudence
【作者】 周俊光【作者单位】 中南大学法学院
【分类】 法理学【中文关键词】 民间法;民间规范;权利;研究使命
【英文关键词】 folk law; folk norm; right; research mission
【文章编码】 1000-5242(2017)02-0048-12【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7年【期号】 2
【页码】 48
【摘要】

传统民间法研究常遭受种种批评,其根源多在于民间法并未明确自身的规范定位。民间法属于行为规范的范畴,但并不属于法律的规范范畴,因而从学理上说需要以“民间规范”来丰富“民间法”的概念内涵。这意味着民间法研究首先需要着重关注民间规范对于正式秩序的结构问题,这是民间法研究在法治语境下证成自身正当性与合理性的必然选择。民间法需要以“权利”为基本范畴展开研究,以期作为中国现代法治建设的助益资源。民间法的当下研究任务包括:重建民间规范的话语体系、构建民间规范的理论体系以及证成多元规范共治下的新型法治模式。

【英文摘要】

Traditional folk law research has suffered from a lot of criticism, because it does not clear its normative positioning. Folk law belongs to the social behavior norm, but it does not belong to the category of legal norm, so it is necessary to enrich the conception of “ folk law” with “folk norm”. This means that folk law research needs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problem about active structure of folk norm to the law, and this is the inevitable choice for folk law research to prove its legitimacy in the context of the rule of law. Folk law needs to start its research by using “right” as one of its basic categories if it wants to be the resources of construction of the China’s modern rule of law. The current tasks of folk law include: reconstructing the discourse system of folk norm; constructing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folk norm; and proving a new model of rule of law by the governance of the multi-standard norm.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24878    
  近三十年来我国的民间法研究一直稳步前行,但随着民间法研究的深入,有关民间法研究的质疑之声不断涌现,同时民间法研究自身也进入误区。澄清民间法研究存在的问题,回应民间法研究遭到的质疑,厘清民间法研究的发展道路,是每一位民间法研究者的责任和义务。
  一、规范法学下对民间法研究的再反思
  (一)民间法批判:论法律的一元与多元之争
  对民间法问题的反思首先需要明确到底何为民间法。虽然我国的民间法研究已走过近三十年的发展历程,但对“民间法到底是什么”这一基础问题,学界还未达成共识。学者们往往根据自身的学术立场和学术需要对“民间法”概念进行阐述。[1]虽然关注点有所不同,但总的来说,学者们主要还是采取一种社会法学的研究进路来定义民间法,这也使得看似五花八门的民间法定义仍有其共通的特征,自发性、实践性、非正式性以及强制性,这些关键词多为民间法研究者在定义民间法时提及或强调。
