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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律科学》
法律的模糊/局限性与制度修辞
【作者】 谢晖【作者单位】 中南大学法学院
【分类】 法理学
【中文关键词】 法律;模糊性;局限性;时空开放性;制度修辞
【英文关键词】 Law; Illegibility; Limitation; Openness of Space Time; System Rhetoric
【文章编码】 1674-5205(2017)02-0003-(017)【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7年【期号】 2
【页码】 3
【摘要】

法律作为人类交往行为的规范体系,在秉有理性、逻辑性和科学性的同时,也具有模糊性和局限性。法律的模糊/局限性因多种原因导致。法律的模糊/局限性,取决于其诗性、修辞性和可接受性,但同时又帮助法律克服模糊/局限性,并在修辞预设的前提下,实现法律的理性、逻辑性和科学性。因为在本质上,人类生活在一个时空无限敞开的世界,法律必须能动于这种时空开放性。修辞就是人类应对交往行为无限敞开的方式,也是应对法律之逻辑理性有限的工具。法律的模糊性需要明确性修辞,法律的局限性需要包容性修辞。修辞既使法律开放,也预设法律的界限,因此它在开放时空中助益于法律的完善。同理,制度修辞既是法律开放的技术,也是法律臻于完善的条件。制度修辞的设定,有如哲学家所谓上帝悬设,为法律的不断认知和完善创造条件。

【英文摘要】

As a system of human communicative behavior norms, law is rational, logical and scientific, but also has the illegibility and limitations. A variety of causes lead to the illegibility and limitations of law. Legal illegibility and limitations depend on their poetry, rhetoric and acceptability, but at the same time which help to overcome the illegibility and limitations of law, and in premise of rhetoric preset, to achieve the rationality, logic and scientific of law. Because we live in a unlimited open world of time and space in essence, the law must be active in this openness of time and space. Rhetoric is the human response to unlimited open world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but also the response to the limitation of legal logic rationality. The illegibility of law needs the specific legal rhetoric, the limitations of law requires inclusive legal rhetoric. Legal rhetoric makes law become open, but also preset the limits of the law, so it is helpful to perfect the law in openness of time and space. Similarly, the system rhetoric is both technology of the openness of law and the conditions of the perfection of law. The set of system rhetoric, like the philosopher called God suspends, creates the conditions for the improvement of the awareness and perfection of law.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24909    
  
  法律是明确的、肯定的规范,但法律又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意义模糊的情形,是谓法律的模糊性。法律对所有人际间的交往关系,都要做出或肯定与保障、或否定与制裁、或放任与自治的安排,这样一来,法律对公共交往而言,毋宁说是一种“全能的”调整者。但是,法律同样又不可避免地面对无限多样、又不断变换的社会关系,常常捉襟见肘、束手无策,是谓法律的局限性。就逻辑关系言,法律的局限性和模糊性之间应是属种关系,即模糊是局限的一种具体表现方式,一个独特的方面。不过因两者之于制度修辞而言有所不同,故在本文中将其予以两分、但又关联地处理,即以“模糊/局限性”来表达之,以探究它们和制度修辞间的关系。本文拟探讨的问题主要包括法律模糊局限性之缘由,在敞开的世界中如何实现法律的逻辑限缩和科学理性?这中间修辞的意义何在?法律模糊性与局限性的修辞表现各自是什么?制度修辞又如何使经由逻辑限缩了的法律意义得以敞开,并在敞开的社会关系中进一步完善其逻辑体系?
  一、法律的模糊/局限性探因
  (一)法律的模糊性与局限性
  “始起之天,始起先有太初,后有太始,形兆既成,名曰太素。混沌相连,视之不见,听之不闻,然后剖判清浊。既分,精出曜布,度物施生。精者为三光,号者为五行。行生情,情生汁中,汁中生神明,神明生道德,道德生文章。故《乾凿度》云:‘太初者,气之始也。太始者,形兆之始也;太素者,质之始也。阳唱阴和,男行妇随也。’”{1}1170
  “天地浑沌如鸡子。盘古生在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如此万八千岁。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后乃有三皇。数起于一,立于三,成于五,盛于七,极于九,故天去地九万里。”{2}2-3
