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找:                      转第 显示法宝之窗 隐藏相关资料 下载下载 收藏收藏 打印打印 转发转发 小字 小字 大字 大字
【期刊名称】 《环球法律评论》
品格证据在性骚扰民事案件中的运用
【副标题】 美国的立法、判例及启示【作者】 纪格非
【作者单位】 中国政法大学【分类】 民事诉讼法
【中文关键词】 品格证据;性骚扰;受害人利益倾斜;证据使用规则
【期刊年份】 2012年【期号】 4
【页码】 131
【摘要】 美国近年来在“最大限度地保护被害妇女利益”的社会政策的影响下,品格证据的使用规则在立法方面出现了向受害人一方倾斜的趋势:在性骚扰民事案件中禁止使用受害人的品格证据,允许使用加害人的品格证据。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第411-415条确定的品格证据使用规则通过判例法进一步精细化,力图在维护受害人合法权益的同时,平衡原、被告双方的力量对比关系。我国在对待性骚扰案件中的品格证据的问题上,也可借鉴美国的经验。品格证据的使用应当严格贯彻“关联性”、“相似性”、“有限性”原则,同时应加强品格证据使用的程序保障制度的建设。
【英文摘要】 In recent years in the US,under the impact of the social policy of“protecting women victims’interests to the maximum”,in legislative area,a trend has taken shape in which admission rule of character evidence tilts in favor of victims. In sexual harassment cases of civil nature,it is prohibited to introduce character evidence of victims,but it is allowed when evidence concerns perpetrators. Articles 411 to 415 of Federal Rules of Evidence setting out the application of rule of character evidence develop in a much more detailed way on the basis of case law. While safeguarding the legitimate interests of victims,they also aim at balancing power relation between two parties concerned. In dealing with admission of character evidence in sexual harassment trials in China,we may learn from American lessons. Principles of“relevancy”,“similarity”and “necessity” should be strictly followed when using character evidence. Meanwhile,efforts should be made to establish procedural guarantee in terms of use of character evidence in sexual harassment cases.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70829    
  
  随着女性权利意识的觉醒以及立法对妇女权益保护力度的加大,性骚扰民事侵权案件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此类案件在审理的过程中,原告往往难以取得被告对自己实施了“骚扰”行为的直接证据,而被告则通常提出自己一贯行为端正、品行良好,或原告举止轻浮、名声不好的证据为自己辩护。虽然此类证据一般会因与案件无直接联系而不被采纳,但是人们有理由担心这些证据很可能会对法官认定事实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实践中,性骚扰民事侵权案件极低的胜诉率似乎也印证了这种担心。那么是否应该通过立法禁止在性骚扰民事案件中使用关于品格或名声证据呢?笔者认为这样做也是不妥的。一方面由于缺乏明确、具体的法律规定,[1]当前我国的司法实践中性骚扰案件的受害人通常以侵犯名誉权为由提起诉讼,在这样的案件中原告如果主张名誉权受到侵犯并提出赔偿要求,则关于原告名誉的状况将成为案件的争点,法院必须查明其名誉受到破坏的程度,此时如果禁止当事人提出关于名誉的证据,相关事实将无法证明。另一方面,现代社会学的研究成果表明,品格虽然不能决定性地影响人的行为,然而品格与行为之间确实存在某种程度的联系。特别是某些与性相关的犯罪或侵权行为,加害人的特殊性格或癖好确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预示其重复实施侵犯行为的可能性。[2]因此,如果能够正确使用品格证据,必将有助于维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也有助于法官正确认识案件事实。
