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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南京大学法律评论》
从《水浒传》看传统中国社会法治观念的层次性
【作者】 卜安淳*【分类】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
【期刊年份】 2001年【期号】 16(秋季卷)
【总期号】 总第16卷【页码】 177
【摘要】 研究传统中国社会的法观念应该研究其社会各阶层对于法的种种观念。从《水浒传》所描述的内容可以看出-传统中国社会各个阶层有着不同的法观念。统治阶层的法观念是法为我用,违我即犯法。执法阶层的法观念与义、权、利等的观念相掺杂:有的以法护义,甚至为义卖法;有的以法弄权,或恃权枉法;还有的执法渔利,为利弃法。民众阶层主要是畏法避法,但有时又会认为义高于法、利重于法。研究《水浒传》中所反映出的传统中国社会的法观念,对于认识把握当代中国社会民众的法观念,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72748    
  
  传统中国社会的法观念与现代中国社会的法观念不能作完全的对应。现代中国社会的法观念实际上包含着相当于传统中国社会的礼和法两大方面的观念。本文主要涉及的是有关传统中国社会的法的观念的内容。长期以来,思想界习惯于从整体上认识传统中国社会的法观念,对于传统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法观念的差异关注不多,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有关古代中国法制史或法律思想史的史料中能反映社会各阶层不同法观念的史料很少,研究者也较少在这方面发掘。我认为,研究一个社会的法观念,不能仅仅研究这个社会某一阶层(如统治阶层)的法的观念(即使这是占社会统治地位的法观念),而应该研究该社会中各个阶层对于法的种种观念。为此,我们的研究素材也就不能仅仅局限于正史史料和法律文献,而应该扩宽视野,开拓更广阔的研究途径。本文尝试对《水浒传》作新的解读,以《水浒传》所描写的形形色色的案狱故事为素材,分析探讨其中所反映出的传统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法观念。
  为便于探讨,本文结合《水浒传》所描写的内容的具体实际,将古代中国社会划分为统治阶层(上层)、执法阶层(中层)和民众阶层(下层)。上层的统治阶层包括皇帝和自宰相、太尉至地方军政长官的具有决策大权的高官集团。中层的执法阶层指从中央(朝廷)到地方(州县)的各级中层官僚佐属。他们虽无决策之权,但负责执行决策者的决策和执行法律,具有执法权。下层的民众阶层则是指上述两个阶层之外的所有被统治的民众。这三个阶层对于法有着种种不同的观念和态度。
  —、统治阶层——法为我用
  《水浒传》描写的故事发生于北宋徽宗朝。宋法承继唐法。《唐律》之所以会被宋朝统治者承袭而稍变成为《宋刑统》,主要原因在于《唐律》是彻底维护以皇帝为首的上层统治者权益的。这是古代中国社会既定法律历朝历代迭相承继而较少变更的根本所在。从古代中国法律的根上说,其最大的特征就是为上层统治者利益服务,为其所用。
  在古代中国社会,皇帝具有当然的立法权。皇帝金口玉言,说话就是圣旨。圣旨编录即成法令,是当朝以及子孙朝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皇帝不仅法为其用,而且其言即法。皇帝凌驾于法律之上,皇权超越法权,不仅在皇帝自己的意识中视为当然,而且在古代中国社会各阶层的观念中也都认为是当然的,合乎天理的。《水浒传》中,描写皇帝口含天宪任意用法的内容虽然不多,但宋徽宗任意地将一个地痞无赖(高俅)安排担任殿帅府太尉一事,{1}足以说明皇帝超越法律之上的任意作为。
  此外,《水浒传》描写皇帝以外的上层统治者的“法为我用”的所作所为的内容较多。这些上层统治者的“法为我用”,又有几种类型。
  1.违我即犯法
