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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西部法学评论》
美国辩诉交易制度对刑事被告司法权力实现的影响
【作者】 薛婷婷张莉【作者单位】 西南政法大学外语学院
【分类】 国际刑法学
【中文关键词】 辨诉交易制度;体制性胁迫;自由裁量权;宪法权利
【文章编码】 1674—3687(2012)04-0119-06【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2年【期号】 4
【页码】 119
【摘要】

辩诉交易制度于十九世纪中叶起逐渐被确立为美国刑事诉讼体制的组成部分,但在司法实践中被告的宪法权利被直接或间接侵犯的现象却屡屡出现。虽然表面上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与司法人员滥用权力有关,但很多研究者忽视了体制漏洞对该现象起到的深层作用。本文意从辩诉交易体制下主要司法人员所处的之于被告的优越地位、失去制约力的权力以及相互之间形成的隐性利害关系出发,分别说明被告如何在辩诉交易中由于隐性胁迫而不得已做出接受有罪供述的决定。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70694    
  一、辩诉交易的发展及问题的出现
  法学界一般认为,美国的辩诉交易制度是从十九世纪开始逐渐形成并最终确立的,但关于它最早出现的确切日期,学者们却尚无定论。{1}在近两个世纪的变革中,辩诉交易在美国司法领域经历了一个最初的出现、各辖区效仿以及最终被确立为刑事诉讼程序中必不可少的环节的过程。它实际上是美国特定的社会环境和司法实践的产物,是司法实践自然选择的结果。[1]
  根据美国学者戈尔(Michael Gorr)和格林(Edie Greene)等人的定义,辩诉交易的含义指检察官为避免进入庭审环节,经与被告协商,同意放弃对被告的部分罪行指控或同意向法官申请对其从轻量刑,以换被告主动供认罪行的行为。辩诉交易也因此被细分为指控协商和量刑协商两大类。{2}美国威斯康兴大学法学教授马克·格兰德(Mark Galanter)通过总结发现,在2002年美国94个联邦地方法院处理的共计76827个大小案件中,只有4.65%(约3754个)的案件进入庭审阶段[2] ;同时,格林等人的数据也表明,约85%的被告都选择了在辩诉交易阶段接受辩诉交易[1]65。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辩诉交易都是在公平公正的基础上进行的,因此宪法赋予被告的很多权利(如平等权和享有公设辩护人{3}提供的辩护权等)得不到基本保障。很多被告抱怨他们所做的有罪供述并不是建立在充分知情和主动的基础上,他们认为自己在辩诉交易中时常被检察官欺骗,辩诉交易这一机制对他们没有任何好处,反倒成为一个法院用于对抗被告的工具。[3]凯卢(Kellough)和华施李(Worthley)两位研究者甚至还认为对被告开庭审理前的关押行为实际上是检察官用来跟被告讨价还价的一张牌。[1]68
  联邦最高法院将被告是否在知情的情况下主动接受辩诉交易被视为判断被告是否合法放弃了自己宪法权利的标准。罗萨特(Rosett)和克兰塞(Cressey)在其著作《商榷出来的公正:美国法院的辩诉制度》中提到“主要问题……在于判断被告是否清楚他所做的有罪供述是什么,以及判断他所做的这一切是否真正出于主动和自愿。”{4}一旦被告在法官、检察官及公设辩护人虚假信息的诱导甚至胁迫下做出了有罪供述,即构成了对被告的体制性胁迫。黎初尔(Littrell)在书中谈到“美国司法制度的结构性问题已经引起越来越多的人焦虑,因为很大一部分美国人感觉美国的司法制度越来越远离当初对他们的承诺。”[4]正是由于刑事诉讼制度的不完善和处理刑事诉讼案件中指控方、审判方和被告方存在不平等的主体关系,才导致了被告的宪法权利被侵犯的行为发生。
  二、体制性胁迫的违宪性
  (一)特点及表现形式
