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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律科学》
我国共同遇难死亡顺序推定规则之反思与重构
【作者】 唐雯【作者单位】 南京大学法学院
【分类】 海商法【中文关键词】 共同遇难;同时死亡;推定;遗产
【英文关键词】 Common Tragedy; Simultaneous Death; Presumption; Heritage
【文章编码】 1674-5205(2017)02-0078-(010)【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7年【期号】 2
【页码】 78
【摘要】

数人在同一事故中死亡,在没有证据证明死亡先后顺序的情况下,为合理公平分配遇难者财产,必须对遇难者的死亡顺序进行推定。我国共同遇难死亡顺序推定的规则在继承法司法解释以及保险法中均有规定,但二者缺乏一致性,以至于在司法实践中出现法律适用以及推定结果上的自相矛盾。并且,我国的推定规则较为复杂,适用起来程序上比较繁琐,实体权利的分配也与当今民众的主流意识不符,有悖于保护遇难者财产权利的价值取向。体系上将共同遇难死亡顺序推定纳入民法总则进行统一规定,能够有效避免推定矛盾的产生,有利于维护立法的统一性及严肃性。制度上从认识论和价值论的角度进行考察,采用同时死亡推定主义最能够达到自然法则与立法价值的平衡。

【英文摘要】

For the purpose of distributing heritage equitably, the death order of victims should be presumed when there isn't evidence to prove it in common tragedy. Our presumption rules of death order in common tragedy are both in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of inheritance law and insurance law, these two rules are so inconsistent that there are prominent conflicts in application of law and the result of presumption. In addition, our presumption rule is relatively complex in procedure, the distribution of substantive right is discrepant to demotic main sense, so the rule is against to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protecting victim's property right. To avoid the presumption paradox effectively and maintain the unity and seriousness of legislative, presumption rule of death order in common tragedy should be arranged in general rules of civil law. Considering the epistemology and axiology of the rule, presumption of simultaneous death will balance the natural law and legislative value.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24907    
  
  共同遇难,即数人在同一事故中死亡,且没有证据证明死亡先后顺序的情形。美国法律将其称之为“共同灾难”,指的是两个当事人表面上同时死亡的情况。在共同灾难中,由于无法确定谁死亡在先,通常会产生财产继承或者人寿保险金分配的问题[1]。由于判断哪一个人在先死亡,直接关系到遇难者财产的分配关系,故而必须对其死亡顺序做出推定。作为民事推定规范,共同遇难死亡顺序推定规则既要遵循推定的事实逻辑,又要体现法律的价值取向。而我国现行的共同遇难死亡顺序推定制度,规则复杂、体系分散,未能跟上社会生活和法律关系发展变化的步伐,适用起来冲突明显。有鉴于此,本文将系统梳理该制度的立法现状,剖析其制度取向,从而提出重构我国共同遇难死亡顺序推定规则的立法建议。
