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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中国海洋法学评论》
南极捕鲸案评析—适用《国际捕鲸管制公约》作为自成一体的独立制度
【作者】 Lilian del Castillo
【作者单位】 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法学院{国际法教授}
【分类】 海洋法与空间法
【中文关键词】 《国际捕鲸管制公约》第8条;“科学研究的目的”;捕鲸禁令;《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善意;权力滥用;日本违反义务
【期刊年份】 2017年【期号】 2(第2期)
【页码】 50
【摘要】

2014年3月31日,国际法院对澳大利亚诉日本南极捕鲸案(新西兰参加诉讼)作出裁决。该案涉及对1946年《国际捕鲸管制公约》相关规定(特别是第8条第1款)及其补充文书(即公约附件和国际捕鲸委员会科学委员会制定的附录)的解释。国际法院的裁决无疑是正确的,然而,国际法院的推理虽然严密,但却几乎只关注上述公约所规定的日本“特许南极鲸类研究项目第二阶段(JARPA II)”[1]许可证的“科学研究”目的,把该公约当作是一项自成一体的独立制度,而不考虑其他法律依据。然而,利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及其他影响鲸类和捕鲸活动的条约和制度的相关规定,如《华盛顿公约》《波恩公约》《南极条约》等,拓宽《国际捕鲸管制公约》体系的范畴,将有利于管辖权的进一步发展。所以问题仍然是,国际法院的判决中并未考虑管制南极空间和物种的其他国际法渊源,而考虑这些渊源可以促进以发展的眼光来解释《国际捕鲸管制公约》。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34225    
  一、引言
  在南极捕鲸案中,国际法院裁决“日本必须撤销任何现有的与‘特许南极鲸类研究项目’第二阶段(JARPA II)相关的授权和许可,并且不再依照该项目颁发任何许可证”(实施条款第7条),[2]这一裁决强调了善意原则不仅是“有约必守”原则的构成要件,也是条约解释的一般规则。[3]国际法院裁定,JARPA II是日本打着在南极水域开展“科学研究”的幌子,大肆破坏南大洋保护区的捕鲸活动。因此,日本打着“科学研究”的旗号,不当颁发捕杀鲸类的特别许可,违反了1946年《国际捕鲸管制公约》规定的义务。[4]国际法院作出裁定,禁止相关国家以“科学研究”为幌子,行捕鲸之实,因为这有悖于《国际捕鲸管制公约》目的和宗旨,这一裁定特别注重条约的善意解释,并为鲸类的法律保护奠定了新基础,而国际法院此前并未处理过鲸类的法律保护问题。虽然该项裁决对保护(比“养护”更低级)南极地区的鲸类作出了积极贡献,并立即得到了国际捕鲸委员会的认可(第2014-5号决议),但必须注意的是,其只适用于日本开展JARPA II的南极水域,并不能管制其他海域或其他项目中的捕鲸活动。
  在南极捕鲸案中,国际法院在论及《国际捕鲸管制公约》的解释与执行时,把该公约当成了一项自成一体的独立制度。尽管这种做法毫无疑问是国际法院为其裁决提供法律依据的有效方法,但也可以说该案本来是一次探索以更全面的方式解释条约的机会,[5]特别是借助《维也纳条约法公约》31条第3款的系统表述来影响国际法的途径。国际法院在“南非继续占领纳米比亚(西非南部)不符合安理会第276号决议的法律后果”一案的咨询意见中也承认,“国际文书必须放在当时的整个法律体系框架内进行解释和适用”。[6]因此,第31条第1款所制定的一般条约解释规则,需要考虑为此目的的其他文书,即“当事国嗣后所订……之任何协定”(第31条第3款a项),“嗣后在条约适用方面……之任何惯例”(第31条第3款b项),以及“适用于当事国间关系之任何有关国际法规则”(第31条第3款c项)。
