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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当代法学》
民法典家事财产法制的教育功能
【副标题】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价值理念的研究【作者】 马新彦
【作者单位】 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分类】 婚姻、家庭法
【中文关键词】 法的教育功能;婚后劳动所得共同制;遗产有限继承;非常法定财产制
【期刊年份】 2020年【期号】 1
【页码】 3
【摘要】

法的教育功能是以它规范化、制度化的思想内核、价值理念直接作用于人的思想意识,影响、引导、塑造人的价值观、人生观、道德观、荣辱观的积极的内在效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立法修法规划》就是要在整个社会主义的法律体系之内全面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下法的教育功能,筑牢社会主义的思想道德基础,提高全民族思想道德水平和社会道德风尚。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家风是一个家庭的精神内核,是社会风气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夫妻财产制与配偶继承权为两大主干交织、辐射而构成的家事财产法律制度既应合理地调整夫妻财产关系,又应紧密结合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培育人的道德品格,促进家庭和谐,促进家教、家风建设,教育人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金钱观、荣辱观。在家庭财富相对匮乏时期确立的夫妻婚后所得共同制及配偶遗产的无限继承等相关家事财产法律制度在家庭财富极大丰富的今天已经显现出教育功能的负面效应,民法典应当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引,以制度的创新改革为有效路径,矫正家事财产法制教育功能的负面效应。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84438    
  

法的功能是多元的,它不仅调整人的行为,也作用于人的思想,于是,便有法的规范、训诫、惩罚及救济功能,以及教育、教化功能。法的教育功能是法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社会主义法的教育功能对于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法学理论,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以及弘扬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1]在民法典编纂之际,家事财产法制的教育功能应当引起立法者的重视,并应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引认真思考家事财产法制教育功能的实现路径,以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

一、民法典家事财产法制教育功能的现实意义

法的功能是法学理论和法律生活中尤其具有实际意义的重大主题,但无论中国学者,还是国外学界,关于这个主题的研究均不配于这个主题的重要地位,[2]法的教育功能的研究尤其如此。在我们搜寻到的为数不多的我国学者关于法的教育功能的论述中,似乎有三种倾向:其一,多侧重于刑法或刑罚的教育功能,或者说几乎是刑法学者在探讨教育功能,还多以刑罚的教育功能为视角[3],没有学者从民法的角度探讨法的教育功能。即便是在法理学意义上研究法的教育功能,也多在刑法的教育功能上施以过重的笔墨,强调通过适用刑罚,教育鼓励公民自觉守法,积极护法[4]。其二,多强调法对公民的守法教育,以及对行为引导的作用。认为法律的教育作用表现为以法律的实施而对一般人今后的行为发生影响。对违法行为的制裁可以教育人们今后不做此类行为;对合法行为的鼓励保护,可以对一般人的行为起到示范和促进作用。[5]其三,多主张的教育功能表现在通过普及法律知识、加强法律宣传,培育公民的法律意识。认为法的教育功能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是培养公民高度的法律意识,[6]使民众在生活中习得相关的法律知识,进而使自己的行为符合法律秩序的要求。[7]

