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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律科学》
英美刑法中的犯意转移理论
【作者】 李韧夫陆凌【作者单位】 吉林大学
【分类】 国际刑法学
【中文关键词】 英美刑法;犯意转移;抗辩转移;事实错误
【英文关键词】 Anglo-American criminal law;transferred malice;transferred defence;mistake of fact
【文章编码】 1674-5205(2013)05-0176-(011)【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3年【期号】 5
【页码】 176
【摘要】

犯意转移原则用以解决D意图杀死Vl而实际杀死了V2等类似情形之责任认定问题。该原则起源于16世纪的英国普通法,对英美刑法司法及立法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但亦面临着实践窘境及学者的猛烈批判。作为事实错误不免责之理论,犯意转移原则是建立在抽象故意观基础上的刑罚政策选择。在打击错误的场合,犯意转移原则对于D的责任认定并不妥适,因为它忽视了刑事责任的认定在主观与客观、事实与规范、自由与强制之间的博弈。

【英文摘要】

The principle of transferred malice is available to find responsibility of D who intents to kill Vl but actually kills V2. The principle of English common law originated in 16th century, producing extensive and far-reaching impact on judicial and legislation of Anglo-American criminal law,however it encounters a practical dilemma and fierce criticism of academics. As an exception of relieving responsibility from mistake of fact, the principle of transferred malice is a penalty policy options basing on impersonality principle. When D wrongly strikes, the responsibility of D cannot be properly found by principle of transferred malice, because the principle ignores the finding of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in the game between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facts and norms, freedom and compulsory.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80115    
  
  行为人意图杀死甲,向其开枪,结果打死了在甲旁边的乙,如何认定行为人的责任,向来是争议颇多的难题。行为人客观上实施了杀人行为,且其行为造成了他人死亡的后果,但行为人杀人的故意并非指向实际受害者,其主客观方面的背离造成了责任认定上的困境。英美刑法通常依据犯意转移(transferredmalice)[1]原则认定行为人的责任,即认为行为人对甲的犯罪心理可转移至乙,如此,行为人具备了对乙的犯罪心理,结合其犯罪行为,行为人构成犯罪。犯意转移原则对英美刑法司法及立法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许多案例适用了该原则,不少国家刑事立法将之予以固定。但自该原则产生伊始,固不乏反对者,而且批判的声音愈演愈烈。考察犯意转移原则之历史、描述其适用图景、审视其立论基础、廓清其核心争议,对于该原则的理论发展与实践应用意义重大。
  一、犯意转移原则之确立及其发展
  (一)犯意转移原则之确立