  在南极捕鲸案中,管制南极及其海洋与环境的国际法机构,如采取更具包容性的观点,则会将捕鲸活动相关规定与现行海洋法(主要体现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南极制度以及国际环境法的规则联系起来,这些规则和制度之间是互补的关系。若视角再放宽一点,则国际法院除了审查许可证不是用于“科学研究的目的”,还可以考虑对日本具有约束力的其他文书所设的限制,以制止日本任意颁发“为科学研究目的”的许可证,而《国际捕鲸管制公约》8条第1款并未对“为科学研究目的”的许可证作出限制。[7]因为即使是出于科学研究的目的,也可能违反了其他适用的国际法准则。
  二、捕鲸活动法律框架的过去和现在
  (一)管制捕鲸活动的早期文书(1927—1946):保护捕鲸活动与保护鲸类的两极分割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捕鲸国逐渐意识到捕捞量的不可持续性,大量鲸类种群面临枯竭的厄运,还有一些种类面临灭绝的危险。[8]1927年,国际海洋考察理事会的捕鲸委员会建议设立许可证制度,并于1930年设立了国际捕鲸统计局。[9]同年,捕鲸业的年产量多达4.3万头以上,共生产了350万桶鲸鱼油,[10]鲸类种群枯竭引发了一些最重要的捕鲸国就此展开对话。[11]
  在这些正在进行的谈判框架内,1931年9月24日,22个国家在日内瓦通过了《捕鲸管制公约》,其中18个国家批准了该公约,该公约于1935年1月16日正式生效。日本作为活跃的捕鲸国之一,却没有参与此次会议,也没有加入该公约。该公约不仅管制捕鲸活动,而且还规定“禁止捕获或击杀脊美鲸,包括北开普鲸、格陵兰鲸、南脊美鲸、太平洋脊美鲸、南矮鲸”(第4条)。其他相关规定包括:从事捕鲸活动的任何缔约国的船舶都必须获得授权许可证(第8条),从而限制未报告的捕捞活动;有义务收集“所捕捞的每头鲸所携带的最完整的生物信息……”(第10条)。还值得注意的是,该公约的适用范围:
  适用本公约条款的地理范围应包括世界上所有的水域,涉及公海、领海和内水。(第9条)有必要指出的是,在20世纪30年代,海洋划分为2个区域,即领海和公海,其中公海是不受管制的区域。日内瓦《捕鲸管制公约》的主要目的是规范捕鲸活动,考虑到该公约起草时尚处于公海资源免费利用的历史时期,所以该公约的签署也是一项巨大的成就。虽然处理野生动植物问题的第一步是监管,但该公约也包含了一些保护措施,且国际捕鲸委员会也力图采取养护措施。保护和养护分别属于涉及物种生存的第二步和第三步,如禁止捕杀某些鲸类。然而,“保护”并非源于“养护”,两者之间存在概念上的区别。保护的宗旨是为了生物种群的利用价值而维持生物种群,而采取养护措施则是为了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并没有其他的目的。最后,处理物种问题的较高阶段是采取保全措施,其目的是保护自然、野生动植物群、环境和景观,无论其是否有经济实用性。[12]
  1937年3月19日,英国政府邀请美国、德国、葡萄牙和挪威政府参加会议,会议召开的目的是采取“1931年《捕鲸管制公约》所规定的限制以外”的措施,以限制1937—1938年在南极洲的捕鲸活动。[13]会议邀请函还提到,“这显得尤为重要,因为日本尚未加入1931年公约,其在南极的捕鲸船队数量大幅增加,而且德国在上一个捕鲸季也首次参加了捕鲸活动,很可能会在下一季投放更多的船只。”[14]阿根廷、加拿大、新西兰、南非联盟和爱尔兰自由邦接受了会议邀请,葡萄牙未作答复,而日本则拒绝了会议邀请。[15]
