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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律科学》
死刑立即执行替代措施的实践与反思
【作者】 时延安【作者单位】 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
【分类】 刑事诉讼法
【中文关键词】 死刑立即执行替代措施;死缓;限制减刑;终身监禁
【英文关键词】 Alternatives to death penalty with summary execution; Death penalty with suspension; Commutation restriction; Life imprisonment
【文章编码】 1674-5205(2017)02-0183-(010)【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7年【期号】 2
【页码】 183
【摘要】

死刑立即执行替代措施,是限制死刑立即执行适用的一种立法选择。充分发挥现行刑法中这类措施的作用,对于大幅度减少死刑立即执行适用具有重要意义。现行刑法中死刑立即执行替代措施就是死刑缓期执行,包括一般死缓、限制减刑型死缓以及终身监禁型死缓。这为目前限制死刑立即执行适用提供了充分的法律资源。不过,限制减刑型死缓和终身监禁型死缓的适用,会导致罪犯实际服刑时间过长,进而会造成一定的人权保障方面的争议和刑罚执行上的难题。有鉴于此,在既有法律框架内,应在制度上进一步完善,使相关规范适用形成合比例性的“阶梯”,在积极减少死刑立即执行的同时,尽可能避免负效果的出现。

【英文摘要】

To provide alternatives to death penalty with summary execution is a legal approach to limit the application of such serious penalty.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use the measures provided by current criminal code to reduce drastically the amount of death penalty with summary execution. Alternatives to death penalty with summary execution conclude common death penalty with suspension, suspended death penalty with commutation restriction and suspended death penalty with life imprisonment. These measures are the legal resource to reduce the amount of application of death penalty with summary execution. However, applying such measures leads to a result that prisoners stay in prison too long, and it may make some human right argument and difficulty of punishment execution. So the law should be improved to make a more reasonable proportionality among relevant punishments so that the negative results may be avoided while the amount of application of death penalty with summary execution is being reduced.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24908    
  一、中国刑法语境中的“死刑替代措施”
  中国刑法中并没有死刑替代措施的法律用语,但不妨碍在研究中将一些立法目的或法律功能意在减少死刑立即执行数量的措施界定为死刑立即执行的替代措施。本文中使用的“死刑替代措施”,就是指死刑立即执行的替代措施。在中国大陆,有关死刑替代措施的研究,是与如何大幅度限制死刑实际执行数量的讨论联系在一起的。
  自1978年恢复法制以来,死刑问题就成为中国刑事法制的一个魅影,挥之不去。在世界范围内废除死刑的国家和地区不断增多的时期,中国上世纪整个80年代、90年代前期却在单行刑法中规定了更多的配置有死刑的个罪,死刑实际执行[1]数量自1983年“严打”之后也呈现出高居不下的局面。这种倾向直到1996年全面修改《刑事诉讼法》、1997年全面修改《刑法》时才有所改善,不过,这一改善也只限于立法层面,司法实践中死刑实际执行数量并没有明显下降。直到2007年伊始死刑核准权回归最高人民法院[2]以及一系列有关死刑案件程序方面改革措施的出现[3],死刑实际执行数量才开始大幅下降[4]。死刑问题在刑法立法上的突破,则出现在《刑法修正案(八)》和《刑法修正案(九)》,这两次刑法修正共废除了22个犯罪的死刑,规定了对已满75周岁的人一般不适用死刑,并对死缓制度进行了较大调整。
