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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南京大学法律评论》
关于社会权利结构的思考
【作者】 张树义【分类】 法理学
【期刊年份】 2000年【期号】 13(春季卷)
【总期号】 总第13卷【页码】 139
【摘要】 有关权利问题,以往的认识认为中国有重义务、轻权利的传统。本文认为,中国权利问题的证结可以归结为两点:一是权利本身的性质,二是国家对权利而言的作用。这是两个不同但又有关联的问题。我们应将权利视为本原性的东西。计划体制的所有弊端恐怕就在于将这种本原的权利玩弄于国家计划的“股掌”之中。然而,作为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允诺,权利必然要得到社会的承认和国家的保护。中国改革的实质即在于国家退出产权领域,履行其对界定产权规则并提供保护的职能。有效的产权是交易中产生的权利,同时也是国家明确界定并提供相应保护的产权。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72677    
  一、问题的提出
  以往关于计划体制下的权利问题,法学界一个流行的说法是公民只有义务,没有权利,整个社会重义务,轻权利。这或许并不是一种错误的观点,但却毫无疑问是一种过于简单化的说法。{1}因为,法律上的义务从来都是相对于权利而言的,我们在否认权利的同时,实际上也就否认了义务。也许更为重要的是,这种观点是将西方法学传统为背景的权利理论套用中国实际得出的结论,并没有准确地描述出中国计划体制的真实面貌,因而不能令人信服。
  事实上,计划体制下存在的并非纯然是义务,没有权利。这一点早已为经济学家们所注意,{2}有关此方面的认识较为准确地提示了计划体制的特征。例如,计划体制下,企业与工人之间存在着一系列的权利与义务关系:企业有义务向工人提供公费医疗,工人有权利向企业要求分配住房;企业有义务在企业停工期间发放全部或部分工资等等。再比如,企业与企业之间,在计划的安排下,企业甲的产品转移到了企业乙,作为企业乙的投入品。这时,这两个企业之间就产生了一对关系:企业甲有义务向企业乙提供一定量的本企业的产品,企业乙有权利向企业甲索要一定量的投入品。而且,计划体制下的权利并不限于这种体制于实物的权利,甚至包括某些无形的权利。比如企业与国家之间,计划权利和计划义务除实物产品和资源以外,还包括对其他稀缺资源和某些特许权的分配和索要,如投资额度,贷款额度,外贸批件和外汇额度等等。和索要实物的计划权利不同,这种计划权利在某种程度上是无形的。{3}
  其实,权利的复杂性早已为许多学者所注意到。《布莱克法律辞典》对此有一个较为全面、细致的描述:第一,作为一个抽象意义上的名词,权利指正义或伦理上的正当;第二,作为一个具体意义上的名词,权利指一个人固有的、对他人发生影响的权力、特权、制度或要求;第三,权利可以被解释成一个人所拥有的在国家的同意或协助下控制他人的能力;第四,作为一个长期使用的结果,权利可以指由宪法或其他法律保障的权力、特权或豁免;第五,权利在狭义上,可以指作为财产的利益或资格以及任意拥有、使用或享用它或让渡、否弃它的正当的、合法的要求。{4}由此可见,权利是一种较为复杂的社会现象,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或从不同的意义上界定。利益、资格、能力、权力、自由、正义等都是权利所内涵的因素。
  无论何种社会,尽管价值取向因不同文化传统、不同社会条件以及不同集团而具有一定差异,但是利益却是不可否定的。罗斯科·庞德对此讲到:“一个法律制度通过下面一系列办法来达到或无论如何力图达到法律秩序的目的:承认某些利益;由司法过程(今天要加上行政过程)按照一种权威性技术所发展和运用的各种法令来确定在什么限度内承认与实现那些利益;以及努力保障在确定限度内被承认的利益。”文明社会“主要是通过把我们所称的法律权利赋予主张各种利益的人来保障这些利益的。”{5}就人类社会的经验讲,我们还未曾经历过不存在利益之争的社会,相反,印满人类文明史册的却是为了各种利益的残酷的争斗、野蛮的厮杀。权利的存在虽然不能根绝争斗、厮杀,因为它不能消灭利益但它却能缓和冲突、争斗,因为它能界定利益边界。因此,界定社会成员的利益关系,是所有社会和文化传统都无法回避的问题。这里涉及两层意思,一是任何社会或文化传统都应当确认社会成员具有一定的利益和自由,虽然确认的范围大小有区别,否则,该社会或文化传统就会因失去社会成员的支持而丧失存在的合法性;二是必须界定社会成员的利益和自由,如果允许社会成员个人无限制地享有利益和自由,就会妨害其他社会成员享有利益和自由,从而导致冲突加剧,秩序失控。这种确认和限定的结果,便形成了特定社会中人们的权利义务关系。