  一、我国共同遇难死亡顺序推定规则二元结构下的冲突
  我国《民法通则》中并没有关于共同遇难死亡顺序推定的统一规定,目前立法中相关推定规范有两个:一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继承法意见》)第2条规定:
  “相互有继承关系的几个人在同一事件中死亡,如不能确定死亡先后时间的,推定没有继承人的人先死亡。死亡人各自都有继承人的,如几个死亡人辈份不同,推定长辈先死亡;几个死亡人辈份相同,推定同时死亡,彼此不发生继承,由他们各自的继承人分别继承。”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以下简称《保险法》)42条第2款规定:“受益人与被保险人在同一事件中死亡,且不能确定死亡先后顺序的,推定受益人死亡在先。”这两个法律规范分别适用于继承关系和保险关系时尚属明晰,但由于二者对死亡顺序的推定完全基于各自不同的立法价值取向和利益衡平要求,没有考虑到同一事项立法的统一性,适用起来冲突明显。
  (一)冲突一:法律适用上的自相矛盾
  我国共同遇难死亡顺序推定的二元结构规定,最表层的冲突表现在法律适用上。在共同遇难者之间既有继承关系又有保险关系时,适用不同的规则来推定他们的死亡顺序,直接影响到各遇难者之财产利害关系人分配的财产数量。在司法实践中,有法院将其归结为法律适用冲突,并试图从法律位阶和调整对象的角度来进行解释,但并未能将这一问题厘清[2]。就法律位阶而言,《继承法意见》和《保险法》分别由最高人民法院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不论是在立法主体还是立法性质上,二者都不存在“一般”与“特殊”、“新法”与“旧法”等位阶涵盖关系。就调整对象而言,继承与保险分属于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法律关系,本应分别适用不同法律规范进行处理:在被继承人遗产确定之前排除继承法的适用,在适用保险法确定保险金作为遗产的性质之后,才能适用继承法推定规则来确定遗产的分配。但这一逻辑思路会产生对死亡事实的循环矛盾推定,司法实践中也被法院以已经推定的事实不应被重新推翻为由否定了[3]。
  (二)冲突二:推定结果上的自相矛盾
  推定结果上的自相矛盾是共同遇难死亡顺序推定二元式规定的一个根本症结所在。按照《保险法》和《继承法意见》对共同遇难死亡顺序的不同推定,如果有继承关系的被保险人与受益人共同遇难,而被保险人又是没有继承人的人或者长辈,就会推定出两种截然相反的死亡顺序:按照《保险法》,推定受益人先死;按照《继承法》,推定有继承人或作为晚辈的受益人后死。即便不涉及继承关系,如果两位遇难者互为对方受益人,依照保险法分别予以推定,还是会出现同一事故中遇难者死亡顺序互相冲突的结果。在司法实践中,有法院将共同遇难夫妻互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两份保险合同,适用《保险法》推定夫妻一方分别先于对方死亡,从而将两笔保险金分别作为二人个人遗产进行处理[4]。这样在同一个案件甚至是同一份法律文书中出现自相矛盾的推定结果,完全忽视了法律推定的本质,抛弃了法律推定的事实基础,直接影响到人们对法律的确定性和权威性的认识。还有法院为避免推定结果上的自相矛盾,以“该规定与继承法的有关确定死亡先后顺序的规定不一致”为由,排除了《保险法》42条的适用,直接将根据《继承法意见》推定出的死亡顺序结果适用于当事人的保险法律关系中[5]。如此简单的排除理由显然缺乏说服力,在《保险法》已有规定下适用《继承法》规定来处理保险金分配问题也显得张冠李戴,虽维护了推定结果的统一性,却陷入了法律适用混乱的误区。
  根据《布莱克法律辞典》的定义:“推定是根据既定事实得出另一事实存在的法律推断或假定……推定将举证责任负担转移到试图推翻推定事实的当事人。”{1}3754关于法律推定的讨论多见于诉讼法领域,尽管学者们对推定的概念范畴争论不休,{2}112但共同遇难死亡顺序的推定属于立法推定应该是没有疑问的。立法推定不同于法官在司法过程中基于证据作出的事实判断,它是立法者按照特定的立法意图在成文法中所设置的推定性规范,基本路径就是以某一事实的存在为基础,据以认定另一事实或权利的存在。在共同遇难死亡顺序推定中,基础事实是共同遇难且无法证明死亡先后时间,推定事实便是法律对数名遇难者死亡顺序的规定。推定事实不见得就一定是事件的真实状况,只不过是法律赋予其确定效力的一种或然性结论。但这种或然性只会存在于共同遇难者的死亡顺序上面,而不会改变死亡这一事件本身的真实性。譬如A和B在同一事故中死亡,事实可能性有三种:A和B同时死亡;A比B先死;B比A先死。在没有证据证明事实真相的情况下,出于财产分配的需要,法律可以基于特定价值取向规定三种可能性中的任一种为推定事实,从而实现权利平衡,免除相关当事人的举证责任。但是,基础事实与推定事实之间必须存在逻辑上的可能性,也就是说,推定事实只能是唯一的,不应当对同一个基础事实推定出两种自相矛盾的结论。
