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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中国政法大学学报》
关于社区矫正立法中的几个问题
【英文标题】 Several Issues on Legislation of Community Correction
【作者】 姜爱东【作者单位】 中国政法大学
【分类】 立法学
【中文关键词】 社区矫正;立法;适用范围;执行主体;工作程序
【期刊年份】 2010年【期号】 6
【页码】 54
【摘要】 社区矫正试点工作是为贯彻落实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而进行的一项刑罚执行制度改革。随着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进一步贯彻落实和社区矫正工作的全面试行,试点范围不断扩大,社区服刑人数不断增长。我国社区矫正立法中应将适用范围严格限制在法律规定的“五种人”范围之内,并对社区矫正前社会调查作出详细规定,进一步明确社区矫正的执行主体,统一社区矫正的工作程序。
【英文摘要】 The pilot of community correction is a reform on ution of criminal punishments in fulfilling thecriminal policy of integration of soft with hard policy. With the overall implementation, pilot area will expand continu-ously and the criminals under community correction will keep increasing. In legislation of community correction, theapplication objects should be strictly limited to “the five kinds of criminal”, the social investigation prior communitycorrection should he scribed in detail, the judicial administration organ should be stipulated clearly as communitycorrection subject and the procedure of ution of community correction should be provided.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51070    
  
  2010年8月23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初次审议的《刑法》修正案(八)草案,鲜明地提出对管制、缓刑和假释等犯罪分子“实行社区矫正”,这是我国刑事法律立法上的一件大事,为推进我国社区矫正立法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伴随着刑法修正案的审议通过,社区矫正制度将第一次在我国刑事基本法中确立下来,这必将进一步推动我国刑事司法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推进我国刑事法治水平的进一步提高。本文结合我国社区矫正全面试行的实际,就社区矫正立法中的社区矫正适用范围问题、社区矫正前社会调查问题、社区矫正执行主体问题以及社区矫正工作程序立法等问题略述己见。
  一、我国社区矫正工作已走向全面试行
  经中央批准,2003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下发《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正式启动我国社区矫正试点工作。随着试点范围的不断扩大,2009年,经批准在全国全面试行社区矫正工作。在我国,社区矫正试点工作是为贯彻落实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而进行的一项刑罚执行制度改革。社区矫正作为非监禁刑罚执行方式,是指将符合法定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民间组织和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社区矫正的主要任务是加强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监督管理,确保刑罚顺利实施;加强对社区服刑人员的法制教育、社会公德教育,矫正其不良心理和行为;帮助社区服刑人员解决在就业、生活、法律、心理等方面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以利于他们顺利适应社会。社区矫正的适用范围是我国《刑法》规定的管制、缓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剥夺政治权利并在社会上服刑的五种罪犯。{1}截至2010年6月底,社区矫正工作已经在全国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226个地(市)、1 572个县(市、区)、19 507个乡镇(街道)展开,目前,全国试行社区矫正的乡镇、街道覆盖面为45%。其中,北京、上海、江苏、浙江、重庆、天津、湖北、安徽、云南、河北10个省(市)已经在全辖区所有乡镇(街道)全面试行社区矫正工作,工作覆盖面达到100%。 2010年6月底,共累计接收社区服刑人员48.6万人,累计解除矫正25.5万人,现有社区服刑人员23.1万人。其中,管制占2.7%;缓刑占73.3%;假释占11.4%;暂予监外执行占3.6%;剥夺政治权利占8.8%。在社区服刑人员中,以农村户籍人口居多,达到15.5万人,占67.3%;城镇户籍 7.5万人,占32.7%。随着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进一步贯彻落实和社区矫正工作的全面试行,适用社区矫正的比例会继续扩大,社区服刑人员数量还会有较大增长。