  犯意转移原则是英美刑法一个古老的原则,可追溯至中世纪,{1}起源于16世纪的英国普通法。{2}最早的案例发生于1553年,D意图杀死一名医生,结果杀死了为保护医生挺身而出的医生助理,D被认定为谋杀了该助理。1576年的The Queen v. Saunder &Archer案更清晰地显示了犯意转移原则,Saunder给其妻子一个有毒苹果,妻子将苹果分给孩子,孩子食下苹果后身亡,Saunder被认定为谋杀了其孩子。1886年的Latimer案是犯意转移原则适用的一个典型判例,此后,英国法院普遍接受了犯意转移原则。在该案中,D与V1在酒吧中吵架,D用腰带抽向V1,结果抽中了站在V1旁边的V2,造成V2重伤[2]。依据犯意转移原则,法院认定D对于V1的伤害心理转移至V2,D构成伤害罪。在《总检察长意见》(1994年第3号)中,上议院确认了犯意转移原则。犯意转移原则基本可理解为,D在具备特定犯罪心态之下实施了同一性质的犯罪行为,D即构成犯罪,即使结果并非D所意图。{3}32-34
  一般认为,抗辩转移(transferred defence)[3]是犯意转移的一个逻辑推论,如D被V1不法侵害,D向Vl开枪防卫,子弹打中了V2,D对V1正当防卫的意图可转移至V2,甚至转移至Vn,亦即防卫转移认定D对V2—Vn实施的行为也是正当防卫。激情抗辩已得到确认,1913年的Gross案是激情转移的经典案例,D被其丈夫V1激怒,向V1开枪,但错误地打中V2致其身亡。法院认定,D因激情而实施犯罪,D对V1本应成立过失杀人罪,故D对V2亦应成立过失杀人罪而非谋杀罪。然而,除了正当防卫、紧急避险及激情之外,抗辩转移能否扩展至被胁迫行为、被害人同意行为、醉酒行为等,尚未达成共识。
  人们注意到,犯意转移是通过法律技术将D对V1的故意转移至V2,这与D对V2本来就具有故意存在区别,故在适用犯意转移原则时,也规定了一定限制。(1)犯意转移原则适用于同一罪质。通常认为,犯意不能在不同犯罪之间转移,故犯意转移原则便不能适用于D故意杀害V1,却损坏了V1财物的场合。在Pembliton案中,D与他人在酒吧外打架,D所使用的石头没有打中人却打坏了酒吧的窗户,法院认定D不构成毁坏财物罪,而D是否承担责任取决于他对窗户的损坏是否具有轻率心理。但也有相佐的案例,在1964年Mcbride v. Turnock案中,D袭击了正在执行公务的警察,D没有认识到袭击对象为警察,仅具有普通伤害之故意,但依据犯意转移原则,D构成了比伤害罪更重的袭警罪。(2)转移必须是犯意,不论是故意,还是轻率。{4}90在防卫转移的场合,如D被V1不法侵害,D向V1开枪防卫,子弹打中了无辜者V2,由于D的防卫行为完全合法,其并无实施犯罪行为的意图,当然也不存在犯意的转移。(3)限制“犯意的双重转移”。在1998年一个案件中,D刺伤了其怀孕的女友,该女士后来康复了,但有证据证明婴儿的早产缘于其母亲所受的伤害,由于早产,婴儿在出生120天后死亡。上议院认为该案涉及“故意的双重转移”,即犯意从母亲转移到胎儿,再从胎儿转移到小孩。D没有被认定构成对婴儿的谋杀罪。据此,在出现打击错误的场合,犯意可以转向任何一个人,但此人必须是当时受侵害的人。(4)在共同犯罪中受到限制。如果主犯的行为超越了共谋,那么从犯对于过限的行为不构成犯罪。此观念与上文提到的1573年Saunder and Archer案所确立的规则有关,Saunder与Archer共谋杀死Saunder的妻子,Saunder听从了Archer的建议才给其妻子有毒的苹果,而妻子把有毒的苹果给孩子时,Saunder并未阻止,对于孩子的死亡,Archer没有被认定构成谋杀罪。
  从历史发展来看,犯意转移原则在重罪中得以建立,并基本适用于重罪中,故我们所看到的犯罪转移原则适用的案件性质基本为杀人罪、伤害罪等重罪。
  (二)犯罪转移原则之实践及立法例
  1.英国
  犯意转移原则是极具影响力的原则,英国立法给予了直接反映。法律委员会的《刑法典草案》第24条规定了过错转移(transferred fault)及抗辩转移。《刑法典草案》第24条(1):在决定一个人是否构成犯罪时,其意图或轻率引起的潜在或实际的结果,应视为行为人意图侵害的或是轻率引起的结果,不论其行为造成的结果及于任何一个人或事物。(2)在同一犯罪的控诉中,行为人意想指向的人及事物的任何抗辩,同样适用于行为人非意想指向的人及事物。《刑法典草案》第24条(1)在法律委员会的《刑法草案附则》中得到重申。
  法律委员会将犯意转移原则称为“过错转移”(transferred fault),他们认为“过错转移”比“恶意转移”更准确,因为犯罪心理不仅局限于恶意。另外,针对抗辩转移,法律委员会作出如下评论:抗辩转移(必须超越怀疑)使行为人能够对非意图侵害的人提出抗辩,这一抗辩原本是针对行为人意图指向的人及事物的。但很多人认为,《刑法典草案》第24条(2)中的“同一犯罪的控诉”容易造成某些误解,如D针对V1进行有致死性质的防卫,实际造成V2的重伤,如果D意图实施的行为与实际行为性质不一致,D能否进行抗辩?
