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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律科学》
我国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规则研究
【副标题】 企业社会责任法律化的视角【作者】 黄韬乐清月
【作者单位】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武汉大学法学院【分类】 公司法
【中文关键词】 环境信息披露;上市公司监管;公司社会责任;利益相关者;证券法
【英文关键词】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disclosure; Supervision of listed corporations;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Stakeholder; Securities law
【文章编码】 1674-5205(2017)02-0120-(013)【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7年【期号】 2
【页码】 120
【摘要】

近年来,环境信息披露逐渐成为了我国上市公司承担企业社会责任的一个新兴重点领域,更有一些观点主张依托既有的证券法和公司法规则来实现这一领域的企业社会责任法律化。但是,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法律制度的建构基础与证券法的投资者保护这一立法目标在本质上互不兼容,这导致了在监督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的过程中,证券法与环境法这两套制度系统的协调适用存在着不小的难度;同时,在既有的公司法关于董事信义义务制度之下,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规则会引发股东保护和利益相关者保护之间的制度目标冲突。因此,要在既有的证券法和公司法机制内引入强制性的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机制还存在着不小的制度障碍,公司社会责任法律化的目标实现并非那么简单。

【英文摘要】

In recent years, the area of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disclosure has been developing as a way for listed corporations in China to adopt the concept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There are views that proposals to legislate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must depend on existing legal rules of securities and corporate law. However, the foundation of structuring a legal system on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disclosure by listed corporations is essentially incompatible with the legislative aim of securities law, which mainly focuses on protecting investors. As a result, it is hard to coordinate environmental law and securities law to regulate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disclosure of listed corporations. Moreover, rules on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disclosure by listed corporations would trigger a clash of institutional goals between stockholder protection and stakeholder protection, creating further tension with existing corporate law: via the principle of fiduciary duty. Thus, there are visible institutional barriers to introduce a mandatory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disclosure system for listed corporations via existing securities law and company law. It is not that simple to legislate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24906    
  
  随着环境问题受到公众关注程度的提升,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法律制度近年来也成为了我国环境法律体系和金融法律体系中的一个新兴发展领域。学术界和实务界已经开始呼吁通过我国既有的证券和公司法律制度来促进上市公司的环境信息披露,强化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承担的法律基础。例如,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与联合国环境署可持续金融项目联合发起成立的绿色金融工作小组在其提出的构建中国绿色金融体系的初步框架中建议“强制性要求上市公司和发行债券的公司披露环境信息”[1]。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向《证券法》修订小组提交了书面意见,建议在《证券法》修正案中增加强制性要求上市公司披露环境信息的法律条款。{1}还有一些知名证券诉讼律师共同发布了《证券市场绿色维权宣言》,{2}主张将证券市场民事赔偿机制适用于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的纠纷[2]。
  理论上来说,这样做的可能好处就是:在我国,证券法和公司法有着一套已经建立起来的运行机制,再加之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原本就是证券法的核心规范对象,因此若能把既有法律规则的适用范围进行适当地延伸和扩展,那就可以低成本地将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法律机制予以导入和实施。但是,本文经过分析和论证,发现要在既有的证券法和公司法机制内引入强制性的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机制还存在着不小的制度瓶颈,既无法协调好证券法和环境法的适用,也没有办法很好地解决公司股东保护与利益相关者保护之间的冲突与矛盾。