  典型的社会法学研究进路的民间法学者如严存生就将民间法定义为“来自并适用于民间的法”。在严存生看来,国家法是由民间法逐步发展而来的,国家法只是民间法的派生物,“(国家法)是逐渐产生和发展的。最初的国家法是习惯法的汇编或是被编纂的习惯法典,它是从民间的习惯法中提炼出来的”[2]。民间法与国家法的关系在于:首先,国家法对民间法具有依赖性;其次,国家法对民间法具有反作用。民间法与国家法是原生与次生、特殊与一般、局部与整体、多元与一体的关系,二者相互作用,同时又不断发生转化。二者区别主要在于适用范围上的差异以及实施手段上的差别。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法社会学视野下的民间法观念受到了学界、特别是规范法学界的严厉批评。相关批评综合起来看主要有两点:一是认为“民间法”的概念是否成立尚需考察;二是认为在此种民间法观念之下兴起的民间法研究是一种对法学研究、特别是法治现代化建设研究的解构力量。
  一种批判的观点认为所谓“民间法”是西方法律文化中所特有的现象,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并不存在与之相适应的法律现象和法律文化,在对中国传统法律现象和法律文化进行分析研究时不应强行套用“民间法”的概念。这种观点以已故法史学家曾宪义为代表。曾宪义指出,西方法社会学界所谓的“民间法”是与“国家法”相对而言的一个概念,而西方“国家法”的概念往往非常狭窄。民间法理论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即使在西方社会学法学派的内部也受到质疑,因此国内学界对此种概念不加鉴别地直接拿来使用的行为犯了一种将“结论”当做“真理”的错误,而这也是近代以来中国本土法学研究处在尴尬境地的主要原因。[3]
  另一种对民间法的批判主要集中在民间法研究对法治建设的作用上。这种观点认为,就当代中国法治建设进程而言,民间法通常扮演一个消极角色——民间法往往是对法治的一种解构性力量。如伍德志指出,当前国内的民间法研究往往存在去政治化的研究倾向以及对中国法治建设核心问题的回避。民间法学者对民间法研究现实意义的过分放大,将民间法拔高到与国家法并列的二元并立地位,加之民间法研究中对其负面部分内容的自觉不自觉忽略,最终使得民间法研究成为中国法治现代化建设的解构性力量,“民间法研究者在对政治禁忌心照不宣地保持沉默的同时,言辞激烈地争论着与现实关系甚微的学术问题,造就了一片虚假的学术繁荣。喧嚣的学术争论背后是对政治性法律实践这个当下中国法治建设核心问题的消沉和冷漠”[4]。
  上述两种对民间法观念的批评分别从历史和现实的维度展开。在曾宪义看来,中国传统帝制社会并没有给民间法留出足够的生长空间,因而“民间法”的提法值得商榷;而在伍德志看来,所谓民间法不过是一种对国家法治建设起到解构性力量作用的法学犬儒主义研究倾向。虽然两位学者的批评不乏独到深刻之处,但无论曾宪义对中国古代传统社会国家法的实际功能判断,或是伍德志对民间法研究犬儒主义倾向的指责,其观点都有待进一步商榷。[5]需要指出的是,对如上批判的系统回应并非本文之主要目的,笔者于前文引出这些批评,意在说明民间法及其研究中存在诸多争议批评,但更重要的是强调这些批评多是站在国家法中心主义视角上进行的。在笔者看来,民间法研究的批评者大多站在国家法中心主义的立场之上,或从历史角度质疑民间法的存在可能,或从现实角度指责民间法破坏法治进程,其理论预设根本在于“民间法非法”。换句话说,由民间法概念及其研究所引发的争议和批评,主要集中在民间法到底是不是“法”的问题上。
  民间法到底是不是“法”?这是一个从民间法诞生之日起就一直被追问的问题。面对民间法的法律属性问题,民间法学者自是抱持肯定观点。从学术流派的角度来讲,民间法学者多是社会法学派中人,无论埃利希、吉尔兹、霍贝尔还是千叶正士,皆不例外。民间法学者们多持“法律多元”的学术立场进行法学研究。所谓“法律多元”就是主张法律并非只有国家法或官方法一种表现形式。如埃利希所主张的“活法”、吉尔兹所主张的“地方性知识”以及霍贝尔所提出的具备强制惩罚效力的社会规范等,这些社会事实皆可看作“法律事实'成为法学的研究对象。“法律多元”的提出打破了西方“法律一元”“法律神圣”的神话。这一词语嗣后经由法社会学、法人类学学者不断扩充、改造,最终成为一种主张法的多元表现形态的理论范式。而这一理论范式也成为研究民间法的学者们所秉持的基本学术立场。