  对于皇帝来说,“违我即犯法”是天经地义无可置疑的,而对于并非皇帝的上层官员,应该说,从法、礼或理的角度讲,他们都不应该产生出违我即犯法的观念来。但事实上,许多上层统治者都有这种“违我即犯法”的观念,并自认为天经地义。如,洪太尉出于好奇,要求龙虎山上清宫的监宫真人把“八九代祖师誓不敢开”的伏魔殿打开。真人不肯,洪即“指着众人说道:你等不开与我看,回到朝廷,先奏你们众道士阻挡宣诏,违别圣旨,不令我见天师的罪犯;后奏你等私设此殿,假称锁镇魔王,煽惑军民百姓,把你都追了度牒,刺配远恶军州受苦!”真人等惧怕他的权势,不得不揭封皮开殿门。{2}又如,高俅新任殿帅府太尉,“所有一应合属公吏、衙将、都军、临军马步人等,尽来参拜,”唯有八十万禁军教头王进未来参拜,高俅即认定他是“抗拒官府”,下令抓来治罪。{3}
  2.以法网人
  以法网人指利用自己的权势设计将异己者诱入法网,置之死地。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高俅诱陷林冲一案。高俅用陆谦、富安之计,以比刀为名,诱骗林冲带刀误闯白虎节堂,使林冲陷入法网无法自拔。{4}
  3.越法用人
  高俅之任太尉自然是皇帝超越法规,任意用人的结果。在这方面,皇帝以外的上层统治者也是任意而为的。虽然象高俅任其堂兄弟高廉为高唐州知府,蔡京任其子蔡九为江州知府、其婿梁中书为大名府知府之类,还很难断定就是越法用人,但梁中书之突击提拔杨志,则明显是出于私自利益考虑的越法用人。杨志以“斗杀人命罪”被判刑充军,来到河北大名府,是一名服刑罪犯(配军)。但大名府知府梁中书因与杨志是旧相识,不仅不要他服刑,留他做自己的随从,而且突击提拔他担任管军提辖使的军职。{5}
  二、执法阶层——法与义、权、利相杂
  古代中国社会的执法阶层是个队伍庞大、结构复杂的阶层。由于政刑不分,行政官员兼任司法工作,而专司执法的人员又大都职卑权小,所以,古代中国社会执法阶层内部的思想观念有很大的复杂性。处在这一阶层的较上层者,由于权利等方面较接近于上层统治者,所以观念也较接近于上层统治者的观念。处于这一阶层的较下层者,由于权利等方面较接近于下层民众,则其观念也较接近于下层民众的观念。并且,由于这一阶层人的结构复杂,思想观念上重义、仗权、贪利等各各不同,所以,表现在法观念方面也有儒法相参、权法混杂和利法结合等等区别。
  1.儒法相参:以法护义,为义卖法
  古代中国从儒法相争到儒法结合,其结果是法律条文和执法形式中都渗透进儒家的义理,在具体的司法过程中则往往强调既遵循法又不违背礼。如,唐代从陈子昂到柳宗元、韩愈,几代人围绕复仇问题作争论,其核心就是礼与法在具体司法行为中的协调问题。{6}对此,受儒家道统熏染较深的执法者比较注重在执法中维护儒家道义,往往会以法护义,甚至不惜为义卖法。
  林冲为高俅所陷,被发付南衙开封府。高俅定要问他个“手执利刃,故入节堂,杀害本官”的死罪。当案孔目孙定不畏强权,依据林冲口供,定为“不合腰悬利刃,误人节堂,脊杖二十,刺配远恶军州”。滕府尹也赞成这样判,并再三向高太尉说明理由。“高俅情知理短,又碍府尹,只得准了。”{7}孙定的这番作为,正是以法护义之举。
  武松私自为兄报仇,周密谋划,杀死潘金莲和西门庆,押王婆到阳谷县衙门自首。知县“念武松是个义气烈汉”,便与手下吏员商议:“念武松那厮是个有义的汉子,把人们招状,从新做过,改作:‘武松因祭献亡兄武大,有嫂不容祭祀,因而相争。妇人将灵床推倒,救护亡兄神主,与嫂斗殴,一时杀死。次后西门庆因与本妇通奸,前来强护,因而斗殴,互相不伏,扭打至狮子桥边,以至斗杀身死。’”私自复仇,故意杀人,被改写成激情杀人和斗杀人命,死罪改成了流罪。按《宋刑统·断狱律》有关规定,阳谷县知县这一行为明显是“故出人罪”的犯罪行为。对此,其上司东平府尹陈文昭心中很明白,因为陈“是个聪察的官”,而且“已知这件事了”。但他看了阳谷县的申文之后,不仅不加指斥,而且按照阳谷县申文的路子,重新一一审录了口供,还“把这招稿卷宗去改得-轻了”,才“申去省院详审议罪”。并且,他又“使个心腹人,赍了一封紧要密书,星夜投京师来替他干办。那刑部有和陈文昭好的,把这件事直禀过了省院官”,终于使本该被判处死刑的武松只被判处“脊杖四十,刺配二千里外”。陈文昭对武松如此用心袓护,只是哀怜他为兄报仇,“是个仗义的烈汉”。{8}