  在判例方面,在1984年的Livingstone v. Ministryof Defence案中,高级法院接受犯意转移原则,同时也接受了抗辩转移。1999年,英国的Bici and anotherv. Ministry of Defence涉及犯意转移及抗辩转移,三名英国士兵在参与美国的科索沃维和行动中,开枪打死两人,并致伤两人。Mohamet Bici被枪打中面部,Skender Bici在目击了事故之后,产生了精神恐惧,两名被害人主张三名士兵应对其侵害负责。三名士兵辩称出于保护其生命而实施了正当防卫行为,因为一名当地人用枪指向了他们,而对于Mohamet Bici及Skender Biel而言,伤害是三名士兵正当防卫的非意图的、附随的、正常的结果。高级法院拒绝了三名士兵的以上抗辩,但这不意味着高级法院不承认犯意转移原则及其抗辩转移。高级法院认为如果D针对特定人进行正当防卫,在打击错误的场合,抗辩是可以转移的,但三名士兵的抗辩不能成立,因为其入侵科索沃是非法的,当地民众对三名士兵的反抗具有正当理由,故三名士兵不能对当地民众主张正当防卫权,并不具备抗辩转移的条件,三名士兵应当对MohametBici的伤害承担责任。
  英国极少出现被法院认定防卫转移的案件。在1961年Porrit案、1989年Kelly及1994年Clegg案中,D主张防卫转移,但均遭到拒绝。
  除了英国之外,犯意转移原则在英美法系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大多数国家在判例上确立了该原则,部分国家将其固定于立法。以下所选择的国家虽未穷尽英美法系,但作为英美法系的代表者,美国、苏格兰、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在犯罪转移原则适用方面能够概括地、深度地反映英美法系的相关状况。
  2.美国
  美国《模范刑法典》接受了犯意转移原则,而且许多州法院均适用了犯意转移原则。根据犯意转移原则,在认定犯罪故意时,美国司法认为对非意图指向的被害人是否有故意完全没有必要考虑,而且犯罪等级不会因为打击错误而有所差异。值得注意的是,《模范刑法典》将犯意转移视为因果关系的范畴,故在适用犯意转移原则认定D的责任时,还需从客观上分析危害结果是否由D引起。《模范刑法典》2.03.(2)(a)规定:当行为人明知特定结果为犯罪的要素或存在故意时,如果实际结果并非目的或故意的结果,则犯罪的主观方面不成立;但是,即使实际结果不是计划的或故意的,在其他人或物所受损害重于、广于计划或故意损害的场合,犯罪的主观方面成立。《模范刑法典》2.03.(2)(b)规定:实际结果与D意图损害相当,且将责任科以行为人或分配于其犯罪行为并非偏差过大或是意外,犯罪的主观方面成立。《模范刑法典》2.03.(3)规定:当轻率或疏忽之特定结果为犯罪的要素,如果实际结果并非行为人所预见到,或在要求疏忽的场合而行为人无法预见,则犯罪的主观方面不成立;但以下的情形成立犯罪的主观方面:(a)即使实际结果不是可能的结果,但可能的伤害或损害重于、广于实际损害;(b)或者,实际结果与可能损害相当,且将责任科以行为人或分配于其犯罪行为并非偏差过大或是意外。《模范刑法典》也考虑了就非意图指向被害人得以抗辩之情形,该法3.09.(3)规定,依据3.03到3.08得以针对他人使用武力的合法行为,如果被告轻率地或疏忽地伤害或制造了一个伤害危险至无辜的人,且其行为时对于该受害人存在轻率或疏忽的心理,被告不得主张其行为之合法性。
  据此,依据《模范刑法典》,在打击错误的场合,故意、明知、轻率、疏忽之犯罪心理均可以转移,即只要行为实际产生的结果与可能的损害相当,且刑事责任的分配并非偏差过大或是意外,犯罪心理遂可转移。抗辩转移也得到一般性规定,除非D对于无辜受害人存在轻率或疏忽的心理,正当性抗辩才不可转移,而轻率或疏忽的判断通常以普通人的心理状况为标准。
  3.苏格兰