  社区矫正工作把符合法定条件的罪犯放到社会上服刑,接受教育矫治,发挥了非监禁刑罚在教育改造罪犯方面的积极作用,充分体现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丰富了非监禁刑罚执行的内容,为完善我国刑罚执行制度作出了有益的探索。社区矫正实践充分发挥了我国基层组织和人民群众参与对监外执行罪犯进行监督教育的作用,对社区服刑人员进行有针对性的矫正,脱管、漏管现象大大减少,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促进了社会和谐稳定。它通过综合运用社会力量对社区服刑人员进行教育改造和帮扶,提高了改造效果,绝大多数社区服刑人员能够认真接受矫正,遵纪守法意识和社会责任感明显增强,社区服刑人员在矫正期间的重新犯罪率一直控制在0.2%左右。它降低了刑罚执行成本。一名社区服刑人员的年矫正经费仅为监狱服刑罪犯监管经费的1/10。社区矫正在国际上也引起了积极反响,树立了我国刑事司法工作的良好国际形象。
  我国社区矫正工作按照中央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部署采用了先试点后立法的做法,试点实践中形成的有关工作体制与机制已经突破了现行刑事法律关于非监禁刑罚执行制度的相关规定。确立社区矫正法律制度是中央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学术界和社区矫正实务工作者们多年来的呼声。立法是对社会实践的一种法律确认,更是对社会实践的一种推动。通过修改《刑法》、《刑事诉讼法》的方式确立社区矫正制度,为社区矫正工作提供相应的法律支撑,在此基础上制定专门的《社区矫正法》,完善社区矫正法律制度,从而实现社区矫正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和法制化。
  二、社区矫正立法中的社区矫正适用范围问题
  我国的社区矫正试点工作,是在现有法律体系的框架内进行的,是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产物。随着试行工作的逐步深入,现行法律制度滞后的问题将表现得越来越突出,社区矫正实践对刑罚制度的改革和完善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在制定一部完整的社区矫正法还需时日的情况下,修改与完善现行的刑法、刑事诉讼法和监狱法来缓解社区矫正的立法困境,还是可行的。
  社区矫正试行工作的适用范围是“五种人”,即被判处管制的、被宣告缓刑的、被暂予监外执行的(具体包括有严重疾病需要保外就医的、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生活不能自理,适用暂予监外执行不致危害社会的)、被裁定假释的和被剥夺政治权利并在社会上服刑的罪犯。监督管理教育矫正这五种罪犯在本质上属于刑罚执行。对于社区矫正的适用范围,在研究探讨中存在着两种倾向,在社区矫正立法时有必要引起注意。
  一种倾向主张将被剥夺政治权利并在社会上服刑的罪犯排除到社区矫正的适用范围之外。比如,有学者提出“社区矫正的适用范围不应包括被剥夺政治权利并在社会上服刑的罪犯”,认为剥夺政治权利是剥夺犯罪人参加国家管理和一定社会生活的权利,并不属于自由刑的范畴,如果将剥夺政治权利纳入社区矫正,就意味着对被剥权者的自由施加了法院判决以外的更多限制,刑罚总量增加了,与社区矫正宣扬的宽缓化的主张和现代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完全背离。{1}根据社区矫正是一种社会化的刑罚执行活动这一标准,被剥夺政治权利的监外服刑人不具有社会化行刑的条件,应当排除在社区矫正范围之外。{3}还有社区矫正实务工作者主张将被剥夺政治权利并在社会上服刑的罪犯排除到社区矫正的适用范围之外是基于“罪犯社区矫正工作中普遍存在着剥夺政治权利对象管理难的问题”{4}。“实践中,剥夺政治权利的矫正对象拒绝参加集中教育、公益劳动等矫正活动的现象比较突出,矫正机构对此往往束手无策”{5}。有学者甚至对社区矫正制度的发展持否定态度,排斥社区矫正,认为对服刑人员教化属于国家的功能,社区无法替代。{6}首先这种倾向的立论基础本身就是错误的。综观我国的刑罚种类,从理论上可以分为财产刑、资格刑、自由刑和生命刑。而除了生命刑因执行死刑不能适用社区矫正之外,国际上普遍尽量将社区矫正适用范围扩展至自由刑、资格刑和财产刑领域。剥夺政治权利属于资格刑,不属于自由刑的范畴,但适用社区矫正的是被剥夺政治权利并在社会上服刑的罪犯,这完全符合社区矫正是以社区为基础的刑罚执行方式的本意。当然,对于不同种类的社区服刑人员,在监管教育的具体措施、方法上应当有所区别,只有“因材施教”、“对症下药”,才能收到好的矫正效果。对于剥夺政治权利的社区服刑人员采取有别于缓刑犯等其他四种犯罪人的监管教育方法和管理措施,这是社区矫正实务工作需要认真研究的。我们不赞同将剥夺政治权利的执行权赋予一个执法部门,同时将其他四类社区服刑人员交由另外一个刑罚执行部门来行使,这容易导致刑罚执行主体的分散而“政出多门”,不利于执法统一、不利于公正、公平地执行刑罚,违背刑罚执行的严肃性和专门性。我国社区矫正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民间组织和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开展,建立专群结合的社区矫正队伍是当前社区矫正工作的重要任务之一,组织发动社区资源参与监管矫正社区服刑人员是为了帮助犯罪人顺利回归社会,不存在政府推卸责任问题,那种排斥社区矫正、将国家和社会分割隔离的观点是错误的。
