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找:                      转第 显示法宝之窗 隐藏相关资料 下载下载 收藏收藏 打印打印 转发转发 小字 小字 大字 大字
【期刊名称】 《犯罪研究》
刑诉法修改后强制医疗司法审查及检察职能试想
【作者】 吴真【作者单位】 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检察院
【分类】 刑事诉讼法【期刊年份】 2012年
【期号】 6【页码】 79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70803    
  
  

我国精神疾病发病率近13‰,其中1/3有主动攻击意识,即民间俗称的“武疯子”。[1]近10年来,全国安康医院累计收治肇事肇祸[2]精神病人75000例,其中有杀人行为者占30%。同时全国范围内精神病人的收治率还是很低,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研究显示,中国的精神病人得到治疗的比例大概是30%。[3]可以说精神病人“暴力肇祸行为”已严重影响人民群众的安全,刑法第18条第1款虽规定了触犯刑法的精神病人强制医疗措施,但缺乏程序法的规定,导致了实践中操作混乱。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以下简称“修正案”)中新增了“依法不负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一章,第一次在立法层面提出强制医疗程序须经司法审查和人民检察院对强制医疗的决定和执行实行监督,同时也是在“精神卫生法草案”规定“非自愿住院医疗”程序之后再次立法规范我国原本较为混乱的精神病人强制医疗工作。

由于长久以来我国的精神病人强制医疗活动由行政机关垄断,大部分人对强制医疗需经司法审查的国际惯例毫无概念,导致草案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中有委员提出强制医疗应当是行政强制行为。[4]但法治的发展仍旧是主流大方向,修正案中最后还是设置了“强制医疗措施”,使得刑诉法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一、强制医疗是当前我国对精神病人“暴力肇祸行为”的唯一选择

“虽然对于精神病人为何会实施暴力行为的原因尚未明晰,但暴力型犯罪是精神病人最常见的犯罪这一点已经得到共识、据统计占精神病人犯罪数量的30%以上属于暴力型犯罪。”[5]精神病人暴力肇祸行为区别于其他一般刑事犯罪案件,由于行为是基于精神疾病的影响,部分病人因为幻觉或妄想的支配实施暴力行为,事件的起因常理上无法解释,难以开展针对性的预防和校正;更有些病人的暴力行为就是病症的表现方式,暴力行为的时间、地点、对象都十分随意,而且许多案件中因为疾病的影响,暴力攻击行为表现出相当的狂暴性和残忍性。当然精神病人的暴力行为也有一定的规律,具统计,大约60%的精神病人暴力行为被害人是病人的亲属,还有20%左右是病人的朋友或熟人,仅有10%不到的被害人与病人完全不认识。[6]但精神病人从未因为被害人与自己相识而手下留情,他们因为自己的疾病对关系密切的亲友产生妄想,亲友就成为他们假想的敌人,在毫无意识的情况下就成为了精神病人暴力行为的受害者。具统计,最近每年精神病人实施的肇祸案件都超过1万件,其中3分之一是杀人、伤害等严重暴力案件,平均每名被监管的精神病人杀死1.85人,最多的杀死70余人。[7]

我国学者对于暴力行为的精神病人进行统计后发现,超过68%以上的暴力行为精神病人为精神分裂症患者,其次为精神发育迟滞和癫痫性精神障碍等。日本《犯罪白书》每年相关的统计也反映出相同事实,即精神病人暴力肇祸行为中一半以上为精神分裂症患者。根据现有的医学水平,即便接收系统治疗,也只有极少数精神分裂症病人可完全恢复如初,绝大多数病人多少有残留症状要间断性发病,且每次发作都导致损害加重,并且应激事件往往易导致精神分裂症复发。[8]而其他类型的精神病人(如精神发育迟滞、脑器质性精神障碍等)更是无法进行治疗。所以将已经实施暴力行为的精神病人放置于社会上不予保护,具有高度的社会危险性。具广东省司法鉴定统计,广东省每年有1000多例精神病人严重行凶杀人案件,而数字还在逐年增加。[9]除了暴力肇祸行为外,精神病人还常有性冲动、放火、扰乱社会秩序、招摇撞骗等行为,同样对社会有相当的危害。