  由此看来,即使是计划经济体制也并非像人们所理解的那样,不存在着权利与义务。其实,权利的存在并不取决于是否存在“权利”这一词语。这可以通过考察财产制度和承诺的作法来得知。财产制度的某种形式为社会生活所必需,没有它,社会成员就无法占有、分配、使用和维护个人生存所必需的物质资料。承诺也是必要的,没有它,社会成员就不能签订并执行协议,就不能从事制度化合作,而这种合作正是社会生活的要素之一。这些制度和做法均由规则来构成,规则要授予权利,而不论有没有单个的词语来表达这些权利。财产规则必定授予人们获取、转让物质资料和劳务的权利,承认规则必定授予受约人要求守约的权利。在他种语言中,这种意思可以用不能从字面上译成英文里的“权利和义务”的语汇来表达,但是,根本的观念是相同的。在这种起码的但却根本的意义上,权利概念为社会生活所必需。{6}正如梁治平所言,“权利观念是一个经过长时期提炼发展出来的概念,每一代人都在其中注入了新鲜的内容,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它包含了一个统一的文明的生成与展开”。{7}因此,重要的不在于是否存在权利,而是存在何种权利,以及该种权利何以存在,以何种状态存在,它的存在能够说明什么。
  二、关于社会权利结构的认识
  不管是否意识到,也不论是以何种方式表示,人类社会总是以一定的权利结构为其框架。因为世间的资源有限,而人的欲望是无限的,以有限的资源面对无限的欲望,就必须在人与人之间界定权利。所不同的只在于人们之间认识的差别以及由这种差异导致的权利配置的不同。
  对于计划体制下中国公民的财产权利的特点,在一份关于权利状况的专项研究中,有关学者的概括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8}
  1.公民财产权利的贫乏性。在公民的财产权利束中,首先排除了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仅限于生活资料的财产权利。即使是生活资料,我们也很难称其为财产权,因为公民个人极为有限的生活资料,主要是通过配给制度取得的。配给制度反映的是一种分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国家是分配者,公民是领取者,公民是无所谓权利的这一点可以从公民所取得生活资料亦得到证明。公民只能将生活资料用于自己或家庭的消费,因为配给制度的分配原则就是“满足需要,略有盈余”。
  2.财产权中没有债权。在配给制度下,公民虽然也从商店购买物品,但严格地讲,商店并不是市场,公民与商店也不是买卖关系,“供应”二字很确切地反映了这种关系的实质。公民出于生存的需要不得不买配给物品,商店则是代表国家供给居民物品,这里不存在着自觉自愿的交易行为。
  3.所有权单一,代表全部权利。由于财产只包括看得见的物和货币,而不包括无形财产,因而公民财产权利中并不包括知识产权,再加上债的关系极不发达,公民的财产权利中只剩下所有权。
  4.所有权的残缺性。所有权包括对物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能,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公民对财产的使用只限于消费性使用权,并不能用于交易,因而也就不包括经营使用权。公民对财产也没有收益权,因为收益是为当时的政策和法律所严格限制的,事实上公民也没有多余的财产去谋取利益。至于公民对财产的处分,基本上也只有消费性处分。
  上述对中国公民财产权利的概括,虽然使我们能够从某个角度认识传统体制下公民财产权利的状况,但这种概括无非可以归结为一点,即财产权的残缺。按传统的所有权概念来理解,残缺即是在权利束中一部分权利被删除所致。然而在我看来,这种概括存在一定的缺陷,它基本上是以现成的民法,准确地说是以大陆法系民法权利理论为坐标。问题在于,中国的社会权利结构压根就与此有着不同的起点,依照不同的逻辑。因此之故,这种概括并不能使我们真正把握中国社会权利结构的特殊性所在。就此而言,经济学家们所概括的计划权利之说或许更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可能更富有解释力。
  中国社会权利的特点首先在于它是产生于国家计划,因而是以计划为基础的计划权利与计划义务。计划权利与计划义务之说,确实抓住了传统社会权利结构的核心。因为在计划经济制度中,权利的来源,分配,运用都是依据计划,所谓计划权利,即由计划经济制度赋予的权利。在事实上,这种计划权利体现为两种形式,一种是物质的,如获得某种平价钢材、水泥、煤炭等原材料的权利,获得低价农业生产资料的权利,或者获得低价农产品的权利等;另一种是货币的或观念的,如信贷额度、投资额度和外汇额度等。整个计划经济制度可以被理解为一套权利义务关系。除了上述有形的权利义务之外,有利的计划价格,排他的垄断地位,亏损的合法化(政策性亏损),没有失业风险的职业,受到政府补贴的福利,等等,都可以被视为是一种隐蔽的权利,不利的计划价格,不许改变的身份,等等,都可以视为是一种隐蔽的义务。{9}这些权利和义务与公开的权利和义务交织在一起,形成了每个人的产权的既定安排。
