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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西部法学评论》
证明责任倒置与证明标准降低的契合
【副标题】 论我国劳动争议诉讼证明责任制度的完善路径【作者】 杨冰
【作者单位】 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分类】 行政诉讼法
【中文关键词】 证明责任倒置;证明责任分割;证明标准;提供证据的责任
【文章编码】 1674—3687(2012)04-0073-08【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2年【期号】 4
【页码】 73
【摘要】

目前理论界对劳动争议诉讼证明责任制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证明责任分配上,形成了“全案倒置说”、“依案件种类确定说”以及“证明责任分割说”等学说。这些对证明责任倒置适用范围的不断精细化研究构成了完善劳动争议诉讼证明责任制度的内部路径。但司法实践中法院对于确认劳动关系案件的处理却无法用证明责任倒置来解释,只能被解释为证明标准的降低。为此,需要通过证明标准的降低这一外部路径来与证明责任倒置相契合,共同达到减轻劳动者举证负担,实现诉讼正义的目的。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70702    
  目前我国理论界对于劳动争议诉讼证明责任制度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证明责任的分配领域。但证明责任制度的完善不仅需要依靠证明责任分配的合理设计,还与证明标准、证明妨碍的制度密切相关。在讨论这些问题之前,首先需要对目前的研究状况进行必要的梳理。
  一、劳动争议诉讼证明责任分配问题研究概述
  从学界目前对劳动争议诉讼中证明责任问题研究的现状来看,比较具有共识的一点就是普通民事诉讼中的分配证明责任的规范说在劳动争议诉讼中会导致不公平的结果,证明责任倒置必须被适用,但就证明责任倒置所适用的范围则存在不同的认识,从而就证明责任的分配问题形成了以下几种观点:[1]
  (一)全部倒置说
  这种学说认为劳动争议诉讼中应当实行完全的证明责任倒置,即由用人单位在诉讼中应当就自己没有违反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承担完全的举证责任。普通民事诉讼中证明责任分配的规范说在劳动争议诉讼中基本上没有适用的余地。劳动关系当事人双方具有隶属性的特点,这类似于行政关系中行政机关与相对人的关系,具有明显的强弱分明色彩。证明责任分配的规范说是立足于诉讼双方当事人能力相当的视角而展开,显然不适合劳动争议诉讼的实际情况。
  (二)依案件种类确定说
  全部倒置说的缺陷是十分明显的。从宏观上看,可能出现劳动者的滥诉而用人单位疲于应对的局面,从而形成新的不公平;就具体的案件而言,某些证据材料控制在劳动者手中,用人单位事实上无法举证,例如工伤损害赔偿中的医疗费、营养费、交通费等费用的原始凭证。全部倒置说的主要缺陷在于只看到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的隶属关系,而没有考虑到各类纠纷的不同情况。为了克服这一缺陷,就形成了依据案件种类的不同来分配证明责任的观点。
  这一学说认为讨论证明责任分配的前提在于对劳动争议进行类型化。因此讨论证明责任分配的第一步是将劳动争议案件划分为以下四种类型:第一,去职纠纷,即劳动者因辞职、自动离职而与用人单位发生的纠纷;第二,待遇纠纷,即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就工资、保险、福利、培训以及劳动保护等劳动基准法上的内容而发生的纠纷;第三,管理纠纷,即用人单位对劳动者进行处分、辞退、扣发工资等执行规章制度方面的内容而发生的纠纷;第四,劳动合同纠纷,即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就劳动合同的履行问题而发生的纠纷。[2]明确了上述四种类型之后,第二步就是按类型分别加以确定:去职纠纷、待遇纠纷与劳动合同纠纷三种类型的劳动争议案件,基本上属于完全法律意义上的平等主体之间的纠纷,是一种权利义务关系,因此应当适用规范说分配证明责任;而管理纠纷具有明显的行政纠纷色彩,双方地位具有隶属性,用人单位制作并掌控了足够的证据材料,也完全有能力在法庭上进行举证,此时让用人单位承担证明责任符合公平原则,也可以督促用人单位依法进行管理,因此管理纠纷应当适用证明责任倒置。[3]