  刑事法学界对死刑适用现状一直给予关注、批评并提出具体的改良措施。在死刑立法方面,赵秉志教授提出“阶段性废除死刑”的建议,并提出应首先废除非暴力犯罪的死刑,{1}{2}也有学者提出更为“激进”的观点,即“一夜废除”死刑[5];在死刑程序方面,刑事诉讼法学者提出死刑复核权应收归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死刑案件程序和证据制度等方面进行改革[6]。有关死刑替代措施的讨论,也是在这一背景下展开的,即希望用死刑替代措施在司法上最大限度地限制死刑立即执行的适用,并最终在立法上废除死刑。这一限制死刑的思路显然是受到美国刑事司法实践的影响[7]。时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熊选国博士提出,“在中国的刑罚体系及其适用中,死刑过重,生刑过轻,虽然无期徒刑也是较重刑罚,但在实际适用中显得过轻,与死刑差距太大。因此研究死刑替代措施,也是完善我国刑罚制度的一个重要方面。”{3}
  有关死刑替代措施的讨论,最初集中在何为“死刑替代措施”以及如何进行相应的刑法完善方面。例如,高铭暄教授即提出,“所谓死刑替代措施,是指基于限制死刑适用的目的,对于立法上特定性质的犯罪,司法中特殊情况下的罪犯,不适用死刑立即执行,而代之以其他刑罚处罚方法”。高先生认为,死刑缓期执行实际上也就成了法定的死刑替代措施;在立法完善方面,他提出应将“作严厉化调整后的死刑缓期执行制度”、“严格的无期徒刑”、“附赔偿的长期自由刑”作为死刑立即执行的替代措施。{4}对此,王作富教授认为,根据中国刑法典规定,应将死刑缓期执行,而不是无期徒刑,作为死刑立即执行的替代措施。{3}李希慧教授则建议,借鉴意大利和加拿大的做法,将25年不得假释的无期徒刑作为死刑的替代措施。{5}对于死刑替代措施的理解,他认为:“是指在废除了最严重犯罪的死刑后所采取的替代死刑的处罚方法。”{6}对于学界主张以终身刑替代死刑立即执行的看法,张明楷教授认为,我国不存在终身刑,在限制和废止死刑的过程中,不必设置终身刑,也不必提高有期徒刑的最高期限;司法机关应当合理地运用、妥当地执行死缓制度与无期徒刑[8]。{7}王志祥教授也认为,即便在废除死刑后,也不需要创设新的死刑替代措施。{8}
  上述有关死刑替代措施的讨论,研究者们显然运用不同的概念、依托不同的语境:(1)概念上的差异。高铭暄教授、王作富教授对死刑替代措施的理解,是指针对死刑立即执行的替代,使用这一概念的目的,在于通过这一措施来限制死刑立即执行的适用;李希慧教授对死刑替代措施的界定,是将其作为死刑(包括立即执行和缓期执行)的替代,是废止死刑后对相关犯罪的法定最高刑选择。(2)语境的差异。高铭暄教授、王作富教授论述死刑替代措施的前提,是当下、实然的语境,即死刑尚未废除的情况下,如何利用中国现行刑法提供的法律资源来大幅度限制死刑实际执行的数量;李希慧教授则立足于未来、应然的语境,即寻求可被接受的、替代死刑的刑罚。同时,可以看到,李希慧教授更多地参考了外国立法例。张明楷教授、王志祥教授的观点相似,认为不需要在现有的自由刑之外创设新的替代措施,即便是将来废止死刑的情况下。
  在中国刑事司法实践中还大量适用死刑立即执行的现实背景下,讨论当下如何在实体法层面大幅度减少死刑实际适用规模,是探讨死刑替代措施的前提,进言之,引进“死刑替代措施”(Alternatives to Death Penalty)的概念,其主要目的在于解决死刑实际执行(“真正的”死刑)的规模问题,并将之作为向废止死刑过渡的一个“中转站”。既然如此,如何发挥现行刑法中的制度资源来限制死刑实际适用的功能,在目前更具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值得注意的是,在讨论死刑替代措施时,研究者往往会考虑采取替代措施的可接受性问题。例如,袁彬博士通过实证研究提出,可将绝对的无期徒刑作为死刑的替代措施,其根据就是调查受访对象对绝对无期徒刑的接受程度。{9}可接受程度的判断,考量的因素就是报应及其痛苦程度。考察过去几年刑法立法所进行的死刑改革可以发现,一方面立法机关确实希望大幅度减少死刑立即执行数量,另一方面也担心舆论反弹以及在具体案件处理上形成困境,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报应色彩,藉此试图在“量”上最大接近于死刑立即执行。这些转变都是通过对死缓制度的调整得以实现的。
  二、死刑缓期执行:死刑立即执行的替代措施