  而具有规范法学背景的学者多对民间法的法律属性抱持否定态度。如前所述,“法律多元”是为应对“法律一元”主张而出现的,而规范法学派则是法律一元主义的坚定支持者。法律一元主义主张法律只有国家法一种表现形式,不经国家确定或认可、不具有国家强制力的规范不能称之为“法律”,而这也是规范法学派所坚持的主要观点。奥斯丁主张法律是“主权者发布的命令”,凯尔森将法律定义为是一个由不同等级的规范体系所构成的整体,哈特强调法律是内部规则和外部规则的统一体,这些观点无不强调法律的公权力属性。在规范法学者看来,所谓法律就是由国家或优位者所制定的、对人们行为表达其意志的规则集合体。习惯法或者称之为民间法的那种社会事实并不属于“法律”的范畴,民间法仅仅是一种从属于法的东西,其在起源和效力上取决于立法者的授权、认可或批准。[6]
  厘清了社会法学派和规范法学派对民间法的基本学术态度,就可以更深入地理解学界对民间法研究的批评。在社会法学者眼中民间法是“法”,而在规范法学者眼中,民间法则不是“法”,两种观点对立的背后分别是法律多元主义和法律一元主义的理论对峙。民间法到底是不是“法”的问题,从根本上说还是一个法律一元主义与多元主义的对峙问题。在规范法学者看来民间法不是“法”,自然其概念也是难以成立的,其研究和相关主张必然会进一步阻碍现代法治国家的建设。
  (二)从多元到一元:论民间规范作为民间法概念内涵之补充
  笔者虽不赞同伍德志关于民间法研究必然阻碍中国法治建设的观点,但主张站在法律一元主义视野下,即规范法学的立场上审视、反思当下的民间法研究,以期更好地促进民间法研究的体系化、理论化发展,并为当代中国法治建设做出自身的贡献。
  虽然法学是一门古老的学科,但其真正获得独立的学科地位却是在十九世纪规范法学派兴起之后。在此之前法学或作为哲学的附庸,或作为神学的附庸,甚至作为政治学的附庸。正是法律实证主义者的“从法律内部来发现真正的法律”的主张,才使法学最终摆脱了自然法传统与生俱来的那种形而上观念,真正成为了一门具有独立研究对象(实在法)和研究方法(规范分析方法)的社会科学。在规范法学者那里,一种单纯的、描述的,或是说至少是道德中立的法律理论是可能并且可欲的。布莱恩·比克斯指出:“规范法学建立在这样一个简单的论断之上:对法律的恰当描述即是法理学的目标和任务,并且描述是一项需要与道德判断相分离的任务。”[7]如果说自然法学派、社会法学派的观点是“关于法律的思考”,那么规范法学派的观点就是“根据法律的思考”。规范法学派的兴起和发展使得法学真正成为一门社会科学,任何一种法学流派的观点,如果不能经受来自规范法学派的打量与叩问,那么其注定难以在法学研究中稳获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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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虽然民间法研究的理论渊源在于法律多元理论,但其并不意味着民间法研究只能在法社会学、法人类学的研究视野下进行,相反,民间法研究同样可以在法学、尤其是规范法学的视野下开展研究,甚至于规范法学视野下的民间法研究要远比法社会学、法人类学视野下的研究重要得多。谢晖指出,民间法同样可以作为法学规范分析的研究对象,为当代中国法治建设贡献力量。[8]
  坚持法律一元主义立场,坚持从规范法学的立场研究民间法,首先需要解决的就是民间法的属性问题。如在严格的规范法学派视角下对“法律”定义,则“法律”只能是由公权力所确认和支持的规范体系。以这一概念来对比民间法,不难得出民间法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法律事实之结论。
  站在规范法学的立场上审视民间法,很容易发现“民间法”这一提法本身具有重大矛盾。如魏治勋指出,代表性民间法学者们对于“民间法”概念的使用,蕴含一个严重的悖论:一方面民间法学者们承认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的基本框架,这就意味着从规范法学的视角来看只有国家制定或认可的法律才是真正的法律;另一方面,民间法学者们又兼跨社会法学的视角,将民间社会中生成并适用的非正式规范冠以“法”的名称而称之为“民间法”,这就使得“民间法”这一概念在同一语境下出现了不应有的模糊和张力——“民间”和“法”本身就是一对矛盾,更遑论将二者勾连起来的所谓“民间法”概念。[9]而在眭鸿明看来,“民间法”这一概念本就不具有学术意义,应当将之果断放弃。[10]应该承认,这些批评揭示了民间法概念本身所内含的矛盾和张力,从规范法学的视角来看,民间法概念本身的合理性确实有待商榷:“民间”与“法”本不相容,却硬生生将两者连用,这表明了民间法的学术野心——民间法想要进入法学研究的核心领域,就必须尝试将自身的研究作正当化解释,殊不知选择这样一种强行把“民间”与“法”连用的办法导致了民间法概念的重大悖论。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魏治勋主张放弃对民间法概念合理性的追问,而仅仅将民间法当做一个“符号”,一个指代“各个领域、各个类型的民间社会规范”的“符号”。[11]笔者赞同魏治勋的观点。