这三个问题似乎都涉及到最核心、最根本的问题,那就是,究竟什么是法的教育功能。的确,法的教育功能的论述或研究始于刑法,在我国古代,因为诸法合体、刑民不分、重刑轻民,刑与法通用,法的教育和教化功能的最早论述,就是关于“刑”的教育功能的论述。据《尚书·大禹谟》记载,帝舜曾告皋陶曰:“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即“以刑辅教,当于治体”。清末著名修律大臣沈家本即明确指出:“是刑者非威民之具,而以辅教之不足也。”[8]近代西方在关于刑罚的目的之争中开始了刑罚教育功能的研究,费尔巴哈认为,阻止违法关键在于让触犯法律将招致的痛苦超出违法行为的欲求不能被满足而产生的痛苦,以此痛苦作为警示,不去实施违法行为。[9]我们也不否认法的教育功能确实让人们敬畏法律并遵守法律。但是,法的教育功能绝不仅限于通过刑罚的“制定、执行,及在执行过程中对特定或不特定之公民个体或群体产生规劝其远离犯罪之作用的内在效能”。[10]法以规范化、制度化的方式调整人的行为,但又以其精神内涵、思想内容及价值理念影响人的思想活动,塑造人的价值观、道德观。尤其需要指出的,“法的功能是法所固有的功用和性能,是法的天然的和内在的属性”[11]。因为法的天然的和内在的属性,法的教育功能直接作用的是人的思想,或者说“法的教育功能的客体是一定的思想意识”[12],如果说,因为法的教育功能而使得人们选择实施一定的合法行为,拒绝实施违法行为,甚至犯罪行为,那也是法的功能直接作用于人的内心世界的结果,因为法对人们思想意识的影响、引导和教育,使人们形成了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荣辱观、道德观,才使得人们有了实施怎样行为、不实施怎样行为的决断。法的这种直接作用于人的思想意识而产生的积极的内在效能,方是法的教育功能。民法典之所以称之为“典”,是因为其规范的理性化编排、条文之间的融惯性与关联性的处理均以其内在价值体系、思想理念、精神品格为准则和基础,其价值体系的完整、思想内涵的丰富、精神品格的高尚绝不亚于刑法,刑法对诈骗罪的规定与民法对欺诈行为的规定,对于人的思想意识的影响、价值观的塑造没有本质的区别。民法及其他法教育功能研究的缺失,不意味着这些法教育功能的不存在。民法尤其是家事法因与人们现实生活的紧密联系会具有更强的教育功能。另外,经过几十年中国的法治进程的推进,法治建设的进步与发展,如果我们仍然以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普及法律知识,提高、培育人们的法律意识”的深度认识法的教育功能,无形中也减损了法教育功能的效能。总之,法的教育功能是以它规范化、制度化的思想内核、价值理念直接作用于人的思想意识,对人的价值观、道德观、荣辱观的影响、引导、塑造的积极的内在效能。孟德斯鸠曾主张“一个明智的立法者就应当努力通过适度的哲学、道德与宗教的箴规,通过荣誉的法规的适当应用,通过羞辱性刑罚……去教养人民”[13]。亚里士多德将培养人的美德和良习的作用作为评判一部法律良好与否的标准之一。将造就能够实现城邦善的人作为立法者的重要任务。[14]这都是对法的教育功能的深刻理解。

对于法律的功能,我们应当做到的,“一是应当充分尊重法的功能的本来面貌,而不能妄自增加、减少、改变甚至剥夺法的功能;二是应当善于发现、发掘和利用法的功能,设法使法的功能具有的这种资源能够得以充分和有效的实现,不至辜负了它的功能,使它的价值空自搁置或浪费。”[15]如果我们将法的教育功能限于刑法或刑罚领域,限于法律对公民守法的教育,或者限于培育提高人们的法律意识,那就辜负,甚至贬损了法的教育功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立法修法规划》强调着力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律法规立改废释全过程,确保各项立法导向更加鲜明、要求更加明确,措施更加有力,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面融入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目的除了推进法治建设进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提供坚实的制度基础之外,更重要的是筑牢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道德基础,以矫正改革开放以来思想意识的非健康因素,以及应对世界范围内思想文化交融、交锋形势下价值观较量的新态势。简言之,就是要在整个社会主义的法律体系之内全面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下法的教育功能。以规范化、制度化了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直接作用于人们的思想意识,从而筑牢社会主义的思想道德基础,形成全社会普遍一致的、充满正能量的价值理念和高尚的社会风尚,以矫正经济改革大潮冲击下扭曲的人生观、价值观与荣辱观。正如习总书记所言:“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培育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提高全民族思想道德水平,为依法治国创造良好人文环境。”

家庭对于社会而言,是组成社会的最小细胞,是社会的最基本结构和功能单位;对于一个人而言,是一个人成长的摇篮,无论是成年人,还是未成年人,置身于一个家庭,他的思想意识、道德品格都深深受家庭氛围的影响,一旦扭曲的金钱观、荣辱观、人生观在家庭成员中形成,便会在家庭中一代代地传扬下去;同时也会汇聚起来形成巨大的能量,使这种金钱观、荣辱观、人生观成为整个社会思想意识的常态。习总书记特别重视家庭建设,在很多次重要的会议上都发表了他的家庭观。他指出:“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和睦则社会安定,家庭幸福则社会祥和,家庭文明则社会文明。”他强调“家风是一个家庭的精神内核”,“家风是社会风气的重要组成部分。家庭不只是人们身体的住处,更是人们心灵的归宿。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在党的第十八大第六次会议通过《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强调“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必须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好的家教、家风是人一生最宝贵的财富,是人的价值观、人生观的基石,是社会祥和的基础。家风好,则族风好、民风好、国风好、党风好。习总书记主张紧密结合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家庭建设,注重家教、注重家风的意义及重要性便在于此。