  在死刑还不能被废除的情况下讨论死刑替代措施,就是利用和改造现有刑法所规定的刑罚“资源”来达到大幅且合理减少死刑立即执行的适用规模。在刑事司法中,可以用来替代死刑立即执行的选项,无外乎两个:死缓和无期徒刑。对于待废止死刑的犯罪而言,无期徒刑可以看作是一种死刑替代,不过,对于已经废止死刑的22种犯罪来讲,没有必要讨论死刑替代的问题[9],因为这22种犯罪绝大多数是非暴力犯罪,其本身就不该有死刑。废除这些犯罪的死刑,仅仅是罪刑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从以往司法实践看,这些犯罪也极少适用死刑立即执行。至于立法机关在继续废止一些犯罪的死刑的过程中,是否会考虑通过提升无期徒刑的最低监禁时间来作为死刑的替代,则需要进一步观察;当然,从学理上讲并无必要,通过规定强制性最低监禁时间(mandatory minimum imprisonment)不利于贯彻刑罚的个别化原则,而对于具有较强危险人格的罪犯(如恐怖分子、有组织犯罪分子)完全可以在减刑和假释适用上调控刑罚执行的时间。
  对于尚保留死刑的犯罪来讲,在司法实践中,不可能直接将无期徒刑作为死刑立即执行的替代,因为中间存在一个死缓。从法律规定上看,死缓虽然是死刑的一种,并以执行方式不同而区别于死刑立即执行,但从实际效果看,死缓的法律后果与死刑立即执行有着极大不同,以惩罚的严厉程度来衡量,死缓处于死刑立即执行与无期徒刑之间,三者之间存在一个明显的层差;在量刑过程当中,三者的适用与犯罪危害程度和行为人人身危险程度存在较为清晰的比例关系。尤其是,《刑法修正案(九)》将死缓犯被执行死刑的条件进行了极大限缩,即只有“故意犯罪,情节恶劣的”情形下,死缓犯才能被执行死刑,进而也使两者界限更为清晰、“落差”明显扩大。因而从位阶上判断,对于保留死刑的犯罪来讲,针对死刑立即执行适用的替代任务,只可能由死缓来完成,而不能由无期徒刑来实现。在过去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中,也确实是由死缓来完成这一任务的。
  从现行《刑法》规定看,死缓可以区分为一般死缓(48条第1款第2句、第50条第1款)、限制减刑型死缓(第50条第2款)和终身监禁型死缓(第383条第4款)。后两种死缓类型是《刑法修正案(八)》和《刑法修正案(九)》作出规定的,从中可以看出,立法机关希望通过提升部分死缓犯实际羁押时间的方式,在尽可能兼顾社会舆论、被害人家属利益的情况下,减少死刑实际执行数量的努力。
  (一)一般死缓
  死缓制度是中国刑罚制度的一大特色,为新中国刑法所独创。其功能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限制死刑实际执行的范围和促进对被执行人的改造。{10}现行死缓制度的思想发端于毛泽东主席1951年5月在《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中的修改意见,他提出:“对于没有血债,民愤不大和虽然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但尚未达到最严重的程度,而又罪该处死者,应当采取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强迫劳动,以观后效的政策。”{11}死缓制度最终被中国基本法律所确认并固定化,则由1979年《刑法》典所完成,其43条第1款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对于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如果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可以判处死刑同时宣告缓期二年执行,实行劳动改造,以观后效。”该条规定基本上为1997年《刑法感觉黑人都特别团结》48条第1款所保留。
  《刑法》50条第1款经过《刑法修正案(八)》、《刑法修正案(九)》修正后,被判处一般死缓的人,在死缓考验期内有重大立功表现,2年期满后,减为25年有期徒刑;如果没有故意犯罪的,2年期满后减为无期徒刑。对于在死缓考验期间犯故意犯罪,但未达到“情节恶劣”程度的,结合该款规定进行整体理解,也应进行变更。可能的问题是,如果死缓犯在死缓考验期内故意犯罪但未达到情节恶劣程度,同时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应减为无期徒刑还是25年有期徒刑?对此,应减为无期徒刑为妥当。理由在于:根据该款规定,减为25年有期徒刑的条件为“有重大立功表现”,其引申的含义还包括“不存在其他对其人身危险性评价不利的情节”;在存在故意犯罪的情况,即便情节未达到恶劣的程度,该情况也说明存在一定的、不利于对其进行人身危险性评价的情节,因而不符合适用减为25年有期徒刑的条件。根据《刑法》第78条第2款规定,判处有期徒刑的,减刑后实际执行的刑期不能少于原判刑期的二分之一,判处无期徒刑的,不能少于13年。结合两条规定,一般死缓犯减为无期徒刑的情况下,被执行人在监狱最少服刑15年,减为有期徒刑25年的情况下,被执行人在监狱内最少服刑14年6个月。
  将死缓理解并界定为死刑立即执行替代措施,主要根据有两点:
  1.死缓“天然”具有减少死刑立即执行适用的功能