  1937年6月8日,《国际捕鲸管理协定》在伦敦签订,该协定适用于“捕鲸母船和/或捕鲸船进行作业的所有水域”(第2条)。该协定禁止捕获或击杀“灰鲸和/或脊美鲸”(第4条),以及长度小于规定值的“蓝鲸、长须鲸、座头鲸和抹香鲸”(第5条),禁止“捕获或击杀幼鲸或乳鲸,或伴随幼鲸和乳鲸的母鲸”(第6条)。该协定还规定禁止捕鲸母船及其所属的捕鲸船在大西洋、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某些区域活动(第9条)。
  《国际捕鲸管理协定》第10条允许缔约方为科学研究的目的授予特别许可证,这种情况“不受本协定的约束”。该条规定在1946年《国际捕鲸管制公约》(8条)中也保留了下来,而2014年南极捕鲸案的核心问题就是对该条款的解释。《国际捕鲸管制公约》要求各缔约方将其管辖范围内的所有捕鲸作业情况,送交设在挪威散纳菲尤尔的国际捕鲸统计局。1938年6月24日和29日签订的2份议定书对1937年协定进行了修正,并将该协定的期限延长至1938年6月30日以后。
  1944年2月7日,美国、英国、加拿大、爱尔兰、墨西哥、新西兰和挪威政府修订了1937年协定。1945年10月5日,修订后的协定经补充议定书的签订而生效。1945年11月26日在伦敦签署了另一份修订议定书,这次修订包括捕鲸母船运营的授权,并规定了1946—1947年捕鲸季的最大捕捞量。1946年3月15日在伦敦又签署了一份修订议定书,基于二战结束时对鲸鱼油需求量的增长,延长了捕捞季。1946年12月2日在华盛顿签署了一份针对1937年协定的新修订议定书,规定了1947年3—10月的捕鲸季。[16]同一天,在美国的倡议下,14个捕鲸国和非捕鲸国在华盛顿通过了新的《国际捕鲸管制公约》。
  (二)1946年《国际捕鲸管制公约》体系:国际捕鲸委员会和附件
  1946年《国际捕鲸管制公约》属于一般性公约,非签署方也有权使用,因此其成员比之前的捕鲸管理协定更多。该公约规定了对鲸类的适当管理及相关保护措施。然而,公约本身及其附件并没有像之前的协定那样禁止捕鲸行为,尽管之前的协定在这方面也未取得多大成效。[17]《国际捕鲸管制公约》是唯一一项旨在管制普通捕鲸活动且适用于世界上所有海域的协定。其缺点之一是未明确“鲸”的定义,所以,从一开始就不清楚“鲸”是否包含诸如海豚在内的鲸目哺乳动物。[18]
  按照1931年和1937年协定的标准,《国际捕鲸管制公约》适用于进行捕鲸作业的所有海域(1条第2款),并对之前的捕鲸管理公约作出了两大补充:一是作为公约组成部分的附件;[19]二是国际捕鲸委员会(第3条),根据第5不能给市场做人工呼吸条的规定,国际捕鲸委员会有权修改附件,但只有缔约国可以修改公约正文。附件的修订应根据国际捕鲸委员会每次会议所通过的决议进行。缔约方应继续收集其管辖范围内关于捕鲸活动的所有资料,并送交国际捕鲸委员会,由委员会单独出版或与设在挪威散纳菲尤尔的国际捕鲸统计局(该机构与前述的《国际捕鲸管理协定》有关)合作出版,或与其他合适的机构合作出版(第4条)。
  自1949年开始,国际捕鲸委员会每年都会例行召开年度会议,2012年在巴拿马城会议上决定以后改成两年一次,并可在任何时候举行特别会议。[20]国际捕鲸委员会在英国剑桥设有常设秘书处,[21]委员会于1950年设立了科学委员会,也是每年举行一次会议。根据附件第30条的规定,科学委员会是《国际捕鲸管制公约》中负责审批依据科学研究项目击杀鲸类的特别许可证(8条第1款)的机构。因此,经国际捕鲸委员会批准,科学委员会通过了相关指南,即附件Y(《科学许可证提案审查指南》),后又修订为附件P(《科学许可证提案审查程序及现有和已结许可项目研究成果审查程序》)。这些附件对使科学研究项目根据公约第8条第1款免受公约约束来说至关重要,因此,也是裁定南极捕鲸案的重要因素。