  1.隐蔽性。辩诉交易机制对被告体制性胁迫主要表现为司法人员使用隐性胁迫手段,让被告认为接受辩诉交易是他唯一正确的选择。黎初尔在书中提到“一些导致被告放弃宪法权利的明显违宪情形应该有别于那些导致被告被迫作出有罪供述的隐性胁迫情形”。[5]192这意味着那些显而易见的违宪情形有别于无形胁迫,并由此导致了直接胁迫和间接胁迫的产生。间接胁迫也称为隐性胁迫,罗萨特和克兰塞两位学者则将这种情形看成是体制性胁迫的根本表现形式。[1]57在该情形中,没有人对被告使用暴力或肢体威胁,判断该情况成立的标准是看被告是否被迫处于一种没有任何选择余地的情形。[5]195虽然表面上看来,被告在选择接受辩诉交易和有陪审团参与的庭审之间有很大余地,但实际可供选择的只有一个,即接受辩诉交易,放弃有陪审团参与的庭审环节。
  2.具体表现形式。被告被迫接受辩诉交易的结果经常是由多方对其施压的结果而造成的,且各方的表现形式也不尽相同。所涉及的司法角色有法官、检察官和公设辩护人。检察官与公设辩护人凭借地位优势,利用自身法律知识,通过语言来诱导、劝告、甚至欺骗来达到诱导被告接受辩诉交易的目的。相对于检察官和辩护人,法官在体制性胁迫的成因中则更倾向于采取更加隐蔽的方式。利用自身高高在上的地位和法律赋予的自由裁量权、量刑权及对公设辩护人的任免权,法官可以通过间接影响检察官和公设辩护人来实现对案件进程的操控,而检察官和公设辩护人为了保住既得利益,不得不选择牺牲被告的合法权益。再者,由于法官、检察官和公设辩护人在减轻待办案件压力和维护职业声誉上达成了一致的目标,因此辩诉交易中经常出现法官在幕后纵容,检察官和公设辩护人暗中配合,利用被告对相关法律知识了解不足的特点,通过语言交流去诱导和欺骗被告接受辩诉交易的情况。
  (二)对被告宪法权利的侵犯
  根据美国联邦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被告在接受了辩诉交易的同时,就意味着他放弃了美国宪法修正案第5条和第6条赋予其的一些相关宪法权利。这些权利具体包括:第一,任何人不得在刑事案件中让被告被迫自证其罪;第二,被告依法享有在案发地法院由公正的陪审团对该案进行迅速公开的审判的权利;第三,被告依法享有获知控告的性质和原因、同原告证人对质、以强制程序取得有利于自己的证据并获得辩护律师无偿帮助的权利。{5}
  正常情况下,如果被告主动自愿地接受辩诉交易,则意味着其主动放弃了依法享有在案发地的州和地区由公正的陪审团对所涉案件进行迅速公开审判的权利,这是一种主动的选择,并不涉及被告宪法权利被侵犯的情形。而在体制胁迫下被告作出的有罪供述则意味着被告在放弃由陪审团开庭审判权利的同时,还被侵犯了其他宪法权利,即上文提到的被告不能被迫自证其罪和有权获知控告的性质和原因、同原告证人对质、以强制程序取得有利于自己的证据并获得辩护律师帮助的权利。
  三、原因分析
  (一)检察官自由裁量权的滥用
  检察官自由裁量权的含义是指根据美国法律的规定,检察官在决定是否向法院对被告进行刑事指控、提请指控的具体罪名以及决定哪些证据可以作为有效呈堂证供方面拥有着极大的自主权,不受第三方制约。这种权力是辩诉交易制度能够形成和壮大的基础,是辩诉交易能够正常进行的必要前提。检察官在辩诉交易过程中滥用自由裁量权主要表现在:利用大多数被告相关法律知识不足的弱点,故意将对被告若不接受辩诉交易则将面临的罪行指控或有可能的判罚严重化,以对其施加压力,让其感觉若不接受检查官提出的辩诉交易既面临着重不可堪的指控或刑罚,迫使其选择让他们认为是最明智的选择,即接受辩诉交易。[5]13导致检察官自由裁量权滥用的原因有两种:
  1.约束机制不足。美国法律为检察官设立的行为准则过于主观,且缺乏法律强制性,这为权利的滥用提供了土壤。美国法律体系中没有明确设立一个旨在制衡检察官权力的机构,也没有对于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行为的明确惩罚措施,因此连最可信、专业水平最高的检察官在处理案件的过程中也难免产生主观臆断、侵犯被告合法利益的行为。[6]
  尽管现在已经出台了很多促进公正平等使用检察官自由裁量权的措施,但这些措施收效甚微。[5]15美国律师协会颁布了一项《律师行为准则》(ABA标准),旨在为法官、检察官和公设辩护人提供一套行为标准参照。然而这套标准被大家公认为只起到了表达美好愿望的效果,因为它对检察官并不具有实际法律约束力,所以无法起到约束检察官行为的作用。