  因此,共同遇难死亡顺序的推定应当建立在自然法则的基础上,数名遇难者之间只能有一种死亡顺序,这是由死亡的自然属性决定的,是必须被遵守的,即便是在不同的法律关系当中,也不应当出现有悖于自然法则的推定事实。要解决我国目前推定规则二元结构下所产生的冲突,必须基于推定事实唯一性对共同遇难死亡顺序推定规则进行重构,以维护立法的统一性和严肃性。
  二、共同遇难死亡顺序推定规则的域外法观察
  解决共同遇难问题最早可以追溯到罗马法,最初是推定遇难者同时死亡,由各个遇难者的继承人分别进行继承,遇难者之间则不发生继承关系。后来考虑到维持直系血亲间的继承关系,规定两个或数个直系血亲共同遇难时,根据身体抵抗力的强弱,推定弱的先死,强的后死[6]。在早期的判例中,关于共同遇难死亡顺序的先后,则纯粹是一个证据问题:1738年的Hitchcock v. Beardsley一案中,法官并未作出当事人死亡顺序的推定,而是要求提出主张的一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来证明他所继承的人比其他的死者存活得久[7]。可以看出,对共同遇难者死亡顺序的推定,属于民法的一个基础性问题,具有悠久的历史渊源。较之于罗马法复杂的推定方式,当今各个国家和地区对于共同遇难死亡顺序的推定都简单得多。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种推定结果:
  (一)以年龄作为推定标准
  目前采用年龄作为共同遇难死亡顺序推定标准的国家并不多,英国1925年《财产法》第184条规定:“如果没有证据确定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死亡的先后顺序,出于影响财产权利的目的,应当按照长幼来推定死亡顺序,即年幼者应当被认为比年长者存活时间长。”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1919年不动产财产转让法》第35条也规定:“在无法确认两人或者两人以上死亡顺序的情况,出于影响财产权利的目的,应当推定死亡是按年龄顺序发生的,年幼者视为晚于年长者死亡。”
  以年龄作为推定标准,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体现生命的自然法则,毕竟人的生老病死与年龄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但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年龄的长幼并不一定能完全决定生存能力的强弱,对死亡概率的影响也没有那么直接。特别是不区分年龄段直接推定年幼者存活较长的做法,在年幼者为未成年人而年长者为青壮年人时显得尤为荒唐。为了避免这一弊端,法国一度沿袭罗马法,在《拿破仑法典》第720条至第722条规定得相当细致:按照15岁和60岁为界,15岁以下推定幼者先死,60岁以上推定长者先死;15岁到60岁之间则要加入性别标准,推定女性先死,性别相同则推定长者先死。盖法国立法者推定年龄仿佛之人,女性之抵抗力不及男性也,亦可谓举一反三,善读古法者矣。{3}35
  区分年龄段进行不同的推定,虽然较为符合自然法则的要求,但在司法实践中运用起来太过于繁琐。按性别推定虽然体现了性别对生存能力的影响,但是也有违男女平等原则之嫌。Wigmore教授批评这是对人类自然属性有荒诞错误认识的大陆法特色的规则,是中世纪一些苦行僧式法学家设计出来的。不同的身体条件、精神状况、外部事件共同决定着结果,而不仅仅只是年龄。在一些老式的灾难比如沉船事故中强壮的当事人可能会具有更强的生存能力,但在现代的空难及机动车事故中,这种传统民法偏爱的复杂推定相当不切实际。{4}621因此,法国于2001年12月3日对死亡推定的规定进行了修改,最新的《法国民法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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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25-1条第1款规定:“相互有继承权的两人在同一事件中死亡,死亡之先后得以任何方式证明之。如死亡之先后无从确定,每一个人的遗产均予转归发生转移,而不由其中另一人继承。”摒弃了原先复杂的推定方式。