  《国际捕鲸管制公约》于1948年生效,包含澳大利亚、法国、冰岛、荷兰、挪威、巴拿马、俄罗斯(前苏联)、南非、英国和美国等10个成员国,其中美国是公约保存国。《国际捕鲸管制公约》是开放性的,非缔约国可在公约生效前后的任何时候加入,所以公约目前已有88个缔约方。尽管如公约名称所表明的一样,《国际捕鲸管制公约》的宗旨在于管制捕鲸活动,同时兼顾对鲸类种群的保护,但成员国的不断变动导致他们无法就实现公约初衷的方法达成一致。成员国已偏离防止鲸类种群完全枯竭的实际经济目的,转而追求暂停或暂时禁止商业捕鲸,然而防止鲸类种群完全枯竭才是“管制”和“保护”这2个词的本意。“暂停”意味着国际捕鲸委员会将“保护”一词的意思部分纳入了“养护”一词,采取这一做法主要是受到了赞成恢复商业捕鲸的新成员国的影响。
  在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上,与会代表提出颁布商业捕鲸禁令的具体要求。1972年,该会议向国际捕鲸委员会提出申请,呼吁10年内禁止商业捕鲸。虽然没有立即得到反馈,但在1976年,出于某种原因,根据委员会的《新管理流程》确立了一项选择性禁令。选择性禁令是根据最大持续产量估计值来确定的,因这一数值标准没有考虑养护投入,所以选择性禁令存在不足,成效甚微,但也并非毫无用处。1982年开始全面暂停商业捕鲸,并从1986年的近海捕鱼季和1985—1986年的远洋捕鱼季开始初见成效。[22]
  然而,如前所述,目前的商业捕鲸禁令并非完全禁止捕鲸活动,只是加以限制。事实上,禁令也存在例外,一是原住民为生存而进行的捕鲸作业,[23]二是致死性鲸类科学研究。[24]因此,《国际捕鲸管制公约》8条第1~4款仍然允许为科学研究的目的发放特别许可证这种例外的存在。此外,禁令并不涵盖所有鲸类,而且也不是永久禁止捕鲸,只要公约成员国四分之三多数票通过就可以推翻捕鲸禁令。值得注意的是,该公约的2个缔约方冰岛和挪威,已经提出反对暂停商业捕鲸,并且没有适用商业捕鲸禁令。[25]商业捕鲸禁令自1985—1986年捕鲸季实施以来,取得了令人欣慰的成效。自此至2014年,44762头鲸的击杀遭到了反对,10132头是为原住民生存所捕杀,32470头是经为科学研究目的的特别许可证授权而遭捕杀,即这一阶段的捕鲸量总共为91369头,这一数据不包括海豚和其他鲸目哺乳动物,但较之实施商业捕鲸禁令之前的数字已显著减少。然而,未报告的捕鲸量还是个未知数,因此,国际捕鲸委员会所列的总捕获量并不是最终数据,而只是上报的捕获量。[26]
  根据科学委员会的报告,有些鲸类和鲸目哺乳动物正濒临灭绝。墨西哥加利福尼亚湾的小头鼠海豚就面临这种情况,目前仅剩约100头;亚河豚也是如此,在巴西、哥伦比亚、秘鲁和委内瑞拉的海岸,亚河豚遭到了毫无限制的捕捞;日本的白腰鼠海豚也面临灭绝。自2009年国际捕鲸委员会第61届年会之后,美国、俄罗斯、丹麦、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获得了捕捞当地鲸目哺乳动物的配额,这种做法与养护鲸类的宗旨背道而驰。[27]商业捕鲸禁令的实施近来又遇到了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新挑战,发展中国家认为,由于鲸类食量巨大,因此会对食品安全构成威胁。[28]
  2014年9月15—18日,国际捕鲸委员会在斯洛文尼亚波多若斯举行了第65届会议,会议共有64个缔约国政府出席。然而,本届会议并未对商业捕鲸禁令作出修改。相反,会议却通过了一项关于执行2014年3月31日国际法院裁决的决议(第2014-5号决议)。
  国际捕鲸委员会有权建立全面禁止捕鲸的保护区(《国际捕鲸管制公约》5条第1款第3项)。目前,委员会已经建立了2个鲸类“保护区”:一个是由塞舌尔政府最早提出设立的印度洋保护区,该保护区于1979年获批,1992年之后无限期续期;另外一个是法国于1992年提出的南大洋保护区,该保护区自1994年起生效,范围包括南极辐合带以南的所有南极水域,每10年续期一次。1985年颁布商业捕鲸禁令时,日本就以2个假的研究项目——“特许南极鲸类研究项目”(JARPA)和JARPA II——为名侵入南大洋保护区,直到国际法院于2014年裁定JARPA已经结束,JARPA II也应该终止。巴西在1998年提出建立一个新的鲸类保护区,范围从南大西洋的南纬0°到40°。