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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南京大学法律评论》
韦伯法律社会学的理论背景
【作者】 吕芳【分类】 法律社会学
【期刊年份】 2006年【期号】 25(春季卷)
【总期号】 总第25卷【页码】 151
【摘要】 韦伯法律社会学是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对于其理论背景进行全景式的梳理是本文的初衷。首先,近代科学的发展为社会学的产生与繁荣提供了学科研究的对象和独特的方法论;其次,韦伯本身从行为与结果的因果关系对社会学进行理解式的研究,为进入现代社会各个社会学学科的整合提供了新的同时也是十分强大的工具软件;第三,法律社会学的出现,本身就是社会学家看待法律与法律学家看待社会的一种必然相见。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70441    
  一、近代社会科学的发展与社会学
  社会科学是一种以人类社会为研究对象的科学,通常它包括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等。一般意义上,社会科学是指有别于自然科学的一系列学科,它与自然科学一样都脱胎于最早的哲学范畴。“曾经有一度,在哲学和自然科学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界限,但由于十七世纪自然科学取得长足进步,这种局面已经改变。”{1}自然科学的迅猛发展,为社会科学的独立造就了条件。尽管对于社会科学是否属于科学以及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区别学术界尚有许多争论,但毋庸置疑的是,从具体时间来看,社会科学中的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以经验的方法对社会进行实证研究的学科都是从18世纪中后期才开始独立出来,到19世纪才逐渐建立起自己的系统的理论结构。可以说,社会科学的出现是欧洲社会大变革的产物,是工业化、城市化的产物,是近代以来西方自然科学与技术变革兴起与迅速发展的产物。
  关于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区别,我们认为,在承认二者有差别的前提之下,可以作出如下概括:人文科学更多研究的是人类艺术、人类的历史知识以及人性知识,关注一种人类生存状态中与人本身有关的深层的东西,同时它来源于我们在日常与自然界以及我们自身直接交往的实际感受,很多时候是通过感觉了解到,如诗歌、神话等;而社会科学关注的中心则是客观的人类社会,它是外在于具体个人的。经济学、政治学、法律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对人类社会进行研究,它们对经济、政治、法律、社会进行分门别类的或整体的考察,对人类社会的结构、功能、机制、变迁、动因等等进行深入研究,目的在于获得关于人类社会运行与发展的系统知识和理论,使人类能够更好地、更有效率地管理社会。另外,在方法论上,人文科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是意义分析的方法,是一种解释的方法,而社会科学则较多的引进了自然科学的方法和实证的方法。不过,在许多德国思想者的目光中,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是合而为一的,如在韦伯的著述中,我们更多看到的是“文化科学”的概念,他将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两大领域都涵括到他的“文化科学”中。韦伯指出:“文化科学的对象是文化事件。”“任何文化科学的先验前提,不是指我们认为某种或任何一种一般的‘文化’有价值,而是指我们是文化的人类,秉具有意识地对世界采取一种态度和赋予它意义的能力和意志。”{2}韦伯之前的对韦伯社会学有着深刻影响的狄尔泰,用“精神科学”来指称那些以社会和历史为研究对象的学科,认为这些学科都是以社会生活和社会精神的各个特殊方面为研究对象的。