  死缓制度,是我国刑法实践的一个创造,对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都形成了一定的影响。死缓存在的理念,通俗地说,就是“可杀可不杀的不杀”,这为大幅度减少死刑立即执行(“真正的”死刑)适用提供了可能。正如高铭暄教授、王作富教授观点所指出的,在现行刑法框架内,可以将死缓作为死刑替代措施。张心向教授也认为,以死缓制度作为死刑(立即执行)替代措施,是我国现行刑罚体系下的必然选择;死缓制度的一定内在张力而呈现的死刑性和非死刑性两种特征,使其本身就是死刑立即执行和无期徒刑及较长时间的有期徒刑之间的选择性过渡制度。{12}死缓的“非死刑性”,即保留犯罪人“不死”的可能性,就是死缓这一制度的基本功能,由此即发挥了替代死刑立即执行的功效。实际上,自1980年以来,被判处死缓的罪犯最终被实际执行的人数,占全部被判处死缓罪犯的比例是相当小的。如果说,《刑法修正案(九)》施行之前,对死缓犯执行死刑的条件(即“故意犯罪”)过于严苛进而保留了执行死刑的较大可能性的话,那么,该修正案对《刑法》50条第1款的修改,将这种可能性大大降低了。该修正案将死缓改为死刑立即执行的条件进行了进一步限制,即“故意犯罪,情节恶劣的”[10]。详言之,只有在死缓考验期内犯故意杀人罪、严重的故意伤害罪等极少数情形,才有可能被执行死刑。可以说,死缓作为死刑立即执行替代措施的意义更为强化了。
  2.死缓作为死刑立即执行替代措施的可操作性
  根据《刑法》48条规定,死缓适用的实体条件有两个:一个是适用死刑的一般条件,即“罪行极其严重”;另一个是死缓适用的特有条件,即“不是必须立即执行”。客观地讲,两个条件都相当模糊,缺乏明确的标准。在实践中,对第一个条件的把握,主要考虑的是犯罪行为所造成的客观危害及主观恶性(即“有责的不法”);对后一条件的把握,更多从犯罪人的人身危险程度进行判断。当死刑的刑事政策突出强调大幅度减少死刑实际执行的数量时,对后一条件的把握就可能向更为宽大的方向转变,进言之,审判机关就可能以犯罪人人身危险程度相对较低、再犯可能性较小为由选择死缓,而不适用死刑立即执行。死刑政策调整效果是很明显的,例如,自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核准权后,死缓适用的数量首次超过了死刑立即执行[11]。司法实践中,在本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情形,死缓确实成为一种替代措施,尤其是犯罪人与被害人家属达成刑事和解的情况。例如,在杨枝效故意杀人案中,法院认为:“被告人杨枝效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致一人死亡,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被告人杨枝效持刀连捅被害人胸部两刀,双手掐被害人颈部,并意图奸尸,犯罪情节恶劣,罪行极其严重,论罪应判处死刑,鉴于本案是因感情纠纷引发,被告人杨枝效在归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且其亲属代为赔偿了被害人亲属部分经济损失,取得被害人亲属的谅解,故对杨枝效判处死刑,可不必立即执行”[12]。
  (二)限制减刑型死缓
  刑法中虽然规定有死缓制度,而且根据现行刑法中有关减刑、假释的规定,审判机关对个案的处理中完全可以通过控制减刑、假释的适用,进而提高罪犯的实际羁押期限,但是,立法机关还是选择通过提升犯有特殊罪行行为人的实际羁押时间的方式,作为对这类犯罪人适用死刑立即执行的一种替代措施。这就是限制减刑型死缓,又称为死缓限制减刑。《刑法》50条第2款规定:“对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累犯以及因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绑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或者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犯罪分子,人民法院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可以同时决定对其限制减刑。”根据第78条第2款第3项规定,依法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减刑的犯罪分子,缓期执行期满后依法减为无期徒刑的,不能少于25年;减为25年有期徒刑的,不能少于20年。
  立法机关如此规定的理由,可能有两个:
  1.源自陈兴良教授等提出的“减少死刑,提高生刑”的主张[13]
  这一提法因其高度的概括性,令人印象深刻。所谓“生刑”,就是指有期徒刑和无期徒刑。如果仅就刑法规定看,中国的自由刑刑期并不低,立法上并没有“提高生刑”的必要。不过,在实践中,由于减刑的大量适用,被判处有期徒刑和无期徒刑罪犯的实际监禁时间并不长。例如,被判处无期徒刑罪犯的实际监禁时间一般在12年左右[14];被判处死缓的罪犯,实际监禁时间平均约为14年左右。从这个角度看,“生刑”因其实际执行效果,会呈现出与死刑立即执行之间较大的落差,明显不成比例[15]。在这种情况下,立法机关希望通过规定死刑限制减刑的方式,来重建有期徒刑、无期徒刑[16]、死缓和死刑立即执行之间的比例关系,即解决刑罚实际运行中的不均衡问题。