该提案得到了阿根廷、南非以及其他国际捕鲸委员会成员国的支持。2005年巴西再次提出了建立该保护区的修正案,但迄今尚未获批。批准在南大西洋建立第3个鲸类保护区非常重要,可以防止商业捕鲸禁令的实施遭到中断,并避免某些国家开展其他获许可的捕鲸项目。2005年,《国际捕鲸管制公约》的拉丁美洲成员国,包括阿根廷、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厄瓜多尔、墨西哥、巴拿马、秘鲁、多米尼加共和国和乌拉圭,成立了布宜诺斯艾利斯集团。该组织支持建立南大西洋保护区,其成立有利于海洋哺乳动物的养护。[29]在阿根廷,鲸类不仅被认为是一种自然资源,还被当作是一种文化资源,巴塔哥尼亚海岸的鲸类观赏活动也非常兴盛。1984年,阿根廷根据相关的养护政策,宣布南脊美鲸为国家天然纪念物(第23.094号法规),在阿根廷管辖水域,南脊美鲸得到充分保护。1998年,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讨论并提出建立另一个保护区,即南太平洋鲸类保护区,但迄今也没有结果。
  在地区层面,目前有2个涉及波罗的海和北大西洋的鲸类公约,但不涉及捕鲸活动。其中一个是1992年《养护波罗的海、东北大西洋、爱尔兰海及北海小鲸类协定》,该项协定是1991年根据1979年《野生动物迁徙物种保护公约》(又称《波恩公约》)第4条第4款通过谈判达成的,旨在“实现和维持小鲸类良好的养护状态”。[30]第二个是1992年《法罗群岛、格陵兰岛、冰岛和挪威建立北大西洋海洋哺乳动物委员会的协定》,北大西洋海洋哺乳动物委员会的成员都是捕鲸国家,其成立宗旨不是为了养护管辖区域内的海洋哺乳动物,而是为推进商业目的而对其进行妥善管理。[31]
  三、2014年南极捕鲸案裁决:对“为科学研究的目的授予日本JARPA II特别许可证”相关限制的解释
  (一)南极捕鲸案的事实情况
  2010年5月31日,国际捕鲸委员会成员国澳大利亚对另一成员国日本提起诉讼。澳方称,日方根据其JARPA II,在南极实施大规模致命性研究项目,违反了其作为《国际捕鲸管制公约》缔约国的义务,也违反了“保全海洋哺乳动物和海洋环境的其他国际义务”。[32]很明显,澳方主要强调日方作为《国际捕鲸管制公约》缔约国的义务,并考虑了其他有约束力且可适用的文书。
  根据《国际法院规约》36条第2款,日澳两国已接受国际法院的管辖。在国际法院的管辖权问题上,日方认为该案涉及争议区域的海洋划界,根据澳方的声明,应排除在国际法院的管辖范围之外,但国际法院驳回了日方的反对意见。法院认为,双方争议的关键在于“日本的活动是否符合《国际捕鲸管制公约》所规定的义务”,[33]法院在诉讼程序的早期就确定了审议该案的方法。[34]2012年11月20日,新西兰要求作为非争端方参与该案,并获得许可。
  因此,澳方必须向国际法院提供证据,证明JARPA II并不属于《国际捕鲸管制公约》8条所指的为科学研究目的的项目,而是商业捕鲸活动,其实施违反了公约附件中规定的3项关键义务:(1)遵守全面暂停商业捕鲸决议的义务(第10条第5款)2)不在南大洋保护区出于商业目的击杀长须鲸的义务(第7条第2款);(3)不以捕鲸母船及其捕鲸船击杀鲸类(小须鲸除外)的义务(第10条第4款)。[35]日方对这些指控作出回应,辩称上述限制并不适用于JARPA II,因为这是一项科学研究项目,属于《国际捕鲸管制公约》8条第1款规定的例外情况。日方还称,其并没有违反公约附件第30条规定的程序要求(裁决书第49段)。日方认为,根据第8条授予的“特别许可证”属于公约适用范围之外的例外情况,[36]而澳方则认为,养护措施也适用于出于科学目的的捕鲸活动。[37]
  (二)有关《国际捕鲸管制公约》8条的解释