  美国司法部同样也通过制定《美国律师手册》,为联邦检察官设立了一系列类似的行为指导标准,然而这些标准也并未起到多大的作用,因为联邦检察官也无须强制遵守手册中的条款。地方法院同样也存在检察官滥用自由裁量权的现象。他们可以有选择的决定遵守和不遵守哪些规则,在保证案件向着自己希望的方向发展的前提下,自由掌控对规则的遵守程度。有些州希望通过立法去约束地方检察官的滥用职权行为(如《西弗吉尼亚州法典》第7章第4款第1条{6}及《马里兰法则》第16—812条{7})。但事实证明,法院很难收集到检察官未公正有效执法的证据。
  一些赞成现行检察官制度的学者认为,美国司法制度中的检察官选举制度本身就是对现行检察官自由裁量权制度的一种抗衡。任何在工作中没有公正公平的履行自己职责的检察官都会在下一届选举中受到被弹劾的危险。然而,该选举制度本身已经因其不可靠性和低效性成为美国公众的众矢之的,因此更不能成为抗衡检察官自由裁量权的一种制度上的救济。
  2.外部压力。导致检察官滥用自由裁量权现象的原因还和法院待办案件的堆积有关。近年来,美国刑事案件一直呈逐年上升趋势。根据美国法院行政办公室(Administrative Office of the U. S. Courts)2008年的统计,自从1999年以来,美国的刑事案件已经上升了16.7个百分点{8}。堆积如山的待办案件在给检察官们带来很大的工作压力的同时,也给办案法官带来巨大的工作压力,于是,法官利用自身地位上的优势对检察官施加影响,纵容、鼓励、甚至迫使其在不明显违反法律条例的前提下,采取隐蔽的方法引导被告接受辩诉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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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Greene,E.,Heilbrun,K.,Fortune,W.,& Nietzel,M. T.(2007). Wrightsman's psychology and the legal system (6th ed.). Belmont,CA, USA: Thomson Higher Education.

[2]Galanter,M.(2004). The vanishing trial: An examination of trials and related matters in state and federal courts. Journal of Empirical Legal Studies,1,459—570.

[3]Beloof,D.(2007). Dignity, equality and public interest for defendants and the crime victims in plea bargains: a response to professor Michael QHear. Marquette Law Review,91(1),p349—355.

[4]Littrel, B. W.(1979). Bureaucratic justicepolice, prosecutors,and plea Bargaining. Beverly Hills, California,U. S.: SAGE Publications, Inc.我反正不洗碗,我可以做饭

[5]Rosett,A.,Cressey,D.R.(1976). Justice by Consent; plea bargainings in the American courthouse. Philadelphia: J. B. Lippincott Company.

[6]Bibas,S.(2004). Plea Bargaining outside the Shadow of Trial. Harvard Law Review,117,2464—2547.

[7]Davis,A.J.(2007). Arbitrary justice: The power of American prosecutor. New York,NY, U. 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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