  英国《财产法》第184条在适用中同样也遭遇尴尬:在1945年Hickman v. Peacey一案中,两兄弟在一次爆炸中身亡,虽然很难想象死亡不是同时发生的,法官还是推定哥哥比弟弟先死亡。多数法官认为虽然同时死亡最具有理论上的可能性,但是证明同时死亡这一事实现实上却不可能,这种情况下适用第184条同样具有不确定性和片面性。{5}179由此可见,通过年龄一刀切的推定方式并不一定能实现公正合理的制度价值,反而由于太过僵化漏洞百出。此外,我国还有学者提出,由于死者中可能有出生日期不确切者或有同年同月同日出生者,从而出现无法适用年龄推定规则的特殊情形时,可以由法官依具体情形自行作出推定[8]。笔者对此并不赞同,将死亡顺序交由法官来自行推定太过于草率,容易得出多样化的主观的推定结果,有悖于法律的公正性。
  (二)推定同时死亡
  这是目前大多数国家和地区所采用的立法例,其中,大部分是在民法典中统一作出规定。如《韩国民法典》第30条规定:“两人以上因同一危难而死亡的,推定同时死亡。”《瑞士民法典》第32条第2款规定:如不能证明多数人死亡的先后顺序时,得推定其为同时死亡。还有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11条规定:“二人以上共同遇难,不能证明其死亡之先后时,推定其为同时死亡。”《澳门民法典》第65条第2款规定:“如某种法律效果取决于一人在他人死亡时是否生存,则在无法确定时,推定两者同时死亡。”意大利、阿根廷、巴西、日本、埃塞俄比亚、菲律宾的民法典中也对共同遇难者作出了同时死亡推定[9]。修订后的《法国民法典》采取的也是同时死亡的推定方式。
  还有一部分是以单行法的形式体现,如《德国民法典》中没有关于共同遇难死亡顺序推定的规定,相关问题通过援引《失踪法》第11条规定的“同时死亡推定”得以解决,该条规定:“如不能证实某人在多数死亡或被宣告死亡的人中幸存下来,则可推定他们同时死亡。”这一规定不要求数人遇难发生在同一事故中,只要求各个人在不同的事件中丧生,而不同的事件在时间上同时发生,其中每个人的死亡时间又不能准确地确定下来,就可以推定遇难者是同时死亡。{6}131美国于1940年通过了《统一同时死亡法案》(Uniform Simultaneous Death Act,以下简称USDA),作为处理共同遇难死亡顺序推定的专门法案,秉承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在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幸存者的情况下,所有的财产都按照仿佛财产所有者幸存来处置,这些财产都按照普通的继承和分配规则来传递,除非有有效遗嘱作出相反处理。{7}298这样处理的效果完全等同于推定同时死亡,死者之间互不发生继承。
  推定共同遇难者同时死亡,显然不是站在探寻死亡事实真相的无限追求之上,更多体现的是利益平衡和程序简化的制度取向:首先,推定同时死亡能够平等地保护各个继承人的利益,因为若推定一部分人先死亡,被推定为后死亡的人就会继承先死亡人的遗产,那么后死亡人的继承人就会比先死亡人的继承人继承更多的遗产,各个继承人之间的利益就会不均衡。{8}198其次,推定同时死亡使得遗产处理程序简单化,避免由于多重的转移使得遗产最终落入与被继承人关系比较疏远的继承人手中。再次,推定同时死亡能够最大程度上简化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从推定结果上来说,虽然不一定契合于死亡顺序的发生概率,但也不会出现相互矛盾的推定结果,维护了推定事实的现实可能性和逻辑合理性。
  总而言之,对自然法则的忠实让步于对制度价值的追求,更符合现代民法的人本主义理念。因此,推定同时死亡虽然对自然法则有一定的忽略,却能够被大多数国家所采纳,成为共同遇难死亡顺序推定的主流规则和发展趋势。
  三、我国共同遇难死亡顺序推定规则流弊分析
  (一)现行共同遇难死亡顺序推定规则的缺陷
  1.体系分散,缺乏立法前瞻性
  在2009年修订《保险法》之前,我国并没有关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共同遇难时死亡顺序推定的规定,唯一涉及共同遇难死亡顺序推定的规则就是《继承法意见》,司法实践中通常适用《继承法意见》来处理保险法律关系中的死亡推定问题。{9}但这一处理方式有其固有缺陷:继承和保险本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法律关系,继承权与受益权更有着本质上的区别,适用继承法规则来解决保险法问题显得不伦不类,特别是在被保险人和受益人之间不存在继承关系的情况下,更是显得生搬硬套,不合常理。