  美国是世界上第一个通过立法方式对性骚扰进行规制的国家,拥有迄今为止最为完善且精致的性骚扰防治及救济法律体系,并因此成为许多国家效仿的对象。[3]在性骚扰案件的品格证据的运用方面亦是如此。传统上,美国的证据制度对品格证据的使用持怀疑和谨慎态度,为了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一般不允许采用“品格决定行为”这一推理方式。然而,近年来在“最大限度地保护被害者利益,维护妇女权利”的社会政策的影响下,品格证据的使用规则在立法方面出现了向受害人一方倾斜的趋势。这一趋势可以概括地表述为:禁止使用受害人的品格证据,允许使用加害人的品格证据。
  美国在立法领域的上述变化使得许多女权主义运动的支持者欢欣鼓舞。但是,立法者的立法意图最终要通过法院的裁判才能够得以落实。特别是在判例法国家,更是如此。法官的司法理念与立法相结合,决定了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的真实图景。美国司法界由于受到传统的“平衡保护双方当事人利益”理念的影响,始终关注着如何通过品格证据的使用,在性骚扰民事侵权案件中实现“平等保护”的法律理想,而非某一社会政策。立法者所倡导的向受害人利益倾斜的司法政策通过判例法的阐释后,变得更加细密、严谨,因此,欲了解美国性骚扰民事案件中品格证据的使用规则,立法与判例是两个必须同时予以关注的视角。本文将通过上述两个视角,介绍美国性骚扰案件中品格证据的使用规则和判例,对其立法及司法的实际情况加以分析,以期对我国的立法完善提供借鉴与参考的依据。
  一 美国性骚扰民事案件中运用品格证据的立法
  用某人过去的品性或性格特征作为证据来证明此人在特定情况下仍会实施相同的行为或表现出同样的特征,这样的证据在英美法系被称为品格证据。[4]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第404条即明确规定,不可采纳品格证据以证明行为。[5]在刑事诉讼中,运用品格证据认定事实具有不可靠性,同时易导致裁决者的偏见、歧视,因而各普通法国家对品格证据的采用持谨慎态度,一般认为品格证据不具有关联性,因而不能采纳。同样,在民事诉讼中,按照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在行为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或虽无过错但法律有特殊要求时由该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在这一前提下,当事人的品格与民事责任的承担与免除并无关联性。比如,某人一贯粗心大意并不能成为证明其行为存在过失的依据,而某人品格高尚也不能用于证明他已履行了合同义务。这是因为,在上述两个例子中使用品格证据都采用了“某人在某种场合是按其品格行事的”这样一种推理方式。之所以禁止使用品格证据,是因为用品格证据证明案件事实的方法是危险的,它使审判者不是依据被证据证实的事实做出判断,而是凭有关人员品格的好坏奖励好人、处罚坏人。[6]
  然而,对品格证据危害性的上述认识随着立法政策的转变悄然发生了变化。这一变化首先表现在刑事诉讼领域。20世纪开始,美国的刑事政策开始更加关注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和权利,尤其是对性犯罪案件的被害人给予了更多的保护。为了适应新的刑事政策,1978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强奸盾牌条款”,即《联邦证据规则》第412条。该条规定,有关被害人过去性行为方面的名声或评价的证据,不具有可采性。而在此之前,此类证据是可以采纳的。然而,由于1978年新增的第412条用语含糊,规定冗长、复杂,因此引起了许多争议。同时,1978年的“强奸盾牌条款”仅适用于刑事诉讼中,没有同时考虑对民事案件被害人的权利保护问题,因而为立法的进一步完善留下了空间。
