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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环球法律评论》
国家豁免与诉诸法院之权利
【副标题】 以欧洲人权法院的实践为中心【作者】 李庆明
【作者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分类】 国际私法
【中文关键词】 《欧洲人权公约》欧洲人权法院;国家豁免;诉诸法院之权利
【期刊年份】 2012年【期号】 6
【页码】 150
【摘要】

诉诸法院之权利系由欧洲人权法院根据《欧洲人权公约》第6条第1款发展而来。该权利可以予以限制,只要限制的目的合法且符合比例原则,并且经综合评估后没有侵犯诉诸法院之权利的核心。就国家豁免对诉诸法院之权利的限制而言,授予外国国家以豁免符合国际法,即目的合法。就比例原则而言,《联合国国家豁免公约》中的限制豁免规则正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尤其是在涉及雇用合同、人身伤害等事项时,应保护申诉人诉诸法院之权利,限制国家援引国家豁免。欧洲人权法院的判决深刻地影响了各缔约国的国内法和相关实践,同时也受到缔约国实践的影响。在强行法与国家豁免的关系上,欧洲人权法院倾向于认为外国国家在缔约国法院享有国家豁免并不违反《欧洲人权公约》第6条第1款。

【英文摘要】

The right of access to court which is developing from the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in accordance with Article 6(1)of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of course,could also be limited,as long as the limitations are legitimate,an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and did not infringe the core of access to the court after a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The purpose of state immunity granted to foreign countries to limit the right of access to the court is legitimate,compliance with international law. As to the 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the restrictive rules in the U. N. Convention on Jurisdictional Immunities of States and Their Property is playing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especially in those matters involved in employment contract,personal injury,the protection of the complainant’s right to access to court and limiting the invocation of state immunity is needed. The decisions of the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plays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State parties’domestic law and practice,which is in turn impacted by the practice of States Parties,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ight of access to court and state immunity maybe change and develop in the future. Of course,as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jus cogens and state immunity,the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tends to recognize that the State parties’domestic courts granting state immunity to the foreign states does not violate the 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 or article 6(1)of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70854    
  一 问题的提出
