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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南京大学法律评论》
现代剩余权冲突与经济法调整的价值分析
【作者】 陈乃新蒋安*【分类】 法律经济学
【期刊年份】 2001年【期号】 16(秋季卷)
【总期号】 总第16卷【页码】 88
【摘要】 社会化生产条件下,市场竞争中的主要矛盾已由所有权冲突上升为剩余权冲夹,法律调整机制也相应地发生演变,传统公法与私法调整存量利益关系,经济法调整增量利益关系。因而经济法是缓和现代社会剩余权冲突的主导法律,这是经济法的价值内核。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72757    
  一、导论
  近现代社会经济生活中,由于商品生产以社会化生产方式为基本范式,人与人之间,围绕争夺利润的竞争便日趋普遍和激烈,利润是剩余价值的主要转化形式,因此,争夺利润的竞争也就是剩余权冲突。这种冲突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人们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就不断提高社会化生产水平和劳动生产率,从而大力发展了社会生产力,极大地丰富了剩余;另一方面,人们又只以盈利为目的,它必会造成供过于求的经济危机和资源环境的危机,同时,不正当竞争、垄断等行为还会加剧这两种危机,从而造成严重破坏社会生产力和不可持续发展的恶果。
  在与这种利弊共存的剩余权冲突的长期斗争过程中,西方国家首先找到了一种缓和剩余权冲突的法律对策,这就是经济法。通过经济法调整机制,一方面控制市场竞争的负面性和破坏性;另一方面发挥市场竞争的效率和效益性,它超越传统的私法和公法,对保障社会的发展公平和促进经济的可快速、可普遍和可持续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因而具有全新的价值意义。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提高社会生产是我国由发展中国家变成发达国家的根本性课题。因此,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投入经济全球化,就必须借鉴西方国家的经济法思维,创建以经济法为主导的法治,{1}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实现社会的共同发展和普遍繁荣。
  二、现代社会剩余权冲突及其表现形式
  纵观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剩余权冲突是在产品短缺和充满所有权冲突的个体生产结束之后,当人们在商品生产中应用社会化生产方式,从而造成产品相对过剩所引起的一种新的冲突。剩余权冲突正在日益成为现代与未来社会最主要的经济利益冲突形式,因而,它是近现代人类社会法治研究的最重要的课题。
  (一)剩余和剩余权
  剩余,就其物质形态说,是指剩余产品,即由劳动者的剩余劳动所创造的那部分产品。就其价值形态说,是指利润、红利等各种形式的剩余价值。它是政治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剩余,古已有之,其意义极为重大。恩格斯说:“人类社会脱离动物野蛮阶段以后的一切发展,都是从家庭劳动创造出的产品。除了维持自身生活的需要尚有剩余的时候开始的,都是从一部分劳动可以不再用于单纯消费资料的生产,而是用于生产资料的生产的时候开始的。劳动产品超出维持劳动的费用而形成的剩余,以及社会生产基金和后备基金从这种剩余中形成和积累,过去和现在都是一切社会的、政治的和智力的继续发展的基础。”{2}由此可见,剩余实际上是人类发展的基础。只是在过去时代,因个体生产的劳动生产率相当低下,剩余不多,社会就处于产品短缺状态,由此引起的所有权(物权)冲突,长期困扰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
  剩余权,是指人们在社会化生产中对剩余所享有的权利。这是经济法学中特有的重要范畴。{3}剩余权主要有两类:一是剩余分享权;二是剩余实现权。剩余权在个体生产中并不存在或表现不明显,它是社会化生产的产物。
  首先,在个体生产方式中不存在剩余分享权。因为人们通常用自己所有的,往往是自己生产的原料,用自己的劳动资料,用自己或家庭的手工劳动来制造产品,因此,包括必要产品和剩余产品在内的全部产品都自然归属于个体生产者本人及其家庭。这里不存在人与人之间的剩余产品的权属关系问题。但是,在社会化生产中,人们是共同生产产品而又各自消费,这就必然会发生对剩余产品的分享问题。剩余分享权冲突问题就这样产生了。