  1991年,随着《民权法案》的颁布,美国国会开始考虑对《联邦证据规则》第412条做出修订,修订的主要内容是将“强奸盾牌条款”的规定适用于民事案件中。根据修改后的《联邦证据规则》,在涉及所谓性行为不端的一切民事诉讼或刑事诉讼中,下列证据无可采性:(1)用以证明所称被害人从事过的其他性行为的证据。(2)用以证明任何所称的被害人的性癖好的证据。[7]与1978年“强奸盾牌条款”的规定不同,现条款中“其他性行为”和“性癖好”涵盖的范围极其广泛,其中“性行为”包括涉及身体行为或暗含着性交或性行为的所有活动,例如,性病、避孕等等。而“性癖好”包括不直接涉及性行为或思想的证据,但证据提出者认为对事实认定者而言可能具有性内涵的证据,比如关于衣服的式样、言谈风格以及生活方式等等。美国联邦立法咨询委员会认为做出上述修订的理由在于,避免性骚扰案件中的原告因诉讼而暴露隐私、受到羞辱或使陪审团受到传统的关于性行为思维方式的干扰,做出不利于原告的事实认定。[8]显然,修订后的品格证据规则,对受害人保护的力度大幅度提高,从而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性骚扰类民事案件在诉讼程序中对被害人造成二次伤害的可能性,使被害人能够“有尊严”、“体面”地维护自己的权利。[9]
  当然,美国国会也同时考虑到限制使用被害人品格证据可能对被告造成的不公。因此作为例外,《联邦证据规则》第412条第(2)款规定,在民事案件中,为了证明任何所称被害人的性行为或性倾向而提供的证据,在下列条件下具有可采性:如果根据本证据规则,该证据另外具有可采性,并且其证明价值实质上大于对任何被害人造成伤害的危险、以及对任何一方当事人造成不公正偏见的危险。有关所称被害人声誉的证据,仅当在辩论中该被害人已经予以认定的条件下,具有可采性。这一规定事实上将采纳被害人品格证据的裁量权交给了审理案件的法官,体现了立法的灵活性。但是即便如此,按照立法的精神,“排除被害人品格证据”仍然是基本原则,如确需采纳这些证据则必须有充分的理由,满足第412条第(2)款的规定。同时,《联邦证据规定》第412条规定的裁量权与该规则中其他裁量权有着很大的区别。比如《联邦证据规则》第403条规定:“虽然证据具有关联性,但是若其证明价值实际上被下列因素超过,即导致不公正、偏见、混淆争议或误导陪审团的危险、或者考虑到不适当拖延、浪费时间或不必要的出示重复证据,则仍然可以排除该证据。”不难发现,第403条与第412条至少有两个方面的不同:一方面,第403条的核心内容是采纳一切有关联的证据,除非该证据可能导致不公正、偏见、混淆争议或误导陪审团的危险等,而第412条则恰恰相反,它的主旨是排除被害人的品格证据,除非该证据的证明价值实质上大于对任何被害人造成伤害的危险、以及对任何一方当事人造成不公正偏见的危险。另一方面,根据第412条,法官在考虑是否采纳某一被害人的品格证据时,需要在被害人的利益以及证据的使用给诉讼证明带来的利益之间进行取舍,而根据第413条,法官在排除有关联性的证据时,主要考虑的是该证据的采纳与诉讼证明的各种价值,如公正、效率等是否协调、一致。总之,《联邦证据规则》第412条通过清晰界定法官行使采纳品格证据的裁量权时应当考虑的因素,忠实体现并贯彻了维护受害人权益的立法政策,为法官的司法行为提供了比较明确的标准。
  与对被害人的保护力度不断加大的趋势不同,刑事案件中的被告人的权利却因司法政策的转变而受到限制。为了配合1994年生效的《暴力犯罪控制与法律执行法(ViolentCrime Control and Law Enforcement Act)》,国会为《联邦证据规则》增加了第413和第414条。根据这些规定,当被告被指控犯有性侵犯或狠亵儿童罪时,有关被告人实施其他一宗或几宗性侵犯或猥亵儿童犯罪的证据具有可采性,并且可以因其对任何相关事项有影响而予以考虑。之所以做出如上修正的理由很明显:从公共利益的角度出发,应当允许采纳所有能够说明指控或被告人否认的可信性的重要证据。同时作为新增条款,《联邦证据规则》第415条第(1)款则针对民事案件中被告的品格证据的使用规则做出了规定:在一起有关的民事案件中,如果关于损害赔偿与其他救济的诉讼主张是基于一方当事人实施的、有关强奸犯罪或儿童色情犯罪的所称犯罪行为而提出的;则根据本证据规则的第413和第414条的规定,关于该被告人实施另一起或几起强奸犯罪或儿童色情犯罪的证据,具有可采性,可予以考虑。显然,与对待原告的品格证据的态度不同,《联邦证据规则》第415条规定了在性骚扰民事案件中,被告实施过其他性犯罪行为的证据具有可采性。
  对于被告人品格证据使用规则的上述变化引发了许多争议,一些人认为目前的立法侵犯了被告人的宪法性权利,导致控辩双方力量对比的失衡。[10]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也对《联邦证据规则》第412条适用于民事案件的变化持反对意见,并在司法实践中通过判例,极力消除上述修订对被告人的权利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但是,无论如何,在美国性骚扰案件中,对原告的品格证据与被告的品格证据采取截然相反的使用规则已经成为立法现实。同时,由于美国属于判例法国家,所以除了立法的规定外,法院通过判例对品格证据的使用规则进行的进一步补充和解释也十分重要。下文将通过美国性骚扰案的判例,解读在此类案件中品格证据使用的具体规则。