  2.将限制减刑型死缓作为严重犯罪案件(故意杀人等)死刑立即执行的替代措施
  在中国,适用死刑立即执行较多的案件(俗称“死刑大户”)集中在故意杀人、抢劫和贩卖毒品等刑事案件。对于贩卖毒品刑事案件而言,用一般死缓进行替代,不会引发舆论的质疑和其他附带压力后果[17]。而对于严重的故意杀人、抢劫案而言,仅仅适用一般死缓,似乎还不足以平息公众的报应情绪,也无法有效缓解来自被害人家属的压力。限制减刑型死缓,由于罪犯的实际执行时间很长(死缓改为25年有期徒刑,实际执行时间为22年;死缓改为无期徒刑,实际执行时间为27年),占到平均寿命的1/3或1/4,因而较能满足被害人家属和公众的报应诉求。从之后的司法实践也能够清晰地看出,司法机关实际上就是将死缓限制减刑作为死刑立即执行的替代措施。这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两个指导案例可以看出这一点:(1)王志才故意杀人案[18]裁判要点提到:被告人犯罪手段残忍,论罪应当判处死刑,被害人亲属要求严惩的,但被告人具有坦白悔罪、积极赔偿等从轻处罚情节,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判处死缓限制减刑。(2)李飞故意杀人案[19]裁判要点提到:被告人犯罪手段残忍,且系累犯,论罪应当判处死刑,但被告人亲属主动协助公安机关抓捕归案,并积极赔偿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判处被告人死缓限制减刑。
  将限制减刑型死缓界定为死刑立即执行的替代措施,除了立法意旨十分清晰之外,在司法解释当中也能够看出最高司法机关的态度,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1.关于限制减刑目的的界定
  《刑法》50条第2款有关限制减刑规定存在的疑问,主要是对其刑罚目的的判断。刑罚目的概括而言,包括报应与预防,而在预防目的之下又分为威慑、剥夺犯罪能力、隔离和改善。不同刑罚种类所体现的具体预防目的并不相同,而对其具体预防目的的揭示,会影响到其法律适用乃至正当性的判断。从《刑法》50条第2款规定看,死缓限制减刑的正当性,从剥夺犯罪能力的角度理解更为适当,即让这类犯有严重罪行的人在监狱内呆更长的时间,有利于剥夺其犯罪能力。对剥夺犯罪能力的判断,不能仅根据其审判前的事实材料进行判断,还要结合死缓考验期内的事实材料进行判断,只有证明犯罪人具有更强的危险人格,才有必要适用限制减刑,如此,限制减刑应在刑罚变更(即死缓考验期结束后、法院改为自由刑)阶段作出。然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死刑缓期执行限制减刑案件审理程序若干问题的规定》明确规定限制减刑应在量刑阶段作出。从该规定推论,可以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将死缓限制减刑的刑罚目的界定为报应,进而建立与犯罪人所实施严重犯罪之间的比例性。当然,也只有如此,死缓限制减刑才能作为死刑立即执行的替代措施。
  2.关于溯及力的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时间效力问题的解释》2条第2款规定:“被告人具有累犯情节,或者所犯之罪是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绑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或者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罪行极其严重,根据修正前刑法判处死刑缓期执行不能体现罪刑相适应原则,而根据修正后刑法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同时决定限制减刑可以罚当其罪的,适用修正后刑法第五十条第二款的规定。”看起来,该条解释有着“有条件的从新”的倾向:即在一般死缓和限制减刑型死缓之间进行选择,当罪行严重、适用一般死缓不能罚当其罪的,适用新法。然而,这种理解显然与《刑法》12条规定乃至罪刑法定原则相违背。对该解释的理解,就应当在死刑立即执行与限制减刑型死缓之间选择。该条解释中“修正前刑法判处死刑缓期执行不能体现罪刑相适应原则”是指,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但犯罪人有一定的可宽宥之处,但判处死缓又有较轻之嫌的情况;对于这种情形,在《刑法修正案(八)》施行前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如此理解才符合该条解释的意旨,也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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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赵秉志.论非暴力犯罪死刑的逐步废除〔J〕.政法论坛,2005,(1):92-99.