  另外一种倾向主张借鉴国外社区矫正的做法,将一切能够纳入社区监管范围的违法犯罪人员全部作为社区矫正的适用范围。如有学者认为,我国社区矫正仅限于三类罪犯:不需要监禁的罪犯(管制、缓刑、剥夺政治权利)、不再需要监禁的罪犯(假释)和暂时不能监禁的罪犯(暂予监外执行),适用对象范围偏窄,可以考虑在目前五种对象的基础上,将刑满释放人员和劳动教养人员作为拓展范围。{7}“鉴于我国目前社区矫正对象过于狭窄的弊病以及学者们提出的走出犯罪圈的呼吁,立足于社区矫正相对开放的定位,未来我国社区矫正的内涵和外延都应当拓展,其具体路径是以现有的社区刑罚为基准,向前延伸至监狱开放式处遇这一环节,向后延伸至出狱人保护事业,社区矫正的适用对象也应当拓展,把违法行为者也纳入社区矫正的范畴。”{8}有学者甚至建议,有必要通过创设罚金易科自由刑制度,将罚金刑易科的对象纳入社区矫正适用范围。建议在刑法中增设社区服务刑,规定罚金可以易科社区矫正服务刑。对于不能缴纳罚金的罪犯,可以通过从事无偿的社区劳动来折抵罚金。这既解决罚金刑实际执行难,又解决部分罪犯交罚金难的问题。同时,也减少和避免少数地方把罪犯是否交纳罚金与其减刑、假释挂钩等影响司法公正的现象发生。{9}应当说,学者们对社区矫正工作满怀信心,抱着希望,作出各种理想的假设和探讨,为我们最终明确目标、做好社区矫正工作具有积极的推动和促进作用。但是,司法制度的改革问题,属于社会制度改革中的重大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不可一蹴而就,要与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法治的发展水平相适应。我国地域广阔,东、中、西部发展很不平衡,一些在发达地区很容易办到的事情,在另一些地区就很困难。2004年中央就将社区矫正工作纳入了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范围。社区矫正工作目前尚处在试行阶段,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初次审议的《刑法》修正案(八)草案中,鲜明地提出“实行社区矫正”,但有待通过。在试行阶段,我们必须保持审慎的态度,将社区矫正适用范围严格限制在法律规定的“五种人”范围之内,不能随意扩大。随着国家民主法治事业的进一步发展,随着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进一步提高,随着社区培育的成熟、社区矫正制度的确立和发展完善,我们也相信,未来社区矫正工作的规模和适用范围会适时稳步扩大,这符合刑罚人道、行刑社会化的国际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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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参见2003年7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2009年9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在全国试行社区矫正工作的意见》。
{2}参见孔一:《社区矫正立法中应当明确的四个问题》,载《江西公安专科学校学报》2010年第1期。
{3}参见康均心、杜辉:《对我国社区矫正适用范围的质疑—以社区矫正的性质为视角》,载《辽宁公安司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
{4}参见徐凯:《浅议社区矫正工作中剥夺政治权利对象管理难》,载刘强、姜爱东、朱久伟主编:《社区矫正理论与实务研究文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71-274页。
{5}参见葛炳瑶、徐祖华、孔一:《关于社区矫正立法若干问题的思考》,载刘强、姜爱东、朱久伟主编:《社区矫正理论与实务研究文集》,第377-382页。
{6}参见马建文:《我国社区矫正缺失法理之基》,载《政法学刊》2008年第4期。
{7}参见岳平:《我国社区矫正对象若干问题的探析》,载刘强、姜爱东、朱久伟主编:《社区矫正理论与实务研究文集》,第476页、第477页。
{8}参见周国强:《论我国社区矫正对象的拓展》,载《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
{9}参见孔一:《社区矫正立法中应当明确的四个问题》,载《江西公安专科学校学报》2010年第1期。
{10}转引自连春亮:《论社区矫正前的调查制度》,载《四川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年第2期。
{11}转引自司法部社区矫正制度研究课题组:《改革和完善我国社区矫正制度之研究(上)》,载《中国司法》2003年第2期。
{12}参见郫县司法局:《四川省郫县社区矫正工作的探索与做法》,载刘强、姜爱东、朱久伟主编:《社区矫正理论与实务研究文集》,第87-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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