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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青少年犯罪问题》
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运用“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研究
【作者】 樊荣庆【作者单位】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
【分类】 刑事诉讼法【中文关键词】 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宽严相济
【文章编码】 1006—1509—(2008)04—52—05【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08年【期号】 4
【页码】 52
【摘要】

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既是正确处理我国当前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的需要,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在未成年人犯罪检察工作中的各个环节予以贯彻落实,不仅对预防和控制未成年人犯罪、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而且对推进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制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司法实践价值。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33436    
  一、未成年人刑事司法视野中的“宽严相济”
  (一)“宽”——对成人刑事司法中谦抑的“宽”的深化
  基于对“严打”政策的反思,如今的“宽”强调的是宽大、宽缓和宽容:对于那些较为轻微的犯罪,处以较轻的处罚;对于那些较重的犯罪 ,如果行为人具有法定或酌定的减轻情节,也可以予以宽宥而判处较轻的刑罚。这样一种谦抑的政策取舍,有利于社会和谐因素的增加。从未成年人司法的视野看“宽”,寻求出的结论不再仅仅是谦抑。在告别了“小孩有如白痴、疯癫者与野兽”的时代,必须正视孩子的罪错不应该再被定义为“小大人”的堕落。每个孩子出生时都犹如一张白纸,白纸上早期的思想、道德、生活技能、生产实践等生存痕迹都是由家庭、学校、社会写上去的,如果家庭、学校和社会承担了相应的责任,结果还会这样吗?所以,未成年人司法中的“宽”,不仅仅彰显了成人社会对孩子的关爱和理解,更是一种对成人自己的羞愧和反思。
  (二)“严”——对成人刑事司法中沉重的“严”的重构
  笔者认为,宽严相济中的“严”,是将“严打”纳入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框架中确立其地位,对严重刑事犯罪仍要予坚决、严厉的打击,但必须对这种沉重的“严”进行重构。
  1.绝对摒弃以未成年人为对象的“严打”。一个西方经验型的“隐案”研究小组观察了114名11岁到16岁男孩达5年之久,结果发现:只有13名男孩没有犯那种可能使他们成为青少年法庭被告的犯罪行为;114名男孩至少犯有6416起违法案件。{1}“以“未成年人恢复性司法”为例,美国明尼苏达大学调解与恢复性司法中心1996年所作的调查显示:在随机抽样的案件中,参加恢复性司法程序的青少年犯的再犯率为18%,而通过正规刑事司法系统处理的青少年犯的再犯率为27%。{2}所以,绝对不能对罪错孩子施以严打,而应该根据孩子罪错的不同程度,对之进行相适应的教育、感化。
  2.不应放弃对侵害未成年人的对象进行“严打”。恤幼是人类的天性,现代文明时刻提醒我们,对未成年人的关爱不应再单纯地基于人类同情和怜悯弱者的朴素情感,未成年人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类特殊群体,代表着人类社会的希望和未来,其健康成长对于国家、民族乃至全人类至关重要,因此需要对他们给予特别的关注和倾注更多的爱心。为此,必须严厉打击侵害未成年人的各类违法犯罪活动。要以打击控制、操纵流浪儿童以及教唆流浪儿童犯罪的黑恶势力为重点,严厉打击侵犯未成年人人身、财产权利的各类违法犯罪,加大对涉及未成年人杀人、绑架、伤害、抢劫、强奸等恶性案件的办案力度,解救一批被操控的未成年人,摧毁一批
  3.注意强化“严格执法”在未成年人司法中的地位。刑事和民事是有区别的。民事可以依原理进行创造,但是刑事应该严格按照法律办事。一般来讲,严格的法治国家在刑事方面,法律没有规定的是不能做的,尤其是涉及到制度方面的内容时更是如此。所以,在现有法律不健全的情况下进行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探索,应遵循 “因时制宜”原则,即在初期鼓励每一个基层司法机关进行探索、积累经验,随着依法治国进程的深入,应更多强调的应该是在法律的范围内探索。这样才能引导民众对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感情和对制度的承认;才能最终宣告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成立,并带动我国整个司法制度的推进和完善。
  二、“宽严相济”:对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价值理念的真实写照
  (一)儿童利益优先的刑事司法理念
  近现代生理学、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都表明,未成年人经历着从未成年人向成年人飞跃的剧烈质变,这之中充满着矛盾和困惑,再加上心理和生理的相对脱节,使青少年的辨别力、自控力、保护力都装得表面强大实际柔弱。对这样一群弱势群体,必须确立对他们优先保护的观念,时刻牢记,“当社会利益和儿童利益发生冲突时,儿童利益优先”。
  (二)未成年人案件“三非”执法理念