  二 被害人品格证据的使用
  在美国,性骚扰通常被界定为不受欢迎的性接近、性好处的要求,其他具有性内容的言辞或身体动作。[11]根据美国就业机会平等委员会(EEOC)的规定,构成民事侵权行为的性骚扰可以分为交换型性骚扰和敌意工作环境型性骚扰两种。其中交换型性骚扰是指以对他人要求性好处为条件来交换其工作、教育等有关利益。[12]敌意工作环境型性骚扰是指对他人进行违背其意愿的性利益要求或其他干扰其工作、学习等正常进行,制造一个使他人感到敌意或冒犯的工作环境。[13]无论何种类型的性骚扰,作为原告,在性骚扰侵权民事案件中通常需要证明的事实包括:第一,被告行为的“不受欢迎”。行为是否受到欢迎涉及受害人的主观感受,所以一般由受害人承担举证责任。此时,被告常用的防御手段是证明自己的行为是受欢迎的,某人的行为是否受欢迎,往往会因行为对象的不同产生很大的差异。因此对于被告而言,完全不允许其使用关于原告品行、性情方面的证据,的确会使其防御手段受到影响。第二,行为的普遍性与严重性。在美国,如果原告提起敌意工作环境型性骚扰诉讼,就必须证明骚扰行为具有严重性或普遍性而足以改变工作条件,即制造一个在客观上属于敌意或侮辱的环境。此类案件中,被告往往会以原告对骚扰行为的反应来证明没有形成敌意工作环境。由此可见,性骚扰案件待证事实的特殊性对品格证据的使用提出了必然需求,如果完全剥夺被告使用原告品格证据的权利,会对被告的防御手段造成实质性的影响。因此,虽然《联邦证据规则》对被害人的品格证据基本态度是“不允许使用”,但是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基于《联邦证据规则》第412条第(2)款赋予的自由裁量权采纳被害人的品格证据的判例亦不在少数。自1994年新条文颁布至今,美国的判例法说明,法官破例采纳被害人品格证据的一般条件是“被害人的品格成为性骚扰案件中双方的主要争点”,品格证据因此成为具有“关联性”的证据。在作出是否采纳的决定时,法官往往会同时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
  (一)是否为工作场所内的品格证据
  一般而言,法院认为被害人在工作场所以外的品格或言行不得作为对其不利的证据。在1998年Rodriguez-Hernandez v. Miranda-Velez案[14]中,原告Rodriguez称自己在Occidental公司工作期间,被公司要求容忍客户的非礼行为,因此提出性骚扰赔偿请求。该案的被告向初审法院提出开示原告性史的证据,并试图以此证明原告生活糜烂,曾与多名已婚男子有染。该请求被法院驳回,法院认为,原告在工作场所外的道德、品格以及婚姻、生活状态与本案无关。但是,法院允许被告提出原告与其男友处于热恋中的证据,因为这与被告所要证明的“原告因此而无心工作”有关,属于本案的争议事实。同时法院也允许被告使用原告对其有挑逗行为的证据,因为此证据有助于证明原告是否“欢迎”被告的行为。
  即便属于工作场所的范围,也并非被害人的所有言行,都可能成为对其不利的证据。在Howard v. Historic Tours of America案中,被告要求原告开示与其有性关系的同事的名单,试图以此证明原告在工作场所表现放荡,没有对骚扰行为表示反感,也没有形成敌意的工作环境。但是,法院拒绝了这样的请求,认为原告仅需回答被告能够准确指明的与原告有染的男性相关的问题,对于被告不能指明的人,原告无需主动开示。因为法院认为,“如果被告对于这些关系的存在并不知情,那么被告就没有理由因此判断原告是可以接受骚扰行为的。”[15]
  总之,根据美国法院现有判例,工作场所外被害人的品格是否端正与职场性骚扰是否存在是没有关联性的,而且采纳这种证据易使陪审团对被害人产生偏见,不利于他们正确判断案件事实,同时也会使被害人因隐私的披露而陷于窘境,与保护受害人的司法政策相悖,原则上应予排除。
  (二)关于被害人品格证据的时间与程度界限
  为了证明原告品德败坏,被告往往大规模发掘原告行为不端的证据。因此,对于性骚扰案件中的原告而言,提起性骚扰诉讼往往意味着隐私的暴露。在Sanchez v Zabihi案中,被告要求开示原告在10年内与公司同事有染的证据,对此法院认为被告要求开示的时间范围过大,会给原告带来极大的负担并严重侵害其隐私权,因此法院将开示的时间范围缩短至3年。[16]同时,即使发生在工作场所,也属于法院允许开示的时间范围,法院也可能对被害人品格证据开示的范围或程度加以限制。比如在Herchenroeder v The Johns Hopkins案中,法院对被告向原告提出的问题的数量做出了限制,规定对每名与原告有性关系的公司的男性职员,被告只可以提出两个问题。[17]