  因此本文对社会科学采用广义的解释,将人文科学涵盖进去。任何一种科学,除了需要有明确的研究对象以及研究范围外,还必须有着自己特定的研究方法。因此近代社会科学的出现与发展,除了因为其研究对象本身有着深厚的社会经济生活发展的需要外,还在于社会科学有可能在此历史时期找到自己专门的研究方法。具体而言,从古希腊开始一直占据西方哲学方法论主流的形而上学的超验主义方法,到了19世纪忽然被实证主义所取代。按照法国数学家、哲学家孔德的说法,人类思想的发展可以划分为三大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神学阶段,此阶段中,人们利用超自然的原因和神的干预来解释所有的现象;第二个阶段是形而上学阶段,这个阶段的思想求助于终极的原则与观念,这种原则被认为是存在于事物表面背后的精神,而且被认为是形成人类发展的真正动力;第三个阶段,也是最后的阶段,就是实证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人们根据自然科学中所使用的方法作为指导,把对于事物的认识仅限制于经验考察和事实联系之内。{3}尽管孔德的“三阶段论”遭到很多反对,但他仍被公认为是现代实证主义、的奠基人。正是在这种暗合西方资产阶级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思潮的强大推动下,同时在19世纪上半页自然科学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的基础上,自然科学所强调的观察的方法、经验的方法以及感性所具有的作用等都被运用到社会科学的研究中,这实际上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科学的研究。
  近代社会科学的迅猛发展,带动了社会学研究的繁荣。1776年,亚当·斯密发表了其著名的《国富论》,该著作代表着经济学领域价值观念的变化,书中总结了近代初期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经验,批判吸收了当时的重要经济理论,对整个国民经济的运动过程做了系统的描述,被誉为“第一部系统的伟大的经济学著作”以及“经济学的圣经”。该书作者亚当·斯密由此也获得了政治经济学古典学派创立者的称号。同年边沁出版了《政府片论》,后者运用其旗帜鲜明的功利主义方法对英国的政治制度做了批评性的阐述,因此边沁成为少数英国政治制度理论的著作家之一,他的学说也是英国政治哲学链条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作为社会科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社会学”,其正式出现的时间要晚于经济学、政治学。
  作为一门以人类社会生活及其发展为研究对象的科学,社会学同样在近代深受实证主义的哲学观影响,“社会学”的术语本身就是孔德于1839年其《实证哲学教程》的第四卷中提出的。不过按照迪尔凯姆{4}的说法,社会学是对社会事实进行研究,那么凡是与社会事实有关的问题都可以纳入社会学的范畴。由是,如果对社会学进行一种梳理式的追述的话,似乎可以从古希腊的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开始。罗素在其《西方哲学史》一书中,提出“柏拉图可以被看作是社会学的实际奠基人。”{5}原因在于柏拉图在其《理想国》中构建了一个社会系统,并论证了在社会中分工所具有的天然正义性;而亚里斯多德在《政治学》中所做出的“人类在本性上,也正是一个政治动物”{6}的著名论述,也表明了他对于人类本性的社会性的坚定认定,这种论断已经暗含了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自然法学派所提出的社会契约论的基本理论前提。欧洲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在系统化和哲学化的要求的推动下,开始接受亚里斯多德的哲学和逻辑学,而后者的社会哲学自然也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流传。这样,在最后的也是最杰出的一位经院哲学家圣·托马斯·阿奎那那里,我们看到了亚里斯多德的社会观在某种程度上的复兴。”{7}历经文艺复兴和资产阶级革命的以欧洲以及独立的美国为中心的西方社会中,有一种强大的思潮,被后世学者称为“古典自然法学派”,尽管该学派所囊括的人士对于相同的问题可能有着不同的态度,有的保守,如霍布斯,有的激进,如卢梭,有的冷静而全面,如孟德斯鸠,但他们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自然状态”、“理性”、“社会契约”等概念和原则,论述民族国家和政府的合理存在性及其合法性的理论前提,因此,有人认为,这些思想家“认识到社会是独立的研究对象,是一个在分析时应同政治社会区分开来的各种制度与过程的动态结构,并对其研究方法提出过具体规定”,{8}可以被称为社会学的先驱者。“可以说,社会学正是在18世纪后,在来自变动社会的推动下,经由这些先驱者的直接努力而成为一门富有勃勃生机的新兴学科的。”{9}