  苏格兰对于犯意转移原则的态度是暧昧的,有适用犯意转移原则的案例,但相反的立场亦很明确。在Roberts v. Hamilton(D)击打V1,但击中V2)及Connorv. Jessup(D向V1砸一个玻璃杯,但击中V2)案件中,法院显然接受了犯意转移原则。但在Connor v.Jessup案件中,法院的判决也承认,D的行为很有可能引起V2的伤害结果,所以,不少人亦主张D的主观心态应是轻率。
  在后来的案件中,高等法院已拒绝适用犯意转移原则。2008年,高级法院在Lieser v. HM案件中确认了事实错误必须是真实的、合理的,方可进行抗辩,如此,在认定D责任之时,法院会更关注D对V2的可预见性。琼斯及克里斯蒂认为,苏格兰的法律是反对将犯意转移原则适用于所有的案件的。{5}72
  4.加拿大
  在加拿大,犯意转移原则在1984年的Droste案中得以阐释。Droste及其妻子V1、两个孩子受邀参加朋友的生日聚会,临行前,D用汽油擦拭汽车后座。在驱车前往聚会途中,车内串出火苗,D试图用手扑灭火苗,结果汽车撞到了桥墩上,V1救出了昏厥的D,但两个孩子被浓烟熏死。有证据证明,火并非自动燃起,且D有杀害V1的意图。
  加拿大《刑法典》第212条(b)规定,有谴责性的杀人为谋杀……当D意图造成他人死亡,或者造成有可能致死的重伤并轻率地实施了行为,因意外或错误地造成另外一个人的死亡,即使行为人没有造成受害者死亡或重伤的意图。依据该条款,在意外或打击错误的场合,只要主观上满足谋杀罪的要求,遂可成立谋杀罪。在审理Droste案时,法院采用了抽象原则解释了相关刑法规范,即适用了犯意转移原则认定上述案例,认为如果D有杀害V1的计划或故意,那么D对两个孩子构成谋杀罪,最后认定D对两个孩子构成谋杀罪。然而,在处理另外一些相似的案件时,法院并未适用犯意转移原则,而是适用《刑法典》第213条之推定责任。《刑法典》213条规定,即使行为人没有轻率的心理,携带、使用武器造成他人死亡即构成谋杀罪。依据该条款,在携带、使用武器造成他人死亡的场合,便可推定D具有杀人责任,无需关注D具体的故意心理,当然也不存在犯罪故意转移的问题。
  加拿大最高法院在审判中尚未涉及到抗辩转移之情形,但《刑法典》第8条规定,1955年之前生效的刑法典依然有效,尤其是存在抗辩及正当事由的场合。据此,抗辩转移在加拿大是成立的。
  5.澳大利亚
  在澳大利亚,虽然一些教科书[4]声称犯意转移原则已得到普遍使用,但实践中一致适用犯意转移原则的判例鲜少,法院对打击错误案件的裁判也不一致。
  1611年的Agnes Gore案是犯意转移原则适用较早的案例。D从一名药剂师处拿回一些药品,在药品中加人灭鼠剂,意图杀死其丈夫。遭受嫌疑的药剂师,为了证明其清白,食下混合药物后身亡,最后,D是被认定为谋杀了该药剂师。抗辩转移在一些案例得到确认,在1963年的Parfer v. R案中,D被其妻子的情人V1激怒,意图杀死V1,但错误地杀死了其妻子,普遍认为,D可以适用激情作为抗辩事由;在1990年的R v. Voukelatos案中,抗辩转移亦得到确认。
  然而,1968年的Kolian v. R案并没有适用犯意转移原则。在该案中,D与其妻子V1争吵后便到屋外,V1将其孩子抱在怀里到屋外与D争论,因天黑,D未看到V1怀中的孩子V2。D用棍子打V1,但棍子击中V2头部致其死亡。Barwick法官没有适用犯意转移原则,认为刑法典中并无犯意转移原则,犯罪的成立需诉诸于具体犯罪行为及犯罪心理。他进一步指出,特定的犯意结合特定的结果才能引发刑事责任,而故意的结果是意志的实现,D挥棍击中孩子头部并非其意志的实现,故D并无杀人的故意,当然无故意杀人的责任。
  6.新西兰
  新西兰1961年《犯罪法》关于谋杀罪的规定体现了犯意转移原则及抗辩转移。该法第167条将谋杀罪规定为下列情形:(a)如果罪犯造成了所意图杀害的人死亡;(b)如果罪犯意图杀害他人以及意图引起他人可能致死的重伤,虽然不能确定能否引起死亡,但被告轻率地实施了行为;(c)如前所述,如果罪犯意图杀害他人以及意图引起他人可能致死的重伤,被告轻率地实施了行为,由于意外或错误,造成了其非意图伤害的人死亡。《犯罪法》第169条规定,(1)在犯罪是由激情引起的场合,杀人的罪责可以降级为过失杀人之罪责;(2)激情:即(a)案件的客观环境使具有正常自控能力的罪犯丧失了自控能力,普通人在此情形下也会实施同样的行为;(b)行为人自控能力的丧失促使其实施了杀人行为。据此,1961年《犯罪法》第167条(c)便是普通法的犯意转移原则的直接反应,同时第169条规定了激情犯罪可以成为减轻刑事责任的抗辩事由。