我国历史上就对精神病人的实施触犯律例行为予以免除刑罚或从宽处罚,《周礼》中就有三赦之法,其中对于“蠢愚”的认识就相当于现代的精神发育迟滞,《唐律疏议》中规定“笃疾者”就相当于精神疾病,法律也给予了减免刑罚的规定。但限于当时对于精神疾病的认识有限和社会物质生活水平,并无对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的规定。直到《大清新刑律》第12条才规定了精神病人犯罪得以施监禁处分这种类似“保安处分”的刑罚替代措施,民国时期,学者更提出了监禁处分时并须施以治疗。这就形成了现代的强制医疗制度的雏形。

目前,由于不少精神病患者长期得不到有效医治,导致精神病人暴力侵害事件发生增多。为预防和减少精神病人给社会带来的危害,最大限度的发挥社会防卫目的,强制医疗制度在刑诉法修改中得以确立。无论是出于患者权益还是公共安全的考虑,由政府出面对具有人身危险性的精神病人实施强制医疗,都是社会保安、化解矛盾、构建和谐社会的唯一选择。

二、强制医疗范围的不足及我国精神病人“非自愿”医疗体系的构建

相较于此次刑诉法修改中十分高效的确立了强制医疗制度,我们不得不承认我国立法机构对于其他精神病人的“非自愿”医疗制度的构建推进较慢,1985年卫生部便牵头起草《精神卫生法(草稿)》,历时26年十余次修改终于在2011年由国务院法制办就草案向社会征集意见。但征求意见后又因为分歧较大,搁置了审议。

从立法上看,刑诉法中的强制医疗制度的限制条件较多,适用范围较小。其针对的仅为“实施暴力行为,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经法定程序鉴定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因此存在了以下几类具有一定社会危险性的精神病人肇祸行为可能无法纳入强制医疗的范畴。

1、未危害公共安全和未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的精神病人肇祸行为。例如有轻伤害、寻衅滋事等行为的精神病人,其因精神疾病实施了暴力肇祸行为,且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的。2、非暴力型精神病人肇祸行为。如盗窃癖、恋物癖、人格障碍者、抑郁症患者都会因精神疾病产生盗窃的冲动[10]。同样臆病患者、偏执型精神障碍者、气功偏差所致精神障碍等也会因疾病实施诈骗、招摇撞骗、散发反动宣传品等行为。3、经鉴定负“限制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我国目前对刑事责任能力划分以刑法第18条为依据采取三分制,即“完全刑事责任能力”、“无刑事责任能力”和“限制刑事责任能力”。这与多数西方国家一样,“无责任”和“限制责任”分别对应“心神丧失”和“精神耗弱”。那么这些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后往往会被从轻处理,对于他们并不适用刑诉法的强制医疗。4、不具有受审能力和服刑能力的精神病犯罪人。受审能力和服刑能力不同于刑事责任能力,它并不决定精神病人实体上是否应负刑事责任,只是判断其是否有能力参与刑事诉讼或接受刑罚。而且受审能力和服刑能力的有无在很多情况下是阶段性的,例如因出现拘禁性精神病而丧失的受审能力和服刑能力,均可能因应激源消除而缓解。因此对这类人员进行有效的治疗是最佳的选择。但是司法实践中不能对丧失受审能力和服刑能力的精神病人采取羁押措施,这就导致这类人员极易失控再次危害社会。

此外对于精神病人暴力行为尚不构成犯罪,而是扰乱社会治安的行为,即便其反映出再强的社会危险性,也不能依据刑事诉讼法的“强制医疗”制度对其强制治疗。因此早日建立《精神卫生法(草案)》中的“非自愿住院医疗制度”,与刑事诉讼中的“强制医疗”制度做到无缝衔接就十分必要。之前精神卫生法草案在内容上被认为基本接近世界卫生组织有关要求。但我国精神卫生立法在顺应世界潮流的同时,亦须与国情同步。为弥补上述“强制医疗”制度的不足,维护社会稳定的必需。当前大多数地方性精神卫生法规将严重肇事肇祸的精神病人纳入强制住院治疗的范畴,可见,对行为客观上违反《刑法》或《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精神病人的人身自由进行限制为大众普遍接受。考虑到立法的可行性,“非自愿住院医疗”的关键在于在公众安全和精神病人权益之间设立平衡点。因此,我国精神卫生立法应当尽可能完善强制收治的救济途径,着重解决尚未对社会造成严重危害的精神病人的非自愿住院问题。并且仿效刑诉法修正案一样建立一套完善的救济和监督制度。