  相信对关注我国古人有关世界——天地起源论的人们而言,这两段文字可谓耳熟能详。在这两段文字中,一方面表明天地万物曾是一个混沌不分的模糊体系,但另一方面,存在一个神圣的灵性,通过其不懈的智慧活动,经历“万八千岁”,才“剖判清浊”、“天地开辟”,终然使混沌不辨的世界变得日渐清晰起来。这个灵性的存在,在我们的古人笔下就是盘古。而在西人的笔下,众所周知,则是上帝创造了世间的一切,创造了天地万物[1]。
  可见,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在对世界原初的想象性描述中,天地总是混沌的。如今,随着人类对对象世界的格物致知、正本清源工作的日益深入,似乎整个世界在人类面前呈现的相貌越来越清晰,世间天地万物,无论宏大,还是微末,都在人类认知的掌控之中。事实上,人类至今仍然艰难地行进在模糊性的认知之谜中。什么是模糊性?有人这样解释道:
  “所谓模糊性,就是人们认识中关于对象类属边界和性态的不确定性。模糊认识是人类不确定认识的基本形式和本质特征……有两种基本类型:一种是由于主体在把握对象类属和性态时缺乏明确边界或精确的划分产生的,是被动的模糊认识。另一种是主体有意识地把事物之间的区分和界限加以模糊化处理,然后再通过压缩,抽象出若干相对明晰的界限,以达到对事物较精确的认识。这种……模糊认识是主动的。亦可称认识的模糊化或模糊化思维。然而,不论是被动的还是主动的模糊认识,都是在人类认识客观进程中产生的,都具有其产生的客观根据。”{3}12
  这表明,人类并没有因为现代科技的高速发展,显微通幽地解决我们所面对的物质世界的终极真相,同时,也没有条分缕析地解决人类交往中自身所面对的种种难题。甚至人类在认知中,有时还要刻意模拟一种模糊化的情境,或者有意模糊事物的界限,以便获得某种可接受的认知。所以,一方面,无论“感知上帝”也罢,还是“认知你自己”也罢,在终极意义上,都是人类为其设置的必须但又未必能,可望但又未必可及的目标。有了这种目标,人类才会“有趣味”地生活、交往和认知;这种目标的丧失,只能意味着人类的饱食终日,无所事事。另一方面,因为有了这种现象,人类在处理纷繁复杂的社会事务时,才会按照“归类”安排的原则,裁剪事物之间的边界,把它们纳入同一类事物中予以类型化、规范化处理。在命名体系中,所谓集体名词、抽象名词以及不可数名词等,大致上都具有模糊化处理对象的特征。可见,如果说在古代社会,由混沌导致的模糊性主要指向人们所认知的对象的话,那么,如今模糊性这个词,更多地针对的是人的认识能力、认识方式和认识水平。
  在人类社会领域的所有作业中,最企求明晰性、准确性的作业莫过于法律了,因为制定法律的目的,就是要给主体们根据或违背法律而为时一种准确的后果预期。法律就是一种预期机制,依照它,人们能够获得更多利益;违背它,人们不但会失去应有的利益,反而必然会得到惩罚。这是笃信法律和法治的人们矢志不渝的一种理念,一种对法律确定性的追求,一种在法律规范下诚实交往、自由有序、惬意生活的愿望。诚然,此种追求并无不妥,因为人们追求在动态交往中的安定性,本身是包含于人类秩序价值中的基本内容,也是人作为群体合作的动物,能够完成其合作的条件和基础。一旦秩序混乱、预期不存,人们之间就不但无法合作,反而尔虞我诈必然成风;勾心斗角,焉能避免?这样,人间便不再充满美好与舒适,反而只能变得更加丑恶和紧张;不再充满怡然自得的洒扫应对,反而只能陷于惴惴不安、人人自危。
  但是,人类对法律的此种确定性、明晰性的追求,进而言之,人类对其交往行为有序性的追求,所借助的是语言这种用来概括和命名对象世界、社会关系以及交往行为的符号工具。无疑,语言,特别是文字语言,是人类历史迄今为止最伟大的创造。如果说“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这个判断成立的话,那么,我们不妨进一步说,“天不生语言,混沌如初年”。语言,尤其文字就是人类逃离混沌的对象世界,而进至天地有分、万物有别、人伦有序、交往有道的相对清晰的“文明秩序”的关键所系,也是人类摆脱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代的纽带。这或许正是近代以来的西方哲学,把其全部精力投入到人类精神现象和精神哲学,以及与精神现象密切相关的语言现象和语言哲学的基本原因吧[2]。
  尽管语言文字如此重要,以语言文字来表达清晰的、肯定的、可预期的法律,其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但问题是,语言果真能给人们呈现出一个幽微显明、无所遮蔽的世界吗?能把事实世界通过语言全部敞开给人们吗?语言究竟是烛照,还是混沌?这自然是值得继续探究的有趣话题。俗云:“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上帝面对人类思考而发笑的缘由,就在于人类语言总是顾此失彼、捡东拉西,它往往在表达某种事物的时候,同时也在遮蔽另一种事物。而作为法律的语言和文字,更是经过了人类主观价值的过滤和洗礼,它在规定人们应当如何或不应如何、必须如何或不得如何时,同时也以否定的方式遮蔽了人类交往行为的其它选项。尽管法律权利的选择性和开放性可以对由此带来的遮蔽予以一定的救济,但法律毕竟是权利和义务共存的规范体系。在纯粹法律义务的范围内,面对强制义务所隐含的遮蔽,即使权利出场,也无济于事。这或许就是在人类法学史上,究竟什么是法律,究竟如何理解法律这一法学的原点问题被人们不断追问的缘由(当然,人们之所以如此热情、且不遗余力地追问它,是因为它一旦被制定或被在学理上确定,就直接关联着在法律效力范围内所有主体的利益分配、义务付出、秩序模式和生活方式)。对此,哈特曾动情地写道:
  “关于人类社会的问题,极少像‘什么是法律’这个问题一样,持续不断地被问着,同时也由严肃的思想家以多元的、奇怪的,甚至是似是而非的方式提出解答。即使我们将焦点限缩在最近一百五十年的法理论,而忽略掉古典的与中世纪的关于法律‘本质’的思辨,我们将发现一个任何其他独立学术专业、系统性研究的科目所无法比拟的情况……就法律的情形而言……奇怪的东西却经常被提出来,而且不仅仅是提出,甚至是被热情且雄辩滔滔地极力主张,好似这些主张就是对法律真理的揭露,而这些真理长久以来已被对于法律本质之谬误陈述遮蔽了。”{4}1-2