  如果将“民间法”比作一个站在原点的少年,那么再往前一步,就是要求对“法律”概念做绝对扩大化解释,将社会生活中凡是具有规范效力的社会事实统统纳入“法律”的范畴中来。这种傲法完全将“法律”等同于“规范”,是另一种形式的法律虛无主义,不但滥化了“法律”的学理概念,同时也对现实中国的法治建设起到负面的解构作用。如果这个少年往后退一步,承认所谓“法律”乃是由公权力确认的规范体系,承认“民间法”非“法”,而用“民间规范”的提法来进一步丰富“民间法”的概念内涵,那么我们不但可以借由“民间规范”进一步明晰民间法研究所特有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更可从学理角度理顺民间法与法律之间的关系问题,从而为民间法研究进入法学领域指明方法和路径,从而完成既往“民间法”研究未能完成的任务一对民间法的法学正当化解释。
  由此,笔者从规范法学的视角出发,坚决主张在民间法研究中以“民间规范”的提法来进一步丰富传统“民间法”之概念内涵。规范法学视野下的民间法严格指称应为民间规范,它是某一特定区域内的社会主体在长期生产、生活过程中形成的,用以规定主体间权利义务关系、调节各类纠纷,具有强制性、权威性、规范性和一定约束力的行为规范体系。规范性是理解民间规范的关键:首先,规范性将民间规范同一般的民间习惯区分开来,民间规范是从民间习惯中生成的,但并非所有的民间习惯都具有规范性因素;其次,民间规范虽然同法律规范一样同属“规范”之范畴,但民间规范不是法律规范,这也将民间规范同法律规范做了严格的区分(民间规范必须获得公权力机关的确认或认可才能成为严格意义上的法律规范)。[12]民间规范之于当代中国法治建设而言具有重要意义。在下文,笔者将就民间规范结构于正式秩序的必要性、方式和路径等问题展开论述,以期进一步明晰当下民间法研究的主要任务。
  二、论权利作为民间法研究的核心范畴
  (一)论民间规范结构正式秩序之必要性
  如前述,虽然从规范法学的视角来看,民间法不属于法律范畴,但这并不意味着民间法就必然游离于当代中国法治建设及其相关的正式秩序之外,或是产生某特定的负面效应。与之相反,就当代中国法治建设而言,民间法研究是应当有所作为的。在规范法学视野下开展民间法研究,必须强调民间规范自身对法律规范与正式秩序的主动靠近。这既是在法治语境下民间法研究欲求得生存发展的必由之路,同时也是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内在要求。
  谢晖指出,当代中国法治的建设问题说到底是一个“我们究竟拿什么来建设法治”的问题,这一问题只有结构到主体中国语境下才真正具有意义。拿什么来建设法治的问题,表面上看是法治自身的问题,实质上却牵涉与法治有关的更加广泛的社会问题和日常生活问题。何以言此?法律虽然是由公权力予以确认的行为规范体系,但它是人造的规范,因此必须满足主体适用规范的基本目标——特定交往秩序之实现。由此,法律不得不关照社会,关照主体的日常生活,以期能更好地实现对主体间特定交往秩序的确认和维护功能。“这一由生活到法律,再由法律到生活的回环型命题,彰显着一国的法治建设如果决然抛开自家的文化传统,隔断自己的法治经验,我们收获的可能是法治的外观,我们失去的则是法治赖以生存的文化基础和社会事实。”[13]而新中国近七十年尤其是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法治建设进程中遭遇的种种阻力和困难,大多是法律规范罔顾本土文化传统和地方经验造成的。
