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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政法论坛》
论无罪推定的诉讼价值
【英文标题】 On the Value of Presumption of Innocence in Legal Action
【作者】 陈浩铨【作者单位】 上海大学法学院
【分类】 刑事诉讼法【期刊年份】 1995年
【期号】 3【页码】 17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4804    
  无罪推定是刑事诉讼中一项十分重要的基本原则,得到世界多数国家普遍的重视与确认。由于复杂的原因,无罪推定在我国法学界却是一个争论十分激烈的问题。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入发展,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人们的思想观念产生了不小的变化,以往经常从观念出发评价客观事物的习惯思维方法有所打破,而勇于实践、尊重事实、大胆探索的精神正成为时代的特征,这就给深入探讨无罪推定带来了良好的客观条件与契机。本文就无罪推定在诉讼上的价值问题略述已见。
  一、无罪推定在诉讼上的功用价值
  所谓无罪推定的诉讼价值,主要包括两个方面:无罪推定的功用价值与内在价值。
  无罪推定的功用价值,是指无罪推定作为一项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它在刑事诉讼活动中所起的功利性及工具性作用。无罪推定内在价值,是指无罪推定作为一项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它在刑事诉讼活动中所起的推动刑事诉讼向民主与法制方向发展,培养司法人员理性思维能力及高尚品格的潜在的功能与作用。
  无罪推定在诉讼上有什么功利性及工具性作用?数十年来很多专家学者,花费了大量心血,写出了数以百计的文献已经予以较为充分的阐述,笔者在此不再鳌述。值得提出的是,从历史角度看.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历史阶段,无罪推定在诉讼上确实会有不同的功能与作用。在专制时代,刑事诉讼法是一种阶级统治、阶级斗争的工具,是“刀把子”,无罪推定在那个时代是无所谓什么价值与功能的,因为专制制度需要的是有罪推定与刑罚臆断,而无罪推定只能起消极的副作用。在民主与法制时代,人们对专制制度下根本不把被告人当人对待的野蛮残酷做法就会深恶痛绝,自然就会提出既要打击犯罪又要保障人权的诉讼要求,还会提出必须以人道主义精神进行刑事诉讼活动的问题。这时,无罪推定在诉讼上就有了它崇高的地位、价值与作用。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有着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在党的领导下正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因此,在我们国家的刑事诉讼活动中,无罪推定绝非毫无价值,毫无作用,相反,它在诉讼中的功用价值是很高的。
  无罪推定作为一项法律原则在刑事诉讼活动中是很难直接体现其作用的,因缺乏具体操作性,需要具体的规则、规定予以具体体现。也就是说,无罪推定在诉讼中功能作用是间接的。已有多位学者指出,无罪推定对刑事诉讼制度所提出的要求涉及到刑事诉讼制度的各个方面,需要一系列的配套规则予以配合才能起到在诉讼活动的作用,这是非常正确的。
  究竟无罪推定在我国刑事诉讼活动中如何具体体现与运用,鉴于无罪推定已是世界著名的一项法律规则,大多国家的法律都有规定,我们不妨可以从国外的立法例中去借鉴直接操作的具体规定、规则与方法,更进一步,则可以在透彻了解无罪推定法律原则的前提下,根据其精神,按照逻辑思维方法,法律立法规则与方法并结合我国刑事诉讼具体实践,去大胆创造出一种既体现无罪推定原则又适合我国国情、我国刑事诉讼实践,并为广大人民及司法人员乐意接受的法律原则与规定来,这就抓住了事物的根本与关键。笔者深信无罪推定在不久的将来必然会在我国刑事诉讼活动中起到积极的作用。
  二、无罪推定在诉讼上的内在价值
  国外的法学家在论述无罪推定时,往往还十分重视其内在价值。美国诉讼法学家罗纳德·伊斯利尔认为无罪推定“体现了人人享有的身体自由及人身安全的权利”。[1]原苏联学者斯特罗戈维奇认为:“无罪推定是最高的人道主义,是民主的诉讼原则,它在性质上具有十分深刻的道德、伦理的内容,将无罪推定作为刑事诉讼法的原则,是基于对人和人的美德的尊重,以及作为关心人和人的名誉这一前提的人格价值。”[2]原苏联学者蒂里切夫认为:“无罪推定是苏联维埃刑事诉讼所反映的真正社会主义民主、人道主义和法制原则”。[3]
  从国外的立法例来看,不少国家也十分重视无罪推定的内在价值。美国最高法院法官罗伯特·查克逊对斯塔克诉博伊尔一案表示赞成意见时说,定罪以前,被告人仍享有的传统自由权利,就不允许妨碍其辩护的准备工作,并阻止其在定罪之前受惩罚。这一权利应当得到保护,不然,经过多年的斗争所获得的无罪推定,将失去其意义。[4]原苏联、美国、加拿大、法国、意大利等国家不仅将无罪推定规定为刑事诉讼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并将其作为宪法原则在宪法夫妻本是同林鸟中予以规定。联合国大会1948年12月10日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1966年12月9日在美国纽约市开始签字的《公民政治权利国际盟约》也用明确的条文规定无罪推定原则,这说明世界多数国家不仅重视无罪推定的功能价值,而且就认识并极为重视无罪推定作为一项基本诉讼原则所体现与包含的民主、文明、公正的内在价值。笔者同样认为无罪推定不仅具有实际的诉讼功能价值而且有十分可贵的内在价值,只是由于其内在价值是潜在的,过去人们对它缺乏研究、了解和发掘故而没有深刻认识而已。无罪推定内在价值是由它的内在性质决定的,因此具有客观实在性。具体来说,无罪推定内在价值体现了民主、文明与公正。