家无论是在人类社会的哪一个阶段实际上都是因两性关系而凝结的,夫妻关系是家庭关系的核心。夫妻财产关系是家庭制度的主要构成要素和物质基础,也是夫妻恩爱、家庭和谐的决定性因素。调整夫妻财产关系的法律制度以夫妻财产制与配偶继承权为两大主干交织、辐射而构成的制度体系。尽管分处于不同的领域,前者归属于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后者归属于民法典继承编,但对于家庭成员的教育功能却是一致的。良好的家事财产法制,既合理地保护夫妻双方的权益,尊重双方财产权利的个人意志,又能够引导、培育处于婚姻关系中的人们对家庭的责任心、对家人的爱心、对父母的孝心,从而培育他们作为人应有的品格和德行,增进夫妻情感,促进家庭和谐。紧密结合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家教、家风建设,就是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家事财产法制建设,“以道德理念锤炼良法,以美德义行催生善治。”[16]让每一个生活在家庭中的人们都感受到亲人的暖、道德的善,让每一个未成年人受到良好家教、家风的熏陶,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总之,鉴于家庭对人的思想意识、价值理念的重要影响,并家风对社会的重要作用,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下的法的教育功能,引导全社会崇德向善,民法典家事财产法制的教育功能必不可少。或者可以说,应当首先从民法典家事财产法制的教育功能开始。

二、现行家事财产法制教育功能的负面效应

以法的教育功能的效果是否与立法者的预期相一致,有法教育功能的正面效应与负面效应之分,法的教育功能在实际的运行中所出现的与立法者预期相符合的效果为法教育功能的正面效应。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增进人的思想道德水平等;如果法的教育功能运行的结果违背立法者的预期,则为法教育功能的负面效应。法的价值主体——人是理性的,善于通过法律进行自身利益的衡量,并利用法律谋取自己的利益,即便这种利益的谋取是卑鄙的,也无关紧要,因为它是合法的。有学者称这种理性为“算计理性”。[17]法教育功能负面效应因人的“算计理性”的存在而具有其必然性,一旦客观外界为那些善于、惯于算计的人创造了“算计”的条件或机会,他们便能够利用法律获取合法利益。这些人内心越贪婪、越能算计,他们得到的利益就越大。久而久之,人们就会认为做一个会算计的人好于做一个善良的不会算计的人。一旦这样的认知形成社会成员的普遍共识,整个社会的价值观、道德观、荣辱观便会发生异变。更严重的问题,即对于那些“不善于、不惯于理性算计的人来讲,他很难改变自己的个性,去做理性的算计人,因此,对于这部分人来讲,他可能永远只能处于法治社会中的不利地位”。[18]

现行家事财产法制具有浓厚的家庭伦理性,是家事法的伦理价值决定的。伦理价值的核心意蕴是以婚姻为凝结亲属关系的纽带,在夫妻乃至于双方父母之间形成一个利益共享、不分彼此的“家庭共同体”,鼓励夫妻双方互相支持、彼此忠诚,以共同体的形式处理家庭事务[19],倡导处于姻亲关系的亲属们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和谐相处、彼此相依。婚后所得共有制、配偶遗产的无限继承(不论先逝配偶遗产的来源、不问夫妻财产制状况)、有抚养关系的继子女享有如同血缘晚辈血亲一样的继承权、丧偶女婿或儿媳有第一顺位的法定继承权等规则都是这样一种理念下的产物。诸如此类的法律规则在立法之初经济尚不发达的时期内确实收到了立法者所预期的效果。规则所表达的平等、和谐、互助、友善、文明等理念对于家庭成员都有深刻的影响,夫妻在祥和、平等的氛围中生活,勤奋努力、彼此扶持、相互依赖,共同抚养教育下一代,赡养双方年迈的父母;父母也倾其所能帮助儿女共同致富,共同治家。妇女在家庭中有平等的对财产管理处分的权利,也因此而享有与丈夫平等的相互继承的权利,让那些婚后操持家务,任劳任怨孝敬公婆,丈夫死后仍洁身终老的女性们终于在做出巨大的牺牲之后可以突破传统礼教的束缚合法取得财产上的慰藉,并帮助她们摆脱丧偶后的困难处境。不仅弘扬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也影响了一代人的人生观、价值观。