  “变法”是中国近代法律史的主旋律,即便是在清末、民国,主张以欧陆建构主义法律观念重塑中国法治的时代,国人仍不忘对地方、民族传统的关切与照顾。新中国建立之后,由于受苏联维辛斯基法理学和法治传统的影响,国家和政府一直力推一种激进的、自上而下的统一成文法治理模式。单就规则而言,当代中国国家法在理念、规则上或许颇多先进之处,但对地方、民族却往往失之关照。对中国这样一个拥有广阔土地面积的国家而言,民间规范作为一种对地方和民族习惯予以特别关照的“地方性知识”,往往能够对特定地区社会秩序之生成和维护起诸多助益之用。倘若国家法完全不顾及民族、特定地方长期以来自发形成的文化传统和地方经验而一意孤行,就会出现国家法调整对象扩大化的问题。这种选择性的偏差必然会造成国家法对民间规范的事实性压制,从而导致国家法遭到来自于民间社会的不满和抵制。罔顾民间规范、片面推行国家法的行为往往会招致地方群众的强烈反抗,而在国家法的适用过程中主动关注并引入民间法的行为却往往能得到地方群众的广泛认可。此种观点学界多有论述,于此不赘。[14]
  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中国的法治建设开始重视本土文化传统和地方经验,而民间法研究的意义也于此得到体现。但民间规范之于法治建设的重要意义并不意味着法治建设必须一味迁就传统文化和地方经验。在强调民间规范对于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重要意义之后,我们更需强调的是,中国的法治建设之路只有在坚持对外借鉴和移植先进的法律理念和法律规则的基础之上,才能谈及对民间规范的关照与运用。何故?原因在于作为传统文化和地方经验表征的民间规范不可能单独支撑起中国的法治建设。谢晖指出,中国近代以来的现代化本质上是一次全面的结构性的转变,传统亦在变化之中,因循守旧的“活生生的传统”不可能独自或主要支撑起中国的法治大厦;加之法治的本质在于控权,而“中国传统文化本质不是法治的,因此,如不果断地采取措施,淡化活生生流动的传统中对权力的无限崇拜,就不可能有中国之法治”。[15]
  由此,所谓法治,光论及国家法未免失之偏颇,但片面强调民间规范亦未免失之荒唐。中国的法治建设进程,从本质上讲是一个獄法律移植为主、但必须兼頋本土经验的历时性过程,是一个以西方现代法治理念和法律制度重构中国传统文化并使之适应现代法治文明秩序发展需要的过程。该过程既是一个“具有时间意义和全人类价值的法律理念、原则、规则、组织框架、行为方式等为我理解、掌握和运用的复杂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以中国文化载体表达法治内在要求,是中国文化主体以其固有文化工具理解、消化与运用法治精神及其规则的过程”。这一过程意味着“法治精神及其规则必须寻求中国固有文化传统的内在支持,以求以国家法为代表的显规则和传统文化规则的契合统一”“中国实现法治的过程,在本质上是一个以法治文化精神重构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过程”。[16]
  (二)论民间规范结构于正式秩序之方式
  如前述,虽说民间规范和国家法同属于社会规范的范畴,但从法治的视角来看,民间规范仍有主动结构于正式秩序之必要。这就要求民间规范研究不仅需要通过法社会学和法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收集、整理来自于民间社会的一手规范素材,同时亦有必要考虑如何让那些在现代语境下仍有积极意义的民间规范进入正式秩序,成为国家正式法律制度之组成部分。在笔者看来,后一个问题无疑更加具有法理学意味和现实意义。
  如本文第一节所引批评,传统的民间法研究大多还停留在对传统民间法素材的收集、整理的层面,其他领域的法学研究者、尤其是法理学研究者批评其是在“讲故事”而缺乏必要的理论提升。与之相反,将“民间规范”引入“民间法”概念中去的新民间法研究不仅强调对民间规范的收集、整理,同时也强调对民间规范的法学提升——即考虑在当前法治语境下,民间规范应当经由怎样的方法和路径,方能为国家法所确认而结构于正式秩序之中。亦即探讨民间规范能否以及如何上升到国家正式法律规范的方法和路径问题。这既是对民间法研究理论研究品格和层次的重大提升,同时也是对诸如“民间法犬儒主义”批评观点的有力回应。[17]
  民间规范应当如何结构于正式制度之中,使无论立法者或司法者的活动都能够借该种方法将民间规范确认为国家正式法律规范?无疑对此问题的回应牵涉甚广,在该问题下既可讨论宏观的价值问题,亦可讨论纯粹的技术问题,即民间规范结构正式秩序的实际可操作技术。由于价值问题并非本文关注的重点,加之限于篇幅,本文于此只讨论后一方面,即民间规范结构于正式秩序的技术路径问题。