  国家豁免有时也称为主权豁免,主要是指在国际交往中一国及其财产非经该国同意免受其他国家的管辖与执行。[1]1976年,美国通过《外国主权豁免法》,国家豁免的理论与实践受到广泛关注。改革开放之后,由于湖广铁路债券案等案件的影响,以《外国主权豁免法》为中心研究欧美国家的国家豁免立法及其实践在我国成为热门话题。进人20世纪90年代之后,国家豁免的研究热度有所下降。但21世纪以来,随着《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以下简称《联合国国家豁免公约》)的制定和通过,以及欧洲人权法院关于国家豁免的判决的增加,国家豁免再次成为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话题。
  作为首个区域性国际人权司法机构,欧洲人权法院一直受到国内外学界的关注。欧洲人权法院的实践对于国际法尤其是国际人权法的发展有着深刻影响。欧洲人权法院起初并不讨论国家豁免问题,只是随着对于《欧洲人权公约》第6条第1款的解释与适用的扩张,从公平审判权中引申出“诉诸法院之权利”,才渐渐地产生了《欧洲人权公约》第6条第1款与国家豁免之关系这一问题。
  《欧洲人权公约》第6条第1款规定:“在决定某人的公民权利和义务或者在对某人确定任何刑事罪名时,任何人均有理由在合理时间内受到依法设立的独立且公正的法院的公平且公开的审讯。”虽然从文本上只看出公平审判的权利(公正审判权),但欧洲人权法院通过判例,发展出了“诉诸法院之权利”(right of access to court)。[2]实践中,欧洲人权法院经常将“诉诸法院”(access to court)与“获得司法正义”(access to justice)一词交替使用。而作为一项古老的国际法原则,国家豁免源于国家主权原则和各民族国家平等原则,[3]一直以来都为世界各国所接受、奉行和遵守。传统上各国一般都主张绝对豁免,后来主张限制性豁免的国家越来越多。这样,对于那些希望在欧洲人权法院提起申诉的人而言,就产生了国家豁免与《欧洲人权公约》第6条第1款之间关系的问题,即国家豁免是否与“诉诸法院之权利”相冲突。
  欧洲人权法院指出,第6条的权利并不是绝对的,而是受到限制,只要这样的限制是追求合法目的,符合比例原则,并且不会产生完全消除申诉人诉诸法院之权利的效果。[4]那么,国内法院授予外国国家或国际组织以主权豁免,事实上限制了当事人“诉诸法院之权利”,这种限制又是否合法并且符合比例原则呢?本文将对此予以探讨。
  二 欧洲人权法院关于国家豁免与《欧洲人权公约》第6条关系的早期判决
  关于国家豁免与第《欧洲人权公约》6条的关系,长期以来仅限于学术界内部的讨论。学者们要么认为国家豁免总是优于诉诸法院之权利,要么认为诉诸法院之权利优于国家豁免。[5]各国政府经常提出,第6条并不适用于涉及豁免的案件。在个人或机构受到诉讼豁免的保护时,也就不存在能对该个人或机构提起诉讼的公民权利。在早期的判决中,欧洲人权委员会也支持这一点。2001年欧洲人权法院的司法实践改变了这一现象,使得国家豁免与第6条的关系成了所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2001年11月,欧洲人权法院大审判庭对相关案件做出判决,认定所授予的国家豁免与第6条是一致的。[6]快醒醒开学了
  在“福格蒂诉英国案”(Fogarty v. United Kingdom)中,申诉人福格蒂女士在美国驻英国大使馆的秘书处工作,其间受到性骚扰,并在产业法庭提起诉讼。美国没有主张国家豁免,福格蒂获得胜诉判决。然而,当福格蒂以美国大使馆拒绝重新雇用她而违反1975年《性别歧视法》为由提出第二项诉讼请求时,美国大使馆援引国家豁免加以抗辩,并得到法庭支持。为此,福格蒂向欧洲人权法院提起申诉。欧洲人权法院指出,在与雇用有关的争议中,限制国家豁免正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但关于国家豁免是否以及多大程度上适用于外国大使馆的雇用问题,国际实践并不统一。产业法庭认为美国享有国家豁免,这一做法并未超越既有的国际标准。[7]因此,对申诉人第6条的权利的限制并非不符合比例原则。
  在“麦克尔希尼诉爱尔兰案”(Mc Elhinney v. Ireland)中,一名在北爱尔兰边境的英国士兵无意之中被申诉人的汽车拖车杆带到爱尔兰。该名士兵在汽车拖车杆上开了几枪,并在申诉人驾车到附近一个村庄时再次对其开枪。由于卡弹,申诉人侥幸活命,之后在爱尔兰法院以受到该名士兵攻击为由对英国政府提起损害赔偿之诉。对此,英国政府主张国家豁免,并得到爱尔兰法院的支持。[8]申诉人不服,向欧洲人权法院提起申诉。如同在福格蒂案中一样,欧洲人权法院也指出,虽然在人身损害赔偿事项上国际法和比较法的研究都表明存在限制国家豁免的趋势,但爱尔兰法院授予英国以国家豁免并不违反当前国际社会所接受的标准。法院最终以12:5的多数裁定该案中国家豁免对第6条的限制符合比例原则。
  与上述两个案例相比,“阿尔-阿德萨尼诉英国案”(Al-Adsani v. United Kingdom)[ 9]更富争议。该案起源于英国法院审理的“阿尔-阿德萨尼诉科威特政府案”(Al-Adsani v. Gov-ernment of Kuwait)。 [10]申诉人阿尔-阿德萨尼身具英国和科威特双重国籍,声称科威特王子谢赫·贾比尔·阿尔-萨巴赫·阿尔-萨德·阿尔-萨巴赫(Sheikh Jaber Al-Sabah Al-Saud Al-Sabah,以下简称“谢赫”)于1991年将自己绑架,非法拘禁在科威特并施行酷刑,以致其回到英国后不得不住院治疗。申诉人为此在英国对谢赫和科威特政府提起民事诉讼。一审法院认为,被告谢赫实施了违反国际人权法规范的行为,不能享有豁免,并对谢赫做出缺席判决;与此同时,法院应科威特政府的申请,驳回了申诉人针对科威特政府的诉讼。之后,该案进人上诉程序。英国上诉法院认为,阿尔-阿德萨尼并没有证明科威特政府在英国实施了侵权行为,因此根据1978年《国家豁免法》,不存在原告所主张的豁免例外。同时,考虑到所诉的行为发生在科威特,不能认为禁止酷刑的国际法规范高于主权豁免原则。上诉法院因此推翻了针对谢赫的缺席判决。阿尔—阿德萨尼上诉至英国上议院,但仍被驳回。