  自1839年孔德提出“社会学”的说法,同时提出了至今仍为大多数社会学家奉为法宝的一些社会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即观察法、实验法、比较法以及历史法以来,社会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已经走过了近两个世纪。社会学之所以在19世纪的西方正式出现,标志着人类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语境中,开始思考自身的行为。在这个时期中,社会学有时研究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时则研究社会的总体。在不断的探索过程中,社会学与其他社会科学一样,为自己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知识进行着不懈的努力。人们寄希望于通过该学科,像人们通过物理、化学等自然学科掌握自然的力量一样,掌握自己的社会和历史。因此,社会学的出现和发展,都是来自于社会的变动需要。具体而言,首先,资产阶级革命和产业革命一方面颠覆了西方社会的封建制格局,带来生产力的髙速发展,另一方面也推动了西方世界的现代化,这就为社会学提供了广泛的研究对象,即现代化的社会;第二,现代科学在文艺复兴后所倡导的理性的召唤下蓬勃发展,它不仅带来了技术的进步,而且通过这些技术的有效性验证了科学的有效性,由此人们转而思考这种科学的方法论应该扩展到人类自身以及自身所赖以存在的社会领域,这就为社会学研究提供了坚实的方法论基础;第三,新秩序同样面临着许多问题与危机,这使得社会学需要不断发展自己的理论,以满足社会本身的需求。因此在社会学诞生之后,无数的社会学家提出了各种探究人类自身以及人类与社会关系的各种理论假设,形成了各种观点和流派,许多观点和流派甚至是针锋相对的。
  直至目前,对于社会学研究的对象以及具体的方法论,学术界仍有着不同的观点,如“众所周知,相对于其他社会研究而言,社会学应该扮演什么角色一直有争议。一些人认为,社会学应该像经济理论与政治理论那样,把特殊的社会研究综合为一个统一的一般社会理论那样突显奇价值。然而,其他人则只想把社会学看作像被限制在严格的研究对象中的其他学科一样的一种社会科学。”“而无论人们采用哪种观点,其结果都几乎不可避免地要将有关一般社会现象之性质的讨论纳入到社会学研究当中;这就使社会学必定在适用于社会研究的多种学科中占有特殊的地位。”{10}温奇对于社会学研究对象的定位,进一步说明了社会本身作为一个整体,是与其性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社会学本身就与其他的社会科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也是为什么“应当留意,在欧洲,‘社会学’一词意义与在美国不同。在美国,社会学通常是指研究现代西方社会中各种社会团体及社会关系的一个学科分支。这些团体及社会关系既不是政治上形成的,也不首先与经济活动有关。……。剩下的才是社会学家的研究对象:其他社会科学分支还没有涉及的社会团体与社会关系,即主要的是诸如家庭、帮派、行业此类非正式团体,或者是种族关系、都市化、乡村社会生活等等。”“然而,在欧洲,社会学不仅研究这些非正式的社会团体和关系,而且还研究一般的社会关系,甚至于成为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学。”{11}由于对社会学认识的不同,导致学者们所采用的方法也各异其趣。“美国的社会学本质上是分析论和经验论的。它自1945年以来曾经对欧洲和所有非共产主义国家的社会学研究和发展起过主导作用。这种社会学通过提问、采访等方式反复进行调查,以求弄清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是怎样生活、怎样思考、怎样感受、怎样判断的。……。进行这些研究的目的地是为了确定各种可变因素之间的关系,各种可变因素对这个或那个社会类别的行为所起的作用。社会学家不是先验的,而是通过科学研究来划分实际存在的团体。这些团体或者有着共同的处事方法,或者同属于一个一个价值观念体系,或者都有着希望内部稳定的趋向,亦即有着会引起外界相应反应的突然变化。”{12}与此相对应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这种理论既是总体论的、历史论的,又是决定论的,“这种理论的特点是包罗万象,从社会的运动中把握各个社会,综述社会的各个方面,因而能大体上认识今天,也能预测未来。”{13} 1974年,社会学家曼奈尔针对这种现象指出:“在社会学理论较为高深的领域里,……不仅不存在一种公认的范式,而且社会学家们还时常表现得并不渴望去追求这样一种范式。在有关社会学思想史的教科书中,以往时代的那些大思想家们被划分为彼此斗争不息的一个个流派。……时至今日,各种新兴的社会学派别(哪怕它们还只是一些居于少数派地位的派别)还会不时冒将出来,指责对手的研究途径毫无可取之处,而自己获得了对社会学问题的最终解决之道。”{14}
  尽管不同的流派都在努力争取自己在社会学研究领域的独到地位,学界对这些流派的评论也不一而足,但有一位社会学家对于社会学所作的贡献,却是丝毫不能低估。这就是出现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被后人称为“典范和榜样的社会学家”——德国的马克斯·韦伯。