三、“强制医疗”的程序性保障和救济

从刑诉法修正案的条文来看,立法机关对于强制医疗制度还是从出入院的司法审查程序、救济程序、监督程序进行了全面的规定。虽然限于立法技术,条文内容不可能十分完备,但从以往的经验来看,两高一部根据刑诉法修改制定的相关司法解释及操作规定会将整个强制医疗制度的操作细节进行完善。目前法律搭建的程序架构已经能够很好的反映出对于“强制医疗”滥用的限制。

从以往的司法经验来看,排除肇事精神病人的情形,对于肇祸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滥用主要有两大类情况。一类是对不符合强制医疗者给予了强制医疗,其中最严重的是对于应当构罪服刑者仅给予强制医疗,后又过早的解除强制医疗,使得当事人实际上逃避了严厉的刑事处罚;当然还有一种就是所谓的“被精神病人”,即因鉴定错误导致精神状态正常者被当作精神病人送强制医疗,这对当事人的权益也造成了巨大的损害。第二类是对于应当给予强制医疗者未给予强制医疗,主要是因为种种原因而未发现当事人的精神疾病,而对其判处刑罚,考虑到除了死刑以外,之后的刑罚执行过程中还涉及到服刑能力的判断,具备救济的途径,因此这种情况对于当事人的利益损害有限,没有前者对于司法制度的破坏那么大。我们应当关注的是对前一类强制医疗滥用的限制。

从刑诉法修正案条文来看,程序上的制度更多的是针对前一类滥用而制定,目的就是防止不当强制医疗。首先,强制医疗程序的决定权由公安机关交给法院,通过司法审查的程序确保决定的公正性。强制医疗的决定从以往的行政机关封闭式垄断到公开公正的司法审查,是此次修改中最大的进步。司法审查能够有效防止权力的滥用,公检法三家在自己的诉讼阶段均可以启动强制医疗程序,法院最终从居中司法裁判的视角来决定是否给予被申请人强制医疗,而且法院同时承担了刑事案件司法判决的职责,即做出不予强制医疗的决定后其会承担刑事案件的审判工作,对案件进行实体裁判。因此该决定具有确定性和终局性,相对于行政机关的决定更能令当事人信服。其次,人民检察院从提出强制医疗申请到对强制医疗的决定和执行实行监督,全程参与到强制医疗程序中,体现了对于强制医疗活动的法律监督。对于人民法院强制医疗出入院决定审查中的违法不当人民检察院可以进行监督,虽然法律没有明确赋予检察院抗诉或复议的权力,但法律监督权本身可以确保检察院开展有效的监督工作,选择合适的方式纠正强制医疗活动中的违法行为。人民检察院可以对轻微违法和严重违法采取不同的监督措施,对于故意滥用强制医疗的可以启用反渎职侵权的职务犯罪侦查权开展调查,对其中构成犯罪的立案查处。这样的法律监督威严能够确保强制医疗措施依法有序实施。同时法律援助、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的复议、申请解除等权利也能够提供充分的救济途径。法律援助能够帮助缺乏受审能力的被申请人有效维护自己的权益,防止出现不当强制医疗的情形。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的复议权及申请解除权也主要是针对强制医疗被滥用的情形,因为除了少数轻罪外,基本没有当事人因被强制医疗而不服的情形。而更多的是被害人一方认为被决定强制医疗者逃避了刑罚而不服。申请解除权的目的则是更明确的防止强制医疗的滥用,提供了救济途径。

四、强制医疗程序司法审查制度的建构设想

修正案涉及的强制医疗程序以刑法第18条第1款为基础,包括人民

  ······

法宝用户,请登录后查看全部内容。
还不是用户?点击单篇购买;单位用户可在线填写“申请试用表”申请试用或直接致电400-810-8266成为法宝付费用户。
【注释】                                                                                                     
©北大法宝:(www.pkulaw.cn)专业提供法律信息、法学知识和法律软件领域各类解决方案。北大法宝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资料,正式引用法规条文时请与标准文本核对
欢迎查看所有产品和服务。法宝快讯:如何快速找到您需要的检索结果?    法宝V5有何新特色?
本篇【法宝引证码CLI.A.1170803      关注法宝动态:  

法宝联想
【共引文献】
【作者其他文献】
【引用法规】

热门视频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