然而,家事财产法制还具有财产法属性,在经济不发达,家庭财产不丰富的时期内,财产法属性被家庭伦理性所掩盖,当家庭财产在满足了人们日常所需后有了剩余,甚至形成生产资料、盈利资料时,财产法属性就突破了家庭伦理性而显现出来。如果以“集体本位”界定家事财产法制的伦理性特征,那么,家事财产法制的财产法属性则应界定为“个人本位”。当人类社会资源的稀缺性,让人们有了占为已有的欲望时,就有了在自己死亡后将自己的财产留给自己的继承人的意识,就有了人类社会最早的私权——所有权;所有权最核心的本质是为我所有的自由意志,财产法强调对财产所有人个人意志的尊重和个人财产的保护,而依自己意志的遗产传承是所有权观念及所有权制度形成的动力源泉,也是所有权个性自由的诠释和延续。母系社会的母权制之所以在群婚制的普那路亚家庭时代产生,又之所以在对偶制家庭时代被废除,都源于深入骨髓的“遗产以血缘下流”的人性欲求。以夫妻关系为纽带凝结的家庭共同体,实际上是由不同个体所组成,而且每个个体之后有其维护的家族利益,有个体的存在,就会有个体的财产据为己有,并以自己的血缘传承的个人意志,尤其是再婚家庭,成员复杂,家庭共同体不免充斥着复杂的个体利益及其冲突。现行法“集体本位”下家事财产法制所强调的亲属利益的共同性和一致性,在家庭财产极大丰富的今天,被极富“算计理性”之人所利用,并以此获取了为己所有的巨大的个人利益。几十年经济的发展,使广大民众过上了富足的生活,但也造就了贫富差距,巨大的贫富差距导致社会成员普遍的心理压力和心态的不平衡,即便是有较体面工作和丰厚工资的工薪阶层,也有住房、医疗、子女教育等多方面的经济压力。面对富人群体,前所未有的弱势心态,使他们产生了强烈的不平衡感,内心焦虑感。当这种焦虑和不平衡感无法依靠自己的技能和能力予以弥补和平衡时,便会以理性之人的“算计”谋求不劳而获之财。而现行的家事财产法制恰恰为“算计”之人提供了便利和机会,甚至制度保障。年轻的少妇带着未成年的子女嫁入豪门,因为婚后所得共同制、继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相同的权利、配偶继承权的无限性等现行法规则,极富“算计理性”的年轻少妇将因为婚姻的存在,对丈夫继承父母的财产享有一半的份额,那就意味着其轻松取得了公婆辛苦一生创造财富的一半;丈夫死后对丈夫的遗产,无论是再婚前财产,还是再婚后财产;无论是自己经营获得的财产,还是继承、受赠获得的财产,哪怕是继承前妻的遗产都在所不问,均享有继承权;其未成年子女因与继父形成了抚养关系,而对继父的遗产,无论是再婚前财产,还是再婚后财产;无论是自己经营获得的财产,还是继承、受赠获得的财产,均享有继承权。这样的法律制度给人们以启示:干得好不如嫁得好,这似乎成为这一时代婚姻嫁娶的座右铭,无论年少的,还是年老的,甚至无论男人,还是女人,都想与有钱人联姻。这样一来,“现有法律的负面效应就很明显了,它可能会造成越来越多的会算计但并不道德的人”[20]。而最可悲的是,这种金钱观越来越被更多的人所接受,人们不再为劳动模范点赞,不再以劳动模范为荣,羡慕、并纷纷仿效那些会算计并获得利益的人。当从一个未满十岁的孩子口中听到:“妈妈,你也像同学的妈妈一样嫁一个有钱人吧!”我们应当作何感想?现行法的负面效应正在侵蚀着孩子的心灵,正在影响新一代人生观、价值观、荣辱观的形成。