  《国际捕鲸管制公约》8条第1款规定,“按本条款的规定对鲸的捕获、击杀和加工处理,均不受本公约的约束”,即为科学研究的目的且持有公约缔约国颁发的特别许可证者,对鲸的捕获、击杀和加工处理,不受公约的约束。[38]第8条第2~4款也与南极捕鲸案相关,这3条款项为这些特殊的致命性科研抽样方法确立了限制和条件。根据第8条规定的例外情况,为科学研究目的而持有特别许可证的捕鲸活动,不受本公约义务的约束。国际法院认为,对该条款的解释必须考虑该公约前言中所阐述的目的和宗旨,特别是在最后一段,各缔约方宣布已经“决定签订关于谋求适当地保护鲸类并能使捕鲸渔业有秩序地发展的公约”。[39]其解释还要考虑构成公约组成部分的附件,以及国际捕鲸委员会的其他文书,即审查科学研究项目的附件Y和附件P。
  随后,国际法院审查了缔约国根据公约第8条第1款,向其国民授予为科学研究的目的而击杀、捕获和加工处理鲸类的特别许可证的自由裁量程度。国际法院深入探讨了其对行使此类许可特权的审查标准,许可特权的行使可能成为法院审议的核心问题。凯斯法官、塞布廷德法官和查尔斯沃斯法官在各自的独立意见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进一步提升了该问题的决定性作用,缔约国行使此类许可特权侵犯了国际法院的管辖权。薛法官在仔细考虑这一点后认为:
  正如所有的权利一样,第8条第1款规定的自由裁量权必然也意味着每一个授权方都有义务适当合理地按照条约法的善意原则行使权力。因此,不能说第8条赋予了各缔约方可自行界定的权利。[40]果然是京城土著
  国际法院意识到自身面临的挑战,指出:
  《国际捕鲸管制公约》8条赋予缔约国自由裁量权,可以选择拒绝请求发放特别许可证的申请,或规定发放许可证的条件。但是,根据申请的特别许可证对鲸类进行捕获、击杀和加工处理,是否属于为科学目的,则不能仅仅依赖于缔约国的看法。[41]
  国际捕鲸委员会已在此方面确立了为科学研究的目的颁发特别许可证的审查标准。日方在其陈词中指出,国际法院有权审查特别许可证的颁发是否是“为科学研究的目的”,但仅限于审查通过该项决定的程序是否合法,而不是审查决定本身。相反,国际法院毫不怀疑自身有权审查特别许可证的颁发是否是“为科学研究的目的”,要证明这一点,法院会使用客观标准,如评估项目是否涉及科学研究,以及使用致命性的方法是否是“为科学研究的目的”,而这些应由颁发特别许可证的国家加以解释。[42]
  澳方强调,《国际捕鲸管制公约》并未定义“科学研究”一词,然而,国际捕鲸委员会的决议(虽然是建议性的),以及科学委员会通过并列入附件Y和附件P的指南却提供了相关标准,并支持这样一个结论,即致命性的方法只能在无法采用非致命性方法时才可使用。[43]
  国际法院表示,“第8条明确规定了致命性方法的使用”,[44]但应有理由证明其使用是正当的。澳方认为,维持就业和基础设施不能被视作科学研究的目的。[45]因此,根据附件第30条,每一项特别许可证都要求经过科学委员会的事前审查,科学委员会应评判特别许可证是否为科学研究的目的而申请的。此外,附件P表明,科学委员会还会对正在进行的和已经完成的项目进行审查。[46]需要国际法院明确的另一点是,“为科学研究的目的”具体包含什么内容?要理解这一表述,需要将其分为2个要素,即“科学研究”和“为科学研究的目的”。由于这2个要素具有累积性,仅认为某个捕鲸项目涉及科学研究是不够的,因此,根据一个涉及科学研究的项目对鲸类进行击杀、捕捞和加工处理不属于第8条规定的范围,除非这些活动是“为第8条规定的科学研究的目的”。[47]国际法院最后指出,没有必要制定替代性标准或给出“科学研究”的一般定义。[48]第8条第1款中“为科学研究的目的”而对鲸类进行击杀,这一表述的含义将成为判定JARPA II是否符合该规定的决定性因素。[49]国际法院给出的结论是,“研究目标本身必须足以证明项目的设计和实施是合理的”。[50]
  (三)参照第8条规定的为科学研究的目的授予特别许可证的条件来审视日本的JARPA II