  就探讨民间规范应如何结构于正式秩序这一问题而言,笔者主张谢晖的“规范权利说”。在谢晖看来,权利是民间规范与国家法的共通点,亦是民间规范得以确认成为国家正式法律制度内容之关键。[18]如前所述,所谓规范是作为主体的个人应当如何行为之标准。法学视野下的规范概念由权利和义务两个核心要素组成,两个核心要素又进一步衍生出权力和责任、强制与惩罚等法学的基础性概念。由此视角看,国家法亦是一套由国家公权力确认并保证实施的行为标准体系,该体系是一套由权利义务构成核心范畴的体系。由此“权利”视角反观法律,所谓法律的目标或任务,无外乎是考虑如何在主体间交往行为的既有结构之中发现权利,并借助理性的文字对其予以表述或者命名,以实现正式秩序对主体权利的确认和保护。但主体是自在的主体,光凭立法活动所确认的国家法规范以及由其所带来的“正式权利”是无法涵盖自由主体所享有的全部权利。国家法作为主体理性构建之产物,会因理性的局限而产生局限,此为法律漏洞。法律漏洞从本质上来说是不可避免的,但这也会造成正式秩序中的权利漏洞,而权利漏洞正是民间规范得以结构于正式秩序的关键。
  民间规范既属规范之范畴,自然摆不脱以权利的形式来保障主体自由之实现。民间规范作为生发于主体长期社会实践的产物,其权利要素之生成拥有相当坚实的事实基础。须知权利不仅有诸如祭奠权、流浪权这些习惯权利,随着现代科技的进步,也会产生诸如网名权、知识产权这些新型权利。首先法律的有限理性特征导致其不可能完全关照到那些在既往社会实践中生成的习惯权利,其次法律的保守性特征导致其难以及时对那些新兴生成的新型权利做出反应。国家法对权利的关照不周将导致主体间的权利冲突面临无法可依的尴尬境地,而这种境地又有可能导致社会失序。为了弥补相关权利漏洞,维护法律规范权威,确保既有正式秩序之稳定、有效,国家选择通过立法、司法活动来确认民间规范,从而将业已为社会主体广泛认可并适用的权利规则纳入到正式秩序之中,这无疑是最经济有效的办法之一。
  由此可明确民间规范得以结构国家正式秩序、成为国家正式法律规范的基本方法和路径:对权利的关照和保障是民间规范得以结构正式秩序的正当性之所在,从民间规范中提炼出相关权利要素、生成民间规范的权利规则后,再借由公权力机关的立法和司法活动来实现对相关权利规则的确认和认可,从而实现对国家法权利规则漏洞的弥补,这可以看作是民间规范结构正式秩序的基本方法。在面对一个业已存在的法律规范体系明确表现出来的权利漏洞时,为维护主体的正当权利诉求、确保法律制度的权威效力以及国家正式秩序之实现,民间规范有必要借助国家公权力机关的立法或是司法活动进入国家正式法律制度中,成为正式秩序的确定组成部分。
  明确了民间规范结构于正式秩序的基本方法之后,还需进一步指出的是,正如权利源于习惯一样,民间规范同样源于习惯,通常表现形式正是习惯。民间规范的研究者们也需要到习惯中去寻找那些可以提炼出民间规范的原始素材,而这正是法社会学和法人类学所擅长的研究领域。
  如果将整体意义上的民间规范研究视作一条河流,那么探讨民间规范结构正式秩序的研究进路好比河的下游部分,开拓方向;而有关民间规范的渊源研究则是河的上游部分,提供水源,二者共同构成完整意义上的民间规范研究。假如只强调民间规范的渊源进路研究,那么很容易落入传统民间法研究只重资料收集描述而不重理论提升的误区;假如只关注民间规范结构正式秩序的研究进路,那么多半会因为缺乏上游活水的资源支持而陷入“为理论而理论”的怪圈。探讨民间规范结构正式秩序的必要性和方法是为民间规范研究寻找法治语境下的归属,而强调民间规范的习惯渊源研究则是为了夯实民间规范研究的立论基础。在笔者看来,只有真正打通民间规范的由来进路与归属进路,民间规范研究才算找寻到一个自洽的逻辑体系,民间规范的研究进路才算是真正实现了对既往民间法研究进路的超越。
  由此,民间规范结构于正式秩序之路径,正是这样一条从“习惯”出发、经由“规范”而到达“权利”(法定权利)的逻辑演进的全过程。欲使“习惯”和“权利”发生勾连,则唯有凭借“规范”这一中介。由此,我们明确了所谓规范视野下的民间规范研究的基本任务:民间规范研究不仅需要关注主体多样化的社会性习惯行为素材,更需通过规范分析的方法,从这些素材中分析、抽象出相应的规范性要素,并以权利的表现方式将之学理化、体系化,以期其成为民间规范支持国家正式秩序的理论资源。
  总而言之,法治语境下的民间规范研究不但需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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