  本文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通过比较新近出现的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的制度要求与传统证券法中有关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法律规则之间的差异,认为上市公司承担环境信息披露的法律义务是公司社会责任法律化的一种典型表现。文章第二部分对我国近年来有关要求上市公司披露环境信息的各层级法律规则进行了简要的回顾和梳理。文章第三部分讨论了环境法与证券法的协调适用难题,即在现有的证券法框架下,要把负有环境信息披露义务的上市公司置于其执法体制之下,是否会存在兼容性的问题。文章第四部分则从公司法上董事信义义务规则的角度出发,探讨了上市公司承担环境信息披露法律义务而带来的协调股东保护与利益相关者保护关系的两难境地。文章第五部分是一个扩展性的结论,认为基于市场利益驱动的自愿性环境信息披露机制有必要成为未来制度选择的重点考虑。
  一、作为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承担形式的环境信息披露
  自上世纪60年代“公司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这一概念在全球范围内开始广泛流行之后,大型公司(尤其是上市公司)自愿披露其生产经营活动对环境所造成影响的相关信息逐步成为了一种趋势和潮流,以至于学者把这种基于信息披露的自愿环境管制称为治理污染的“第三波”政策[3]。
  在中国,近年来引发社会严重关切的重大环境事故时有发生[4],在此背景下,政府以及社会公众对于企业环境信息的关注也日益增强。要求企业披露环境信息,这不仅成为了政府进行环境管理的内容,也上升到了公众行使环境知情权的高度,这使得上市公司通过各种形式进行环境信息披露已经成为其回应外界要求其承担社会责任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5]。根据2013年《中国上市公司环境责任信息披露评级报告》的统计,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共有617家上市公司披露了专门的社会责任报告或者环境责任报告,虽然披露环境信息的上市公司在数量上并不占据多数,但这些上市公司的市值占两大交易所总市值的87.05%。{3}34
  部分社会组织意识到,金融市场的信息披露机制有可能成为推动中国当下的环境治理公共政策目标的一条有效通道。一个例子是,美国康菲公司与中海油合作开发的蓬莱19-3油田于2011年6月发生溢油事故之后,国内11家环保组织除了联名致信漏油事故责任方中海油公司和美国康菲石油公司之外,还同时向香港证券交易所(中海油为香港上市公司)和纽约证券交易所(中海油与美国康菲公司均为纽约上市公司)致函,建议这两家交易所对上市公司没有及时披露环境信息的违规行为进行调查和惩戒。环保组织指责中海油和康菲公司向社会公众隐瞒事故情况长达一个月之久,上市公司的这种行为严重威胁投资人的权益,漠视企业环境社会责任。{4}{5}
  区别于普通企业,上市公司的一项最基本的法定义务就是信息披露,这是现代证券法律制度的核心所在。自美国1933年证券法和1934年证券交易法以来的制度设计者之所以将上市公司强制性信息披露作为证券市场法律制度的核心规则,原因就在于投资者保护被确立为证券市场法律制度的最终目标,而立法者相信,“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路灯是最好的警察”。{6}通过构建有效的强制性信息披露机制,投资者与上市公司之间的信息不对称(informational asymmetries)状况可以得到改善,进而起到遏制上市公司的欺诈行为,提升证券市场的有效性(efficiency)的政策功能。{7}
  既然证券法所规定的上市公司强制性信息披露义务是服务于投资者保护这一目标的,那自然地,立法者和监管者要求上市公司所披露信息的内容(无论是定期报告还是临时性的披露)一定是和投资者的投资盈亏相关联的信息,简而言之就是公司的财务信息或者会引发公司财务状况变化的其他相关信息,或者说是会导致上市公司股价变化的信息,因为这才是投资者最为关心的。
  中国证监会于2006年制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对发行人或者上市公司负有披露义务的信息进行了界定:在一级市场,发行人应当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对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有重大影响的信息”(第11条);在二级市场,上市公司应当在定期报告中披露“对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有重大影响的信息”(第19条);若“发生可能对上市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投资者尚未得知时”,上市公司则应当通过临时报告的形式进行披露,说明事件的起因、目前的状态和可能产生的影响(第30条)。显然,这里要求上市公司所披露的信息均指向的是可能影响股票价格和投资者判断的信息。与之形成对比的是,环境信息披露指的是公司将其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涉及环境的行为以及对环境的影响进行对外公开的做法。{8}显然,和基于投资者保护的目标相比,证券法要求上市公司向投资者披露其经营信息的出发点是不同的: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不是只服务于现有或潜在的公司股东(投资者群体),而是面向社会公众的,是其承担社会责任的一种表现。除了投资者之外,可能对上市公司所披露环境信息感兴趣的利益群体还包括了政府部门、公司的供应商、客户、消费者、债权人(比如银行)、内部雇员、所在社区、环保组织,甚至是与上市公司没有任何直接关联的普通社会成员。这些群体扮演了上市公司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的角色,在一定外部制度环境中形成了对上市公司行为选择的影响,而环境信息披露就是这种影响的结果。
  公司的股东(stockholder)关注的是公司的盈利状况,因此上市公司基于证券法负有披露义务的信息基本上是那些构成对其资产负债表内容形成现实或潜在影响的信息,即会导致企业资产、负债或者所有者权益变化的各种收入、支出和费用。但是,若企业的经营行为所直接或间接造成的环境影响并不会现实或潜在地反映在其资产负债表中,换言之即只是一种“外部成本”(例如企业采用地下水作为生产原料,虽然符合当地的法律要求,但可能造成地貌的潜在破坏)或“外部收益”(例如企业开发出一种环保设备,它的推广应用可以带来全社会治理污染成本的减少)的状态,那就原则上不会被纳入证券法所要求的披露范围,因为这和投资者保护并不直接相关。但是,恰恰是这些信息构成了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的重点,成为了评判其履行社会责任状况优劣的重要考量基础。由此,我们可以给出这样的判断:上市公司承担环境信息披露的法律义务是公司社会责任法律化的一种典型表现。
  二、中国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的法律制度沿革