  在2006年的R v. Timoti案中,新西兰最高法院明确了在打击错误的情形下,不论D的激情犯罪是由V1或其他人引起的,激情抗辩均可以转移。案情如下,T妻和W为私通关系,T在与T妻及W争吵后,放火烧了一所房屋,造成屋内的R死亡。T就谋杀的指控提出了激情抗辩。依据1961年的《犯罪法》,最高法院适用了犯意转移原则,并且陈述了犯意转移原则背后的基本理论支撑—抽象原则(im-personality principle)。
  综上,犯意转移及抗辩转移在英国、美国、加拿大、新西兰立法上有了直接的规定,司法适用也比较统一,但澳大利亚及苏格兰的立法未对犯意转移及抗辩转移作出规定,司法界对于其适用尚存较大的分歧。如澳大利亚1968年Kolian v. R案的审判法官就认为,故意的成立必须要有具体的意图对象;新西兰2008年的案例判决就认定,事实错误必须是真实的、合理的方可进行抗辩。当然,立法的态度也并非那么决绝,如美国《模范刑法典》规定D实施正当行为时,如对无辜者的伤害存在轻率或疏忽心理,就不能进行抗辩。
  二、犯意转移原则之困境
  虽然犯意转移原则在英美刑法实践中被广泛运用,而且也实际影响了立法,但其亦面临着难以挣脱的困境。犯意转移原则就事论事的处理模式必然不以统筹全盘为思考方式,附带性的逻辑混乱是不可避免的。另外,学界对犯意转移原则进行了猛烈批判,往往直接否定其存在的合法性。
  (一)实践窘境
  在打击错误的场合,犯意转移原则的适用满足了人们对故意严惩的诉求,但却带来了诸多的逻辑混乱,而这些问题的后果往往不亚于处罚打击错误不力带来的罪刑不均感。以下的问题是犯意转移及抗辩转移所面临的实践窘境。
  1.故意之质及量问题
  犯意转移认为D对于V1故意可以转移至V2,如果以D意图杀V1为例,在造成不同结果的场合,如果承认D对V1故意可转移至V2,在认定责任方面就会出现很大的争议。

┌─────┬───────┬───────┐
  │     │V1      │V2      │
  ├─────┼───────┼───────┤
  │打死V1,未│杀人既遂   │杀人未遂(?)│
  │打中V2  │       │       │
  ├─────┼───────┼───────┤
  │均打死V1 │杀人既遂(?)│杀人既遂   │
  │及V2   │       │       │
  ├─────┼───────┼───────┤
  │均未打中V1│杀人未遂   │无责或杀人未遂│
  │及V2   │       │(?)    │
  ├─────┼───────┼───────┤
  │未打中V1,│杀人未遂(?)│杀人既遂   │
  │打死V2  │       │       │
  ├─────┼───────┼───────┤
  │打死V1,打│杀人既遂   │杀人未遂或故意│
  │伤V2   │       │伤害(?)  │
  ├─────┼───────┼───────┤
  │打伤v1,打│杀人未遂(?)│杀人既遂   │
  │死V2   │       │       │
  └─────┴───────┴───────┘

  通过以上表格可知,在承认D对V1故意可转移至V2的前提下,具体认定V1或者V2的责任时,都会存在很大的疑问,起码在有(?)标记处是无法达成共识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D的杀人故意数以及所产生的超出杀人故意的犯罪心理,关于前者,疑问在于,D的杀人故意是一个抑或数个,如果是一个,是一般故意拟或具体故意,且对哪一对象成立故意;如果是具体故意,故意能否一分为二抑或能否延伸。关于后者,在杀人故意实现之后,对于超出杀人故意的结果所认定的犯罪心理—另外的杀人故意、杀害故意与实际的杀人故意为何关系?