  针对英国上议院的判决,阿尔—阿德萨尼向欧洲人权法院提起申诉,认为英国侵犯了其诉诸法院之权利以及寻求因酷刑而获得救济的权利。2001年11月21日,欧洲人权法院以9比8的多数意见驳回了申诉。多数意见指出,诉诸法院之权利并不是绝对的,国家豁免是对法院裁判实体权利的程序性限制。在民事诉讼中授予一国主权豁免的目的合法,即通过尊重另一国的主权促进各国之间的礼让和友好关系以及对国际法的遵守。由于各国普遍接受国家豁免原则,限制对外国国家提起诉讼,因而国家豁免对《欧洲人权公约》第6条诉诸法院之权利予以限制是合理的。反对意见则认为,强行法规范高于任何其他国际法规范,当然也优于国家豁免规范。不管被告是主权国家还是个人,也不管是民事还是刑事案件,既然国家豁免不是强行法规范,则应该从属于有关禁止酷刑的强行法规范,被告也就不能享受豁免的保护。
  在阿尔—阿德萨尼案之后,欧洲人权法院在类似的“卡罗盖洛波乌罗斯诉希腊和德国案”(Kalogeropoulou v Greece and Germany)中[11]再次确认国家豁免与第6条相一致,不构成对第6条的不当限制。卡罗盖洛波乌罗斯案起因于在希腊审理的“维奥蒂亚案”(Prefectureof Voiotia v.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在该案中,原告于1995年11月对德国提起诉讼,要求被告对于二战期间纳粹德国的反人类行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德国主张国家豁免。1997年10月30日,希腊利瓦迪亚(Levadia)法院否定了德国提出的国家豁免抗辩,判决德国向原告支付5500万德国马克的赔偿金。法院认为,国家一旦实施违反强行法的行为,就默示地对这些行为放弃了主权豁免;如果对违反国际强行法的行为授予豁免,无异于鼓励为国际公共秩序所强烈谴责的行为。[12] 2000年5月4日,希腊最高法院确认了该判决。[13]德国拒绝履行判决义务。申诉人向希腊法院申请强制执行,遭到拒绝后一直上诉到希腊最高法院。希腊最高法院于2002年6月28日裁定拒绝执行。申诉人同时还在德国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也遭到拒绝。2002年9月17日,有权审理涉及国际法解释问题的案件的希腊特别最高法院以6比5的多数意见做出判决,认为目前阶段的国际法仍然赋予国家以豁免权,并推翻了希腊最高法院此前的判决。[14]
  由于不能在希腊和德国执行判决,申诉人以其第6条上的权利受到侵犯为由在欧洲人权法院对希腊和德国提起申诉,而欧洲人权法院于2002年12月12日决定不予受理。[15]欧洲人权法院指出,在所谓反人类罪事项上不存在国家不得享有豁免的国际法规范,因此授予外国国家以国家豁免并不构成对诉诸法院之权利的不当限制。
  三 《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对欧洲人权法院的影响
  2004年12月2日,第59届联大通过了《联合国国家豁免公约》。该公约的通过对于欧洲人权法院如何处理国家豁免与《欧洲人权公约》第6条第1款之间的关系产生了深刻影响。
  在“库达诉立陶宛案”(Cudak v. Lithuania)中,[16]申诉人库达女士是立陶宛人,居住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1997年11月受雇于波兰驻立陶宛大使馆,担任秘书和电话接线员。1999年,申诉人向立陶宛公平机会监察专员投诉,声称遭到一位男同事的性骚扰,并得到公平机会监察专员的确认。由于工作压力大,申诉人生病并请了病假。然而,在销假上班的当天,申诉人被拒绝进入大使馆,随后被大使馆以病假到期后没有上班为由解雇。申诉人以非法解雇为由在立陶宛提起民事诉讼,要求损害赔偿。波兰外交部发布照会,主张管辖豁免。2000年8月,维尔纽斯地区法院以波兰不出庭而自己没有管辖权为由终止诉讼。申诉人不服,上诉到上诉法院和最高法院,但均被驳回。立陶宛最高法院指出,在考虑是否授予波兰以豁免时,需要考虑申诉人与波兰之间的行为的性质。考虑到波兰外交部提出豁免以及工作场所的性质、被雇用人的身份、雇用地与法院地之间的属地联系以及诉讼请求的性质,可能得出的结论是当事人之间存在的是公法关系,不受立陶宛法院的管辖,申诉人也没有证据证明波兰政府不能享有国家豁免。
  申诉人以立陶宛侵犯自己第6条第1款的权利为由申诉到欧洲人权法院。立陶宛政府予以反对,认为申诉人没有用尽当地救济,即可以在波兰法院提起诉讼而没有提起。欧洲人权法院指出,用尽当地救济指的是用尽本国的救济,而非其他国家的救济。在本案中,申诉人已经用尽了在立陶宛的救济,因此欧洲人权法院可以受理申诉。关于国家豁免与第6条第1款的关系,欧洲人权法院指出,在有关雇用的事项中,国际法和比较法的趋势是限制国家豁免。《联合国国家豁免公约》第11条已经成为习惯法规则,可以约束非缔约国。申诉人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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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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