{2}赵秉志.中国逐步废止死刑论纲〔J〕.法学,2005,(1):55-62.

{3}赵秉志,黄晓亮.限制与减少死刑的积极探索——中美死刑替代措施学术研讨会研讨综述〔J〕.刑法论丛(第12卷),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

{4}高铭暄.略论中国刑法中的死刑替代措施〔J〕.法学杂志,2008,(2):18-26.

{5}阴建峰,张勇.中韩死刑制度比较研究——第五届中韩刑法学术研讨会综述〔J〕.刑法论丛(第13卷),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

{6}李希慧.死刑的替代措施———以我国刑法立法为基点〔J〕.河北法学,2008,(2):27-30.

{7}张明楷.死刑的废止不需要终身刑替代〔J〕.中国法学,2008,(2):79-94.

{8}王志祥.死刑替代措施——一个需要警惕的刑法概念〔J〕.中国法学,2015,(1):291-303.

{9}袁彬.我国民众死刑替代观念的实证分析〔J〕.刑法论丛(第20卷),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

{10}赵秉志,时延安.死缓制度研究〔J〕.中国司法评论(第1卷),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

{11}张希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史〔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1998.

{12}张心向.在悄无声息中进行的死刑改革——作为我国死刑替代性措施的死缓制度考量〔J〕.刑法论丛(第17卷),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

{13}黄京平.终身监禁的法律定位与司法适用〔J〕.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报),2015,(4):97-101.

{14}苏进军.限制减刑罪犯行为特点和改造对策〔J〕.中国司法,2014,(12):6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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