  法律的模糊性已经意味着其局限性。但法律局限性除了模糊性之外,还可以通过其它视角进行理解。例如,法律无以解决生老病死的终极关怀问题;法律虽然可以缓解,但无以消除人们对痛苦的规避。法律虽然可以增进,但无法永葆人对快乐的追求;法律虽然可以给给定的时间单位内的交往行为以相对明晰的预期,但不能给未来天人关系、群己关系、身心关系的变迁以预期;即便法律自身具有一定的内容圆融性,但法律一旦和复杂的、变迁的社会事实相遇,就会出现逻辑破绽;立法者尽量追求法律的逻辑自洽,但执法者、司法者和运用者未必一定根据逻辑而行动……这种种情形,都无不指向法律的不确定性和其它局限性。因此,法律无法逃离修辞学之镜。这种情形,无论在法律上,还是司法上,都是如此。就法律而言:“法律并非总是实证的、经验的(或者,笼统说来)属于社会学的。法律也不必总是如此。当代的社会法律实证主义,如同每个思考法律的其他进路一样,有其特定的范围和界限,并且,在这些限度之内,也有其个别的开放地带,通往海德格尔和福柯所说的未思……之境。”“修辞学家指出,法律试图解决的,恰恰是如何行为这一该由哲学家关注、但哲学(如修辞学)还没有普遍解决的问题。法律在事实上告诉其受众该如何行为。无论人们的法律概念和理论怎样,法律都在做这件事,并且它以不同的方式做这件事。这些方式既能与众多理论相容又不被任何一家理论所归约。法律不管是神定的……还是人定的……无论是文本还是行为,或者既是文本又是行为,法律都告知——示意、指示、表明、揭示、规定、说明、威吓,或者命令——它的受众或者主体什么是必须做的。如将要看到的,法律这样做时,既可以用语词也可以不用语词,既可以用规则也可以不用规则。”{5}13,23
  法律的修辞学之镜,其背后折射的恰恰是其局限性。其投射到司法中时,照例如此:“在诉讼中,精确的科学标准往往要服从于法律制度的实践性考虑,比如,争议的快速解决以及对陪审员判断力的怀疑。同样,社会和制度的因素使法院不可能一直等到发现了事实或者获得了所需的信息之后再作判断。相反,从事解释选择的法官应当对那种以科学作为类比的说法和主张进行试验的观点保持警惕。”{6}177
  法律的修辞出场,就意味着法律模糊性和局限性的存在。因为制度修辞在这里就是以一种诗性的方式,来救济法律模糊性和其它局限性的基本方式。
  (二)法律的模糊性与局限性探因
  法律模糊性与局限性的成因是复杂多样的。但概括起来,我以为不外乎以下几点:
  第一,法律多元。究竟“什么是法律”?诚如哈特所言,这是至今在法学界仍聚讼不休的话题。在我看来,前述引文中所提到的哈特的喟叹和批评,对于在理论上追求法律的确定性,阻止刻意对法律做不确定的或模糊化处理的行为而言,固然是值得肯定的。但不得不指出的是,法律自身的历史,绝不像边沁和奥斯丁以来的分析实证法学派所主张的那样,是青红皂白、一清二楚的一种历史存在,反而,法律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是以相当不同的面目所呈现的。举凡原始习惯规范、民间自治规范、宗教教义教规、社团纪律章程以及国家统一的法律,无不对人们交往行为中的权利义务发生影响,无不具有规范人们交往行为的法的性质,无不左右、构织人们洒扫应对、衣食住行的生活秩序。这在19世纪以降的法理学研究中,特别是法社会学和法人类学的研究中已给予充分说明。这也表明,在宏观上,究竟什么是法,并不是某些法学家的无事生非,出奇想象,而是不同文化体系和不同时代变迁中法的多样性、流动性事实,只能让法学家们想方设法从不同视角以不同方法,探寻不同文化情境和历史背景中的法,并通过归纳比较、去粗取精、熔裁镜鉴,为人类未来的法律制定、秩序走向、生活安排从多视角规划和描绘蓝图。
  在法律认知上的这种差异,或者对法律究竟是什么的不同回答,本身是法律模糊性和局限性的渊薮。因为一个事物是否肯定、明确和普遍,首先存在于人们的认知领域。当人们对法律是什么本身出现认知分歧的时候,法律的肯定、明确和普遍不可能不出现动摇和挑战,法律不可能不存在模糊性和与此相关的种种局限性。这时,如何克服法律的模糊性和局限性,尽力寻求法律的澄明之镜,就是法学和法律的重要使命。
  第二,复杂对象与语言模糊。当然,法律的模糊性不仅是因为法律多元带来的解释困境,而且还来自法律调整对象的无限复杂多样和立法者以法言法语命名对象能力的有限性。一般说来,人类交往中必须面对三种关系:其一是天人关系。表面上,这一关系不受法律直接调整,但由于人类交往行为中的权利获取和义务履行,每每直接涉及天人关系——人和对象的关系,所以,天人关系——主体对物的所有、占有、使用,尽管通过人与人的交往中介而投入法律调整的框架,但法律必须调整这种关系是毋庸置疑的。其二是群己关系,即人与人的交往关系,它作为法律的调整对象理所当然,众所周知。其三是身心关系,这一关系,在不少人眼里是法律不入之地,但只要认真对待权利这个必然关乎自由——行动(身)自由、思想(心)自由的概念,那么,身心关系与法律调整的关联便昭然若揭。{7}
  引出法律调整对象的如上问题,是要说明法律以其有限的语言或文字,来命名无限杂多的对象世界,如何可能?如何不陷于模糊之境?只要人类立法者不是上帝般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或者只要不是上帝为人类立法,而是人类自己为自己立法,那么,人类主观认识上的顾此失彼、捉襟见肘就实难避免。(所以,历史上才有那么多的立法者,宁愿自己在法律史上籍籍无名,也要把立法的成果归功于上帝名下,以求得其法律的“合法性”。)有语言学家甚至认为:“语言的非精确性,即模糊性是语言的本质属性之一。”{8}132这一观点进一步证成了以模糊性的语言来企图精确地命名无限杂多的对象世界时的重重困难,也证明法律具有模糊性乃理所当然。完全透明、清晰,不具有模糊性的法律反倒令人不可理喻。更不要说“言有尽而意无穷”、“法有尽而事无穷”客观的情势对法律模糊性的必然影响。
  第三,认知能力。面对人类对对象世界把握能力的有限性和人类必须设法通过尽量明晰的规则来交往行为这种二难境地,立法者首先要考虑的,不是非得对对象完全穷根究底,做到彻底明辨是非之后才去立法,而是为了解决当下紧迫的需要和问题,即使立法条件还不成熟,认识还不到位,也要想方设法去创造条件、促进认识以实现马克思所强调的那种“肯定的、明确的、普遍的”[3]规范。但问题是在此种认识前提下,究竟如何才能做到法律之肯定、明确和普遍?这需要的究竟是科学/逻辑的智慧,还是诠释/修辞的智慧?这是需要特别探究的。在探究这些问题之前,首先有必要说明人的认知能力对法律模糊性的影响。
  迄今为止,人类是万物之灵,是智慧程度最高的动物。人类具有梦想,如今上九天而揽月,下五洋而捉鳖,在人类的智慧面前已经成为事实。人类在飞速发展过程中,明显还有更为宏大的抱负和更为智慧的认知能力。但是,这是否说人类已经足以睥睨天下,傲视四海,“上穷碧落下黄泉”,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呢?我们能否真正认识世界?如果能,又如何样才能认识世界?