  总之,通过对被害人品格证据的开示范围和时间的严格限制,因证据的开示和采纳导致的暴露隐私、受到羞辱的可能性大大降低,案件审理给被害人造成的伤害被有效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从而体现了立法者鼓励性骚扰案件的受害人通过诉讼方式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立法政策。
  (三)一般不得采纳被害人衣着、言谈类品格证据
  在1994年《联邦证据规则》修订前,法院允许用于证明被害人品格的证据种类繁多,除了性史、品德以外,还包括衣着和言谈等其他证据。最早在1986年Meritor Savings Bank v.Vinson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按照“合理人”标准,性骚扰的严重程度或者普遍程度使普通人感到该工作环境本身使得自己的人格尊严遭到冒犯,即可认定构成敌意工作环境。同时,法院着重阐述了如何使用衣着证明原告是否“欢迎”被告的骚扰行为:“即便原告是否自愿不是敌意工作环境的构成要素,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被害人性感的言谈或衣着与证明其是否欢迎骚扰行为是无关的。相反,此类证据是显然相关的。美国就业机会平等委员会也曾在指引中明确指出:“事实审理者必须根据案件的全部记录以及全部情况证据,如骚扰行为的性质、行为发生的背景等对性骚扰行为是否存在作出判断。”“被害人性感暴露的衣着以及公开表达的性癖好,都可以作为证据使用,没有规则禁止采纳此类证据。”此案开启了采纳衣着、言谈类证据的大门,此后在性骚扰案件中,被害人的衣着打扮往往成为双方争执的重点,双方在这一问题上大动干戈,反复纠缠。以致美国一些学者认为实践中的做法“选择了错误的关注对象”,“将证明重点放在了非主要事项上”,并“导致了不必要的拖延与浪费”。[18]
  这种局面在1994年“强奸盾牌条款”的规定扩张适用于民事案件后有了根本性的转变。根据《联邦证据规则》第412条,证明被害人性癖好的证据不具有可采性,这些证据包括被害人的言谈、举止以及衣着。因此,在当今性骚扰民事案件中,被告欲通过原告的衣着证明原告对被告骚扰行为的态度的策略是不被允许的。比如在Arno v. Club Med, Inc.案[19]中,被告要求使用原告的衣着证据证明原告配合自己的骚扰行为脱去了衣服,并进一步证明原告并不反感被告的骚扰。法院依据第412条驳回了被告的申请,但是允许被告在交叉询问过程中就原告的脱衣行为提问。显然审理该案的法官认为原告是否主动脱去衣服与案件事实是相关的,但是原告的衣着是否暴露则与被告的行为是否构成性骚扰无关。
  另一方面,受害人的衣着或言谈类证据并非绝对禁止使用于性骚扰侵权案件中。毕竟《联邦证据规则》第412条第(2)款赋予了法官采纳原告品格证据自由裁量权。从现有的使用衣着证据的判例来看,法官允许使用被害人衣着证据的理由基本都是该证据与案件事实直接相关或该衣着证据是由原告要求使用的。比如在某些案件中,原告受到被告的言语性骚扰,被告的某些言词是针对原告的衣着样式,或被告要求原告在工作场所穿着暴露性感的工作服,原告以受到性骚扰为由提起诉讼,此时由于该衣着证据是由原告引入诉讼中的,因此允许被告进行交叉询问。但是,从已有的判例来看,即使在那些允许使用衣着证据的案件中,法官对于此类证据的使用也是很谨慎的,衣着证据往往不会被赋予较高的证明力,通常只能起到有限的证明作用。[20]
  (四)一般可以采纳为证明损害程度的品格证据
  虽然《联邦证据规则》已经概括性地禁止使用被害人的品格证据,但是,美国法院现有的判例表明,如果原告在性骚扰民事案件中提出了赔偿请求,则法院更容易依据《联邦证据规则》第412条第(2)款的自由裁量权规定,允许被告使用品格证据证明被害人原来的声誉就不好,或被害人并未受到严重的精神伤害。比如,在某一性骚扰案件中,原告要求被告赔偿自己的精神损失以及由于与被告的性行为而感染的疾病的治疗费用。此案中,法院允许被告开示并使用了关于

  ······

法宝用户,请登录后查看全部内容。
还不是用户?点击单篇购买;单位用户可在线填写“申请试用表”申请试用或直接致电400-810-8266成为法宝付费用户。
【注释】                                                                                                     
©北大法宝:(www.pkulaw.cn)专业提供法律信息、法学知识和法律软件领域各类解决方案。北大法宝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资料,正式引用法规条文时请与标准文本核对
欢迎查看所有产品和服务。法宝快讯:如何快速找到您需要的检索结果?    法宝V5有何新特色?
本篇【法宝引证码CLI.A.1170829      关注法宝动态:  

法宝联想
【相似文献】
【作者其他文献】

热门视频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