  理论上来讲,上市公司的环境信息披露行为可能受到两大外部力量的推动,一是来自于利益相关者的社会压力,一是来自于国家法律的强制性要求。{9}在中国,由于推动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公民社会运动远未成气候,各类环境NGO的活动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因此目前看来,中国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主要推动力量是来源于带有强制性或者准强制性色彩的法律规则要求,具体地说则包括政府部门、金融监管当局以及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或者指令。表1列出了自1997年至今我国涉及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规则的主要法律文件。
  表1关于中国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的主要法律文件
┌──────┬───────┬──────────────────────┐│发文时间  │发文单位   │法律文件名称                │├──────┼───────┼──────────────────────┤│1997年1月  │中国证监会  │《公开发行股票公司信息披露的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       │一号——招股说明书的内容与格式》      │├──────┼───────┼──────────────────────┤│2003年6月  │国家环境保护总│《关于对申请上市的企业和申请再融资的上市企业││      │局      │进行环境保护核查的通知》          │├──────┼───────┼──────────────────────┤│2006年9月  │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指引》   │├──────┼───────┼──────────────────────┤│2008年2月  │国家环境保护总│《关于加强上市公司环境保护监督管理工作的指导││      │局      │意见》                   │├──────┼───────┼──────────────────────┤│2008年5月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引》 │├──────┼───────┼──────────────────────┤│2008年12月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做好上市公司2008年年度报││      │       │告工作的通知》               │├──────┼───────┼──────────────────────┤│2008年12月 │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做好上市公司2008年年度报││      │       │告工作的通知》               │├──────┼───────┼──────────────────────┤│2010年9月  │环境保护部  │《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南》(征求意见稿)  │├──────┼───────┼──────────────────────┤│2014年5月  │中国证监会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       │2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2014年修订)》  │└──────┴───────┴──────────────────────┘

  从内容上来看,上述法律文件对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的要求覆盖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各个环节,从申请股票发行和上市环节中的披露要求一直延伸到了公司上市之后的持续性信息披露要求,而后者又包括了在定期报告(比如年报)中披露公司承担环境社会责任信息的要求,也涉及了基于突发环境事件而触发的临时公告要求。
  回顾上述十几年之间中国有关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的法律文本沿革历程,我们大致可以从中总结出三个基本特点:
  其一,早期的规则制定者主要是基于证券法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义务的要求,强调的是环境因素对于上市公司股价和投资者承担投资风险的影响;而后才逐步超越既有的证券法视野,从公司社会责任的层面对上市公司提出环境信息披露的要求。
  其二,在早期,中国有关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的法律文本主要是为上市公司(尤其是那些经营活动可能给环境带来较大负面影响的上市公司)设定某些强制性的环境信息披露义务。其后的发展趋势是,一方面负有强制性环境信息披露义务的上市公司范围被逐渐拓展(主要是来源于两大交易所的监管规则),同时也开始探索强制性环境信息披露和自愿性环境信息披露相结合的路径,鼓励并引导上市公司自愿地披露其环境信息。
  其三,在早期,中国关于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的法律规则多是为公司在发行新股、再融资或者发生重大环境事件时设定公开披露的义务,且这种环境信息披露只是被视为上市公司整体信息披露工作中的一个小环节。其后的发展趋势则是从原先的附属性披露和临时披露逐步导向专门性披露和定期披露,即强调上市公司在定期报告(例如年报)中以专门的披露文件(例如环境责任报告、社会责任报告)来完整地、系统性地披露其环境信息。
  三、如何协调适用环境法与证券法?
  正如前文所述,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法律制度的发展是在证券市场规则体系中植入某些环境法律规制的因素,以期达到利用既有的证券市场执法和司法资源来实现环境保护公共政策目标。这样一来,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就是,如何协调环境法和证券法这两套原先相对独立的法律体系的适用?我们这里会围绕着上市公司法律责任的认定问题、信息披露的及时性要求与信息披露完整性要求之间的关系以及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义务和地方政府环境信息披露职责的协调难题来展开分析。
  首先一个问题就是,既然中国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的运行机制始于外部制度规则的出台,并且到目前为止其运行效果还主要是有赖于上述制度规则的实施状况,那么一个很自然的问题就是:对于这样一项被寄予了较高期望的信息披露机制,各类制度规则如何保障其权威性?正所谓徒法不足以自行,现实中是否存在有效的法律责任机制来约束和激励上市公司,从而确保这项制度的有效落实呢?