  这不仅是一个需要借助各种预设的逻辑前提而思辨地解决的问题,而且更是一个需要不断进行经验验证的问题。无论康德的“上帝悬设”还是培根的经验论证,都没有解决人类智慧对世界的终极性把握问题。自然,站在人类作为一个物种也有从生到死的立场,站在迄今为止,其认知总是捉襟见肘、顾此失彼的经验立场,只能得出人类对天人、对群己、对身心的认知是相当有限的。以有限的认知来命名无限变迁的社会关系和社会交往事实,如何保障法律完全是肯定、明确和普遍的,并同时摒弃法律的模糊性、局限性呢?但无论如何,不可避免的是,人类必须带着不完善的认知及认知能力去为自身立法。这样的立法,如果不借助于人类的某种“模糊自制”,尽量去模糊边界,提纯共识,就不可能使法律被接受。
  第四,模糊自制。“自然立法”除外,人类迄今为止的立法史大致经过了四个阶段:一为神灵立法阶段,即超然物外、可望而不可及的神灵替人类立法。人类的一切交往行为,只有符合神灵们为人类的立法限度,才是有效的。在所有的宗教世界,大体遵循这样的立法。二为专制(君主)立法阶段,虽然专制,但并非人们夸张传说的所谓“口含天宪”、“言出法随”;反之,越是专制的君主,越强调统治合法性的神圣来源,越不敢怠忽神灵的应有位置。因此,此种立法,尽管不见神灵立法的名头,但一定会借助神灵的威严强调其合法性。三为代议制立法,这是近代以来才诞生的立法方式,它以民主作为立法合法性根据,但民主必须经过代议机构和代表们的过滤。四为全民公决制立法,它强调民主的多数决,一个法案,只要符合选民多数决的比例要求,就可以成为法律。
  可见,在这四种立法方式中,前两种的合法性由头是神灵,后两者的合法性基础是民主。但无论上述哪种立法方式,都不能在科学/逻辑意义上完美地解释立法的合法性,更不能提供法律一定是肯定、明确和普遍性规范的科学根据和理性基础。但即使如此,现实的法律仍要被解释为是肯定、明确和普遍的规范,否则,法律就不但无法获得立法根据的合法性,同时也难以获得规范运行的合法性。职是之故,立法者也罢,法律的受众也罢,宁可牺牲事实之间钉是钉、卯是卯的边界,模糊概念以及由概念所代表的事实之间的细微区分,模糊人们在社会交往中的需求冲突,尽量以“合意”的要求去看待立法和法律。所以,立法每每不得不把存疑视为“肯定”,把模糊视为“明确”,把局部视为“普遍”——只要这种处理结果能被人们所接受,特别是能被民主时代普遍主体化了的民众所接受。
  在上述意义上,尽管立法所追求的是肯定、明确、普遍的规范,但立法者并不必然是以与这些要求相契合的方式——所谓科学方式而追求之,而是用诠释的方式追求之。诠释学和科学的基本不同在于科学是非此即彼的,它不但不能、而且反对亦此亦彼、模棱两可。而诠释学却必须开放和包容亦此亦彼、模棱两可。{9}但问题是,这种对亦此亦彼、模棱两可的包容尽管符合自由德性、符合(社会的)事实,也符合我们所面对的对象的复杂性,但并不符合社会有序、人心安定的人类的另一种基本需要。面对此境,究竟以人类需要裁剪模糊事物,还是以模糊事物羁束人类需要?自然,这是一个重大的权衡。这时,人类无可例外地选择了“天道远、人道迩”的有效性原则,无论假借神灵名义也罢,还是依赖民主原则也罢,都把人类需要“挺在前面”,为人间贡献了无数法律成果。可以认为,这种主观的选择,刻意的设计和有意的模糊,客观上取得了“模糊的清晰效果”。故哲人有言:“模糊性是智慧的美德”。
  我很欣赏有学者采用的一个书名:《模糊性:精确性的另一半》[4]。它恰切地表明了人类认知的独特特征,也表明人们只有在模糊情境中才可能开放出清晰的认知来。对法律而言,应当更是如此。法律的肯定、明确和普遍属性,就是以对冲突事物或者模糊事物进行模糊化处理后的一种镜像。它虽给人们以肯定、明确和普遍的外观,但在其背后,这种外观不是定于一律的,而是开放的。人们只能在开放性及其所包含的模糊性参照中更好地开示法律的肯定、明确和普遍。这应当是法律模糊性的终极因素。
  第五,经验模仿。法律生活是人类的一种经验积累,人们总是在经验的模仿中完成法律调整的使命。有人说法律是模仿性的,或者模仿性决定了不同主体行动的一致性:“……‘生活塑造了行为的模子,而后者在某一天又会变得如同法律那样固定起来。法律维护的就是这些从生活中获得其形式的形状的模子。’我们可以在人类的法律经验历史中得出这样一种结论:一切法律上的行动,均是模仿性行动。法律的实践,只不过是对某种行为模式(或行为范本)的模仿或效仿,或者说,是对典型案例或事态中行为方式的模仿。”{10}479
  该论者强调“一切法律上的行动,均是模仿性行动”,这未免言过其实,但法律不能抛开人类经验的支撑而发展则是事实。经验是法律积累的历史性维度,有了这一维度,才有法律的历史合法性。这一维度的丧失,必然是其历史合法性的湮没。历史合法性是法律保持确定性的一个重要维度,这从胶东人讲理时动辄说:“我们老辈子就是这样做(说)的”这一理据中,不难体会此中三昧。然而,对历史合法性的强调,只能说明历史上、经验上就是如此,并不能进而说明为什么会如此,因此,它虽然具有诠释意义上的肯定性,但并不具有科学意义上的明确性。所以,法律的经验模仿特征,决定了法律不可能是超越性的存在,也决定了法律在尘世的世界里不得不面临各种模糊性的挑战、羁绊和制约,因此,只要人们不得不对法律进行历史解释、经验解释,那么,法律的模糊性和局限性就永远和经验模仿性的法律一起,如影随形、跬步不离。
  二、世界无限敞开中的制度修辞
  (一)人类在无限敞开的世界中思考和生活不能给市场做人工呼吸