  2.转移的范围问题
  假设,D意图杀V1,枪击V1时击中了旁边的公共汽车,导致公共汽车爆炸,车上乘客V2-Vn全部死亡,D是否要对V2-Vn承担杀人责任?进一步,D打中了运输燃气的卡车,卡车爆炸,导致较广区域内的V2-Vn死亡,D是否要对V2-Vn承担杀人责任。根据犯意转移原则,D对于V1故意可以转移至V2-Vn的身上,D对V2-Vn成立谋杀罪,如此解决是否公正,不无疑问。
  3.抗辩转移问题
  D被V1不法侵害,D向V1开枪防卫,子弹打中了V2,犯意转移认为D对V1正当防卫的意图可转移至V2。但是正当防卫针对的只能是不法侵害者,对V2进行的防卫是否异化了?另外,V2是否能对D的加害行为进行制止?
  就D和V1而言,D可对V1正当防卫。就D和V2而言,D对V2实施的行为的心理及行为如何定性,如果认定D为正当防卫,是否意味着V2存在不法前提,且V2对于D的正当行为能否反防卫,如果肯定D的正当防卫权,是否意味着V2正当权利的剥夺;如果D防卫时对V2造成了损害,V1是否需承担责任?就V1和V2而言,如果V2防卫且造成D的损害,责任是否由V1承担?实际上,对这些问题核心关注的是D对V2造成损害以及V1对D造成损害的责任分配问题。同样的问题还出现在紧急避险、被迫行为、激情等D具有正当抗辩理由的场合。这类问题最后落脚于两个竞争的正当权利—D对V1和V1对D防卫权冲突的场合之责任分配问题。
  在被害人同意、精神病、醉酒及未成年人的场合,抗辩转移除了遭遇类似于防卫转移的问题之外,责任的分配更显尴尬。由于V1同意或者具有责任缺欠,D对其实施行为或防卫时具有正当抗辩理由,但实际被害者V2并不存在上述状态,D对V2以及V2对D造成损害如果按抗辩转移原则予以分配、执行,所形成的局面恐怕令人难以接受。
  值得注意的是,抗辩理由能否部分转移也成为问题。如D对V1开枪进行正当防卫,结果打中了名贵花瓶,依据犯意转移原则,抗辩转移的仅是杀人的故意,D对名贵花瓶损毁是否得以正当化,如果可以,V1是否要承担故意毁财的责任,该责任能否被V1故意杀人的责任涵摄,或者说毁财的故意是杀人故意的部分?
  (二)学界批判
  在打击错误的场合,实际上,D对V2没有具体的故意,D对V2所承担的责任是基于犯意转移原则认定的一个推定、拟制的责任,既然是拟制的,也就承认了D的责任基础存在某些虚构性,此遂成为学者们攻击的一个聚焦点。犯意转移原则被贴上的标签无数,从恶劣的、无耻的法理拟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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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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