  第一、无罪推定最大限度保障被告人的权利与合法权益体现了诉讼民主
  刑事诉讼的民主虽然可以体现在许多方面,但民主与否在如何对待被告人的问题上表现得特别鲜明与尖锐。被告人是被控告犯罪、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人。刑事诉讼的直接任务就是要正确解决被告人的刑事责任问题。应该说,公安机关拘留或逮捕被告人,大多都具有一定的证据或材料,因此它们往往把被告人即当作罪犯,而被告人针对控告提出的有利于自己的材料与意见,尤其是为自己无罪或罪轻进行的辩解,则往往被认为是为了掩盖罪行,逃避制裁而作的狡辩抵赖。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司法人员认为唯一正确的方法就是加强政策攻势迫使被告人认罪服法,而较少有人想到被告人的辩解既可能是无理狡辩,但也有可能是有理由或根据的。因此,被告人是否享有充分的辩护权,律师的辩护作用是否真正受到司法机关重视就成为刑事诉讼是否民主的一个重要尺度。无罪推定首先肯定被告人不等于是罪犯、认定被告人有罪必须。经过法定的诉讼程序,必须具有确实、充分的证据。被告人因此享有法律赋予的充足的辩护权利,享有聘请律师为其行使无罪或者罪轻辩护的权利,在此基础上,无罪推定认为“罪疑从无”,也就是说如果公安机关、检察院没有确实、充足的证据认定被告人有罪那就等于被告人无罪。无罪推定还具有“有利被告”的规则,就是说在法庭上一切没有消除的有关刑事证明控诉的疑问,应当作有利于被告人的解释;无罪推定同时规定在刑事诉讼中绝大部分的案件的举证责任由公安机关、检察院承担,被告人不承担举证责任等等。这一系列的规定,说明无罪推定已经尽可能地保障了被告人的诉讼权利与合法权益,因此体现了诉讼民主。
  第二、无罪推定严禁刑讯逼供体现了诉讼文明
  实现刑事诉讼任务手段的差异,从直观意义上说,鲜明地反映了刑事诉讼的文明程度。马克思说:“专制制度的唯一原则就是轻视人类,使人不成其为人,”[5]“例如中国法里面一定有笞杖,和中世纪刑律的内容连在一起的诉讼形式一定是拷问。”[6]
  马克思当年谴责的野蛮封建司法现象在今日中国的司法实践中尚未绝迹,这其中固然有种种复杂的原因,但是,直接原因之一就是有罪推定。一些司法人员往往误认为被告人不用刑罚他就不会承认自己的罪行,更不会提供破案的线索,因此,刑讯逼供或者变相刑讯逼供就成为某些司法人员获取证据、核实其他证据的手段,被告人的口供往往成为司法人员据以查明案件事实的线索与根据,这种习惯的思维定势、行为方式是不文明的,与我国宪法规定,要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高度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宗旨是相违背的。要克服刑事诉讼的不文明现象,就必须代之以更为文明的诉讼手段,用正确的、文明的观念与行为方式来代替不文明和错误的观念与行为方式,同时辅之以具体、严密与扎实的法律措施。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几条严禁刑讯逼供的条文由于过分原则而缺乏具体操作性是不能制止与克服司法的不文明现象的。
  无罪推定的锋芒首先是针对有罪推定的,那么在法院判决前不能将被告人象罪犯那样对待就是该原则的必然要求了。既然在法院判决前被告人不是罪犯,那么被告人就应享有一系列公民的权利;刑讯逼供及变相刑讯逼供更是错误的;即使一些为了保障诉讼顺利进行而不得不采用的强制措施也应该而且必须严格限制及慎用;对待被告人同样不能任意打骂、捉弄与侮辱;被告人的一些生活要求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应予满足。
  现代文明价值观是一种以人为中心的价值观,即,任何事物都是以其是否能满足人们对于物质文明及精神文明的需要而判断其价值的。无罪推定由于否定了有罪推定,因此可以说抓住了解决司法实践中经常出现的刑讯逼供及变相刑讯逼供问题的关键,该原则的一系列的规定与要求也是颇为合理且符合世界刑事诉讼民主化,文明化的潮流的,因此无罪推定对于刑事诉讼进一步走向文明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第三、无罪推定均衡控辩双方力量,体现了诉讼公正
  公正是法律的根本价值之一。程序公正更是检验司法机关的诉讼活动以及法院判决公正与否的准绳。美国法学家M·戈尔丁说,所谓程序公正主要包含两方面的意义,一是指纠纷的解决者应当听取原告与被告双方当事人的辩论与证据;二是指法院的判决的理由应当建立在原告与被告双方当事人提出的辩论与证据的基础之上。[7]这些论述是言之成理的,因为“兼听则明,偏听则暗”。法院只有充分听取原告与被告双方各自陈述的理由与提供的证据之后的判决才有可能是公正与符合实际的。就目前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与司法实践而言,还没有达到让原、被告都有充分的机会向法院提供理由与证据的要求。例如,根据现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律师只能在开庭前7天才可介入诉讼,仅仅7天时间要提供充分的辩护理由与证据显然是不够的,以致于无法保证被告人的辩护权利。关子律师介入诉讼的时间问题,法学界争论很大,各种意见都有,关键在于对被告人的法律地位还没有统一的认识。由于无罪推定假定被告人无罪,既然公民一旦受到法律追诉他就有权获得律师的帮助,同理,被告人一旦被拘留或逮捕,同样有权聘请律师为其辩护。律师在案件一开始诉讼就介入诉讼,就有较为充足的时间了解案情,收集有利于被告人的证据,也才有可能提供给法院有利于被告方的辩解理由。由于无罪推定加强了处于弱势一方被告方的力量,有利于原、被告方开展法庭调查及辩论力量的均衡,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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