  人类的制度建设,总是以人类对世界的认知为基本前提的。人类认知到什么程度,制度建设也才能进展至何种程度。但不得不指出的是,诚如古人所云:“学无止境”。无止境的缘由在于人类所面对的世界,无论从时间还是空间上,从自然对象、社会对象还是心理对象上,相对于每个认识个体,自然是无限敞开的;相对于作为认识主体的人类,它照例是无限敞开的。能够正视人类认知对象的这种敞开性,就不但能够提供“知识就是力量”的学习和认识动力,而且也能够提供“认识即使命”的道义感和精神源泉。前述康德所谓“上帝预(悬)设”的意义,其作用不仅是在人们面前设立一种无法逾越的信仰,而且更是为人类认识的无限开放和无穷创造预设本体论的基础和根据。同时,此种预设,也是人们在无限敞开的空间里认知、发现和创造的同时,必须相信、崇敬和服从“上帝”的重要根据。
  “由于所有的宗教都在于,我们把上帝看做对我们所有的义务而言都应该普遍受到崇敬的立法者,所以,在规定宗教时,在我们与之相符合的态度方面,取决于我们知道,上帝愿意如何被崇敬(和被服从)。”{11}104
  自然,上帝作为终极的存在,也作为对世界万物终极的立法者,他究竟愿意人们如何崇敬他、服从他,这本身是一个无限敞开的话题。借用人们习用的“有一百位读者,就有一百个哈姆莱特”这种说法,则完全可以说,有一百位上帝愿意如何被崇敬的解释者,就会有一百种不同的相关解释。这样一来,似乎“上帝预设”的过于开放,不但没有给人们带来认识、知识和科学的希望,反倒让人们望洋兴叹,迷茫一片。诚然,一种事物总会呈现出其不同的面向,尽管这种在无限开放的时空里叫人们趋于迷茫和止步的情形难以避免,但知识的认知、发现和创造,向来不是每个人的事,即使今天因为互联网的发展而使知识大为普及,人类智慧大为提高的时代,更多的人只是在接受知识,而非发现和创造知识。因此,“上帝预设”所敞开的时空,所蕴含的知识,所开放的进取精神,首先面向的是那些大无畏的知识精英。
  如果说上帝是终极立法者,那么,这些知识精英,就是终极立法的不断解释者。他们的任务,就是通过上下求索、“瞻前顾后”、笃力探究,去认知终极“立法”,并给芸芸众生传达其中的知识。尽管他们所传达的知识是有限的、片段的、甚至是片面的,但这些知识又直接影响、决定和支配着人们的交往和生活——既指精神性的交往和生活,也指物质性的交往和生活。在此意义上,知识不但是力量,而且是生活,因此,也是道德——因为这种生活是朝向“上帝预设”的。这样的知识,虽然不是如孟子所言“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的那种“良知”,但也完全符合康德的如下说法:“一种教会信仰补救或者预防一切宗教妄想的基本原则是:除了它迄今为止不能完全缺少的那些规章性信条之外,它在自身中还必须包含一种原则,即把善的生活方式的宗教作为真正目的引进来,以便有朝一日不要那些信条”; “作为永福的手段和条件,凡是不能凭借我自己的理性,而是只能凭借启示为我所知,并且仅仅借助于一种历史性的信仰才能为我认信,但除此之外与纯粹的道德基本原则并不矛盾的东西,我虽然不能相信并且保证它是确定无疑的,但也不能把它当做肯定错误的东西予以拒斥。不过,虽然就这方面而言并未规定什么,但我仍然期望其中能够包含着某种能为人降福的东西。如果我不由于缺乏对一种善的生活方式的道德意念而使自己不配享它,它就会给我带来好处。在这一准则中,蕴含着真正的道德上的安全,即面对良知的安全。”{11}179,194
  所以,人类的一切真知,不过是接引人和神(自然)、有限和无限、当下和终极的一个过程。人类认知只能接近于神、趋向于无限、向往于终极,但无法也不可能真正接引神灵、汇通无限、达致终极。所以,人类的精神世界和知识追求,永远“在路上”,且是“林中路”。“科学在归属于主体性的同时一道构成了绝对之绝对性……科学对黑格尔来说就是关于作为存在者的真实存在者的存在—有神论上的知识。它以双重方式把其整体展开为‘精神现象学科学’和‘逻辑学’。在当时,黑格尔的‘逻辑学’是绝对的有神论,而不是存在论。而存在论则被展开为‘意识经验的科学’。现象学是‘第一科学’,逻辑学是在被理解为存在者本身之真理的第一哲学范围内的真正科学。存在者本身之真理乃是形而上学的本质。”{12}207
  在海德格尔这种晦涩语言背后所开放出来的东西,不仅说明黑格尔的逻辑学之于有神论——“上帝预设”的关联,而且在我看来,其更深刻之处在另一方面,与其说他预设了逻辑学的“有神论”,不如说“上帝预设”本身是一种精致的修辞预设,这样,完全可以说逻辑学的最终根据,只有在修辞那里,才能找到其“神性”。因此,我更愿意说修辞学才真正是一种“有神论”的预设机制,也只有在修辞学这里,才为人们开放了无限广袤的思维空间——这种广袤,比海洋、天空、宇宙更宽阔!对此,海德格尔曾引用里尔克的话强调说:“不管‘外部世界’多么广大,所有恒星间的距离也无法与我们内心之深层思维相比拟,这种深不可测甚至连宇宙的广袤性也难以与之相匹敌。因此,如果死者和后人都必需有一个居留之所,那么,还有何种庇护之所比这想象的空间更合适、更宜人呢?”{12}312
  如果说这个想象的空间,这个深层思维的居所,这个人类精神的圣殿……在实体上就是人的精神存在(或精神性的人类存在)的话,那么,其外在的形式表达,便是修辞。修辞给了人类思维最广袤的、没有疆域限制的时空。“在任何一个社会中,修辞学皆是市民生活的基础组成部分,同时它也是任何社会每一个层面所必需的基础。”{13}13因为修辞,才有了人类无边无际的想象,也才有了人们为此种想象所做的理性的、逻辑化和科学化的努力。所以,在本体意义上,“上帝预设”给了人类思维无限敞开的时空,但在形式意义上,“上帝预设”是修辞的,是修辞给人类的逻辑思维、理性认识敞开了时空,因此,“上帝预设”与“修辞预设”名异而实同。因为“上帝预设”,人类的认知充满了道德感、神圣感和使命感;因为“修辞预设”,人类的认知又充满了诗情、灵动和活力。只有把“上帝预设”搭架在“修辞预设”基础上,才能使超验获得可经验的机会,才能更好、更多地获取科学认识和理性知识,才能不但有开放的时空,而且在这个开放的时空里,有活跃并充塞其间的灵动的精神意识和主体;才能让主体在这个无限广袤的时空里不断地行进在求知的路上,也生活在精神不断丰盈的路上;才能使“敞开者允许进入”——“引入和嵌入到那纯粹牵引之吸引的未被照亮的整体性中去”。{12}290