现行法教育功能的负面效应造就了一批善于算计的人,同时也造就了捍卫自己的利益,为防患于他人的算计而不懈抗争的人。公婆为了防范儿媳的“算计”高薪聘请家事律师以合法的方式保护自己的财产;子女为了防范父(母)的再婚配偶及其子女的“算计”,实施各种干扰,使父(母)的晚年生活充满了斗争,迫使健在父(母)无奈与他人非法同居,在后人面前失去其应有的尊严。富裕起来的继子女为了防范继母的亲生子女的“算计”,避免其遗产经由继母转而由其子女继承,也不惜高薪聘请家事律师进行筹划、设计。家庭关系中的成员及其亲属本应是彼此赋予爱和温暖的人,但为了自身的利益而“算计”着,或防范“算计”着,家庭关系无法和谐,家德、家风受到严重损害。这样的家庭关系对未成年人人生观、价值观、金钱观的形成产生极坏的影响。“如果社会这样的人太多,则法治之可能性也就可能不存在了。一句话,法律自己已破坏了法治”[21]。

新中国的民事立法经历了从无到有,到渐趋完善的过程,改革开放前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婚姻法》是唯一的民事立法。1981年颁布《经济合同法》、1985年颁布《继承法快醒醒开学了》,1985年颁布《涉外经济合同法》、1986年颁布《民法通则》,至此在民事生活领域基本上实现了“有法可依”的目标。1999年经修改整合经济合同法、涉外经济合同法及技术合同法,制定了《合同法》,2007年在《民法通则》及《担保法》的基础之上制定了《物权法》,2010年又在《民法通则》司法实践基础上颁布了《侵权责任法》,完成了从立法的粗陋到立法渐趋成熟的质的飞跃。成熟的标志之一是有了详密的防范“算计”的制度安排和规则设计,债务人为了逃避债务,将其财产低价转让他人,《合同法》赋予债权人以撤销权,以防范债务人的“算计”;《物权法》上的预告登记制度防范转让人从一物二卖中获得更多利益;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中商品房买卖中的惩罚性赔偿制度有效地防范开发商的“算计”,……当法律被惯于理性算计之人所熟知,并利用法律在损害他人利益的前提下合法获取自己利益时,便发生既有规则体系的改革和创新,以更好地惩治“算计”。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民事立法的每一次进步,都是在惩治、防范“算计”中取得的。但在家事法中,在根本性制度面前我们仍然固守于三十多年前的既有规则和理念,过分强调集体本位下“家庭共同体”的道德伦理,给“理性算计”之人提供了“算计”的自由空间。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继承编若无视这种“算计”,并予以防范“算计”的制度创新和制度安排,家事法教育功能的负面效应将愈演愈烈。

三、民法典矫正家事财产法制教育功能负面效应的有效路径

矫正现行家事法的负面效应,应当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富强、和谐、文明、自由、平等、公正、友善、诚信、敬业等价值理念融于家事法律制度中,通过家事法律制度的实施有效地阻却、防范“算计”,让惯于“算计”之人无用武之地,让人们懂得家富国强、勤劳致富的道理,树立正确的金钱观、荣辱观:以劳动致富为荣、以不劳而获为耻;以善待家人、和谐友善为荣,以自私自利、贪图钱财为耻;以家庭文明和谐为荣,以为金钱勾心斗角为耻。在法律制度的教育、引领下,培育良好的家风、家教。总之,民法典矫正家事财产法制教育功能的负面效应应当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引,以制度的创新改革为有效路径。

(一)确立婚后劳动所得共同制

1950年《婚姻法》将夫妻财产制规定为一般共同制,即婚前婚后财产均为共同财产,但女方婚前财产除外,以对刚刚从封建枷锁中解放出来,但尚处于弱势地位的妇女予以特殊保护;1980年修改《婚姻法》时鉴于妇女地位的提高,规定夫妻财产法定共同制,废除了女方婚前财产归女方、男方婚前财产为夫妻共同所有的规定。2001年《婚姻法》在夫妻财产法定共同制下,以列举方式明晰了夫妻个人财产与共同财产的范围。《婚姻法》修改所取得的进步是夫妻财产制从一般共同制(婚前婚后所得共同制)向婚后所得共同制的转变,不仅尊重了婚姻关系中的个体意志、体现了男女财产关系上的平等,更重要的是阻却了利用婚姻取得对方婚前财产一半份额“算计”的可能性。但是这种阻却尚不够彻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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