  而且,我们甚至可以说,对于全社会而言,这种对产权的既定安排,实际上形成了一种社会的权利义务结构。这可以从广泛存在的权利义务的对称性看出。在计划体制下,并不是有一些人是计划权利的拥有者,而另一些人是计划义务的承担者。几乎不存在只有计划义务而没有计划权利的人。更一般地说,权利和义务是对称的:权利的获得就是义务的免除;一个人的权利就是相对的另一个人的义务。例如,以低于市场均衡价格的计划价格将粮食卖给政府是农民的计划义务,但以低于市场均衡价格的计划价格购买农业投入品是农民的计划权利;低工资是城市工人的计划义务,但获得低价的粮、油、副食品等等,则是城市工人的计划权利。
  然而,从表面上看,在整个社会的权利分配来说,权利是完整的、对称的,但就社会结构因子而言,权利又是残缺的、不对称的。例如粮食购销制度可以被理解为政府、农民与城市居民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而钢材、水泥、煤炭等原材料的调拨制度则可以被理解为政府与企业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内含于这一制度下的权利结构特征是:一方面,国家对农民是完全的权利和不完全的义务,农民对国家是完全的无权利和完全的义务;另一方面,国家对城市居民则是完全的权利和完全的义务,城市居民对国家也是完全的无权利和完全的无义务。也就是说,国家一方面垄断农产品的生产和销售权,但没有向农民提供保证这一供给的服务;另一方面,它又包揽了城市居民的福利供给,而城市居民对这一制度的后果不负责任。在这样一种利益结构下,农民是实际的利益受损方。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计划权利是一种残缺的权利。
  计划权利的残缺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产权的基本内容包括个人或组织对资源的使用权与转让权,以及收入的享用权,它的权能是否完整,我们可以从所有者对它所具有的排他性和可转让性来衡量,.如果权利所有者对他所拥有的权利有排他的使用权,收入的独享权,他所拥有的产权是完整的;如果这些方面的权能受到限制或禁止,产权就是残缺的。从这个角度来说,计划权利肯定是残缺的。例如粮票是一种权利,但粮票是不能买卖的,享有者的自由处分受到限制。外汇额度是一种权利,但外汇额度同样不能买卖。与这一残缺相关的还有另一种残缺。权利包含着主张、自由、权力等相互联系的许多方面,即享有一项权利意味着一个人具有主张、自由、权力等完整的内容。例如当你从市场上购买一双鞋,你就对它享有了所有权。这一权利意味着你可以排他享有——主张;你也可以随意穿脱——自由;你还可以要求他不得破坏——权力。但计划权利则不然,享有一项计划权利并不具有完整的内容,尤其是主张、自由等这些对于权利来说是基本重要因素的缺失,计划权利更多地体现的是一种权力。
  事实上,理解计划权利残缺的关键在于国家,而其核心则是权力。在计划体制下,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直接的计划权利和计划义务几乎是不存在的。为了解决在众多的厂家和用户之间的实物分配的复杂问题,我国传统体制采用了政府科层组织的形式。政企不分、政事不分,一切组织皆纳入政府行政系统之中,计划权利和计划义务表现在企业和政府之间,政府机构与政府机构之间。当通过政府科层组织连结和体制计划权利和计划义务时,就同时产生了以计划权利和计划义务为基础的政府权力。一般说来,权利是每个经济个体平等享有的,而权力则表现为一个经济个体对另一个经济个体的支配力,在科层组织内部则表现为上级与下级的命令和服从关系。为分配实物资源而建立起来的政府科层组织,本身就意味着一种权力结构。这样,计划权利和计划义务就被政府科层组织的权力所掩盖了。换句话说,权力成了权利的表现形式,而权利则依附于权力而存在。
  为了保证计划分配的实物均衡,维护计划价格体系,以计划权利和计划义务为依据的政府权力还必须引申出新的权力。这些权力包括:(1)购买短缺产品的排他性的垄断权,如从粮食的统购统销到全部工业品的统购统销;(2)对短缺产品的配给权,如粮食、棉花以及其他农副产品和工业品的配给;(3)高利润产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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