  (二)法律,人类在敞开世界的有限封闭
  人们的认知在无限敞开的时空里进行,并且只能以修辞面向为前提,才能更好地展开科学认知和逻辑思考。这一结论运用到对法律的理解时,会呈现出路向相反的境况:法律所要做的,虽然不是、也不可能是对人们思维世界的封闭,甚至法律一旦制定,解释便立即开始——不仅包括有权解释主体,而且包括自由解释者都可以解释法律。不过,法律对人们行为的调整,尽管在权利选择上以“可以”为规范词,采取明显开放的态度,但在义务履行上,却大体采取封闭的态度——既有以“不得”为规范词的强制禁止性规范,也有以“必须”为规范词的明令必为性规范,还有以“应当”为规范词的道义导向性规范,甚至也有以“视为”为规范词的实践拟制性规范[5]。凡此种种,都说明法律是以特定的规范词为规范方向,寻求人们交往行为的确定性以及行为结果可预期性的一项事业。这意味着法律的主旨倾向于限缩性的规范追求,为此,人们甚至竭尽全力把法律修饰为理性和逻辑的事业,似乎它和诗性与修辞没有关联——这显然与前述人类认知时空的敞开性有些“背道而驰”。
  诚然,理性地、符合逻辑地、因循法律地交往和行为,只能是一种限缩性的事业。那无限敞开的时空,提供给社会精英们的是诗性和修辞的畅想,以及在此畅想中的知识追寻。因此这是一项不需去寻求、也无法寻求归宿的事业。它的基本写照,是永远“在路上”,在那里,我们所能做到的,只能是、且仅仅是“诗意地栖居”,因为只有“诗意地栖居”,人才能与神性和谐、统一,并摆脱因为或过于主观执着或过于客观托从而带来的孤单与失落。
  “人徒然地在一种太主观的状态中,一如在一种太客观的状态中寻求达到他的规定,这一规定在于,他认识到自己作为统一包含于神性的和谐对峙者中,正如反之,神圣、统一、和谐对峙者包含在作为统一的自身之中。显然这仅于美而神圣的情感,神性的感觉中才可能,一种情感,既非单纯地舒适幸福,亦非单纯地崇高强大,亦非仅仅为统一和宁静,而是同时是这一切,并且只能如此,它因此才美……”{14}233但是,法律却要求人们的交往行为尽量遵循单一的理性尺度、“科学”规划和逻辑精神。只有符合这种要求的交往方式、生活方式、公共秩序以及私人谋划,才是合法的、确定的和可普遍化的,并因此而受法律的保护。正因如此,我们可能因此变成马尔库塞笔下的由技术理性所操控和支配的“单面社会”、“单面思想”和“单面人”。“在这个行为域,词和概念倾向于重合,或更确切地说,概念倾向于被词同化。前者除了由语词在大众化和标准化用法中指定的内容以外别无内容,而人们期望,语词除了大众化和标准化的行为(反应)外别无对应。语词变成了老生常谈,它作为老生常谈支配着谈话或写作,交谈就这样妨碍着真正的意义发展。”{15}74-75马尔库塞所反思和批判的,正是人类的法律生活所追求的——这种情形,可以称之为法律在开放世界中的“有限封闭”追求。这是对复杂性世界的简单化处理,是对多样性需要的单面化化约,也是对变动性社会的静止化理解。自然,法律对社会的这种处理方式,有其合法性根据,人们虽然生活在一个无限开放的时空中,但人们不能因为时空的无限开放而失去生活的信心,丧失对确定性的追求,不能耽于理想的意义,而放逐当下生活的意义。因此,借助法律而推进某种单向度的选择,自是情非得已——毕竟耽于诗性生活的人们,自由人格和自由精神全面发展的人们,不断行进在上帝与生活、诗性与理性、修辞与逻辑或者诗与思之间的人们,他们只是人类中的理想主义者,也只是人类中的极少部分。他们的行止,尽管会若隐若现地呈现于每个人的交往行为和日常生活中,但并不总是如此。如果按这种高标准的要求来组织人类交往和社会秩序,我们只能面对一个乌托邦,而不可能构筑真正的“君主国”或者“共和国”……所以,人们的交往行为和现实生活,需要人类作茧自缚,自我“单面化”——即通过法律的技术理性和“科学”逻辑,限制人在过度时空开放中的漂移不定,寻求某种可欲的、算计性的、能预期的、更现实和实际的人类交往和生活。
  不过,问题不在于人类这种寻求规范性的生活是否需要,而在于这种规范的、可预期的、能算计的生活方式是否可能,如果可能,又在多大程度上可能。这一质问,直指“法律自足”的逻辑假定(或修辞预设)。如果法律能够做到逻辑自洽、内容自足,那么,法律对开放世界的封闭化处理自然成立也有效;反之,如果法律不能做到逻辑自洽和内容自足,那么,法律面对开放的时空,封闭化、单面化地处理人类的交往行为,安排人类的交往—生活秩序,无疑有“致命的自负”之嫌。对法律的此种怀疑,正是推动法学发展,并反过来进一步促使法律完善的认识动力和思想基础。
  众所周知,法学史上几乎所有重要的话题,都紧紧围绕着法律的明晰性和模糊性、确定性和不确定性、守成性和开放性而展开。坚守法律明晰、确定和守成的学者,总是经不住抱守法律模糊、不确定和开放的学者们的质疑,因此,他们要么把法律委身于上帝、权威、科学或者理性,其逻辑结果必然是:法律的明晰、确定和守成,其“根性”在于上帝的启迪,权威的命令、科学的导引或者理性的训诫。在此种追问面前,就连坚守“纯粹法学”的凯尔森,为了博取人们对法律纯粹性的足够信赖,也造出了一个被他称之为“基础概念”的产品:“不能从一个更高规范中得来自己效力的规范,我们称之为‘基础’规范……可以从同一个基础规范中追溯自己效力的所有规范,组成一个规范体系,或一个秩序。这一基础规范,就如一个共同的源泉那样,构成了组成一个秩序的不同规范之间的纽带。一个规范属于某一规范体系,属于某一规范性秩序,只能通过这样的办法来检验,即确定它是从构成秩序的基础规范中得来自己效力”; “基础规范并不是由造法机关用法律程序创造的。它并不是像实在法律规范那样由一个法律行为以一定方式创造的,所以才有效力。它之所以有效力是因为它是被预定为有效力的;而它之所以是被预定为有效力的,是因为没有这一预定,个人的行为就无法被解释为一个法律行为,尤其是创造规范的行为。”{16}126,132