  “三非”,即非犯罪化、非刑罚化、非监禁化。“不存在天生的坏孩子,也不可能有不可挽救的儿童。”{3}正义是一个价值性判断,不同的经济基础和文化背景,孕育出的是不同的正义概念:“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相对于莫虚有的神灵裁决,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不能不说是正义的降临;国家掌管刑罚权相对于“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私力救济,较前一个历史时期不能不说也是正义的化身;国家选择同罪同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刑法原则,相对于罪责擅断、刑罚阶级化,在法制建设初期,不能不说更是一种正义的选择。 “用暴力来矫正暴力总不是一种好办法。社会在与罪犯的残暴之间的斗争失去效力时便会恶性循环。”{4}若是被判监禁,孩子更是犹如被推进了炼狱。曾经瘦过你也是厉害
  (三)差别化处遇的刑罚理念
  差别化处遇,即刑罚个别化,与上述的“三非”理念,一起构成了完整的刑事法制或刑事政策的整体趋势。刑罚的根本意义在于通过惩罚,教育改造罪犯,使其改过向善,顺利回归社会。个别化的趋势在于罪犯的犯罪及其改造是因人而异的,“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在上海检察机关的探索中,已经基本确立了社会调查、心理测试、考察帮教等一系列个别化处遇的程序和方法。在今后的未成年人检察工作中,我们更应该致力于这方面的探索,这是对未成年人人权保护的根本途径,也是未成年人司法中贯彻宽严相济的落脚点和关键之处。
  三、“宽严相济”:在未成年人司法领域中的价值意义
  (一)有利于全面贯彻“教育、感化、挽救”的原则
  生理发育日渐成熟的青少年,体力充沛、精力旺盛、好动活泼、敏感好奇、富于想象、好模仿,但辨别是非能力差、认识事物本质能力弱、情绪情感不稳定、自我控制约束的意志力弱,这些都是少年自身不可比避免的,对他们不教而罚,违背人道主义原则,即便处罚,特别是以刑罚制裁,实际也无济于事,反而是用强力给未成年人 “贴上”了低人一等的“标签”,使他们永远蒙负心理阴影,甚至背负一生的歧视和指责。因此,需要对罪错少年给予特别的关注和倾注更多的爱心,不能一罚了事。在办理未成年人案件中,要针对犯罪未成年人的具体情况和特点,进行有效教育、感化工作,要“待之以诚、动之以情、教之以法、晓之以理”,尽可能给予其自新机会和相对宽松的回归环境。
  (二)有利于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未成年人心智尚未完全发育成熟,并且缺乏社会经验阅历,对善恶是非的辨别能力较低,易受外界因素的影响,再加上其自我保护能力差,所以尤其需要社会对他们的保护。赋予宽严青少年犯罪问题008年第4期2008年7月254相济特性的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建立,并不单纯在于其在防治青少年犯罪中的成效,更在于其以国家司法制度的形式宣告和确认了未成年人的存在,在于其彰显了成人社会对未成年人的重视、尊重与关爱。
  (三)有利于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和发展
  和谐社会是以人为本的社会,在构建和谐社会视野下,司法坚持以人为本,落实在具体要求上就是要使法律讲人性,使法律成为人民利益特别是弱者和弱势群体的保障,使法律成为约束公权力、化解矛盾、缓解社会冲突、增加和谐因素等调整社会关系的有效手段,使人们在行动上服从统一的法律,而且在思想上发自内心地认同统一的法律。宽严相济,可以使有罪错的未成年人感受到社会的温暖和宽容,感受到国家对他们健康成长的重视和关怀,它的建立无疑是向罪错未成年人敞开了一扇回归主流社会的大门。
  四、“双贯彻”与“全渗透”:“宽严相济”在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中的具体运用
  (一)立法层面的“双贯彻”:国家和地方法规的施行
  上海未检部门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不仅仅在程序上探索施行了一系列宽严相济的教育、感化、挽救罪错少年的措施,在实体上也实现了“双贯彻”,既国家级法规政策的严格贯彻和上海市地方法规政策的严格贯彻,做到了在全国统一性基础上的地方性特色的探索和实践,很好的诠释了未成年人司法的特性,即与成年人的区别对待性。2002年上海市政法委出台了《关于办理青少年刑事案件有关政策问题的会议纪要》和《关于“两抢”案件中,未成年人适用法律有关政策的会议纪要》两个会议纪要,对处置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中在“慎用拘捕措施;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还对未成年人常见的罪名制定了一些具体的定罪刑事政策,各省级院亦相继制定了一些地方性的定罪刑事政策。”2006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又施行了《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这些具体的实体处罚规定也是从多年的司法实践中上升为司法解释的。
  (二)司法层面的“全渗透”:整个检察诉讼阶段的有序链接
  1.审查逮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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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姚建龙.少年刑法与刑法变革(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52.

{2}张庆方.恢复性司法研究(A).王平.恢复性司法论坛(C).北京:群众出版社,2005. 331—332.

{3}康树华.青少年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287.

{4}(意) 恩里科·菲利.犯罪社会学(M).郭建安,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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