  与此种学说相类似,还有学者认为劳动争议案件的证明责任应当采取部分倒置的做法,即原则上适用规范说,特殊情况下适用证明责任倒置(具有行政行为色彩的纠纷,如履行劳动合同、开除、除名等);或者原则上实行证明责任倒置,特殊情况下适用规范说(劳动者作为原告的主体资格的合法性、用人单位构成侵权的事实等)。[1]176-178这种部分倒置的观点也是主张根据纠纷发生的不同原因来在具体的案件类型中分配证明责任。
  (三)证明责任分割说[1]178-185
  尽管依案件种类确定说相较于全面倒置说而言对劳动争议具体情况的研究更为精细,但却并没有考虑到即使在具体的案件类型中明确了是否适用证明责任倒置,就该案中原告之主张能够成立所依据的事实(即要件事实)仍然具有商榷的可能。即使是在公认的适用证明责任倒置的案件类型中,总的证明责任也不一定全都由被告承担。例如医疗损害赔偿案件,在不适用证明责任倒置的情形下,原告需要就以下四个要件事实承担证明责任:(1)被告实施了医疗行为;(2)原告遭受到损害;(3)原告遭受损害与被告实施医疗行为存在因果关系;(4)被告存在过错。尽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4条第一款第八项之规定,医疗损害赔偿案件实行证明责任倒置,但也仅仅是要求被告就要件3与要件4承担证明责任,由此可见举证责任倒置的适用并不是把总的证明责任转移给被告,而是把总的证明责任进行分割,由被告对其中几个要件事实承担证明责任,而原告仍然需要就其他的几个要件事实进行举证。[4]证明责任分割理论比较好的纠正了证明责任倒置这一概念所可能带来的误解及其与立法规定的矛盾,也就是说,在具体的案件类型中尽管存在着举证能力强弱差距悬殊和证据偏在的情况,但这种差距通常也是就某一两个要件事实而言,因此说某类案件实行证明责任倒置是不科学的,容易产生误解。
  尽管在普通民事案件中证明责任倒置的概念容易带来误解,但是有赖于民法研究的精细化所带来的立法相对完善的局面,只要裁判者严格执行立法规定就可以正确的分配证明责任,以特殊侵权责任为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4条就明确规定了特殊民事侵权案件中哪些要件事实由被告举证,这使得证明责任倒置的概念不会使人产生误解,即认为被告应当承担总的证明责任,而原告不承担任何证明责任。
  劳动争议诉讼则不同,由于劳动法研究相对薄弱,立法规定也是比较粗糙,证明责任倒置这一概念所带来的误解在劳动争议领域更加明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第6条,《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劳动争议解释》”)第13条的规定也只是坚持了依案件种类确定说的观点对劳动争议进行了类型化,但却仍然只是笼统的规定该类案件“由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即还是着眼于对总的证明责任的分配,而没有对各种要件事实进行分割,从而确定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各自的证明责任。
  因此就有学者认为应当将证明责任分割理论引进到劳动争议诉讼中来,例如在劳动者提起的劳动合同违约之诉中,有四个要件事实需要得到证明:(1)劳动关系存在;(2)劳动者遭受损害;(3)用人单位有违约行为;(4)损害与违约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那么比较合理的证明责任分配办法就是将上述要件事实分割,由劳动者对要件1和要件2承担证明责任,由用人单位对要件3与要件4承担证明责任。[1]181以证明责任分割理论来取代证明责任倒置能够更加清晰的分配证明责任,避免出现不公平的局面。法宝