  二、韦伯的理解社会学
  韦伯可以说是当代社会学领域内最具有影响力的思想者,他庞大的著述以及所拥有的无数的研究者使他无愧于这一称号。英国学者帕金曾在自己对韦伯的研究著作中写道:“韦伯挥洒自如地赋予了每一个不同学科以相应的发展,而没有哪个人能够有本事去横跨法律、历史和那些包含任何靠近他的综合把握之内容的科学。”{15}在社会学领域,韦伯在继承前辈的基础上创立了自己所谓的“理解社会学”。
  综观西方法律思想史,从古希腊柏拉图开始的“理念”,到斯多哥学派的自然理性,到中世纪阿奎那上帝的理性,再到资产积极革命时期古典自然法学派中自然状态中人的理性所推理出来的权利观念,可以说“理性”是理解西方法律文化,甚至于整个西方文化传统的一个始终有用的“金钥匙”。当16-18世纪理性之风以迅猛的速度占据了西方人的思想之后,随之而来的自然科学技术日渐昌明。因为对于人类自身理性的肯定,使得人们有自信关注新的方法和手段,与此相映成趣的是,19世纪上半叶自然科学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为随之而来的西方的思想的另一个转向(从自然主义转向实证主义)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实证主义的出现,要求人们把自然科学的方法运用到社会科学领域,即适用可以观察到的和可以用经验的方法来检验和判断的结果作为对社会科学,包括法学进行研究。此时,人们的研究兴趣从前几个世纪的蔚然成风的形而上学倾向转向了客观主义,即在方法论上,从认识的人这个本体,转向了认识的客体。可以说,19世纪中后期,实证主义在自然科学领域和社会科学领域都占据统治地位。但是理性并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阵地,关注人本身是理性的本质所归属,因此在实证主义的主流话语之中,仍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如强调历史的和理解的方法在社会认识上的真理性。德国哲学家W·狄尔泰是在社会科学史上对理解概念作出最初解释的人。他试图为理解的“文化科学”提供始终一贯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依据,并把这当作他的“历史理性批判”的任务。他同19世纪中后期的许多社会科学家一样,在实证主义的科学理想感召下力求全面拒斥形而上学,同时反对实证主义的独断论,认为实证主义独断论的要害是把自然科学方法绝对化。为此他深入地探讨了理解的概念。狄尔泰认为,自然科学是依照自然规律把观察到的事物与其他事物联系起来,并对其做出解释,而研究人类生活需要关注人类内在的东西,因为人类生活的意义表现为其具有一种时间结构,所谓的时间是指人类生活的每一刻都承载着对于过去的觉醒和对于未来的参与,这样的时间结构组成了包括感觉经验、思想、情感、记忆和欲望的人类生活的内结构,人们凭借深入他人的内在状态而理解人类的生活,因此,理解就成为把握具有如此意义的人类生活和历史的基本手段。{16}不过狄尔泰的理解需要借助心理学进行描述,该观点受到李凯尔特的批评。后者认为,心理的概念不能完全区分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要使这两类经验科学得以从本质上区别开,就必须建立质料分类的原则,同时要建立形式分类的原则,前一种原则与对象相关,后一种原则涉及到方法。{17}
  尽管如此,狄尔泰对于“理解”的情有独钟,还是为韦伯的“理解社会学”的提出开辟了新的思路。“‘理解’是解释学的主要范畴,解释学被狄尔泰作为精神科学的基本方法。从这一角度,韦伯的‘理解社会学’,就可以看作是一门精神科学,他的社会学的基本方法也可以说是解释学。这样,韦伯的社会学从名称上就可以一目了然地显示出,它不再如创始人孔德及和韦伯同时代的著名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的那样,不再是一门以观察、实现和找规律为基本方法的实证科学。”“社会学从韦伯始,不再依附于自然科学的方法,并确立了社会学作为精神科学的独特方法,形成了一种自成系统的新的社会学。”{18}因此从方法论意义上言,马克斯·韦伯是最早把“理解”当作一种方法来加以使用的社会学家。他在强调社会学的客观性、“价值中立”性的同时,又把社会学规定为研究社会行动者赋予行动的主观意义。他的理解社会学既包含对社会行动的客观因果性探讨,也包含对主观意义的理解,因而带有相对主义的折衷色彩。简单而言,理解社会学指从因果关系的视角解释人的社会行为的学问,是一种运用独特的社会学方法论对社会进行研究的学问。
  需要明确的是,韦伯本身是个多产作家,其在思想理论上的建树并非只集中在社会学方面,因此有研究韦伯者提出,“韦伯与涂尔干分属不同类型的学者。涂尔干在他早期著作中业已确立起了自己的理论体系,之后只是不断坚持、进一步详细阐述这一体系,韦伯则不同。”在其学述生涯的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学术特征。{19}韦伯本人在其有生之年从未有意识地在自己方法论方面做出系统归纳,从而构成一个整体的理论框架,但研究者仍然可以通过对韦伯观点的考证得出一些带有共性的结论。其中,“理解的社会学”被韦伯本人明确提及过,因此其后世的学者称韦伯的社会学为理解的社会学。为了更好理解韦伯的理解社会学,笔者对以下基本概念作出阐述。