  其次,在个体生产中也不存在剩余实现权。个体生产主要存在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那时也存在从属自然经济的小商品生产或称为简单商品生产,简单商品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需要,不是以盈利为目的。所以,在个体生产中,生产与消费实际上主要在家庭中完成了循环。但是,商品生产在采用社会化生产方式后,从属于自然经济的简单商品生产迅速发展,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逐渐消亡,商品经济普遍化,而且形成了高度发达商品经济即现代的市场经济,此时,人们的商品生产已经变成以盈利为目的,而且普遍存在的市场竞争又迫使人们以盈利为目的。这样,一方面生产得以迅速发展,另一方面消费需求又相对下降,过剩的危机便频频发生,产品卖不出去,剩余实现不了,人们就要求享有实现剩余而变成现实利润的权利,以保护他们对自己所生产的剩余产品的利益。此外,有些市场主体通过不正当竞争、垄断等手段,以此争夺利润并排斥其他竞争对手实现其利润,从而更加促使人们要求获得剩余实现权,剩余实现权冲突问题就自然被提出。
  (二)剩余权冲突的层层凸现
  剩余权冲突,是指人们在社会化生产中为争夺利润而形成的竞争。当人们在商品生产中采用社会化生产方式时,剩余权冲突就开始发生在企业之中,接着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展开,最后它将充斥于全世界。剩余权冲突层层凸现,构成了近现代人类社会经济生活的主导内容。
  首先,剩余权冲突在企业中凸现。大约从14、15世界起,地中海沿岸的某些城市,有的人开始放弃个体生产,转而采用工场、工厂等社会化生产方式进行商品生产,并从刚开始的工场、工厂,发展到后来的股份公司、国家垄断企业和跨国公司等。在这些企业中,自始就存在剩余权冲突,它主要表现为劳资冲突。对此,西方社会早就有两大截然相反的理论:一种理论认为,企业是投资者投资兴办的,资本得利润,劳动得工资,这是各自其所;另一种理论认为,投资者投资办企业,它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组织生产,其中,生产资料不会增值,而雇佣劳动者则不但能够生产出劳动力商品的价值或价格(工资),还能生产出剩余价值——企业利润。因此,投资者得利润是一种不费分文、不付对价的剥削。但不管怎样,剩余权冲突在企业中凸现并将长期存在发展下去,这是不可避免的。
  其次,剩余权冲突接着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凸现。因为社会化生产能够形成强大的社会生产力,以社会化生产力为基础的商品生产就具有巨大的扩张力。当今整个世界日益被卷入争夺利润的竞争,这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但是,那些先发资本主义强国,决不可能象在它们国内那样重视缓和剩余权冲突,来自觉地对待国际之间的剩余权冲突,反而会凭借自己的竞争优势,到广大发展中国家获取资源、市场和利润,并把污染、资源枯竭等留在发展中国家。广大发展中国家则举步艰难,失去资源、市场和利润的痛苦折磨着他们,因而内在地激发和驱动他们奋起增强自我的竞争能力和自我的发展能力。在未来经济全球化中,国与国之间的剩余权冲突将更加普遍、更加尖锐。
  总之,愈是到现代社会,剩余权冲突就更加全面地凸现,对社会经济生活发生着日益重要的影响。它呼唤着新的法律机制来调整、缓和这种冲突与矛盾的激化。
  三、缓和剩余权冲突的法律调整机制分析
  法律是用来缓和冲突的。从近代以来,尤其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以来,制定和实施大量的经济性法律法规,已成为一种新的世界历史性的法律现象。它们大多与缓和剩余权冲突有关。这种法律现象已引起许多国家法学家的关注。有的国家(如大陆法国家)法学家已经从中概括出经济法并建立相应的法学学科进行研究;也有的国家(英美法国家)的法学家未作这种概括,而是直接对经济法律法规进行研究。这使人们对这种法律现象加深了了解,有助于推动这种法律的适用价值从应然状态向实然状态演进。但是,迄今为止,人们对这种法律现象还缺乏理性的认识,缺乏令人信服的系统理论,这可能与对它的社会背景把握得不够准确有关。对此,有些学者已意识到这种法律现象与社会化生产有关,如已故民法学家佟柔就认为:“经济法规的产生也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在法律上的反映。”{4}但是,许多法学家并没有系统地从社会化生产入手去研究经济法。