  正如前文所述,一国证券法律制度的核心在于确保上市公司重大信息披露的真实、完整和准确,以利于投资者对特定证券投资价值作出判断。因此,对于违反强制性信息披露义务的发行人或者上市公司,各国证券法均会设定明确的法律责任条款,以约束融资者的行为,实现投资者保护的目标。从法律责任的类型上来讲,不外乎是行政责任、民事责任以及刑事责任三种类型。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193条所规定的“发行人、上市公司或者其他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按照规定披露信息,或者所披露的信息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三十万元以上六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并处以三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即是行政法律责任的体现。除了上述行政处罚规定之外,《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59条还授权中国证监会采取责令改正、监管谈话、出具警示函、记入诚信档案并公布、认定为不适当人选等具有一定强制性的监管措施。
  民事责任方面,现行《证券法》第69中小学减的负已经加到家长身上了条为相关主体界定了责任承担的前提和内容,即“发行人、上市公司公告的招股说明书、公司债券募集办法、财务会计报告、上市报告文件、年度报告、中期报告、临时报告以及其他信息披露资料,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发行人、上市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发行人、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及保荐人、承销的证券公司,应当与发行人、上市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但是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除外;发行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有过错的,应当与发行人、上市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在中国证券市场历史上,对于投资者提起的针对上市公司未适当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民事赔偿诉讼,法院的立场一度是拒绝受理,但是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于2003年开始实施之后,中国法院开始有条件地受理相关证券市场民事诉讼案件。不仅如此,我国《刑法》对违反证券市场信息披露义务的行为设定了刑事责任。其中设计了两个条文,分别是针对证券发行人的“欺诈发行股票、债券罪”(第160条)以及针对违反持续披露义务的上市公司的“提供虚假财会报告罪”(第161条)。
  形式上来看,中国的证券法律制度对于违反信息披露义务的行为在法律责任方面至少已经有了较为齐备的规则文本体系,具体的执法和司法实践也正处于不断完善的过程之中。那么,现在当我们的讨论主题涉及到环境信息披露这一传统证券法并无特别关注的领域时,我们自然会提出的一个问题就是,既有的证券法律制度中的责任规则可以被用来约束、督促或者激励上市公司向社会公众提供真实、完整和准确的环境信息吗?
  行政责任方面,虽然《证券法》第193条的规定指向的是披露义务人没有履行监管当局所规定的信息披露义务,因此从该条法律规则的文义上并不能排除证监会对上市公司未履行环境信息披露实施行政制裁的可能性。但是在《证券法》关于“持续信息公开”一节的规定中,立法者在第67条中对于上市公司有义务进行披露的信息界定为“投资者尚未得知”的“可能对上市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也就是说,法律规则基本上还是从投资者保护的角度出发,强调上市公司应当向投资者披露可能影响股价的重大信息。那这里的问题就是,环境信息(例如重大的环境事故)可否被纳入这一范围?
  这里我们可以举一个中国证券市场上非常著名的案例。2010年7月3日,上市公司紫金矿业拥有的紫金山铜矿湿法厂发生铜酸水渗漏事故,造成部分汀江水域严重污染,但该公司直至7月12日才发布公告,瞒报事故为期9天。{10}对这一行为,中国证监会在后来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中认为“在对环境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发生后,作为一家上市公司,首先应当依法及时披露相关信息,将可能产生的后果及时告知投资者和社会公众,以利于投资者的投资决策,而不应受各种外部因素的干扰。紫金矿业未按照法律规定,在第一时间及时披露相关信息,侵害了广大投资者的知情权,理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显然,中国证监会对上市公司违背信息披露义务进行行政处罚的理由是该环境事故会对公司股价产生重大影响,以至于未及时披露该信息影响了“广大投资者”的投资决策。换句话说,作为证券市场的监管者,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还是从投资者保护的角度出发进行的,而基本上不是从当地居民、社会公众对环境信息的知情权或者上市公司的环境社会责任角度去履行监管职责的。
  那我们假设这么一种情况,如果某项环境信息不会对上市公司的股价产生重大影响,不属于投资者保护的范围,但却和该公司履行社会责任密切相关,信息的使用者为公司的利益相关方。例如,某家上市银行的主要信贷客户为了追求利润而放任了污染环境的后果,并且这对该银行来说并不会导致收益的损失,为此该上市银行未披露其主要信贷客户的环境信息,在这种情况下,证券市场监管者是否可以仅仅基于环境信息披露义务的违反,而不是投资者利益的损失来对该上市银行实施行政处罚呢?