  二、劳动争议证明责任完善的思路之内部路径:由面到点的精细化
  从上述理论发展的轨迹来看,劳动争议证明责任问题正逐渐受到学界的重视,经过对全面倒置到证明责任分割这三种主要理论的比较后,我们可以发现这三种主要理论呈现出一种清晰的承继关系,后者都是在前者研究的基础上做进一步的精细考究,从而发现前者在实践中的不足。在笔者看来,除了全面倒置说显得比较粗糙之外,依案件种类说与证明责任分割说实际上并没有本质区别(抑或说是分歧)。
  证明责任倒置的本来含义并非是指总的证明责任的转移,证明责任分割说所担忧的误解至少在理论研究上并不存在。证明责任倒置从表面上看是指原本由当事人一方举证倒置为由对方当事人举证,即证明责任的主体发生了转换。[5]倒置从逻辑上讲必须以正置为前提,这种正置就是证明责任分配的规范说。证明责任倒置必须是以认可证明责任的一般规则(即罗森贝克的规范说)为前提,如果不承认证明责任分配存在一般规则,也就没有证明责任倒置的说法。在承认规范说的基础上所构建的证明责任倒置理论,也并非是在某类型的案件中转移了总的证明责任,在规范说的前提下,证明责任的倒置并不是整体上的或抽象意义上的倒置,而是数个要件事实中的某一项或几项的倒置,我国台湾学者也曾指出,证明责任倒置是法律基于各种考虑之后将某项待证事实的证明责任不按证明责任的基本原则进行分配,而是根据特别规定将证明责任归属于某人的情形。[6]由此可见,证明责任倒置这一概念本身并不会带来误解。而且在普通民事诉讼中实行证明责任倒置的都有法律、司法解释等规范性文件的明确规定,即使是法律人之外的社会一般人士在阅读了上述规定后,也能够了解证明责任倒置的具体内容。因此,证明责任倒置与证明责任分割在本质含义与实践功能上并没有本质的区别。
  在劳动争议诉讼的语境下,理论层面上持依案件种类确定说的学者在确定了何种类型的案件采用证明责任倒置之后,并没有否认某些要件事实的证明责任依然要按照规范说来分配,只是没有提出证明责任分割这一概念而已,例如在工伤损害赔偿纠纷中适用证明责任倒置时,劳动者依然应当就劳动关系和损害事实的存在承担证明责任。但这只是一种自发的认识,虽然没有从理论上进行构建,却不影响法律人的判断。因此,依案件种类确定说主张的根据情况适用证明责任倒置与证明责任分割学说在理论上并没有本质的区别。
  但从立法层面和司法实践层面来看,证明责任分割说澄清误解的效果却非常明显。劳动法领域,无论是实体法还是程序法的立法都还处于非常粗糙的状态,实体权利义务关系的设计尚处于激烈的争论之中,证明责任作为程序法研究事项就更是无暇顾及。目前有明确规定的主要是《证据规定》第6条、《劳动争议解释》第13条,二者内容基本一致,都是要求在开除、除名、解除劳动关系以及计算工作年限等纠纷中由用人单位承担证明责任。从立法规定上看,基本承认了依案件种类确定证明责任分配的观点,尝试用类型化的方式来解决。但暂且不说目前立法上的类型化规定尚远远不足以穷尽所有劳动争议,仅就目前已经规定的内容来看,也极具有误导性,不符合证明责任倒置的一般规定。[3]34
  上述规定从文理解释的角度,是可以认为用人单位在上述纠纷中负有总的证明责任,而劳动者可以不承担任何证明责任,这一点恰恰是证明责任分割说所担心并着力予以解决的。如果说理论层面上证明责任倒置与证明责任分割的混同还不会给法律人的认识带来混乱,那么立法上体现出的劳动争议证明责任倒置的粗糙与其他民事纠纷(主要是侵权纠纷)的精细(相对于前者而言)上的反差,完全可能使得司法实践的操作更加迷茫。例如在劳动者被解雇后要求支付经济补偿金的争议中,用人单位(被告)主张从未与劳动者(原告)建立劳动关系,那么就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请求权而言,其所依据的要件事实之一,劳动关系的存在是应当按照规范说的观点,作为权利形成规范的要件事实由主张权利者(原告)承担证明责任,还是应当依据《劳动争议解释》第13条之规定,实行证明责任倒置,用人单位就不存在劳动关系承担证明责任?显然就劳动者而言当然会极力主张后者,尽管自己可能更容易证明这一点。