  凯尔森这种言不及义的表达,尽管并未确切地宣告什么是“基础规范”,但他敏锐地觉察到了其“纯粹法律”说的逻辑漏洞。而对“纯粹法律”之逻辑漏洞的揭示,也提出了更为尖锐且诱人的问题:法律究竟是无所破绽、逻辑自洽、内容自足的一套规范体系,还是必须借助一定修辞,才能自圆其说,并展开逻辑推演的规范体系?进而言之,立法者在一个开放的世界中,如何做到逻辑无缝地给人们的交往行为以某种周备无遗的安排?或者,这种安排有没有可能?如有可能,其效力渊源究竟何在?这是下文需要论述的问题。
  (三)封闭、修辞预设与法律的逻辑努力
  既然世界是无限敞开的,人们的认知也只能行进在无限敞开的时空里,也就意味着时空永远在节制人类科学认知的限度与理性的限度。法律作为人类的交往理性,作为对人类多元需要和多元行为方式进行协调和调适的方式,其明晰、确定和普遍的属性,无论如何都会受制于敞开时空的不确定性影响。在一定意义上,法律的模糊、不确定、时滞等局限性是绝对的,反倒其肯定、明确和普遍性是相对的。在这种参照和语境下,所谓法律的自足性、自洽性、明晰性、确定性和普遍性追求,只是法律的一种修辞预设。这正如宗教法学家们为了说明法律是必要的且合理的,而不断搬出神灵、上帝、真主一样……这种修辞,自然法学家们为了说明法律的应当取向,而强调自然理性、自然正义、天赋人权等。菲尼斯认为,“若一种观点认为,法律义务的形成和存续与奉行自由裁量且静止不变的习惯性秩序是有区别的,那么这种观点应被视为是一种道德理想,除非它是为伟大的正义所要求,由此这种观点也就成为了法律中的核心问题”。{17}181这种修辞,作为纯粹法学之领袖的凯尔森,为了强调所有规范的效力总源,而制造出“基础规范”这种修辞性概念产品,法律作为调整人类交往行为的一种肯定的、明晰的、普遍的机制,更需要修辞预设来助力其完成系统的逻辑建构。
  众所周知,把法律构造成一种具有一定闭合性的逻辑体系,无论立法者也罢,还是痴迷于法律的法律人也罢,都为此付出了无尽的努力。在成文法世界,建立一套包罗万象、无所遗漏的法典体系,是人们对法律的最高理想。为此,拿破仑作为一位在战场上指挥千军万马叱咤风云的人物,执政后却聘请了四位著名法学家起草民法典,并前后组织召开了102次草案研讨会。在这些研讨会中,尤为令人钦佩的是,他亲自主持的会议达半数以上!正因为如此,当其回忆自己戎马倥偬、建树非凡的一生时,不无自豪地宣称:“我的光荣不在于打胜了四十多个战役,滑铁卢会摧毁这么多的胜利……但不会被任何东西摧毁的,会永远存在的,是我的民法典。”{18}1此种对法典的钟情,直接影响到德国、瑞士、苏俄、日本、中国等等崇尚成文法的国家。至今在我国,制定一部足以全面地调整民事、商事交往关系的民法典,成为“几代民法学人的梦想”。{19}由此足见包罗万有、构建宏大的法典在大陆法系国家对人们的吸引力。
  在英美法系国家,虽然判例法和成文法并存,但一方面,在看似杂乱无章、分散无序的判例法中,寻求其内在的体系化,一直是法学家和法官们努力的内容。由此形成了众所周知的遵循先例原则,以保障判例法的相对统一和逻辑自洽。另一方面,在判例法国家(如美国),除了公法领域的成文化努力外,即使在私法领域,也有向法典化的努力,并出现了所谓“法典化运动”。这一运动,从英国法学家边沁向美国总统麦迪逊毛遂自荐、主持起草一部法典未果而开其始,中经克罗德福、萨缪尔·威利斯顿等法学家起草《统一流通票据法》、《统一买卖法》等法律而助其兴,直到著名法学家卢埃林组织起草了引世人瞩目的美国《统一商法典》,美国的“法典化运动”方终其成。{20}7-20
  那么,这种对“健全的法典”之追求,是否全然解决了法律的逻辑自洽和内容自足问题?是否能让法律全然对应于主体交往行为和社会有序的要求?对此,无论在学理上,还是实践上,都做出了否定性的结论。因此,种种救济法律逻辑瑕疵和内容不足的理论和技术便应运而生。尤其法律解释理论和法律方法理论,就是针对法律的种种意义瑕疵——“意义模糊”、“意义冲突”、“意义空缺”而采取的救济措施和技术。{21}36-66
  在这个意义上,法律乃是一个解释或诠释的体系。尽管在有些人的笔下,法律的诠释如同宗教经典的诠释一样,是“独断型诠释”[6]——因为它们都追求一种合乎目的的有权解释,但在伽达默尔笔下,法学诠释学的典范意义恰恰不在其独断型,而在于其和历史诠释学、语文诠释学一样的探究精神。所以,他这样写道:“……法学诠释学其实不是特殊情况,而是相反,它正适合于恢复历史诠释学的全部问题范围,并因此重新产生诠释学问题的古老统一性,而在这种统一性中,法学家、神学家都与语文学家结合了起来。”{22}422这表明,即使法律诠释和法律诠释学,在寻求法律在当下案情中应用的同时,也对法律作出某种创造性的、具有开放性的理解和解释。由此不难得出如下结论,所谓法律的体系封闭、逻辑自洽和意义自足,即便经过了立法者的仔细考量和认真订定,但也只能是一种修辞意义上的结论,进而言之,体系封闭、逻辑自洽以及意义自足等等,不过是立法者和法律人们对法律的一种修辞性预设和富于诗性化的安排。它是诠释的结果,而非科学的必然;是可接受性的选择,而非真理性的信条。
  有了这种修辞性预设,才使人们可能“信法为真”,把法律纳入和生活交往须臾不可分离的人生结构中,并从中可能生成人们对法律的信仰。进而言之,即便一种法律所表达和记载的是真理,是“事物的客观规定”,但也免不了人们根据其需要和所好对这种规定性进行裁剪。譬如,核武器能够大规模地杀人,这是事物关系的规定性。但在法律需要上,或主张无核,或主张有核。法律的任务,不是规定核武器可以大规模杀人这一“事物的规定性”,而是根据人们的需求以及需求博弈的结果规定禁止核试验或者允许核试验;禁止率先使用核武器或者允许率先使用核武器……显然,立法者只能在不同的主张者间要么综合各家需要,要么根据多数需要立法。无论综合各家需要,抑或多数需要,都不一定必然代表着“科学理性”或“必然真理”,毋宁说这是一种“交涉性真理”。既然是“交涉性真理”,人们还必须遵从之,这取决于商谈决定或多数决定的逻辑合法性,也取决于“信法为真”的修辞合理性。而这里的“逻辑合法性”,在根上仍奠定在“修辞合理性”基础上。正是“修辞合理性”,才为“逻辑合法性”提供了人们“信法为真”、信商谈为真、也信多数为真的基本逻辑前提。