  我们认为,研究经济法从何处入手是个关键的问题。彻底唯物主义者认为,“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5}因此,应从物质生产的高度,从个体生产向社会化生产变革的升华,去认知经济法、把握经济法的理论,即“它的根源深藏在物质的经济事实中。”{6}立足此视角,也许对我们揭示现代经济法的本质并对其功能予以正确定位有重大启发。对此,我们研究得出的结论是:经济法是社会化生产的基本法律形式和产物,而传统的私法与公法是个体生产的法律形式与产物。私法与公法,{7}就它们调整社会经济关系的内容而言,本质上都是调整存量利益关系,缓和所有权冲突的法;而经济法就其调整社会经济关系而言,则是调整增量利益关系,缓和剩余权冲突的法。
  (一)传统的私法与公法调整存量利益关系
  以民商法为核心的私法,以及具有调整一定经济关系内容的行政法、刑法等公法,它们在个体生产时代已经形成。由于私法与公法在经济方面主要与缓和所有权冲突相关,而所有权是人们对财产的一种基本权利,所以,私法与公法迄今依然存在并继续发挥作用。但是,由于私法与公法涉及经济的内容实际上是以调整人们的存量(既得)利益关系为特征的,所以,它们在社会化生产时代,在人们以谋求增量利益(利润)为要务的时代,就不能成为主导性法律,而只是基础性法律。
  首先,以民法为核心的私法起源于个体生产时代,它调整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既得利益或存量利益关系。一般认为,商品生产者社会的第一个世界性法律即罗马法,由于它对简单商品所有者的一切本质的法律关系(如买主和卖主、债权人和债务人、契约、债务等等)作出了无比明确的规定,因而它常常被用作民法早已有之的有力证明。事实上,民法中的物权可以上溯到人对物已有需要和已有能力进行控制,即在个体生产刚刚出现的更为古老的时代,只要物可以为人们所先占时,人们就以物享有一种先占权,而这在生产极不发达的古代社会,尤其从个体生产时代起,由于它常常关系到人们的自下而上的利益,所以,在后来才有的民法中,一开始就把人们的这种对物的先占权加以确认。这就是对人们的既得利益或存量利益的确认。物权的核心是所有权,所有权是人们对其所有物的独占的支配权,包括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等权能。如果侵犯他人的所有权,就要负侵权损害赔偿责任,使他人的所有利益不受侵犯,使他人的既得利益或存量利益不致受损。当人类一旦开始进行物物交换时,人与人之间交换的就是各自所有的但不是相同的物,后来的民法又把这种相互让渡物权利益的行为以债权法律制度规定下来,意思就是在出让方与受让方合意交换各自所有的物,一方给付后即享有一种请示对方给付的权利。随着交换的发展,债权法律制度发展很快,但本质上并无多大变化,只是后来进一步明确了当事人进行交易,应遵循意思自治、合同自由、支付对价等原则,而这实际上就是关于人们的物权尤其是所有权在流转中的准则,如果当事人的交易,一方未按此种准则办理,就要追究违约补救责任,使当事人双方的物权利益不致在交易中失衡。因此,民法等私法归根到底是关于调整人们的存量利益关系的法。在以民法为核心的私法中,对人们的物权利益,以及对人们进行交易(财产流转或物权利益流转)的债权利益进行确认和保护,都不涉及人与人之间的增量利益。易言之,在交易中无论是否具有非等量利益相交换的事实,即其中一方可能获得某种增量利益,但往往是建立在相对方利益减损的基础上,根本不存在增量利益共同生产和分配的问题,而民法亦从其合意》至于物权利益,人们因有收益权,即也有增量利益(如个体生产者利用自我的生产资料也生产出剩余产品),但是这里不发生人与人的增量利益的交换和分配关系,这种增量利益被吸收在个人的物权利益之中。
  其次,行政法、刑法等公法涉及经济的内容,它们调整的也是人们的既得利益或存量利益关系。在历史上,伴随着个体生产的形成与发展(从原始社会的共同生产演变而来),由于人与人之间对所占物权利益的不平衡,以及债权利益在交易中的失衡,所有权冲突和债权债务冲突时常发生。由于债权在实质上归根到底是所有权之处分权的一种表现形式,所以,债权债务冲突归根到底也是所有权冲突。这种所有权冲突当然最初不是由民法来调整的,而是由当事人自行加以了结的。但是,这有可能“冤冤相报何时了”,以致影响到生产的正常进行,为了不致使人们在这种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都消灭,如恩格斯所说:“国家被发明出来”,{8}后来,国家就主要以民法来调整人们这种存量利益关系,缓和所有权冲突,在情况严重时则由刑法来缓和这种冲突。
  但是,国家要执行这种职能,无疑需要向社会、向生产者征收必要的费用,这样,国家行政就通过税法等强制地无偿地从生产者身上取走一定的财富,这就是税法也是调整存量利益关系的证明。有时,国家(政府)也对经济进行某种行政管理,以促进经济发展,但其目的也是为了向生产者和社会多取回一些财富,并不是为了协调人与人之间争夺利润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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