  由此可见,证明责任分割学说的劳动争议诉讼领域的实践意义还是比较重大的。此外,证明责任分割说在理论研究层面也具有指向性的意义,它标志着我们的研究方向不仅应当着眼于劳动争议的类型化分析,还应当在类型化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具体类型的案件中各种要件事实的证明责任应当如何分配,从而推进立法规定的完善,这样才能实现诉讼上的公平正义。
  从整体脉络上看,全部倒置说看到了劳动争议诉讼有别于普通民事诉讼不平等的一面,主张实行证明责任倒置;依据案件种类确定说,在此基础上对劳动争议的不同种类进行分别讨论,主张在案件类型化的基础上适用证明责任倒置;证明责任分割说则再进一步,认为类型化之后还有必要分别研究那些要件事实的需要适用证明责任倒置。这种理论研究的脉络揭示了劳动争议证明责任问题不断完善的内部路径:即由面到点的不断精细化。伴随着劳动争议类型日益增加,值得讨论的要件事实也是不可计数,这条内部路径可以说是无穷无尽,需要不断开拓。
  但内部路径依然还是围绕证明责任的分配进行讨论,笔者在前文已经谈到,证明责任问题的完善还离不开与证明标准、证明妨碍等理论的分工与配合。而后者已经脱离了证明责任的范畴,构成了一条外部路径。
  三、内部路径的瓶颈与突破
  尽管目前关于劳动争议证明责任问题的成果日益丰富,而且也已经形成了由面到点不断精细化研究的内部路径,但是学者们似乎都坚持了这样的思维方式:因为劳动争议诉讼中劳动者处于弱势地位,因此证明责任问题的完善必须以减轻劳动者的举证负担为中心任务,而减轻举证负担的途径仅仅限于对证明责任分配的研究,似乎解决了证明责任倒置的适用也就彻底解决了问题。
  笔者认为,这种思维方式是值得怀疑的,就证据法的理论体系而言,证明责任制度只是证明论的组成部分之一,既然劳动争议诉讼在证明责任部分有特殊之处,那么在其他制度上,如证明标准,也应当有不同于一般民事诉讼配置的地方。而上述各种制度之间也并非孤立的个体,证明责任的完善同样离不开对证明标准等的讨论。这种思维方式就构成了完善证明责任制度的外部路径。
  (一)主张者的认识
  不仅笔者,致力于完善证明责任制度的学者早已经认识到,仅仅讨论证明责任分配是不够的。首先,要对劳动争议诉讼中所要件事实的证明责任分配进行穷尽性的列举是不可能,即使是比较完善的劳动法也难以做到,更何况我国目前的立法还非常粗糙,因此还需要有裁判者基于实事求是、公平、诉讼经济等指导性原则来对证明责任分配做出具体的裁量;其次,还必须正确适用推定制度(这里主要指事实推定)来解决劳动者举证困难的问题,而推定的正确性,则必须依赖于高素质、专业化的法官团队。[1]182-184这种观点已经看到仅仅将证明责任倒置适用的范围不断精细化是不足以解决劳动争议诉讼的证明责任问题。推定作为一种证明责任分配之外的制度,也应当被纳入研究的范畴。这种研究对象的拓展实际上已经不再局限于内部路径的奋斗。
  (二)司法实践的探索
  如果说一般民事诉讼领域的理论研究成果相较于司法实践,尤其是基层人民法院的司法实践具有超前性,呈现出一种理论先行的局面,那么由于理论上对劳动法研究欠缺、立法规定粗放同实践中劳动争议案件使基层人民法院不堪重负的两种现状产生的巨大反差,劳动争议诉讼的证明责任问题就不可避免的呈现出实践先行的局面。
  以司法实践中基层人民法院经常受理的工伤赔偿纠纷为例,理论研究上只是简单地认为劳动者应就损害后果承担证明责任,而用人单位应当就该人身伤害不属于工伤承担证明责任,如果用人单位否认与劳动者存在劳动关系,劳动者还应当就劳动关系存在承担证明责任。而实践中因工伤赔偿问题,经常会附带引起一系列的民事、行政诉讼,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作为赔偿前提的确认劳动关系诉讼。
  在确认劳动关系的诉讼中,无论是根据前文提到的依案件种类确定说,还是证明责任分割说,劳动者都必须就劳动关系存在这一事实承担证明责任。对于这一事实最有利的证据无疑就是劳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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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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