  国际法院在裁定日本JARPA II是否满足第8条规定的条件时,其分析涉及对项目内容的探讨,以及对项目关键要素的分辨。[51]在审查该项目的4个目标后,裁决书指出,该项目是在《国际捕鲸管制公约》附件7条第2款所规定的“南大洋保护区内”运作的。[52]
  国际法院已得出结论,认为日本的JARPA II涉及科学委员会在附件Y及其后的附件P中提到的研究目标类别,附件Y是日本提交项目时适用的文件,而附件P则在项目评估时已具有约束力。因此,根据日澳双方提供的证据,国际法院得出结论,认为“涉及对鲸类的致命性取样的JARPA II活动,广义上可归为‘科学研究’”。尽管国际法院已经得出这一片面的结论,但是,即使法院认可致命性方法可以作为“科学研究”的工具,其还必须进一步考察JARPA II是否按照所述的研究目标以合理的方式使用这种致命性方法,[53]并准确审查提交至法院的事实情况。[54]
  国际法院指出,JARPA II预测会有850头小须鲸、50头长须鲸和50头座头鲸的致死性样本量,[55]比前期项目的数量大,而且JARPA II忽视了按照国际捕鲸委员的建议和指南,为减少致命性样本量,采用非致命性方法的可能性。[56]此外,日方启动JARPA II时,国际捕鲸委员会并未对JARPA进行最终审查,这表示根据JARPA II颁发的特别许可证并未经过“严格的科学考量”。国际法院始终认为,日方忽视国际捕鲸委员会和科学委员会制定的关于特别许可证的指南,证实了澳方对日方的指控,即日本制定JARPA II的意图不是“为科学研究的目的”,而是为维持“不间断的捕鲸作业”。[57]在详细分析了双方提交的关于JARPA II的实施以及被击杀的比以往更大数量的鲸类的证据后,国际法院认为“没有理由可以解释目标样本量与实际捕获量之间存在的差距”。[58]
  JARPA II是一个开放式项目,《国际捕鲸管制公约》8条第4款规定,只有当“对捕鲸业的健全和合理的管理不可或缺”时,才承认此种情况。然而,提交至国际法院的证据并没有显示出这种情况,而这一事实也削弱了JARPA II所谓的“科学研究”性质。此外,在JARPA II实施6年之后,科学委员会还未对项目进行审查,而第一次项目成果评估定于2014年进行。[59] JARPA II的实施还违反了公约附件第30条,该则条款规定拟授予的特别许可证在发放之前应由科学委员会进行审查,以分析其是否符合科学委员会的标准。[60]科学委员会和国际捕鲸委员会在2008年通过了有关方面的最新指南(附件P),且国际捕鲸委员会已通过超过25项决议,确认特别许可证项目若没有满足科学委员会的标准,当事方不应再继续进行。[61]此外,还有另一事实削弱了JARPA II的“科学研究”性质,即在实施JARPA和JARPA II期间,日本并未与从事南极生态系统研究或其他研究项目的机构分享研究成果。[62]国际法院得出结论,认为就目前的证据来看,JARPA II并不属于公约第8条第1款下“为科学研究的目的”的项目,这也成为裁决的执行部分之一。[63]
  (四)在驳回JARPA II是为“科学研究的目的”时国际法院进行的推理
  国际法院裁决的主要基础是对JARPA II执行情况的事实分析。虽然分析事实是法院作出裁决的必要环节,但法律推理才是对争议作出裁决最重要的一环。[64]
  即使事实具有决定性作用,然而,国际捕鲸委员会批准商业捕鲸禁令经历了艰难而又漫长的历程,而且包括日本在内的某些成员国还不承认这一禁令的合法性,这一事实却鲜有论及。国际组织的决议对其成员国的约束性,以及大多数成员通过的建议所具有的法律性质,都是值得国际法院考量的问题,本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本案所涉争端中,明显存在违反《国际捕鲸管制公约》及其附件的情况,这不需要任何事实来佐证,例如,在授予特别许可证之前,缺乏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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