  这时候也许就会遭遇现实的困境。即便我们不再过分强调证券法历来的投资者保护导向,通过立法等手段扩充监管者的执法空间,但是这时候证监会应当如何来认定违法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并作出相应严厉程度的处罚呢?传统上,证监会的判断依据是投资者的既有和潜在损失,而如果现在让证监会从上市公司未履行环境信息披露义务而给投资者以外的社会公众造成的损害去决定行政处罚的严厉程度,那么证监会又应当如何界分自身与环保执法部门之间的职能分别呢?理论上来讲,公共部门之间的职能交叉协调并非罕见,让证券监管机构在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方面承担必要的监管职责也能找到较有说服力的学理解释,域外也有类似的实践[6],但是一旦进入中国证券市场执法的语境,我们就会发现中国证监会在以往对证券市场违法行为进行行政执法的过程中常常会忌惮于执法行为对市场稳定性和广大投资者信心所产生的负面影响而陷入投鼠忌器的困境之中,因此弱化了监管行为的威慑力。在这一背景下,我们也许很难指望其在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监管中能够确保执法力度和尺度的长期稳定性和公平性。
  这样的逻辑也大致适用于对刑事责任的分析。特别是,《刑法》关于严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的制裁条文是规定在“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一节中,而关于环境领域的犯罪与刑罚的条文有专门的“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的一节予以规定。目前而言,适用《刑法》“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一节的条文来对已经构成严重破坏环境资源的行为进行刑事制裁并无问题,但可能会发生争议的环节在于,若企业的严重违法行为仅仅限于环境信息披露层面,而并未实际造成环境资源的破坏,那么依照现行《刑法》,就无法直接援引“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的这一节罪名来进行定罪量刑;而如果要是把《刑法》既有的关于证券市场信息披露的条款扩展适用到环境信息披露领域,那就可能涉及到对现有“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一节的刑法条文进行超出立法者原意的扩张解释了。
  而在民事责任方面,国内一些知名证券诉讼律师共同发布了《证券市场绿色维权宣言》,主张在既有的证券民事诉讼法律机制内引入对违反环境信息披露义务上市公司的民事责任追究;应当将国家环保部及其各地派出机构作出的环境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列入虚假陈述民事赔偿前置条件文件范围,鼓励相关投资者提起证券环境责任虚假陈述民事赔偿诉讼或共同诉讼,实行无过错责任,举证责任倒置。{2}但是,这一设想会遇到现实的制度障碍。《证券法》对上市公司及相关主体承担民事责任设立了明确的前提,即“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则将证券市场投资者(其定义为“在证券市场上从事证券认购和交易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确立为提起该类民事诉讼的唯一合格主体。所以,如果上市公司纯粹违反了环境信息披露法律义务,但并未实际上给投资者造成损失,这时候又由谁来提出这样的民事赔偿诉讼呢?一个可能的答案是环境公益诉讼。这里姑且不论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是非争议,单单分析2015年生效的修订之后的《环境保护法》第58条的规定,我们就会发现,环境公益诉讼得以支持的前提是存在“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显然上市公司违背环境信息披露义务的行为似乎在通常情况下还达不到这一严重程度。此外,我们也应当考虑到法院的态度,在中国的司法环境中,法院对于证券市场涉及群体性的诉讼案件的处理历来并不积极[7],若通过外部力量去要求一部分司法资源用于监督上市公司的环境信息披露,那恐怕成本也是极高的。
  可见,我国证券市场关于上市公司违背信息披露义务的法律责任制度总体上是建立在“投资者保护”这一政策目标基础之上的,与环境保护立法领域更为广泛的“社会公共利益”政策目标是无法简单地对接的。尽管我国的环境行政主管机关、证券监管机关以及交易所出台了一系列相关的制度规范,但是要在既有的证券市场法制框架中引入关于追究上市公司违背环境信息披露义务的法律责任机制,目前看来难度是不小的。退一步来说,即便更新和拓展现有的法律规则适用范围,把现有的证券法改造为“绿色证券法”,在设计相关法律条文时就融入环境信息披露的要素,到时候可能还是会遇到证券法与环境法无法兼容的难题。
  再者,如何处理好环保信息披露的及时性要求和相关信息的完整性要求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这也是证券法与环境法协调适用过程中的一个难点。这一问题存在于上市公司的持续信息披露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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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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