  可见,立法者每每企图以封闭、自洽和自足的法律体系,构造一种符合逻辑的人类交往秩序体系,但法律归根结底是人们知识的产物和结晶,当人类知识所面对的只能是敞开的时空时,可以想见,人类的知识只是有限的知识。把这种有限的知识作为制定人类交往秩序规则的根据,其捉襟见肘、顾此失彼自不难理解。即使如此,人们也必须信法为真,否则,因为知识的有限、相对以及由此所导致的法律的不太完美而排斥法律,人类就只能陷于完美追求的无穷无尽的烦恼之中。因此,我们宁可像德沃金那样寻求对法律的整体性的完美诠释,也不能像庄周那样因为规范(法律)的不完美而绝圣弃智,因任自然。
  “……整体的法律……认为,法律的要求是阐释性的判断,因此将回顾与展望的因素合在一起。它们所阐释的是被视为正在逐渐展开的政治叙述的法律实践。因此,作为整体的法律认为纠缠于法官究竟是发现法律或是创造法律这个由来已久的问题于事无补,它认为只有弄清法官发现并创造法律与法官既未发现也未创造法律之含义,才能理解法律的推理。”{23}201显然,这是一个对阐释以及法律的整体性不乏乌托邦理想的要求,因此,也是一个不乏修辞精神的预设。然而,恰恰是这种理想、这种修辞预设,这种作茧自缚后的破茧而出,才为法律更趋于完善、社会更趋于正义、秩序更趋于稳健而开放了必要的解释空间。
  三、模糊/局限情境中的法律修辞
  (一)模糊情境中的法律“明确修辞”
  在无限敞开的世界中,逻辑清晰的能力是有限度、有疆界的。所谓科学、逻辑和理性这些追求确定性或明确性的词汇,都具有“内卷性”、限定性的特征,其限定手法就是修辞。只有在修辞所预设的前提和限度内,才可能做到科学合理、逻辑清晰、理性实用。跨越这一疆界,科学、逻辑就很难理性地完成清晰法律的使命——这确实是一个悖论,但也正是法律有趣之所在。法律作为一套科学的、逻辑的和理性的体系,运用科学知识组织其具体内容,厘定其调整对象,运用逻辑语言安排其篇章结构、遣词造句,并以之来安顿人世的规范生活和秩序模式。毫无疑问,明确性是其首要追求。法律如果模糊不明,模棱两可,那么,它不但不会是社会秩序的缔造者,反而是社会秩序的破坏者与解构者,是人们交往行为的麻烦制造者——因为含混不清的法律会让受它调整的人们两眼茫然、好坏莫辨、无所适从。甚至这种情形,还会使法律不成为法律,反倒成为法律所反对的东西,从而使逻辑不成为逻辑,反倒是逻辑所否定的对象。
  “十分明显的是,含糊和语无伦次的法律会使合法成为任何人都无法企及的目标,或者至少是任何人在不对法律进行未经授权的修正的情况下都无法企及的目标,而这种修正本身便损害了合法性。从污浊之泉中喷出的水流有时可以被净化,但这样做的成本是使之成为它本来不是的东西。”{24}76可见,法律一旦含混不清,首先所危及的是法律这个词,或者这种调整机制本身的合法性与有效性——从而最终危及法律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换言之,只要寻求法律调整的合法性与有效性,法律的清晰性或明确性就是一个必须具备的条件。混沌的水流不可能展显水下多姿多彩的万物;模糊的法律不可能调整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
  然而,法律的明确性这一界定,本身却是一个极富修辞色彩的命题。表现在:
  一方面,如果明确性是指“科学”意义上的——也就意味着某个问题能被科学公理或科学定理所证明。但如前所述,科学上的明确性,并不一定是法律所肯定的明确性。科学认知的结果往往并不能直接规定为法律。例如分布在大自然中的果蔬,究竟哪些有毒,哪些无毒?哪些不能食用,哪些可以食用?这些显然都是以主体(人)规定性和对象规定性的科学认知为标准的。但是这些科学认知的结果未必都要表达在法律中。一种科学认知的结果要表达在法律中,必须把这种认知结果代入到人的需要中。因为有毒、无毒、可食用、不可食用等,本身都是人的需要的鉴别体系,是一种“精神现象学”。因此,当这一科学认知结果升华为法律上的肯定或否定(如允许可食用的果蔬上市,禁止不可食用的果蔬上市)时,已把人的需要和其“精神现象”熔铸其中。这时,科学意义上的能被公理或科学定理所证明的内容,已被主体化了。这一过程,乃是把客观规定性根据人的需要予以主观处理的过程,其中的选择指向,不再纯粹是科学的规定性和明确性,毋宁说是人们需要的确定性和明确性。
  另一方面,如果明确性是指“诠释”意义上的,那么,众所周知,其基本特征是强调“前见”的合法性,这与科学一味排斥先入之见、偏见或成见的情形适成对照。不但如此,而且在诠释学看来,“前见”或“前理解”是一切“理解的条件”。“……理解首先意味着对某种事情的理解,其次才意味着分辨……并理解他人的见解。因此一切诠释学条件中最首要的条件总是前理解,这种前理解来自于与同一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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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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