  中国古代有过任由个人私自复仇杀人的时代,即《曲礼》所谓“父之仇弗与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汉代仍允许个人复仇。{9}三国时期,对于个人复仇作了一定的限制。{10}北周朝开始全面禁止复仇。{11}此后,个人私自复仇杀人被视为非法成为定制,出于个人复仇的杀人害命一律被视为谋杀。但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中,为亲友复仇又一直被看作是义举,所以,在民间有不惜以身赴法而为亲友复仇的义士,在执法阶层中,也有处处袒护复仇者从而为义卖法的执法者。
  2.权法混杂:以法弄权,恃权枉法
  中国古代法的本质特征是维护上层统治者的权益。执法阶层的工作职责也就是依法维护上层统治者的权益。作为上层统治者权益的具体维护者,执法者手中握有种种权力。这种种权力既是法所赋予,又可独立于法之外,所以,中层执法者既可以以法弄权,也可以恃权枉法。
  以法弄权指以执法为名逞弄手中的权力,甚至滥用手中的权力。梁中书为蔡京祝寿的“生辰纲”被劫之后,谢都管和两个虞侯商量,说是押运官杨志与盗賊共谋,劫夺金宝,准备回北京去“报与本官知道,教动文书,申复太师得知,着落济州府,追获这伙强人”。{12}几个委委琐琐的小人,弄起权来如此熟稔老辣,正因为他们既深知法律对上层统治者权益的保护作用,又具有以法弄权、打击陷害他人的意识。
  梁中书接到报案后,立即发文到济州,又写家信向蔡太师报告。蔡京“随即押了一纸公文,着一个府干,亲自赍了,星夜望济州来,着落府尹,立等捉拿这伙贼人,便要回报。”济州府面对虞侯的状子、大名府的札付、蔡太师的紧急公文和十日内捉到杨志等盗贼的限期,就无情地逼迫三都缉捕使臣何涛,限他十日内一定捉到盗贼,不然,“先把你这厮迭配远恶军州,雁飞不到去处!”并且叫文笔匠在这位倒楣的何侦探脸上刺下“迭配……州”的字样,只待再刺上具体州名。{13}这一连串的上层统治者弄权,都在谢都管等人的预料之中,也正是谢都管们弄权的必然延续,而最后,又必然是何涛丧心病狂地侦破案件。
  恃权枉法则是指执法者依仗自己所握有的执法权任意惩治无罪者或放纵有罪者。登州的山上豺狼虎豹伤人为患,知府拘集猎户,限日捕捉老虎。解珍、解宝兄弟受了甘限文书,费尽心力,射中一只老虎,死虎却从山上滚落到毛太公庄院的后园之内。毛太公、毛仲义父子不但私下送老虎人府衙冒功,而且还诬陷解氏兄弟抢掳毛家财物,打碎毛家什物,“将解珍、解宝剥得赤条条地,背剪绑了,解上州里来”。六案孔目王正是毛太公的女婿。他“先去知府面前禀说了”,然后重刑威逼,“定要他两个招做‘混赖大虫,各执钢叉,因而抢掳财物’。解珍、解宝吃拷不过,只得依他招了。知府教取两面二十五斤的死囚伽来,钉下大牢里去。”{14}王正的行为可以说是典型的恃权枉法。
  3.利法结合:执法渔利,为利弃法
  在古代中国,执法者凭借执法以渔利,是极为普遍的现象。林冲刚被押解到沧州牢城营中,同牢罪人就对他说:“此间管营、差拨十分害人,只是要诈人钱物。若有人情钱物送与他时,便觑的你好;若是无钱,将你撇在土牢里,求生不生,求死不死。若是得了人情,入门便不打你一百杀威棒,只说有病,把来寄下;若不得人情时,这一百棒打得七死八活。”果然,差拨初见林冲,见他不送人情银子,便破口大骂。林冲等他骂够后送上银子,差拨又当即转怒为喜,热情关照林冲。{15}
  牢城营中罪人必须向管牢官吏送银子的情况是很普遍的。武松初到孟州牢城营、宋江初到江州牢城营,都有类似的情形。刑罚执行部门的官吏贪财,掌握侦审判决之权的官吏同样贪赃。前面已谈到的那位为武松篡改案情的阳谷县知县,其实也是渔利贪赃之徒。武松杀嫂杀西门庆之前,本是手握证据告到县衙,想请阳谷知县依法惩处西门庆和潘金莲。但是,“原来县吏都是与西门庆有首尾的。官人自不必说。”“当日西门庆得知,却使心腹人来县里,许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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