  首先,在韦伯那里,“理解”是他社会学体系中最基本的概念之一。韦伯在1913年发表了一篇名为《理解社会学的范畴》论文,第一次阐明自己认为社会学是一种理解社会学的观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了给自己的经济学著作加上引言式的概念定义,他重新写作了该文,并做了许多改动。修改后的内容以《社会学的基本概念》为题,在其过世后被出版者放入了《经济与社会》的第一章。从题目变化可以看出,随着理论的不断深化,韦伯已经完全明确了“理解”是其社会学研究的基石概念,尽管考夫曼有关于韦伯只是“偶尔提及”理解社会学的不以为然的说法。{20}正是在该思想的指导下,韦伯为自己的社会学划定了如下的界限:“社会学指的是一门试图说明性地理解社会行为,并由此而对这一行为的过程和作用做出因果解释的科学。”{21}
  由于韦伯奉行“价值无涉”,因此其社会学研究的目的就被归纳为尽可能地理解社会行为,而不对社会行为进行任何价值判断。按照我们一般的认识,“理解”本身是非常主观的一种活动,如何把这种主观的精神活动从价值判断的影响中剥离出来,也就成了韦伯理解社会学必须解决的问题。于是韦伯首先说明社会与个人是有区别的,而其所研究的行为并非个人行为,主要是社会行为。在韦伯看来,社会行为是具有主观意向的人与人之间的行为,即他所谓的“‘社会’行为”则表示,“根据行为者所赋予的意向而与他人行为有关,并在其过程中针对他人行为的一类行为。”{22}这样一来,韦伯就把纯粹的个人的主观意向转换成客观的行为,因此关注社会行为,势必成为一种主观对于客观的积极参与,也就没有了价值判断的容身之地,有的只是如何说明某种行为,如何看待行为的过程以及后果,以及如何对行为的因果关系做出本质性厘清,这些都需要进行观察和解释,这个过程也就是理解和解释结合的过程。理解是主观的,而解释则是客观的,由是韦伯巧妙地把经验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方法结合在一起,既找到一些法则去解释事物的因果关系,又避免运用完全实证的方法。
  为了说明社会行为具有可被理解性,韦伯为我们引入了“意向”这个核心概念。所谓“意向”是行为者附加在行动中的主观部分,包括:
  “(1)一个行为者在某一具体环境下主观上实际持有的意向,或者一群行为者在特定的一系列事件中平均或近似持有的主观意向;
  (2)在一个思维构造的纯粹状态里,被视为典型的某个或某些行为者主观持有的意向”。{23}
  韦伯并没有明确解释“意向”的概念,据个人理解,它并不等同于“动机”“目的”等心理活动,实际上它既包括了主观方面的心理,也包括了客观上的目的,即客观所认可的“意向”。“意向”是人类行为的核心基石,也是理解和解释人类社会行为的试金石。对于“意向”的掌握,便是“理解”。任何过程和事物,如果它还没有与人的行为以及目的和手段联系起来,就是无意向的,它们只能被当作人类行为的原因、促动或障碍,对其进行说明必须通过制作或使用它们的人类行为意向。如我们要理解一部机器,实际上是理解人类行为与把机器当作受众或目的的意向之间的关系。韦伯拋开了“意向”本身的真伪问题,也不对其进行价值判断,只是强调对其如何理解。在韦伯的视野中,理解不外乎两类:理性的理解和领会的理解。前者强调的是理解者的智慧,后者则强调设身处地的感觉,因此前者是对行为意向的直接的和清晰的理智把握,属于明确性较髙的理解,后者则强调对于那些由感情所导致的非理性行为进行感同身受地观察和重现,从而领会其意向,这同样需要理解者的理智。在这个含义上,韦伯把自己的理解社会学方法称为“理性主义的”。
  其次,在如何理解的问题上,韦伯指出,理解有两个步骤,第一是对某一行为(包括言论)所具有意向的即时理解,这种即时的理解,可以是理性的,即对行为意向的理智的、单一的、直接的把握,如当人们听到或读到1+1=2时,就能“立即”理解它的含义;也可以是设身处地的重新体验,这需要富有情感或艺术感觉,如看到某个人脸色不好,就可以“设身处地”地投入被理解者所处的情境中,理解他在表示自己的不满情绪。这种即时的理解往往并非理解的结束,伴随其而来的往往就是第二步,解释性的理解。解释性的理解既可是理性的,也同样可以是领会性的,不过都是对意向所具有的联系的理解。如一个人在独自跳舞,该行为可以根据动机的形成去理解:他跳舞是为了完成工作,或者是为了成为街头艺术让人们掏钱,或者是为了让情人快乐,或者仅仅是发泄情绪,这些动机有些是理性的,有些是非理性的,理解者对这些意向的说明,就是对于意向联系的理解。理解,就不仅是即时的,也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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