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曾于2002年3月5日公布《关于适用〈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其中第70条规定:“受益人与被保险人在同一事件中死亡的,若双方存在继承关系,死亡先后顺序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的规定进行推定。若双方不存在继承关系的,应推定被保险人死亡在先,受益人的继承人对保险金享有受益权。”{10}195这一规定按被保险人和受益人之间的不同关系分别进行死亡顺序推定,不仅无法缓解继承法适用于保险法律关系的尴尬局面,还平添了问题的复杂性。随着保险业发展所带来的大量保险纠纷的产生,《保险法》这一立法缺陷得到重视,我国在2009年修订《保险法》时在42条中增加了被保险人和受益人共同遇难时死亡顺序推定的规定,从而形成了我国共同遇难死亡顺序推定规则的二元结构。
  然而,二元结构下的立法体系,使得共同遇难死亡顺序推定规则更加散乱。目前对共同遇难者进行死亡顺序推定主要发生在继承和保险法律关系中,故而《继承法意见》和《保险法》中分别立足于继承与保险各自法律关系确定及纠纷处理的需要,制订了相关推定规则。实际上,其他财产法律关系中同样存在共同遇难死亡推定顺序影响财产分配的可能,譬如信托法律关系中委托人和受益人共同遇难的情形[10]。在信托制度不甚发达的当下,这一问题并未凸显,在信托制度持续发展的将来,确立适用于信托法律关系的共同遇难死亡顺序推定规则也是非常必要的。并且,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不排除会出现涉及该问题的新型财产法律关系。因此,这种分散的立法体系,除了产生法律适用和推定结果的矛盾冲突外,也缺乏立法的前瞻性。共同遇难死亡顺序推定规则的根本目的虽然是为了进行财产分配,但就其制度本身的属性而言,属于自然人权利能力终止的范畴,应当作为自然人方面的民事基本规范予以确立,方能够被广泛适用。我国《民法通则》中没有关于共同遇难死亡顺序推定的统一规定,不能不说是一大疏漏。
  2.规则复杂,推定方式较陈旧
  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立法相比较,我国对于共同遇难死亡顺序推定的规则是较为复杂的,分别按照有无继承人——辈份高低——同时死亡的顺序来进行推定。自1985年《继承法意见》颁布以来,这一复杂规定已施行30余年。这样繁冗的推定规则,不仅在程序上不符合精简的要求,在实体权利的配置上也不乏弊端:首先推定无继承人的人先死亡,是考虑到私人财产权利保护的需要,能够使无继承人者的遗产被他人继承,避免成为“无人继承的遗产”而被收归国有,尚存在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以“辈份”作为推定标准的规定却是独一无二的,这与我国民法中传统的宗族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将“辈份”作为推定标准,过于偏重保护卑亲属继承人的利益,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平辈亲属和尊亲属继承人的利益。从自然法则的角度,较之于年龄,辈份对于生存能力的影响更加微弱,在我国的亲属关系中,长辈年幼而晚辈年长且年龄差距较大的情况比比皆是,在这种情况下以辈份来推定死亡顺序更显荒谬。
  我国《保险法》中确立的共同遇难时受益人先于被保险人死亡的推定规则,被学者认为几乎照搬了USDA的规定,同时也受到USDA的不当影响,USDA以解决死亡先后顺序为宗旨,忽略了两个或多个保险合同中出现的事实推定矛盾。并且,由于我国《继承法》对死亡推定的复杂,还会出现美国不会出现的继承法和保险法之间的适用矛盾。{11}118也就是说,保险法的规定并未弥补我国共同遇难死亡顺序推定的既有缺陷,反而由于二元结构的规制模式,平添了法律适用和推定结果上的矛盾冲突。而在2015年12月1日施行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中,15条规定:“受益人与被保险人存在继承关系,在同一事件中死亡且不能确定死亡先后顺序的,人民法院应根据保险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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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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